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正文
毛泽东与鲁迅可以说是同时代人，也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两位伟人。
鲁迅的活动略早于毛泽东，活动的侧重点也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而毛泽东的活动则多在政治、军事、社会等多个领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然而，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当中，人们不难发现，两位伟人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性格上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众所周知，在诸多的对鲁迅的评价中，应首推毛泽东的评价最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上的关联，将两位伟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难道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只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和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人为地拔高鲁迅，塑造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偶像吗？本文试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入手，认真探讨毛泽东对鲁迅精神实质的认识与把握，以及两人在精神上的内在关联。
（一）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讲话，首次对鲁迅作出评价。毛泽东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认为鲁迅有卓越的政治远见，指出“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二、认为鲁迅具有斗争精神，指出“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三、认为鲁迅具有牺牲精神，指出“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锋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毛泽东从这三个方面的评价出发，总结出“鲁迅精神”，认为“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
不言而喻，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整体地把握毛泽东的评价，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毛泽东是着眼于当时的形势发展特征，从时代的高度来总结鲁迅的精神特点；
二是以政治家的睿智和眼光，肯定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是以充满激情的诗人气质，对鲁迅在逆境中所显示的反抗意识和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和由衷的钦佩。
毛泽东的评价贯穿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救亡之际，要借发扬鲁迅精神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在当时的形势中，毛泽东所选择的角度，必然要从鲁迅精神与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相关联的特征上，来予以认真的考量和选择，从而确定鲁迅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历史作用、意义和影响。正是这样，毛泽东的评价就摄取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风骨的鲁迅精神，在政治的高度上，予以定格、强化和宣传，尤其是将鲁迅性格中那种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特点，与中华民族“一贯不屈不挠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联系起来，高度概括出鲁迅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同时，毛泽东的评价还明显地带有一种诗人气质的情感体验特征。在强烈的情感当中，毛泽东认识到了鲁迅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性价值和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将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在民族解放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再次给予了鲁迅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经典性的。主要的特点是：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建立新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把对鲁迅的评价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当中，将鲁迅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论鲁迅》的基础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明确了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而非只仅仅是出于当时形势和斗争的需要，急功近利地对鲁迅作出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可以说既是全面性的，又是本质性的。全面性指的是，毛泽东认为在鲁迅的身上，文学家与思想家、革命家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在毛泽东看来，鲁迅不是那种单纯为写作而写作的文学家，而是自觉地将写作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途联系起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毛泽东认为，鲁迅的写作是受制于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发展又是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只仅仅将鲁迅定位在一般的文学家上，就难以发现蕴含在鲁迅写作当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本质性指的是，毛泽东认为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都是具有经典意义的。毛泽东认为，鲁迅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只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形态领域。在这里，毛泽东从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的层面，认定了鲁迅在中华民族创建新文化的历史功绩，并发现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性格——硬骨头精神。在毛泽东眼中，鲁迅的文化性格，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真实的表现，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毛泽东认定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可谓是本质性论断。因为他深刻地看到，在一个民族文化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最需要有一种足以能够代表新文化本质特征的精神来作为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敌，建设新中国的凝聚剂。显然，毛泽东在鲁迅的身上找到了这种精神，这就是为人称道的“鲁迅精神”。
从《论鲁迅》到《新民主主义》中对鲁迅所作的全面性和本质性的评价与论断，是毛泽东对鲁迅认识、评价、赞扬与论断的一个深化过程。作为同时代人，毛泽东的评价表现出了一个政治领袖高瞻远瞩的英明与敏锐，也表现出一种同时代人所具有的知音性特征。
（二） 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把握是非常深刻与准确的，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与鲁迅存在精神上联系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是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鲁迅精神的。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由原先的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在这场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深刻革命中，鲁迅自始至终都是站在斗争的前沿，以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透辟认识和了解，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鲁迅看到，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奴隶社会”。鲁迅指出，在这个社会当中“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坟·灯下漫笔》）。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还形象地把这种社会的实质喻作“吃人”。在鲁迅看来，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状况，途径只有一条，即“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同上），从根本上根除“吃人”的社会基础与根源。因此，在鲁迅的文化选择中，他所选择的始终是一条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和新文化发展方向一致的道路。由于对以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亦称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特别是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保持着“内骨子是依旧的”（《朝花夕拾·范爱农》），“到现在还是如此”（《坟·灯下漫笔》）的“奴隶社会”现象，鲁迅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说：“我觉得仿佛很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华盖集·忽然想到》）辛亥革命后，鲁迅一度沉默，整日沉溺在“钞古碑”、“读佛经”之中，表现出对辛亥革命失望之情。正因为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鲁迅就以“一发而不可收”的气势，投身到这场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运动中，进而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将，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尽管在“五四”退潮之后，鲁迅又曾一度陷入彷徨境地，然而，这种仿徨毕竟只是他思想转变前的阵痛。在“进化论思路”由此“轰毁”（《三闲集·序言》），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就可以说明他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是一致的。当中国的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时，鲁迅的思想也由“进化论到阶级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尤其是，鲁迅到了晚年生涯，国民党政府实现文化“围剿”之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向所谓的“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者”各色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出他“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英雄本色。正如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所以，毛泽东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来把握鲁迅，给予鲁迅崇高的评价。
第二、毛泽东是从社会宇宙观的发展角度来把握鲁迅精神的。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后，整个的社会宇宙观的发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建立在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基础之上的旧社会宇宙观，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而“五四”以后所确立的社会宇宙观则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核心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宇宙观也就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之上的文化观念形态和思想，从中包含着基于政治立场、经济基础上的对于社会发展所持有的认识观。由于“五四”之后，中国革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发展了深刻的转变。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毛泽东对鲁迅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毛泽东的概括，是符合鲁迅思想发展和精神特征的。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后，他的思想发展就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和旧式的民主主义者。他始终把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认识与理解，紧紧置于社会发展的环节中来进行，放在历史进化中来加以衡量、判断，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就往往比较符合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虽然鲁迅在未完成思想质变之前，还不是自觉地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但在“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当中，与同时代人，鲁迅的思想又是具有一种超前性的。在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之后，（《二心集·序言》）鲁迅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时他也就能够比较自觉地用毛泽东所说的是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尺度来观察、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主革命进程。因此，毛泽东认为鲁迅是兼有思想家、革命家类型的文学家，正是看到了鲁迅思想发展与新的社会宇宙观的特点。
第三，毛泽东是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里把握鲁迅精神的。 在毛泽东心中，鲁迅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结合自己对鲁迅精神深刻把握而论断的。毛泽东认为，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实质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它是少数人的文化，贵族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整个中国迈向民主革命阶段，也就必然要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按照这一文化标准，毛泽东认为，只有鲁迅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才能代表这一文化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来把握鲁迅的精神，也是符合鲁迅思想发展与精神特征的。在鲁迅的思想发展当中，鲁迅先后广泛地接受了包括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和19世纪末所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完成了现代性质的转变。但是，鲁迅不是“全盘西化”者。他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基于中国社会现状有选择性的接受。当他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对象来猛烈地抨击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时，并没有忘记对民族文化当中优秀成分的吸收。即便是在十分激烈的时候，如主张“少读中国书”，甚至不读“中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鲁迅是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而是出于他对“整体的反传统是合理地继承传统的前提”的逻辑认识与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参见拙著《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鲁迅一贯认为，文化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在确立“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思想之后，他明确指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时，“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就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了。因为使文化真正为大众所掌握，也就是思想启蒙要最终唤醒仍处在“昏睡”之中的大众的关键所在，而千百万大众的觉醒与崛起，也就必然会汇聚成一支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滚滚洪流，从而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宏伟目标。所以，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了鲁迅的精神所在，看到了鲁迅精神所体现的新文化方向，也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三） 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及对鲁迅精神把握的特点上来看，可以说，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一种文化性格上的认同性关联。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出于当时形势上的需要或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是在这当中包含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文化性格上、观念意识上和精神气质上、文化性格上产生强烈的认同，并作出高度的评价，是十分自然的。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认识与透辟理解，以及从表现出来的思想风采，是最令人为之叹服的。他曾给予鲁迅百科全书式的杂文以高度评价，称之“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因为鲁迅“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页）而毛泽东本人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对于历史、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与把握当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的实际情况，从而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因此，从社会宇宙观的发展上来说，毛泽东与鲁迅也是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的。
在文化性格方面，毛泽东最为推崇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事实上，也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正直、善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威武不屈，不怕牺牲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的现代写照。在这方面，毛泽东与鲁迅有着极其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在他光辉的一生当中，他领导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弘扬民族正气，藐视一切“纸老虎”似的敌人，倡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都可以说是与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与鲁迅在性格气质上的相似，也是他们在精神上、性格上具有内在关联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鲁迅的性格气质特点上来说，不论是他早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昂扬和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是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一度沉溺于“钞古碑”、“读佛经”而显示出一种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精神，都说明他是一个带有诗人性格气质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深刻认识和透辟理解，以及充满内在激情的思想表述，都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同样，在毛泽东身上，也具有一种诗人性格气质的特点。他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深刻与诗性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富有激情的。与鲁迅一样，毛泽东的理想、激情、信仰和人格，也都是具有诗意的。特别是他那种对中国社会前景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展望，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转引自《人民日报》1977年5月21日社论）。认真比较现代中国这两位伟人的精神联系和文化性格，如果说毛泽东主要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以政治家的智慧和天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历程，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那么，鲁迅则主要是思想、文化等领域，以思想家、文学家的智慧和天才，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都是永载史册的，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鲁迅的活动略早于毛泽东，活动的侧重点也主要在思想文化领域。而毛泽东的活动则多在政治、军事、社会等多个领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然而，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当中，人们不难发现，两位伟人在思想、精神和文化性格上却有着紧密的联系。
众所周知，在诸多的对鲁迅的评价中，应首推毛泽东的评价最高。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精神上的关联，将两位伟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呢？难道真的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只仅仅是出于政治目的和需要，在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框架内，人为地拔高鲁迅，塑造出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偶像吗？本文试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入手，认真探讨毛泽东对鲁迅精神实质的认识与把握，以及两人在精神上的内在关联。
（一） 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举行的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论鲁迅》的讲话，首次对鲁迅作出评价。毛泽东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一、认为鲁迅有卓越的政治远见，指出“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二、认为鲁迅具有斗争精神，指出“他在黑暗和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
三、认为鲁迅具有牺牲精神，指出“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也不避锋芒，把钢刀一样的笔锋向他所憎恶的一切”。毛泽东从这三个方面的评价出发，总结出“鲁迅精神”，认为“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
不言而喻，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整体地把握毛泽东的评价，可以看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毛泽东是着眼于当时的形势发展特征，从时代的高度来总结鲁迅的精神特点；
二是以政治家的睿智和眼光，肯定鲁迅的“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是中国革命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资源；
三是以充满激情的诗人气质，对鲁迅在逆境中所显示的反抗意识和不畏强暴的性格特征，表现出强烈的情感认同和由衷的钦佩。
毛泽东的评价贯穿了一个极其明确的指导思想，这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整个中华民族救亡之际，要借发扬鲁迅精神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把鲁迅精神“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在当时的形势中，毛泽东所选择的角度，必然要从鲁迅精神与整个民族的解放斗争相关联的特征上，来予以认真的考量和选择，从而确定鲁迅在民族解放事业中的历史作用、意义和影响。正是这样，毛泽东的评价就摄取了最能体现中华民族风骨的鲁迅精神，在政治的高度上，予以定格、强化和宣传，尤其是将鲁迅性格中那种刚直不阿、疾恶如仇的特点，与中华民族“一贯不屈不挠与封建势力、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联系起来，高度概括出鲁迅精神的实质和特征。同时，毛泽东的评价还明显地带有一种诗人气质的情感体验特征。在强烈的情感当中，毛泽东认识到了鲁迅作为民族精神的代表性价值和整个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中所将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毛泽东强调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在民族解放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1940年1月，毛泽东在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毛泽东再次给予了鲁迅以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鲁迅，就是这个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的这个评价是经典性的。主要的特点是：在探求民族解放道路，建立新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毛泽东把对鲁迅的评价置于中国民主革命的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当中，将鲁迅对于中国民主革命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在《论鲁迅》的基础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地明确了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领袖地位，而非只仅仅是出于当时形势和斗争的需要，急功近利地对鲁迅作出评价。
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可以说既是全面性的，又是本质性的。全面性指的是，毛泽东认为在鲁迅的身上，文学家与思想家、革命家是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在毛泽东看来，鲁迅不是那种单纯为写作而写作的文学家，而是自觉地将写作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境况与发展前途联系起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毛泽东认为，鲁迅的写作是受制于他的思想，而他的思想发展又是与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只仅仅将鲁迅定位在一般的文学家上，就难以发现蕴含在鲁迅写作当中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内涵。本质性指的是，毛泽东认为鲁迅所代表的新文化方向，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都是具有经典意义的。毛泽东认为，鲁迅的价值与意义不仅仅只体现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文化形态领域。在这里，毛泽东从政治与文化双向互动的层面，认定了鲁迅在中华民族创建新文化的历史功绩，并发现了鲁迅所代表的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文化性格——硬骨头精神。在毛泽东眼中，鲁迅的文化性格，无疑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文化性格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真实的表现，与“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毛泽东认定鲁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可谓是本质性论断。因为他深刻地看到，在一个民族文化处于新旧交替之际，最需要有一种足以能够代表新文化本质特征的精神来作为整个民族团结一致，共御外敌，建设新中国的凝聚剂。显然，毛泽东在鲁迅的身上找到了这种精神，这就是为人称道的“鲁迅精神”。
从《论鲁迅》到《新民主主义》中对鲁迅所作的全面性和本质性的评价与论断，是毛泽东对鲁迅认识、评价、赞扬与论断的一个深化过程。作为同时代人，毛泽东的评价表现出了一个政治领袖高瞻远瞩的英明与敏锐，也表现出一种同时代人所具有的知音性特征。
（二） 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对鲁迅精神的把握是非常深刻与准确的，同时这也是毛泽东与鲁迅存在精神上联系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毛泽东是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来把握鲁迅精神的。 “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中国的民主革命由原先的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在这场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深刻革命中，鲁迅自始至终都是站在斗争的前沿，以他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透辟认识和了解，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道德、意识形态和文化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 鲁迅看到，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奴隶社会”。鲁迅指出，在这个社会当中“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坟·灯下漫笔》）。在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还形象地把这种社会的实质喻作“吃人”。在鲁迅看来，要彻底改变中国人民被奴役的状况，途径只有一条，即“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同上），从根本上根除“吃人”的社会基础与根源。因此，在鲁迅的文化选择中，他所选择的始终是一条与中国社会发展同步和新文化发展方向一致的道路。由于对以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亦称旧民主主义革命）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封建主义的根基，特别是思想文化的根基，依然保持着“内骨子是依旧的”（《朝花夕拾·范爱农》），“到现在还是如此”（《坟·灯下漫笔》）的“奴隶社会”现象，鲁迅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说：“我觉得仿佛很久没有所谓中华民国，我觉得革命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华盖集·忽然想到》）辛亥革命后，鲁迅一度沉默，整日沉溺在“钞古碑”、“读佛经”之中，表现出对辛亥革命失望之情。正因为此，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时，鲁迅就以“一发而不可收”的气势，投身到这场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的运动中，进而成为这场运动的主将，成为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尽管在“五四”退潮之后，鲁迅又曾一度陷入彷徨境地，然而，这种仿徨毕竟只是他思想转变前的阵痛。在“进化论思路”由此“轰毁”（《三闲集·序言》），转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影响，就可以说明他的思想发展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是一致的。当中国的民主革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时，鲁迅的思想也由“进化论到阶级论”（《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尤其是，鲁迅到了晚年生涯，国民党政府实现文化“围剿”之时，他总是挺身而出，向所谓的“第三种人”、“自由人”、“民族主义文学者”各色人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显示出他“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苦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英雄本色。正如毛泽东高度评价的那样：“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所以，毛泽东是基于中国民主革命进程来把握鲁迅，给予鲁迅崇高的评价。
第二、毛泽东是从社会宇宙观的发展角度来把握鲁迅精神的。 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后，整个的社会宇宙观的发展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前建立在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基础之上的旧社会宇宙观，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而“五四”以后所确立的社会宇宙观则完全是以“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核心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宇宙观也就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之上的文化观念形态和思想，从中包含着基于政治立场、经济基础上的对于社会发展所持有的认识观。由于“五四”之后，中国革命与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于社会发展进程的认识发展了深刻的转变。毛泽东指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毛泽东选集》第 卷第 页）正是站在这样的高度，毛泽东对鲁迅精神进行了高度的概括。 毛泽东的概括，是符合鲁迅思想发展和精神特征的。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接受“进化论”思想影响后，他的思想发展就不同于传统的士大夫和旧式的民主主义者。他始终把自己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认识与理解，紧紧置于社会发展的环节中来进行，放在历史进化中来加以衡量、判断，因而所得出的结论，就往往比较符合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虽然鲁迅在未完成思想质变之前，还不是自觉地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为指导，但在“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当中，与同时代人，鲁迅的思想又是具有一种超前性的。在确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之后，（《二心集·序言》）鲁迅的思想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时他也就能够比较自觉地用毛泽东所说的是以“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尺度来观察、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社会发展与民主革命进程。因此，毛泽东认为鲁迅是兼有思想家、革命家类型的文学家，正是看到了鲁迅思想发展与新的社会宇宙观的特点。
第三，毛泽东是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里把握鲁迅精神的。 在毛泽东心中，鲁迅上空前的民族英雄，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之所以得出这一论断，是毛泽东根据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结合自己对鲁迅精神深刻把握而论断的。毛泽东认为，封建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的实质是“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它是少数人的文化，贵族阶级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整个中国迈向民主革命阶段，也就必然要成为革命的对象。因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按照这一文化标准，毛泽东认为，只有鲁迅在文化战线上所取得的成就，才能代表这一文化发展的方向。 毛泽东从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方向的高度来把握鲁迅的精神，也是符合鲁迅思想发展与精神特征的。在鲁迅的思想发展当中，鲁迅先后广泛地接受了包括18世纪西方启蒙主义和19世纪末所产生的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完成了现代性质的转变。但是，鲁迅不是“全盘西化”者。他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接受，是基于中国社会现状有选择性的接受。当他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对象来猛烈地抨击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时，并没有忘记对民族文化当中优秀成分的吸收。即便是在十分激烈的时候，如主张“少读中国书”，甚至不读“中国书”，（《华盖集·青年必读书》）也并非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鲁迅是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而是出于他对“整体的反传统是合理地继承传统的前提”的逻辑认识与判断所得出的结论。（参见拙著《反省与选择——鲁迅文化观的多维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鲁迅一贯认为，文化并不只是少数人的事情。在确立“惟有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的思想之后，他明确指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时，“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就从地狱里涌现而出”（《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了。因为使文化真正为大众所掌握，也就是思想启蒙要最终唤醒仍处在“昏睡”之中的大众的关键所在，而千百万大众的觉醒与崛起，也就必然会汇聚成一支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滚滚洪流，从而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宏伟目标。所以，毛泽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看到了鲁迅的精神所在，看到了鲁迅精神所体现的新文化方向，也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发展的方向。
（三） 从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及对鲁迅精神把握的特点上来看，可以说，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一种精神上的联系，一种文化性格上的认同性关联。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看作是出于当时形势上的需要或出于政治的需要，而是在这当中包含着毛泽东在思想上、文化性格上、观念意识上和精神气质上、文化性格上产生强烈的认同，并作出高度的评价，是十分自然的。 在毛泽东看来，鲁迅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认识与透辟理解，以及从表现出来的思想风采，是最令人为之叹服的。他曾给予鲁迅百科全书式的杂文以高度评价，称之“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因为鲁迅“学会了辩证法”（《毛泽东选集》第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14页）而毛泽东本人也是如此。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在对于历史、社会和中国革命的认识与把握当中，毛泽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善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来认识、分析和考察中国社会、历史和革命的实际情况，从而最终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迎来了新中国诞生。因此，从社会宇宙观的发展上来说，毛泽东与鲁迅也是具有本质上的相通之处的。
在文化性格方面，毛泽东最为推崇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牺牲的精神，事实上，也正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正直、善良，不畏强暴，敢于斗争，威武不屈，不怕牺牲的文化性格和精神的现代写照。在这方面，毛泽东与鲁迅有着极其相同或相似的地方。在他光辉的一生当中，他领导中国人民抗击外来侵略，弘扬民族正气，藐视一切“纸老虎”似的敌人，倡导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大无畏精神，要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都可以说是与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孺子牛精神和不怕牺牲的精神完全一致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与鲁迅在性格气质上的相似，也是他们在精神上、性格上具有内在关联的一个重要方面。从鲁迅的性格气质特点上来说，不论是他早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昂扬和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精神，还是他在辛亥革命之后一度沉溺于“钞古碑”、“读佛经”而显示出一种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精神，都说明他是一个带有诗人性格气质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的深刻认识和透辟理解，以及充满内在激情的思想表述，都可以充分地说明这一点。同样，在毛泽东身上，也具有一种诗人性格气质的特点。他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领袖、卓越的军事指挥家、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他对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深刻与诗性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富有激情的。与鲁迅一样，毛泽东的理想、激情、信仰和人格，也都是具有诗意的。特别是他那种对中国社会前景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展望，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怀。所以，毛泽东曾经说，鲁迅的心是和他相通的（转引自《人民日报》1977年5月21日社论）。认真比较现代中国这两位伟人的精神联系和文化性格，如果说毛泽东主要是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以政治家的智慧和天才，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了民主革命历程，开辟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纪元，那么，鲁迅则主要是思想、文化等领域，以思想家、文学家的智慧和天才，为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和毛泽东的丰功伟绩都是永载史册的，是中国人民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苏鲁边河
近日看了一本书：《假如鲁迅活着》，是一些文章的结集。文汇出版社，2003年8月出版。文章大都因周海婴先生的《鲁迅与我七十年》最后一节---不到一千字的“再说几句”引起的。集子中有一些文章已看过，有的没看过。辨无攻有，认定有的，那释义也是众说纷纭，一时煞是热闹。作为一个崇敬毛泽东与鲁迅，并喜欢读两位伟人的著作的人，也想说一说自己的感受。以前发过几帖，谈了自己的看法，一是认为毛罗对话可能有，二是毛主席的话正是毛主席才说得出，三是毛主席说了也并无损于毛主席，亦无损于毛主席与鲁迅的关系，四是周海婴有撇清鲁迅与毛泽东关系之嫌。看了集子，特别是罗稷南先生的熟人、亲人的回忆，才知周先生的千字文“伤痕累累”，一时思绪万千，忍不住对周先生一书的“再说几句”也来“再说几句”。
首先，对于“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的问题，周先生所谓“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的说法是故弄玄虚，危言耸听。且不要说毛主席本人出于对鲁迅的尊敬与认同、共鸣，引以为同志，在延安、在建国后、在五七年、在文革中多次讲到、提到这个问题，或是答疑，或是设问，早已公之于世，知道的多有。一九五七年在较大范围里讲了不止一次。毛主席晚年也讲过。如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当面批评江青时就讲了“鲁迅在的话，不会赞成把周扬这些人长期关起来”。后来，中央揭批“四人帮”的文件也引了这一条么，全国人民都知道。并没有谁说这个假设的问题是“悬浮在半空中”、“具有潜在的威胁性”。鲁迅去世十周年的一九四六年，就出了一本书，也是讨论“假如鲁迅活着该如何”。周先生也应该知道。贺圣漠先生也不认同周先生的说法，他指出：“如果鲁迅现在还活着会怎么样，这是很多年以来在不同的时机都有人提过的老问题。”
“假如鲁迅今天还活着”，我记得我作为中学生时（六十年代初）就与同学们讨论过不知多少次。鲁迅与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之比较，还与苏联的高尔基比较，建国后鲁迅可能担任什么职务。至于到了文革之初，也说也议过：毛主席早就说鲁迅是新文化的旗手了，鲁迅当然也该是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哪里还能轮到江青？鲁迅也可能就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你看，鲁迅主张报复与斗争，反对“费厄泼赖”，有硬骨头精神，提倡韧的战斗，教诲人们痛打落水狗……旗手与精神领袖那是非鲁迅莫属呀。当然，毛主席又有了亲密战友！当然，也有的同学说鲁迅也可能被打成右派反革命，鲁迅写杂文么，投枪与匕首么，敢骂人么。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过不喜欢在抗日根据地用“鲁迅笔法”，因为对敌人与对人民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不能对人民的缺点“冷嘲热讽”。那时我们正年轻，政治热情高，读书虽然少，认识又肤浅。但是好发议论，议了讲了争吵了，全无遮拦，更无顾忌，哪里会想到直到本世纪初周先生仍认为这还是一个具有什么“潜在的威胁性”的问题呢？那么，人同此理，其他学生，其他群体提出并谈论这些问题也肯定是有的，普遍而正常的，没有远离人间、高深莫测，如周先生所言，“悬浮在半空中”云云。因此，周海婴这种“悬浮在半空中”、“具有潜在的危险性”的说法只有神经衰弱、故弄玄虚或刻意炒作的人才想得出吧。
关于毛罗对话，有一千字？硬伤则“遍体鳞伤”（籍贯错了，经历、单位错了，何年去世也错了近二十年！），内伤也伤筋动骨。如“老朋友”云云，拉近乎还是自作多情？抑或是使自己的说法显得更真实可信，故尔信笔写来？真是“老朋友”，许广平先生、罗先生地下有知亦难安：生不知生，死不知死，生死不相闻，建国后三十年未谋一面、不通音讯，“老朋友”从何说起？还有罗先生初闻“惊得一身冷汗”，更属以己度人，悬想虚拟，“情景想像”之小说家言，故作惊人之语！还有什么“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声音低沉，若不用心不易听懂”云云，绘声绘色，生动细微，则纯属向壁虚构！实则是”罗老是云南人，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清晰”。
周先生说，写出这段事，是“再三疑虑”。“再三疑虑”就该细心谨慎一些。“再三疑虑”还出这么多?漏，究竟疑虑的什么呢？周先生没有说。贺圣谟先生的叙述是周初听之后“一怔”，不相信。“他没有听说过这话，他母亲也没有听说过”拿不准？吃不透？传递这一信息的最重要的人物还在么，为什么不商之于贺圣谟先生？如通通气，何至周海婴先生在书中出丑露乖呢？不过借“孤证”“独家新闻”引起轰动，闹出点动静！而此书的其它地方也不乏商业广告色彩。 “抛砖引玉”，你抛的连坯也不是！贺已是 “二手货”，周手里更是连自己也将信将疑的“三手货”。何况万一有误，周脱不了干系，贺先生呢？这至少也是对贺先生的不尊重、不负责任么！周“再三疑虑”，还是抛出来了。周先生文中的硬伤一时淹没在轩然大波之中：轰动效应应验了！一位网友万分遗憾地写到：想当年鲁迅先生逝世时海婴的年纪尚幼，很多事情只是凭借幼年的记忆及许广平先生或其他亲友得知的，不知海婴的这本《鲁迅与我七十年》还有多少不确切之处。原来想买本回来参考的，现在看了这篇文章（指贺圣谟先生的文章）竟没那么强烈的愿望了，看来硬伤这东西有时的确是伤到了筋骨的，不买也罢。这样的“效应”大概是周先生“再三疑虑”所未必料得到的吧？
周先生“并说毛主席不大可能说这样的话。” 对毛主席的讲话不敢不愿相信？既有人人熟知的“三个伟大”（作家、思想家、革命家）之评价，又怎能有“坐班房”一说？从此事公开后多方评议看，不少人认为：毛主席是最理解鲁迅的。毛主席说出那两句话也正是体现出毛主席独有的气魄与风格！［注：下面这几句讲得更早一些。---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语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本人以前有一帖也写过这样的话：说出这样的话才是毛泽东！“坐班房还写”与“识大体不吭声”，正是毛主席深刻理解鲁迅的基础上深思熟虑的话！在当时，这既是评议鲁迅，也另有告诫某些对共产党三心二意以至一心拆台的人们的深心：别不自量力！别利令智昏！
当然，有几个人的议论也未必是与人为善；更有甚者，简直就是恶意发泄（如一种观点：毛主席连鲁迅也不放过，可见当日知识分子的处境，云云。有人看过另一见证人黄宗英的文章，黄的文章连电闪雷鸣、压抑惶恐的气氛都写出来了，就是曲笔制造恐怖了！黄同志六十年代叫得响、走了红的名篇---报告文学《小丫扛大旗》也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红旗猎猎逞英豪，革命豪情感人至深么！）。什么人说什么话，听话听音，这且不用管。这里只评周先生的“疑虑”。周海婴是鲁迅先生的后代，此书一出，有人撰文建议他多看点鲁迅的书，实则对周先生作为鲁迅后人并未读懂、更没解开鲁迅颇有微词。我也写过：认识、理解、评价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的鲁迅，读书是第一位的，生活中的记忆还在其次。当然不是什么建议。周先生是鲁迅后人，评价鲁迅的资格也不能自然而然获得。“不相信”，从大的方面讲，没读懂鲁迅，亦未读懂毛泽东，更未明晰两位伟大人物真正相通之处，才有“疑虑”。一些人也有“不相信”，则既有与周先生大致相同的思想与心态，又有周先生之文实在漏洞太多、有懈可击，不能不让人怀疑这样一个因素。这一段文字，简直是粗疏鄙陋至极，全无乃父严谨周密之风。一些人开初据此怀疑毛罗对话的真实性，并非全无道理。
既有“不相信”“不可能”之说，周先生是否疑虑此言一出，有损于相关的几位名人吗？有关的三位（鲁迅、罗稷南、毛泽东）都已仙逝，罗是问话的，问话有什么错？无损于罗。鲁迅是毛罗对话的中心，两句话似乎亦不至于影响鲁迅的英名。那么，只有对毛主席，对毛与鲁的关系产生某种轰动效应了。但周先生说“此事的公开不致于对两位伟人会产生什么影响”。是的，“不致于”。毛泽东鲁迅这两位伟人都已是盖棺而定了。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与位置既是无可替代的，更是无法改变的。丰碑永在。雄文长存。精神不朽。这当然不是什么人今天挖出一点“秘闻”、明日揭出几条“隐私”所能动摇与抹杀的。但是， “狂犬吠日”也是改不了的，狂吠总是要狂吠。周先生之“再说几句”至多不过给狂吠者提供一些再度狺狺的借口，而苍蝇要叮伟人，伤口总是找得到的。
周先生的书写于上个世纪末。过去的二十年，“伤痕文学”发其端，诉“迫害”之苦的作品继其后，在一个小气候之下，某些自命为精英的人“躲避崇高”、淡化、疏离以至仇视诬蔑革命的喧嚣终于抛开遮遮掩掩、羞羞答答，公然走向前台，而最近几年，名人之后著书诉苦（最有代表性的当属章伯钧之女章诒和的《往事并非如烟》）似乎成了风，也一时走红。周先生不也很诉了一番作为鲁迅后人不能平静生活的衷曲吗？在淡化革命这样一个政治价值取向上，真有殊途同归、异曲同工之妙。而此时，“毛泽东热”、“鲁迅热”（香港主持评选20世纪中国作家一百名，鲁迅高居榜首！）正如“大地微微暖气吹”，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居上层的某些精英们依然歪曲、污损以至仇视毛泽东，正如他们的歪曲、污损以至仇视鲁迅一样，也是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他们要把毛泽东推向泥沼，也有人想把鲁迅推向泥沼，更有一些人则拼命把鲁迅“重塑”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人道主义者，与所谓独立不倚的精神的形象。如果说以前有个别人唯求两位伟人之完全同一，今日某些“精英”则极力搜求鲁迅与中共、与毛泽东之歧异。总之都是别具用心，甚至不惜歪曲、抹黑！这就不能不让人们思考：“精英”们越是如此集中攻击这样两位伟人，极力淡化、贬低两位伟人的思想联系，我们的理解与感觉告诉我们：两位伟人的相同、相通之处越多，两位伟人越是密不可分！本身属“精英”一族、又常常处于“精英”的聒噪之中，大概也想与毛泽东拉开一点矩离吧？撇清？撇不清！周海婴是周海婴，鲁迅是鲁迅，毛泽东与鲁迅就是毛泽东与鲁迅！
上两个世纪，是革命世纪。人类的群星闪耀。在上一个世纪里，中华民族因人民革命、奋起反抗外族入侵而扭转了“积弱积贫”的状态，逐步走向振兴，有众多伟大的人物应运而生，更是星斗?M天。毛泽东与鲁迅是人民最为熟知的、代表了反抗与斗争传统的民族脊梁，一是革命领袖，一是文学巨匠；一是大理论家，一是大思想家。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外族入侵与同黑暗势力作斗争都产生了真接的广泛的更为深远的影响，历久弥烈。当然，他们受到的攻击与诬蔑也是前所未有的、最为持久的。因此，坚持学习、继承和保卫毛泽东鲁迅的伟大精神，不能不是我们中华儿女一代又一代人的神圣职责。周先生作为鲁迅的后人，除了为版权、肖像权、为稿酬打官司（这当然也是法律赋予斤夕权利）之外，是不是也应该尽一份维护伟人形象的责任呢？
Second of all, 周海婴 was a little boy when 鲁迅 died, he didn't/couldn't remember too much of his father.
Third of all, we can't trust this 罗稷南 too much-- I mean about this story.
1st, If he dared to ask such a question in front of so many people, if Mao would answer his question so frankly, there should be a lot of people knew this. Why should they wait till more than 40 years later to make it open and through 周海婴's mouth?
If they could ask Mao such a bold question in that decade, it can only show us that they trusted Mao very much.
And more than that, even an idiot knew that no one would ask such a question without any context.--and Very strangely both of them could only remember such a part, no less, no more.
2nd, all these 黄宗英 said was like in a movie, everyone played a role in a scene. Well, I don't want to say it is a lie, but we should doubt the memory of 黄宗英.
3rd, all those talks about her lawyer and 孤证 made me laugh-- It is a good proof to me this is not trustworthy,
because I still remembered that I discussed with a few guy here about the topic 孤证 in 2002.
Forth of all, we all can guess the reason why they made such a story.
1st, to make the story juicy.
2nd, to make them look good--they couldn't be honest at that time since Mao was such a ruler.
Unfortunately, the story itself totally sold them out .
They are a bunch of losers who can only make a living of degrading themselves. 50 years later, they still couldn't get over what they did at that time. I thought after all nothing can make peace of their mind.
今天，是著名作家鲁迅诞辰127周年纪念日。
鲁迅之子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中的一段话：“1957年，毛主席曾前往上海小住。湖南老友罗稷南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是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寻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任何人读到这段对话，都会出一身冷汗。
当时，《鲁迅与我七十年》一出，这段对话就成为议论的焦点。我曾好长时间回味这段话，想想毛泽东生前那么热爱、敬重、颂扬鲁迅，怎会说出这样的话？毛泽东一向热爱鲁迅。开始在冯雪峰的影响下读鲁迅，什么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没有媚骨……这都出自他的口。建国后毛泽东在书房的一张照片，靠在书架翻书，这书就是新出版的《鲁迅全集》，毛泽东读过多少书，可见对鲁迅的热爱。毛泽东曾有言，假若他要选择职业的话，要当一个杂文家，这是否因为鲁迅的影响？我们如果了解鲁迅，会发现毛泽东和鲁迅有很大的共同之处，这就是叛逆精神、斗争精神，甚至“造反”精神。既然他们“心是相通的”，应当成为知音同好才是，我是不相信有这样的话和这样的情节的。鲁迅死于 1936年，假如活到1957年，这不仅是思想界、文化界，也是国人担心的一个战战兢兢的问题。鲁迅确实没有媚骨，所以才叫人担心。于是这一假设成了国人的“情结”，定要设法证实它！《鲁迅与我七十年》，这一悬念终于得到了左证，于是我们都可以放心了，因为它完全“合情合理”，好像是一句等待已久的要证实的话。
但证实这个对话的是黄宗英女士，后来我才读到黄宗英在《炎黄春秋》2002年第12期以《我亲聆毛泽东罗稷南对话》撰文证实，她就是现场见证人，“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黄文摘录如下：
……
鲁迅之子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1957年罗稷南在一次座谈会上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深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段“罗毛对话”，我是现场见证人，但我也想不起有哪一位还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我打电话给我熟悉的律师，简要地叙述了当时的情况后，问他：“如果我写出自己听到这段对话，将与海婴所说的份量不同，因为我在现场；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若有人提出异议，我又拿不出任何旁证，那么在法律上……”那位律师说：“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于是我就到处求助，希望有更多的文字数据校正我的远记忆，以期尽可能准确地表述这场短暂又撼人心魄的“对话”。
我又见主席兴致勃勃地问：“你现在怎么样啊？”罗稷南答：“现在……主席，我常常琢磨一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样？”我的心猛一激灵，啊，若闪电驰过，我感觉空气彷佛顿时凝固了。这问题，文艺人二三知己谈心时早就嘀咕过，“反胡风”时就嘀咕过；可又有哪个人公开提出？还当着毛主席的面在“反右 ”的节骨眼上提出？我手心冒汗了，天晓得将会发生什么，我尖起耳朵倾听：
“鲁迅么……”毛主席不过微微动了动身子，爽朗地答道：“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呀，不发脾气的脾气，真彷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我懵懂中瞥见罗稷南和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他俩倒坦然理解了，我却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
我读到黄宗英的证实后，对这个对话就彻底不再抱有幻想了。没有理由不信。这话让我想到了鲁迅的意义。这就让我们明白，鲁迅是民族的！不是哪一个政治团体就可以随便占有的。表面上赞扬，骨子里照样仇视。鲁迅因他的杂文，在当时就有杀身之祸。朱元璋做了皇帝就不是从前的农民朱元璋了，洪秀全当了天王也不是从前的农民领袖洪秀全了，而一个思想家是永远不会背叛他自己的。谁在那个位子上，谁就会对着鲁迅这枝笔不舒服，由一个对鲁迅的赞美者变成仇视者，这并没有不好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