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正文
“五风”的吹鼓手
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五风”颇盛。“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等，风行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使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影响。
究竟谁是“五风”的总根子?究竟谁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大刮“五风”的不是别人，就是头号大坏蛋刘少奇!就是头号大坏蛋邓小平!
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刮“五风”的动员会。
他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就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浮夸。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企图一下就提高十倍。这个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的。然而邓小平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妄想一步登天。
他公开对抗主席提出的：“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大量荒芜土地。荒谬地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胡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
他大搞“一平二调”，声称在“人民公社”之外还要搞什么“联社”，目的是“好进行贫富调剂。”
他不通，却偏要装出个“百科全书”的样子，竟然荒唐地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甚至扬言要成立什么“胡思乱想办公室”，公开叫嚷“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
等等，等等。
由于邓小平带头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平二调胡乱吹，使“五风”在贵州省特别是遵义地区大肆泛滥，并且波及全国。为了实现邓小平“少种多收”的计划，大片田地被砍掉，大片庄稼被毁坏。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许多地方成立了“胡思乱想办公室”，有的大搞空买空卖，根本不知道山上是否有虎，池中是否有鱼，就买山求虎，卖池售鱼。这样，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破坏了人民生活。有些贫下中农竟因此死于非命。震惊全国的“遵义事件”，就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遵义人民至今提起邓小平，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必须指出，“五风”在五九年前后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刘少奇、邓小平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仇视三面红旗的一次大暴露。他紧密配合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蒙蔽一些人，大干坏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左”的面目掩盖其右的实质，掩盖其对三面红旗的极端恐惧、仇视的阴暗心理而已!
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自己大刮“五风”，罪恶滔天，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企图把刮“五风”的责任强加在三面红旗头上。六二年他狂妄地叫嚣：三面红旗“虽然不能说成是路线的错误”，但是有大量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居心险恶地说什么：“从五八年以后，即‘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等等。似乎“浮夸风”、“共产风”统统是三面红旗造成的，通通是三面红旗的罪过。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是邓小平耍弄的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戳穿，给以迎头痛击!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铁的事实是：大搞“高指标”、大刮“共产风”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自己。他在遵义的谈话就是铁证。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则一直在同刘邓搞的“五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在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并警告某些人：“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紧接着，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又通过党内通讯，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说：“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号召基层干部和社员顶住这股歪风，“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毛主席三令五申一再批评的那些“做领导工作的”所谓“上面”就是指的刘少奇、指的邓小平!就是批评他们大刮“五风”，也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批评，才迅速阻止了“五风”的蔓延，使它未能造成更大的恶果。刘邓企图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把自己搞的那一套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嫁祸于人，达到其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不答应!
(新北大公社第四野战军咏梅战斗队)
一机部材料研究所科技造反队
上海市业余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
财革会市百公司科室造反队联合翻印
上海市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第六分校
工总司上海混凝土制品公司联络总站
一九六七年五月 上海
一九五九年以后的一段时间，社会上“五风”颇盛。“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强迫命令风”等等，风行一时，搞得乌烟瘴气。使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党群关系受到很大影响。
究竟谁是“五风”的总根子?究竟谁是刮“五风”的罪魁祸首?
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大刮“五风”的不是别人，就是头号大坏蛋刘少奇!就是头号大坏蛋邓小平!
五八年十一月六日下午，邓小平召集贵州省湄潭、余庆、绥阳、遵义、桐梓等县的县委第一书记开了一个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刮“五风”的动员会。
他根本不管实际情况，就到处发号施令，大肆浮夸。绥阳县盛产麻，平均亩产一百八十斤，他一听，连连摇头，大叫：“太少了，应该是一千八百斤。”企图一下就提高十倍。这个县原先平均每人产值一百四十七元，计划一年内提高到超过二百元，这个计划是合乎实际的。然而邓小平却大为不满，指着县负责同志大加斥责，说什么：“你的心太小了”!“要大一些，第一步要到达三百，第二步就要到达五百。”妄想一步登天。
他公开对抗主席提出的：“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相结合”的方针，大量荒芜土地。荒谬地主张：“要集中力量搞高产地。决心要丢掉一些(田地)。路上看到那些石头缝缝里种的包谷，统统不要种。”胡说什么：“五百万亩坡地砍掉四百万亩，每亩(产量)达四千斤，后年真可以不种地了。”
他大搞“一平二调”，声称在“人民公社”之外还要搞什么“联社”，目的是“好进行贫富调剂。”
他不通，却偏要装出个“百科全书”的样子，竟然荒唐地提出：猪圈“不要安设在居民点”，“不是要田间积肥吗?安在田间去，居民点的卫生也好。”甚至扬言要成立什么“胡思乱想办公室”，公开叫嚷“要弄几个人来”，“专门胡思乱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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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等等。
由于邓小平带头强迫命令瞎指挥，一平二调胡乱吹，使“五风”在贵州省特别是遵义地区大肆泛滥，并且波及全国。为了实现邓小平“少种多收”的计划，大片田地被砍掉，大片庄稼被毁坏。根据邓小平的“指示”，许多地方成立了“胡思乱想办公室”，有的大搞空买空卖，根本不知道山上是否有虎，池中是否有鱼，就买山求虎，卖池售鱼。这样，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破坏了人民生活。有些贫下中农竟因此死于非命。震惊全国的“遵义事件”，就是邓小平一手造成的。遵义人民至今提起邓小平，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
必须指出，“五风”在五九年前后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刘少奇、邓小平一贯仇视毛泽东思想，仇视三面红旗的一次大暴露。他紧密配合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蒙蔽一些人，大干坏事，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害。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以“左”的面目掩盖其右的实质，掩盖其对三面红旗的极端恐惧、仇视的阴暗心理而已!
但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是，邓小平自己大刮“五风”，罪恶滔天，却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千方百计企图把刮“五风”的责任强加在三面红旗头上。六二年他狂妄地叫嚣：三面红旗“虽然不能说成是路线的错误”，但是有大量的缺点，“主要表现在计划、指标过高上。”居心险恶地说什么：“从五八年以后，即‘共产风’、‘浮夸风’以来，就不注意调查研究了。”等等。似乎“浮夸风”、“共产风”统统是三面红旗造成的，通通是三面红旗的罪过。把矛头直接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这是邓小平耍弄的一个大阴谋，必须彻底戳穿，给以迎头痛击!
谎言掩盖不了事实。铁的事实是：大搞“高指标”、大刮“共产风”的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自己。他在遵义的谈话就是铁证。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高举三面红旗的同时，则一直在同刘邓搞的“五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早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就指出：“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达到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在同年十二月中央政治局的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并警告某些人：“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斤斗。”紧接着，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主席又通过党内通讯，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全体社员写了一封信，一针见血地说：“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号召基层干部和社员顶住这股歪风，“根本不要管上面规定的那一套指标”“只管现实的可能性”。毛主席三令五申一再批评的那些“做领导工作的”所谓“上面”就是指的刘少奇、指的邓小平!就是批评他们大刮“五风”，也正是由于毛主席的一再批评，才迅速阻止了“五风”的蔓延，使它未能造成更大的恶果。刘邓企图来个猪八戒倒打一耙，把自己搞的那一套强加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嫁祸于人，达到其反党反毛主席的野心，那是痴心妄想!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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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五月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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