父亲的回忆——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史（节选）ZT

大规模弃农经商风　

　 父亲的工作是为当时的领导认可的。1961年秋天，国家的粮食到了最最危机的时候，上海开始按工种定量，父亲原来定量49斤被认为太高必须割掉。如果作为脑力劳动，定量只有29斤。父亲向领导反映，29斤实在不够吃。领导告诉他，这牵涉到“员”还是“工”的问题，如果当初编制上定为“仓库管理工”就好说，由于实际定为“仓库管理员”就不好说了。但领导承认他的工作体力消耗很大，29斤确实太低了，最后折中减到35斤。也许父亲算破例了，但领导对别人是说得过去的，谁如果认为父亲粮食高了，那么这仓库的工作他来做做看，只要能像父亲那样一个人干，粗活细活一手抓，资金不积压，车间里又有东西用。父亲就可以下车间并领相应的粮食定量。如果只知道坐在办公室里，那么就是给他29斤也多了。而父亲体力消耗大35斤也是不够的。　　

那时的粮食困难现在归罪于大跃进了。一提起大跃进好像就是浮夸风和共产风，绝对不允许讲成就。其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但是阶级斗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产生的，在中央也正是以刘少奇和邓**为代表的。如果刘邓能够写《党内通讯》、领着大家学苏联的经济学、召开多次会议力纠五风，那么毛主席早就退了。（五风的出现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就好像有电脑就有黑客和病毒那样。只要我们决心努力在中国典立工业基础，五风一样会出现并且很难纠正的。关键是自己不能去制造病毒当黑客。所以即使刘邓不搞五风而是像毛主席那样力纠五风，五风一样会出现。不过那样一来，刘邓就将像毛主席那样受人攻击了，被人说成是饿死三千万的罪魁了。或许毛主席逝世后，还会有人说如不是被刘邓赶下来的，就不会如此了。）　

是刘邓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破坏造成了六十年代初期的困难，自然灾害也是个因素，但大跃进中人民兴修水利、抗灾救灾成绩是巨大的，刘邓的“五风”造成的破坏处于第二位。最大的人祸则是后来的“三自一包”。[这倒是个新鲜的观点。作者并没有充足的论据。]　　

跃进时一切都是热火朝天的。母亲也在忙。我们这儿劳动人民家庭不多，许多还是双职工，母亲还得带头。那时提出解放妇女劳动力，到处都在动员家庭妇女参加生产。我妈自然得带头参加里弄生产组，还得去动员不愿参加的人出来。母亲也一样要除四害，搞卫生，还参加扫盲，对于不愿学文化的还得去做工作，动员他们学习，教没文化的邻居识字，在除四害、讲卫生中，我家是公认最最清洁的两个模范家庭之一。父亲由于每天起得很早晚上也回来得很晚，天天一大早生煤球炉实在吃不消，1958年办食堂时我们一度在学校和街道食堂吃饭，当时也是带头的。公社化时有的地方把群众的锅灶砸了强迫参加，上海在柯老领导下就没有这样，参加食堂都是自愿的，凭票吃饭，节约归己。这我在其他文章中说过。1959年我家安装了煤气就退了伙，没有人说不准退伙，或者说不在食堂里吃饭就是什么右倾倒退。父亲也不必一大早起来生煤球炉了。母亲参加里弄生产组说实在也是为了带个头，不在于那几个钱。第一个月才拿到七元钱，还是最多的，有的人只有六元钱。后来最多时十八、九元。原因两个，一是工厂里把最需要劳力也最最不赚钱的活下到了生产组，母亲她们加工围巾每条才两分钱。另一方面原来的家庭妇女散漫惯了，一下子不能适应集体生产，尽管是计件工资，但纪律松散大家也不在乎那点钱，做得就慢。　　

1960年因祖母住在我们家生了病，母亲请了五个月假，假后已是1961年了。到了生产组，母亲才知道已经被除了名，很不高兴地说：“当初要我们带头出来参加生产，现在连通知也不通知一下就除名。为什么不可以告诉我一声，让我带头退出呢？”这是1961年大批企业下马时的作风。不过1958年办的生产组、街道工厂也有一些坚持下来的，1969年文革结束时有的街道工厂除了那块牌子以外，规模已经和全民厂没有什么区别了，又遇到了新的大发展。上海有个街道工厂甚至改产电子计算机。母亲虽然不再在生产组了，街道里弄工作还在做。那是被人称为：“吃自己饭（无收入），做大家事，受人家气”的工作。　

我1958年 9月才满十二岁，正是秋收时节。报上报道的农村试验田产量越来越高。后来突破了一万斤。十二岁的孩子，又从小在上海市生活，知道什么？当时什么都是热火朝天的，自然信以为真了。后来又是三万斤，我们又是一片惊喜。但不久以后，听到父亲和其他大人们在说，亩产万斤粮是假的，毛主席批评了。说是有人写信攻击他右倾，说你在农业纲要四十条里规定十二年内，粮食南方达到800 斤，北方500 斤，而我们已经多少斤了。毛主席回信要他们核实一下，有没有这么多？如有就算我右倾。但如你们能在十二年里达到我制定的农纲，我就谢天谢地了。这是我亲耳听到父亲他们说的。　

不仅我父亲，许多人都在说。那是在1959年。浮夸当然是不应该的，在大跃进中越是干劲十足认真做事的人对浮夸风越是痛恨。尤其使父亲和大家气愤的是，那伙人在收到毛主席回信后，只是在群众中读了一下，一不学习，二不讨论，也不改正。　

当时还听说，“有人”反对传达毛主席的《党内通讯》，说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毛主席就说“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但没人说“有人”是谁？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知道了不是别人，正是刘邓他们。最最荒唐的是， “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竟然成了毛主席搞浮夸风的罪证了？？？！！！　　 过了一段时间，才听说彭德怀“出问题”了，说我们都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　

　 大跃进中群众做了那么多事情都错了？这实在使大家无法接受。大人们也感到奇怪，他们都认为“朝廷”里的事情决没有那么简单，不明白彭德怀究竟为什么要出来闹，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让一个国防部长就这么下来。我就亲耳听到父亲和一些人在议论，他们认为大跃进理所当然是好事，不相信彭德怀会反对大跃进。有的人就到处去寻找原因，全是捕风捉影。我亲耳听到一个人说，在炮轰金门马祖时，彭德怀给台湾的信中开口闭口就称蒋介石是：“你们的领导”，于是认为彭德怀在这个问题上错了，认为这是他罢官的原因。现在看来这很可笑，文章是毛主席写的，以彭德怀出面。还有人说，镇压西藏叛乱时彭德怀派出了轰炸机，国外反应强烈，他们认为兴许是这个问题。这也很可笑，我们中国惩办分裂祖国的叛乱，是我们的内政，外国人凭什么干涉？美国到处在轰炸侵略别人，倒有理了？　

答案很快就来了。我们校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在大会上告诉我们，彭德怀的问题是反对刘少奇——刘才当国家主席。上海量具刃具厂也是这样传达的。其他单位也都是这样传达的。传达说，彭德怀在1954年就和高岗一起反对刘少奇，做了检讨又不服气，这次又出来反对刘少奇。但都没有中央文件，口口相传下来的。　　 于是大家知道了，彭德怀是因为反对刘少奇下台的。大跃进自然得继续。　

　 但后来出了一些不正常的情况，反右倾开始扩大化。还好，由于柯老的领导，上海没有整得人人自危。破坏多少还是有一些，一些领导不谨慎了，弄虚作假更厉害了。　

　 父亲厂里领导搞了一个“生产自动线”，工人们称之为“生产自动死”在上海话里“线”和“死”都读做xi。我父亲就很气愤，对领导有了意见，我在家里听他说过，他就称之为“生产自动死”。

　 这些骂“生产自动死”的工人们都不是反对大跃进，父亲就很积极，许多工人还是技术革新能手。还是那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香花毒草分得清。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才是真正的大跃进应该坚决拥护积极参加，什么是弄虚作假应该反对，他们最最清楚。　

　 除此以外，1960年还有利润挂帅，当时叫钞票挂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由于大型游标卡尺产值大，利润高，安排厂里生产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不是服从国家的计划，或者不是根据国家的需要制定计划，而是盲目追求利润。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只要利润高，为了“先富起来”就“发挥优势”优先生产大型游标卡尺。父亲跟我们说，那年生产的大型游标卡尺可以在全国使用二十年。这些游标卡尺最后怎么处理的我不知道，父亲也没说过。但后来上海的《支部生活》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有人不管个人安危“以革命的名义”告了他们一个领导（女）的状。该领导把一大批产品廉价处理了。这大概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的先声。而父亲和工人们对于这种“钞票挂帅”的反对也是文化大革命批判“利润挂帅”的先声。如果能够看到这些现象，对后来为什么会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奇怪了。上海还举办了一个展览会，会上展出大型游标卡尺每把处理价不过六分钱，光盒内衬垫的丝绒就可以做两件旗袍，不知有关领导如此廉价处理是不是为了养育贪官污吏有利可图？如果是的话那么四清运动的必然性也见到了。在上海没有第二家生产游标卡尺的厂，我估计正是父亲厂里盲目生产的。1960年一些当权派决策盲目生产，过一段时间另外一些当权派又盲目地廉价处理。复辟以后，我看到邓**报上攻击大跃进的文章，把那个时候出现的类似情况都毫无根据地归罪于大跃进。据说人民群众积极性大提高生产大增长的大跃进中，生产的都是这类积压品并在最后报废。在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真正造成浪费的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却百般维护，对文化大革命对利润挂帅的批判大肆反攻倒算。其实钞票挂帅根本就不是大跃进造成的，一九五八年还正式批判过钞票挂帅。倒是那个被群众“以革命的名义”搞倒的领导，可以在复辟以后哭诉她是最早的文化大革命的被迫害者。想必邓**复辟后她一定平反了。　

　 还是一句话，工人农民眼最亮、心最红，他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于1960年厂里生产继续跃进父亲从来没有意见，他仍然兢兢业业。但利润挂帅一来，白白耗费了工人的心血，他们就不满意了。他们也许不知道左倾、右倾这些叫法，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利润挂帅”，但他们知道不管叫什么，这样做是错的。

钞票挂帅，或者说利润挂帅不但工厂有，农村也有。1960年上海蔬菜大丰收，从产量看增长率确实很高，但下半年上海人民的菜篮子就单调了。父亲告诉我们这是“钞票挂帅”的结果。菜市场清一色地都是胡萝卜。原因正是前两年种胡萝卜“来钱多、富得快”，农村就“发挥优势”大家都光种胡萝卜，不种其它蔬菜。结果胡萝卜太多卖不出去价格直线下降，以至于后来一些质量差的还不要钱，菜市场堆在那儿，谁需要就可以去拿。最后还是有许多烂掉。

上海遵守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政策，允许农民有一小块自留地，让农民种植自己吃的蔬菜或其它作物，也开放自由市场，农民自留地里的产品有余可以拿到自由市场出售。农民自己吃菜当然不会光种胡萝卜。随着上海人民生活的单调，于是自由市场里多品种蔬菜价格就飞速上升了。“钞票挂帅”种胡萝卜并没有谋到利益，许多农民出售自留地的蔬菜倒发了小财。这就造成了一个后果，有的农民不再安心集体劳动，而是弃农搞起了长途贩运。对于农民中的这种情况原本应该教育，可刘少奇、邓**等人不但不教育，不是让农民安心于集体生产，反而鼓动“三自一包”大拆集体生产的台脚，弃农经商之风泛滥了起来。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土地大批地荒芜。这就造成了农业大减产和大饥荒。——说大饥荒是相对于解放后说的，相比之下，解放前年年都是特大饥荒。[说得非常对]　

　 现在邓**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在上海1958年和1959年根本就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1960年上半年也没有任何饥荒的样子。浙江大致也一样。1960年我乡下的阿姨到上海来，没有听说，也没有看到有任何饥荒的迹象。人心开朗，没有任何愁眉苦脸，也没有听说生活水平下降。但上海在1960年下半年确实出现了供应紧张，最主要就是蔬菜品种单调。1961年上半年也还仅此而已。有人可能会认为上海得到了国家特别照顾，可浙江农村难道也得到了特别的照顾。1961年浙江杭州在饭馆里吃饭还不收粮票，上海却已经收“就餐券”了，后来改为粮票。所以至少把上海农村和浙江的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是毫无根据的。直到现在我才知道，1960年浙江省还确实是个大灾年。那年台风十一次登陆，这是历来罕见的，至少解放至今还未有过第二次。全国从黑龙江以下到吉林、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一路下来发生了大台风，带来了大暴雨和大洪涝，而以浙江省最为严重。但宁波和我叔父所在的余姚一带没有发生什么大饥荒，甚至没有听他们说台风带来了严重灾害。这不是没有大天灾，而是大跃进发挥集体力量，“人定胜天”和天灾斗争，经过抗灾大大地减轻了台风和洪涝的危害，大跃进减灾抗灾功不可没。倒是“三自一包”风一来，带来了大减产和大饥荒，人祸确实比天灾更厉害。现在的反共疯狗如金辉之流造出了诸如“旱涝相抵，大洪水加大干旱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抗灾减灾有罪，没有成灾就是没有受灾，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遇到灾荒不叫苦，等于风调雨顺的三年”等等奇谈怪论。只能说明他们出于政治需要不择手段地编造。　　 1961年又有一个亲戚到上海，他是来跑单帮的。那时夏天，我们睡地铺，正在地上坐着打牌。从他所说来看，宁波仍然没有任何饥荒迹象。他说现在农村的人都不想种地了，几乎家家户户跑单帮，只有老弱病残不能走的才在家。现在我们是“黑进黑出”。——通过跑单帮赚钱，然后到黑市去买需要的生活资料。

　 父亲问他那么明年怎么办？他也承认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但是现在大家都在跑单帮，谁不跑谁就吃亏，大家明知这样下去不好，也只有这样办，至于明年，只好到明年再说。　

　 不管邓**集团、反共分子、右派分子怎么说，不管他们如何吹嘘“三自一包”，也不管他们对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如何涂脂抹粉。眼最亮、心最明的还是工人农民。他们最最明白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将造成严重的后果。父亲就知道，就是那位跑单帮的农村亲戚也明白。

果然到了第二年，1962年上半年我那亲戚苦不堪言，整个宁波农村苦不堪言，也许整个浙江苦不堪言。正是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了农村土地大批荒芜或者种应付地，自由市场也已没有多少东西可买卖了，跑单帮风自然减缓了下来，已经没法“黑进”了，农民就陷入了极端困苦的境地。别的地方我不敢多说，但可以肯定，宁波就是跑单帮才造成了饥荒。——这是人祸不是天灾！1960年大台风没有带来饥荒那是大跃进抗灾减灾有大功，没听说1961年宁波有天灾，那就是?分天灾，十分人祸！　

　 现在的邓修分子、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对于当时存在大规模的弃农经商并且使得田地大批荒芜或种应付地闭口不谈。好像根本不存在。我把本文的本部分贴到一个右派网站上，那些人居然否定有过大规模弃农经商。有个小右说：“所有生产资料全都掌握在政府手里，他们拿什么经商？”还有一个小反共分子说：“那时候难道已经开放了户口政策？人民已经可以自由迁移了？”真是不知道他们是极端地无知呢？还是故意捣乱？弃农经商和户口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到买卖生产资料。我那亲戚就是农村户口跑单帮的。当时大批农民跑单帮都不是中央的正式政策。正式政策是努力制止长途贩运、弃农经商的。只是各地的走资派以及他们的主子刘邓煽动弃农经商。在那个时候，上海的火车站一片混乱，船码头也是一片混乱，火车上挤满了人，轮船上也挤满了人，大包小包的。在那时到处可以看到有人在贩卖东西，不光我们家，我们那幢楼就有好多家走进亲属朋友，跑单帮到上海来的。甚至上海居民也有人去农村套购东西到上海来卖，发点小财。那个时候只要柯老在上海，市委就要发文件紧急煞住弃农经商和长途贩运的风，劝农民回乡生产，柯老一走就有人放任自流，前后多次，所以也始终刹不住。1962年由于土地荒芜终于到了没有什么可以买卖的地步了。毛主席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弃农经商的风嘎然而止。但是自由市场仍然允许存在，上海不但以后从来没有制止过，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仍始终存在，就是大跃进也曾经有过（至少后来存在，1958年是否允许不清楚）。可是那些人居然颠倒黑白，硬要否定存在过弃农经商之风。邓贼复辟说文化大革命禁止自由市场，还有批判“三自一包”就是要取缔自由市场，那是瞎说。“三自一包”不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个定义最早是由周总理三届人大讲话时提出的，是指“多搞自留地（不是不准有自留地），多搞自由市场（不是不准有自由市场），多搞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而邓贼故意把“多搞”两字贪污了。所谓“多搞自由市场”就是煽动弃农经商长途贩运。至于农民把自留地的产品，自己吃不完拿到自由市场去是允许的，自己养的鸡鸭和生的鸡蛋也是允许上市的。如果说有谁在这个问题上故意捣乱，那么我看到过。1976年批邓，赵紫阳正统治四川，他们曾经发下一个文件，对自由市场的产品价格都加了限制，规定什么东西价格不能超过多少。这纯是胡闹，故意给批邓抹黑。中央从来没有这样的规定。当时上海也没有这样的规定，不是说上海是“四人帮”统治吗？我当时就说：“这根本就不可能，既然是市场，就会按照市场规律来决定价格，谁能够硬性规定？”赵紫阳这样一规定，不但没有限制价格，反使得自由市场价格飞速上涨。害得我老婆生孩子时鸡蛋要买0.125一只，最贵一次0.15元。　

　 不但宁波，1961年江苏、浙江还有上海农村并没有1960年那样的灾害。农业生产却达到了低谷，就是因为他们环绕着上海，弃农经商特别严重，造成了大批的土地荒芜。大规模弃农经商风的经济原因是1960年的钞票挂帅造成了上海等城市人民生活的单调，政治原因则是刘邓路线。　　

　 1961年秋，我国粮食到了最最困难的时候，上海开始以工种定粮。父亲身体魁梧力气大劳动强度又大，粮食定量由49斤减少到了35斤后，付出的仍是重体力，所以一直感到肚子饿。我们正在长身体也老是感觉到肚子饿。我就饿过肚子，1961年下半年开始饿肚子到1962年上半年最为饥饿。所以上海人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既不是中央的正式说法“困难时期”，也不叫“三年自然灾害”。一般就称之为1962年。1963年还没有完全走出饥饿的阴影。——这不奇怪，看看1962年浙江、江苏粮食产量不如1959年就明白了。

上海饥饿还有一个原因。由于农民大批弃农经商，上海农村的菜地大批荒芜或者应付种植。1961年下半年连胡萝卜也没有了。上海蔬菜也开始严格地低水平定量，每人每天只有二两，我们一家五口只有一斤，而且大多数不是好菜。由于进口的粮食是价格低廉的面粉，习惯于吃大米的上海人定量只占30%，其余主要是面粉，另外还有一定量的山芋。煮的刀削面或面疙瘩，蔬菜在上面飘着就好像几根葱。就靠那些面粉怎么吃得饱呢？最最为人们喜欢的是卷心菜外面的老叶子，美其名曰“光荣菜”，因为它像一朵花，正常年份是喂猪的，大家喜欢的原因是含有比较多的淀粉。1962年有一天不知道怎么会让弟弟去买菜，全家一个星期的菜只有半篮子，他一个人就拎回来了。母亲看到他上了当全是有药腥味的劣等菜，气得她骂了他一顿。说来也作孽，他才12岁呢！可这是一家子一个星期的菜，也不能怪母亲。为了防止出现浮肿病，据我父亲回忆，上海那个时候豆制品比较多，当然也是定量的。因为浮肿的主要原因是严重地缺乏蛋白质，除此以外还把豆渣分发给各家，我们家中把它和面粉混在一起做饼吃。所以上海虽然肚子饿，浮肿病倒没有听说过。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才听说的。毛主席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在柯老领导下严格地禁止了弃农经商，组织农民种好蔬菜，当年“一抓就灵”，1963年蔬菜产量大幅度拉了上来，就不再定量了。尽管粮食定量没有增加，饥饿感却减轻了好多。对于1963年的蔬菜大丰收还有一首歌，至今我还唱得了几句。　

　 今年蔬菜大丰收，哟哟，社员个个喜心头，哟哟，一年四季忙田头，样样蔬菜啊才呀才丰收。蔬菜送到城里头，工人吃了有劲头，机器送到伲田里头，社会主义有奔头。　

　 吸取那次教训，后来上海就严格规定了每年各种蔬菜的种植面积和各种品种，再也不许钞票挂帅，自由种植了。请主张“自由选择职业是基本人权，他人不得干涉”的先生不要见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上海蔬菜的种植面积一直稳定在40万亩。所以再也没有缺过蔬菜，品种也一直齐全。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到农村后看到“没有自由和人权”的农民们，蔬菜种植连年丰收，收入稳定增长，不像六十年代初那样在一场疯狂以后落得个一无所有了。邓贼复辟，又一次提倡“发挥优势，先富起来”，上海的蔬菜种植面积一下子栽倒18万亩，从1979年到1983年再也没有恢复，所以上海人民再一次地感到蔬菜少了。后来不知什么措施蔬菜又多了起来，但是价格大幅度上涨了。1981年我回上海时，父亲告诉我，现在上海蔬菜和1962年是一样的。上海蔬菜种植面积由40万亩下降到18万亩就是他告诉我的。1985年我回上海蔬菜倒不缺了，但是人们抱怨的是价格猛涨。父亲告诉我，上海人民抱怨说：“江泽民三把刀，一把切菜刀，一把理发刀，一把修脚刀。”就是指蔬菜、理发和洗澡大幅度地涨价。　　

本文部分内容在网上发表后，感谢反共右派谩骂的启发，使我回忆起一件事。1960年我没有饿过肚子，吃得饱饱的。该年秋天我第一次下乡写信给父母，说在粮食上要：“精打细算”。父母来信把我骂了一顿，说：“下乡劳动要吃饱，谁要你精打细算。如果不够家里粮食可以贴。”但是1961年我真的饿了肚子，那时父母再也说不起1960年秋天的硬话了。后来他们发现我秋天第二次下乡没有吃饱，就问我为什么不说，我回答：“你们不是也没有吃饱吗？”我随口一句话，不料二十年以后1981年回上海探亲，发现他们还记着还提起，我自己倒忘了。到了1962年尤其上半年，那才真正是饿啊！那时每顿饭舀多少米，多少面粉都由母亲一手掌管平均分配的，一度母亲的手就好像一杆秤，她需要多少舀下来称，就是多少。有一个月不知怎么到了二十五日（那时上海二十六日开始卖下个月的粮食）发现少了一顿。母亲只好对我们说：“明天正好是星期天，大家少吃一顿，早上睡晚点，到中午才起来。”到时候我们只好挺着。可是弟弟年龄小，饿得哭了，说腹部痛。母亲也没办法，不知怎么她拿出半碗剩饭给弟弟吃。然后说：“在天潼路，我每天都是这么过的。”该年春节我们每人肉定量只有老秤5两。春节时母亲关照，要招待客人，每人只能吃一块。当然我们到亲属家里去，也吃了一些肉，即使如此春节无论去哪家都是把盘子吃得光光的。至于饿死，那还不至于吧！这就是三自一包的恶果。这次写文章我也没有写进去。现在补上。

　　 2007年初我和反共分子、邓修分子、右派分子在一个右派网站大辩论。在我说了浙江宁波发生饥荒的时间和原因后，有人断章取义地作了如下的评论：　　

　　至少浙江宁波1960年没有什么饥荒？　　

　　那你知道不知道1960年浙江省温岭市农村饿死多少人吗？当时的闺女是给口饭吃就嫁了。

　 我的文章很长，他就只引了这么一句话，没看过我的文章，不了解情况的人还会以为我根本就不承认浙江发生过饥荒，又好像我根本否定存在过浮夸风和共产风一样。其实我不过说明事实真相——宁波的饥荒主要是1961年大规模弃农经商造成的，最最困苦的时候是1962年。我很怀疑这是一个反共分子的“马甲”（辩论不赢别人，另外注册一个化名上贴）但当时我还是给他做如下的回答：　　

　　你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我只是说宁波是三自一包造成大规模弃农经商带来了饥荒，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在宁波前有个“至少”你没有看到吗？全国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全部知道？我知道河南的信阳事件是刘（少奇）的党羽搞的这还不够吗？我说了那么多四川的李井泉南充的卫广平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等五风，而且邓贼复辟为他们翻案时我还坚持说他们搞浮夸风和共产风不该翻案，你没有看到吗？现在不是我必须对你说的“至少”以外的事情发表意见，而是你该回答我：1.宁波的弃农经商造成土地荒芜，是不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三自一包是不是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是不是人祸？2.文化大革命批判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对不对？应不应该？河南造反派批判刘的党羽应不应该？3.邓贼复辟为搞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李井泉、卫广平等人翻案，是不是证明了正是刘邓（搞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们是不是有罪？如果他们有罪的话，那么文化大革命打倒刘邓路线又错在那儿？不要回避！　

　 结果此人就是回避了，不再在网上出现。这儿我还只是防御，其实我还可以进攻，完全可以问他：　　 　 　 　　我大概可以相信在温岭发生过闺女给口饭吃就嫁了，但我怎么知道一定就是你说的1960年，而不是1962年呢？1959年根据邓**的数字，粮食只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58年略微减产，虽不是最高年产量，也还是“第二个高产年”，怎么可能在1960年造成饥荒呢？1961年浙江的粮食产量是最低谷，1962年也比1959年低得多，怎么可能不在1962年造成最最困难的时期呢？我在地图里找到，温岭属于温州地区，众所周知，温州历来是资本主义倾向最最严重的地区，也从来是弃农经商最严重的地区，我怎么知道温岭的饥荒不是弃农经商造成的呢？就是发生在1960年，我又怎么知道不是比宁波更早就发生了弃农经商的恶浪并在1960年就造成了饥荒了呢？（弃农经商和包产到户在1959年庐山会议前已有苗头。他们利用毛主席纠正五风作借口，并且造成了破坏，这就是应该纠正的右倾。反右倾不能扩大化，但是不是说不存在、无危害、绝对不该反。）　

　 由于当时不能明确断定这是一个老反共分子以新的马甲出现上贴，所以对他客气，没有写上这些话。

　　 1962年最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那个亲戚不得不向上海的亲友求援，父亲也帮了一些忙。　

　 不是说浮夸风共产风没有破坏，但不是最最主要的破坏，至少上海和浙江是如此。江苏有刘少奇的直接插手或需另当别论，也不及“三自一包”的破坏力大，不然1961到1963三年不会比大跃进三年少生产那么多粮食。自然灾害也是存在的，如谁一定要称之为“风调雨顺的三年”那对他也没办法。但1961年灾害要小得多，1962年倒真正风调雨顺，问题主要就出在这一时期，至少这两省一市是如此。前面说过，父亲也是最最反对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对于农民大规模弃农经商，他当然不赞成。但他倒不怪农民。面临着当时的饥荒，父亲说：“毛主席是对的，党的政策是对的，都是下面的小干部搞坏的。”父亲这话对了前面一半，后半部分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决不仅仅下面的小干部，当时父亲不知道，在上层就有人代表地主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就是刘邓路线。现在邓**集团、反共分子和右派分子都把饥荒归罪于大跃进，把浮夸风与共产风和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等同起来，又把浮夸风和共产风归罪于毛主席。可是父亲在1959年初亲耳听到传达也亲口说到过毛主席的《党内通讯》，事实胜于雄辩，无论谁怎么巧言令色，怎么可能说得动他？他又不是那种出于政治需要故意歪曲和捏造谎言、否定事实的人。在跟我们说《党内通讯》时，父亲还告诉我们，有的地方把农民家庭拆开，男的归男的住，女的归女的住，把人家的灶拆了、锅砸了。还有积肥时挖地脚泥一尺厚。父亲告诉我们这些都是错误的，毛主席批评了。不知道是1960年还是1961年父亲还跟我们说，毛主席到农村去视察，发现有些社队干部把农民吊起来打。父亲说这些都是小干部在底下乱搞。但是他大概还不知道，1958年拆散家庭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刘邓带的头。毛主席在九月专门找到吴冷西对他进行了批评，并要他去调查，当听到拆散人家的家庭时毛主席非常气愤，说这不是给蒋介石提供宣传资料吗？（见吴冷西的回忆录）我们听了十分惊奇，解放后居然有吊打农民的。但上海传说这种事的也不是父亲一个。这种情况上海不存在，所以许多上海人非常骄傲，其实倒不能完全归之于上海人素质高低，上海工人阶级人数多不好欺是一个原因，柯老执行毛主席的正确政策也是一个原因。

　　 1980年邓**复辟当局强制解散人民公社推行“包产到户”，鼓励弃农经商。在江浙一带农民中受到了强烈的抵制。我和上海郊区的农民谈过，他们都说包产到户后苦了。当时宁波的亲戚到上海来都说在农村农民们（其实已经是农业工人和社队企业的工人）说：“这样搞，三年自然灾害（饥荒）会来的。”父亲也这样认为。倒是我认为没有那么快。因为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以来，毛主席办了大量的化肥厂、农药厂、农机厂，学大寨办了大量的水利，国家粮库和社队仓库也存了大量的粮食，我也听说了我国已经培育出杂交水稻等一系列优良品种，这些当然都是毛泽东时代和文化大革命的成就。我还知道我国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济状况远不是文革以前可以比的，有足够的外汇已经可以大量进口粮食了，因此我明白，毛主席留下的丰厚家底可以供邓**复辟当局这些败家子败一段时间了。现在三农危机连邓**当局也已经不能不承认了。2008年1月下雪并不算很大，我们四川南充在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都积过几寸的雪，这次雪根本就没有积起来，贵州在我们南面，即使地势比较高雪比我们南充大，也应该比那些年头小，可是有的地方居然中断了几天交通就断了粮。这不是个别地方，其他还有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安徽有断粮或几乎断粮。这是一月份，不是青黄不接的三、四月。可见这些地方的粮食仓库里早已空了，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外面运粮食来吃。许多断粮的地方还是农村。本来农村至少应该有当年的粮食储存吃到夏收，三四月份断粮就叫做青黄不接，就是农业严重歉收的标志，却早在一月或更早就没有了。全靠外运粮食过日子，来一车吃一车，停几天交通就是断粮，说明这些地方秋收以后没有好久就已经把收的粮食吃完了。不但谈不上什么储备粮，连周转粮都没有，而且雪花飘到处都是如此，所以如果那一天全国性的大饥荒突然来临，那是一点不奇怪的。我早在八十年代就说过，目前没有饥荒，但大饥荒将会突然来临的，就是不知道在哪一年。总之要到毛主席的老本吃完，没有能力进口粮食后，大饥荒就会在哪一天早上突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