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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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公元前207年秦亡。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
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两千余年来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其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 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 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 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之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
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阳，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三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或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既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又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同时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权力手段。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因再度恶变，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12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
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12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
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性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具有必然性。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秦帝国的骤然灭亡，是中国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势一统天下，以变法图强之志大规模重建华夏文明；使当时的中国，一举整合了春秋战国500余年剧烈大争所酝酿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规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创建了人类在铁器时代最为伟大的国家形式，最为进步的社会文明。
依照历史的法则，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权力主体，其权力生命至少应当延续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然则，秦帝国却只有效存在了12年（其后三年为崩溃期）。随着始皇帝的骤然撒手而去，建成这一伟大文明体系的权力主体，也轰然溃灭了。
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原因，始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巨大谜团。 揭示这个谜团，对于全面认知中国原生文明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两千余年来对秦亡原因的探究，一直与对秦政的总体评判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暴秦"说互为论证，形成了一个主流定式：暴政亡秦。但是，大量的历史事实已经呈现出一个基本结论：秦政是一个伟大的文明体系，秦政并无暴虐特质。以中国历史作纵向对比，从项羽复辟集团毁灭帝国文明的暴政暴行开始，秦之后的大暴政导致的大劫难屡屡发生。与其相比，秦政文明水准远远高于其上。这一文明水准，主要指两个基本特征： 一则是大规模的文明创新性，二则是大规模的建设性。这两个基本点，其后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 是故，秦政绝不是中国历史上的暴政时期。 以人类文明史作横向对比，秦政则是同时代人类文明的最高水准。大体同时代的西方罗马帝国的残酷暴烈，与秦帝国的法治文明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举凡人类在自然经济时代的野蛮标志，都是西方罗马帝国及中世纪的专属物：斗兽场、奴隶角斗士、初夜权、奴隶买卖制、领主私刑制、贞操带、以掠夺为实质的宗教战争等等等等，其触目惊心，其阴暗恐怖，尽出西方落后文明也。这是历史的事实，不能因为西方社会今日的相对文明发达而否定其历史的野蛮性。客观地说，相比于西方罗马帝国，秦帝国的文明水准至少超过其半个时代，或者说高出其半个社会形态。 唯其如此，指控秦帝国"暴政"，并极其武断地以此作为秦亡基本原因，既缺乏基本的历史事实依据，又与高端文明时代的审视理念显然不合，是有失公正的。
要探究秦亡奥秘，首先得明确两则根基。 其一，将作为文明体系的帝国创造物--秦政体系，与作为权力主体的秦帝国区别开来，建立一种明确的认知：权力主体之与其文明创造物，是两个具有不同运行逻辑的各自独立的主体。两者之间有联系，但并无必然的兴亡因果关系。秦帝国的速亡结局，并不必然证明其文明体系（秦政）的暴虐。秦二世赵高政权的暴虐杀戮，只是帝国权力主体在历史延续中的变形，而不是作为帝国创造物的秦政的必然延伸。 其二，探究秦帝国灭亡奥秘，必须从高端文明时代应当具有的历史高度，透视解析那个特定时代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联结，寻觅导致其速亡的直接原因，以及更为深广的社会因素。任何简单化的方式，都只能重新陷入历史的烟雾之中。
综合当代所能见到的全部基本资料，我们可以认定：秦帝国突然灭亡，有两个最为重大的原因：其一，是突发政变所导致的中央政权突然变形；其二，是战国传统所形成的巨大社会惯性，导致整个社会迅速地全面动荡。突发政变是直接原因，战国惯性则是基础原因。这两个原因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大体都是清楚的。尤其是突发政变，更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战国传统所形成的社会惯性，却历来为史家与社会所忽视，然也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是故，我们的探究重点不在新史料，而在新认知--高端文明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历史透析能力。
其一，突发恶性政变，导致中央政权结构全面内毁。
秦帝国在权力交接的转折时期，突然遭遇恶性政变，历史异数也。 异数者，匪夷所思之偶然性与突发性也。对于秦始皇之后的权力交接，历代史家与社会意识都有这样一个基本评判：若由长公子扶苏继位，秦帝国的历史命运必然大不相同。其时，扶苏的品性与才具已经得到了天下公认，"刚毅武勇，信人奋士"，已经具有了很高的社会声望，连底层平民陈胜吴广等尚且知之，朝廷郡县的大臣吏员更不用说了。当时的始皇帝与天下臣民，事实上已经将扶苏作为储君对待了。当此之时，历史却突兀地呈现出一幅最荒诞的画面：始皇帝突然死于大巡狩途中，最不成器的少皇子胡亥，突兀成了秦帝国的二世皇帝！ 这一突兀变化的成因，及其演进环节所包含的具体因素，始终无法以常理推断。几乎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突发的，几乎任何一个因素都是突然变形的，都不具有可以预料的逻辑性。突发性与偶然因素太多太多，教人常常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历史幻觉：莫非这当真是古人所谓的天意？ 透析这场政变对秦帝国的直接的全面的内毁，认识其突发性与偶然性这一特质，是极其重要的。唯其突发，唯其偶然，唯其不可思议，才有了秦帝国中央政权的坚实结构迅速瓦解崩溃，才有了帝国臣民依然本着奉公守法的传统精神，在连番惊愕中不自觉接受了权力轴心极其荒诞的恶性作为。恶性政变突发，农民暴动又突发，秦帝国所有足以纠正中央恶变的政治力量，都因为没有起码的酝酿时间，而最终一一宣告失败。从根本上说，政变的突发性与农民举事的突发性聚合，决定了其后帝国命运的残酷性。
这场突发政变所汇聚的历史偶然性因素，大体有如下方面：
始皇帝年近五十而不明白确立扶苏为太子，偶然性一也。
始皇帝明知身患疾病而坚执进行最后一次大巡狩，偶然性二也。
始皇帝大巡狩之前怒遣扶苏北上九原监军，偶然性三也。
始皇帝最后一次大巡狩，于诸皇子中独带胡亥，偶然性四也。
始皇帝中途患病而遣蒙毅回咸阳，偶然性五也。
始皇帝在蒙毅离开后以赵高兼领符玺令，偶然性六也。
始皇帝于沙丘行营病情突然加重，偶然性七也。
突发病情致始皇帝未能在死前写完遗诏，偶然性八也。
突发病情未能使始皇帝召见李斯会商善后，偶然性九也。
长期忠诚无二的赵高突发人性变形之恶欲，偶然性十也。
栋梁重臣李斯之突变，最为不可思议，偶然性十一也。
扶苏对假遗诏之缺乏辨识或不愿辨识，选择自杀，偶然性十二也。
蒙恬、蒙毅相继入狱，蒙恬被逼接受自杀，蒙毅被杀，偶然性十三也。
王翦、王贲父子于始皇帝生前病逝，偶然性十四也。
李斯一错再错，大失前半生节操才具，终致惨死，偶然性十五也。
胡亥素质过低而近于白痴，偶然性十六也。
秦帝国功臣阶层因李斯突变而分化不能凝聚，偶然性十七也。
赵高之恶欲野心膨胀变形，大出常理，偶然性十八也。
陈胜吴广之"闾左徭役"突发暴动，偶然性十九也。
关中老秦人人口锐减，对恶性政变失去强大威慑力，偶然性二十也。
...... 最为关键的两个人物--赵高与李斯的突变，可谓这种偶然性的典型。以赵高前期表现与功绩，始皇帝对其委以重任且信任有加，是完全正常的，几乎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的人性之恶变突然发作，并无必然性，确实是一种人性突变的偶然性。若说赵高从少年时代起便是一直潜藏在始皇帝身边的奸佞或野心家，是十分滑稽的。李斯更是如此，以其前期的巨大功绩与杰出才具，及其自觉的法家理念与几次重大关头表现出的坚定政治抉择，实在不可能在其与蒙恬的地位高低上计较。然则，李斯恰恰接受了赵高说辞，恰恰计较了，这是必然性么？仅仅以李斯青年时期的"厕鼠官仓鼠"之说，便认定李斯从来是一个私欲小人，同样是滑稽的。李斯与赵高，都是英雄与魔鬼的无过渡对接的异常人物，其突然变异，无疑隐藏着人性潜质的巨大秘密。但是，从社会原则与政治原则出发，任何时代的人事任用都只能遵循实践法则，以人物的既往历史去判定，而不可能以极少数的突然变例去判定。从本质上说，赵高与李斯的政治地位，是其努力奋争的结果，是历史的必然。从人事任用权力说，始皇帝重用赵高李斯是合乎逻辑的，同样是必然的。唯其如此，赵高李斯的突然的巨大的变异，实在是一种不可预知的偶然性。 种种偶然性导致的这场政变，是历史上摧毁力最强的恶性政变。
作为一种权力更迭的非常态方式，政变从来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政治生活之中。就其结局与对历史的影响而言，政变有三种：一种是相对正义方发动的良性政变，譬如后世最著名的李世民玄武门之变；一种是仅仅着力于夺权而不涉及国策，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譬如赵武灵王末期的政变，以及后世的明成祖朱棣政变；第三种便是破坏力最强的恶性政变，其典型便是始皇帝身后的赵高李斯政变。
这场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是由其主要发动者的特质决定的。这一政变的轴心人物是赵高、胡亥、李斯三人。三人的具体谋求目标不同，但目标的根基点相同：都是为了谋求最大的个人利益，或为私欲所诱惑。其最为关键的李斯与赵高，都是帝国的赫赫功臣，赵高掌内廷大权，李斯掌国政大权，既有足够大的权力影响，又有足够大的社会声望，同时更有改变始皇帝既定意志的权力手段。
然则，政变之所以成为恶性政变，并不在于政变开始与过程中的权谋与恶欲，而在于政变成功之后的再度恶变。若胡亥即位后，赵高与李斯同心为政，妥善推行李斯已经在始皇帝在世时开始了的适度宽政，减少徭役征发，而避免了农民的突发暴动，这场政变完全可能成为无可无不可的中性政变。然则，事情没有按照正常的逻辑发展，而是再度恶变，大大偏离了李斯卷入政变的初始预期。这里，决定性的诱发因素又变成了胡亥。胡亥即位后，低能愚顽的享乐意识大发作，进一步诱发了赵高全面操纵国政的野心，并最终导致了赵高再次发动政变杀了胡亥。在这再度恶变的过程中，李斯几欲挣扎，几欲将国政扳回常态，然由于已经与帝国权力层的根基力量疏远，李斯的努力显得苍白无力，终于陷入了赵高的阴谋而惨死。 因再度恶变，这一政变终于走上了恶性道路。
恶果之一，秦帝国坚实的权力结构迅速崩溃。在赵高"诛大臣而远骨肉"的残酷方略下，嬴氏皇族被大肆杀戮，帝国功臣被一一剔除，中央政权发生了急剧的恶变。
恶果之二，反其道而行之的种种社会恶政--大工程不收反上，大征发不减反增，赋税征收不轻反重，迅速激发了激烈的民众反抗，由此而诱发复辟势力全面复活，使社会动荡空前激烈且矛盾交织难解，大灾难终于来临。
恶果之三，秦帝国群策群力的施政决策方式荡然无存，骤然转变为胡亥赵高的荒唐臆断。中央决策机构全面瘫痪，以致胡亥对农民暴动的社会大动乱程度的荒唐认定，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纠正。在始皇帝时期，这是无法想象的。
............ 综上所述，秦帝国灭亡的直接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战国大争传统形成的巨大惯性，导致了空前剧烈的全面动荡。
秦末动乱之快速剧烈，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 从始皇帝病死沙丘的公元前210年7月22日，至公元前209年7月大乱之时，堪堪一年，天下由盛大治世陡然化作剧烈乱世，转折之快如飓风过岗万木随向，实在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大象飞转。及至大泽乡九百徭役揭竿而起，竟能达到"旬日之间，天下响应"的激速爆发之势，为后世任何大动荡所望尘莫及。在社会节奏缓慢的自然经济时代，煌煌强势一年急转直下，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也只有这一次。
历代史家解释这一现象，无不归结为秦"暴政"蓄积已久，其发必速。所谓"天下苦秦久矣"，正是此等评判之依据。实则不然，这种轰然爆发而立即弥漫为整个社会大动乱的现象，固然与秦二世恶政有直接关联，也与始皇帝时期的帝国施政有关联，但不是必然性关联，尤其不是长期"暴政"激发一朝大乱的必然性因果关联。基本的原因是，秦帝国并非暴政，更不是长期暴政。秦末大动乱其所以骤然爆发且立即全面化，其所以成为人类历史之唯一，根本的原因，取决于那个时代独有的特质。不理解或有意忽视这一特质，则无法深刻解析这一历史现象。
秦末社会的独有特质，在于战国大争传统依然是主导性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决定着时人对种种事件的认知标准，也决定着随之而来的反应方式与激烈程度。为此，要深彻体察两千余年之前的那场剧烈大爆发，首先得理解那个时代的价值理念，理解那个时代的行为方式。否则，不足以解释其普遍而剧烈的反应，不足以解释其大规模地酷烈演进。作为解析人群活的历史奥秘的探索者，最不能忽视的，便是发掘那个时代已经被史书风干了的鲜活要素。否则，曲解是必然的。
首先要关注的大背景，是秦帝国建立后不同群体的社会心态。 秦帝国恶性政变发生之时，一统天下尚只有短短的12年。无论以哪个时代的变化标尺衡量，12年，都是个太短太短的时段。其时，七大战国生死拼杀的那一代人，全部正在盛年之期。家国兴亡所导致的巨大精神鸿沟，尚深深植根于种种社会群体之间，尚有很远的距离才可能弥合。
就权力层面说，战胜者成了一统天下的君王与功臣，战败者则成了失国失地的臣民或罪犯。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民众层面说，战胜国臣民的主宰感、荣誉感与尊严感，以及获取巨大的战胜利益的愉悦感，都倍加强烈。灭亡国家的民众浓烈的沦丧感、失落感与自卑感，以及在社会利益分割中的不公平感，却鲜明地放大了。此间鸿沟，既不可能没有，也不可能不深。就关注焦点而言，作为战胜者的帝国政权与本体臣民，立即将全部心力投入到了大规模的文明创制之中，力图以宏大的建设功业达到人心聚化，从而达到真正的天下大治。作为战败亡国的山东六国臣民，其需求要复杂得多：民众孜孜以求的是，力图从统一新政中获得实际利益的弥补，获得精神沦丧的填充。六国贵族则殷殷渴求于复辟，殷殷渴求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土地与人民。此间鸿沟，不可能没有，更不可能不深也。
凡此种种鸿沟，意味着这时的社会心理尚处于巨大的分裂状态。 帝国政权的统一，距离人心的真正聚合，尚有很大的距离。 虽然，从总体上说，天下民众确定无疑地欢迎统一，并欣然接受了统一。始皇帝大巡狩刻石中的"皇帝并一海内，天下和平"并非虚妄之辞。然则，历史与社会的复杂性便在这里：对于一个魄力宏大且又洞彻天下的政权而言，上述种种社会鸿沟都可能在妥善的化解中渐渐趋于平复；而对于一个不知深浅的恶变政权，上述种种社会鸿沟，则可能立即从潜藏状态骤然转化为公开状态，精神鸿沟骤然转化为实际颠覆。
就其实质而言，秦帝国统一初期，整个社会心理仍旧处于一种不定型的可变状态，天下对秦帝国一统政权尚未形成稳定的最终认可。渴望重新回到战国大争时代的精神需求，仍然是一股普遍而强劲的社会思潮。 唯其如此，在后世看来相对寻常的种种事变，在这个时期都具有数倍数十倍放大的强烈反应后果。如秦二世胡亥般低能昏聩的君主，前世有之，后世更多有之。然则，其时社会反应之迟钝缓慢，远远无法与秦末之激烈快速相比。自西汉末期的绿林、赤眉农民军暴动起，任何时代的农民起义都是反复酝酿多年方能发动，发动后又长期转战，很难得到社会有效支持，至于普遍响应，更是极其罕见。此种现象，愈到中国后期愈明显。宋王朝享乐庸主多多，且内忧外患频仍，农民反抗经久不断，却数十年不见天下轰然而起。明代昏君辈出，首代杀尽功臣，此后外患政变迭出，后更有"家家皆净"之号的盘剥皇帝嘉靖，而明代酿成农民大起义，却竟然是在二百余年之后。纵观中国历史，其对昏暴君主的反应差别之大，直教人怀疑战国华夏族群与后世国人简直就不是一个种族。
此间根本，正在于活历史中的时代精神的巨大差别。 关注的根本点，便是直接延续于秦帝国时代的战国精神。 春秋战国时代乃"多事之时，大争之世"，普遍的生命状态是"凡有血气，皆有争心"。当此之时，世风刚健质朴，不尚空谈，求真务实，对国家大政的评判既直截了当，又坦荡非常。春秋战国时代的普遍现象是：国有昏君暴政，则人才立即出走，民众立即反抗，或纷纷逃亡。这种刚健坦荡精神，既包括了对昏聩政治的毫不容让，也包括了对不同政见者的广阔包容，因之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系列政治奇观。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春秋战国时代的贵族可以因政见不同而流亡，并能在流亡中寻觅时机以再度夺取政权。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政治失败者，能在被贬黜流放中再度崛起，重新返回权力场。也只有在这一时代，士人阶层能以政见理念为标准，选择效力的国家，能"合则留，不合则去"，其特立独行千古罕见。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可以自由迁徙，"危邦不居"，可以对自己不能容忍的暴政一挥手便走，否则便聚而抗争。也只有这一时代的民众，真正地千刀万剐过昏暴的君主......凡此等等奇观，皆赖于这一时代的根基精神，皆为这一时代的社会土壤所开出的绝无仅有的奇葩。这一时代现象，便是天下问政的风尚。
在秦统一中国之后的12年里，这种春秋战国遗风仍然以浓烈的历史传统，存在于现实社会。整个社会对已经灭亡的六国，并没有因为向往和平与统一而从精神上彻底抛弃。对具体到个人的六国贵族的复仇，更没有因为遵奉秦法而一概冷落。至于对复辟旧制带来的恶果，则因为没有复辟大毁灭的历史先例，其时尚无法深切体察。
其时，天下民心对帝国大政的基本态势，仍然是春秋战国的价值法则：你果真高明，我便服你；你果真低能，我便弃你。始皇帝雄风烈烈大刀阔斧开天辟地大谋天下生计，谁都会看在眼里，好，帝国施政纵有小错，民也容忍了。秦二世低能昏聩杀戮重臣，享乐与聚敛并发，大谬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在那个时代，没有漫长的忍耐与等待，没有基于种种未来与现实利益而生发的反复权衡，没有"臣罪当诛兮，天子圣明"的愚忠世风，没有"窃以为如何如何"的萎缩表达方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切都是简单明了的。 轰然之间，社会直感立可爆发为巨大的社会风暴。 这便是社会土壤，这便是时代精神。
就历史事实说，始皇帝以战止战而一统天下，民众无疑是真诚地欢迎，真心地景仰。一个新政权堪堪立定，便致力于破解人身依附、取缔封地旧制、决通川防、修筑道路、消除边患、建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交通、统一田畴等等天下生计作为。再加上帝国君臣上下同心，政风清廉，遵奉法度等等后世罕见的清明政风。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锤炼的天下臣民，不可能没有分辨力，不可能不真诚地景仰这个巍巍然崛起的新帝国。唯其如此，天下臣民容忍了相对繁重的徭役，容忍了相对繁重的赋税，也容忍了种种庞大工程中夹杂的与民生无关的奢华工程，如拆毁六国都城而在咸阳北阪写放重建。甚或，也容忍了勤政奋发的始皇帝任用方士求仙采药而求长生不老的个人奢靡与盛大铺陈。 归根结底，人民是博大、明智而通达的。事实上，人民在期待着始皇帝政权的自我校正。毕竟，面对始皇帝这样一个不世出的伟大君主，人民宁可相信他是愿意宽政待民，且能够自我校正的。这种天下心态，虽非春秋战国时代的主流精神，然却也是基本的复杂人性的活化事实，既是正常的，也是前世后世屡见不鲜的。
在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君主不惜以累积民怨为代价而追求宏大功业，是极为常见的。这种君主，其归宿大体不外三途：其一，暮年自我校正，且能清醒善后，战国如秦昭王，后世如唐太宗；其二，有所悔悟而来不及自我校正，然却在生前能清醒善后，择贤君而立，故其弊端被后世继承者校正，后世汉武帝为此典型；其三，既来不及自我校正，又来不及清醒善后，骤然撒手而去，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导致巨大的颠覆性恶变。
无疑，始皇帝属于第三种情形。 始皇帝身后的恶性政变，既滑出了始皇帝的政治个性逻辑，又滑出了帝国法治的常态稳定性逻辑，本身便是一个历史罕见的偶然性。且作一条历史的延长线：若没有陈胜吴广的农民暴动及其引发的复辟恶潮，度过胡亥赵高的恶政之后，由子婴继位秦三世，帝国政治能否恢复平稳状态？应当说，答案是肯定的。果然如此，后世对秦政秦文明的评价又当如何？这一假设的意义，在于展现历史逻辑，在于清楚认识恶性政变并非因始皇帝时期的秦政而发，并不具有必然性。
于是，历史的逻辑在这里突然断裂了。 强大的惯性力量，绞杀了本质上具有可变性的历史逻辑。 这便是秦帝国突然灭亡的历史本质。 伟大的秦帝国骤然消逝于历史的天宇，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巨大变数。 伟大的原生文明淡出高端文明视野，是中国文明史的一幕深刻悲剧。
我强调文革不等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在很多人眼里也是不一样的。
我最感兴趣的是毛泽东眼里的文革，当然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第二感兴趣的就是现在编文革故事的人有多少真实性，多少政治动机，多少利益驱动。。。
这个问题比历史上的文革更有意思，因为更具有现实性， 哈哈
改革开放不过是把这些财富变成了商品进行了再分配而已。
//小时候穷并非完全是政治问题，这是经济问题。
美国没有文革，你看看第一代移民的生活，还不是一样的穷？
其次，现在依然有很穷的人。
根据你的文章，显然我们需要再次文革，因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财富是自己创造的，不是某个领导恩赐的。
文革中最倒霉的是极左，他们中大多数在文革后受到排挤，待遇比当初的右派更差。
很多温和的右派其实是受益了，因为文革把他们的对手给放倒了， 待遇也得到了补救--相当于文革中什么责任也不负，待遇却照常。
--而且他们后来一直占据道德制高点， 到现在还唠唠叨叨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文革没有那么可怕。
六国宫的修建,那是秦人灭一国建一宫,为了收藏高档战利品,现在中国文物界还指责英国人把中国文物胡乱堆在大英博物馆的地下室.修建土木工程没有被人理解,还遭到儒教的中伤.
兵马俑的修建,那是新兴的地主阶级移风易俗,废除人殉,秦始皇实际控制的地域是空前辽阔的,夏商周都是只控制一个小区域,让别人进贡,而且经常和抗贡的打仗,真是小把戏,并且墓葬也奢侈,用活人陪葬,秦始皇用俑陪葬,被儒教恶意中伤,况且建立如此功业,有如此雄厚的国力,和后来的皇帝一样陵肯定小不了.最玄的是秦人修建了都江堰,陕北直道,拥有优良的兵工厂和冶金工业等,秦人拥有一批超越时代的科学家,秦始皇的陵墓也就复杂了,又成为被儒教中伤的理由. 兵马俑的考古发现让我们真正了解那个伟大的古代超级大国．与我们国近代的表现截然不同的强国，给我们留下走向复兴的文化底蕴！
驰道的修建，秦国的确轻民力，但是中原国家更差劲，中原此起彼伏的奴隶起义已经说明，鲁国宋国等中原尊儒国家的下层人民依旧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秦国的开明奴隶主的变法吸引了中原大批的人民，只有秦国的老百姓可以富裕到一家有一头牛，只有秦国的人民可以免遭匈奴和其他国家三天两头的侵略，驰道主要为了秦军的后勤保障，秦军的后勤能力在当时是世界一流的。
美国为了实现军用物资的大规模运输和快速兵力投放花费了大量心血，也没有见美国人批评政府，倒是日本人承认美国人的物流战很厉害。只要当时没有秦国人批评政府就行.腐儒只会用轻民力来中伤秦国.其实腐儒横行的中国才是人间地狱.
长城的修建,蒙恬家族与匈奴世世代代在长城沿线作战,选择了对游牧民族最有效的长城战略,西方也有针对游牧民族的长城,秦始皇那时还没有出生,怎么为此负责.亲临一线的秦兵汉将都拥护长城战略,后来的戚继光还亲修一端长城.儒家就炒作孟江女的故事,试问中国那一项工程没有死过人,儒教的舆论偏偏指向秦始皇,况且秦人牺牲那么多忠诚勇敢的战士,换来中原劳工,为什么不用,还要供起他们,让他们密谋分裂吗?他们没有国家观念,不知道秦人给他们免除了接二连三的内战,又被儒教中伤.长城只不过是针对游牧民族的内层防线,在草原深处有关中政府的哨楼,有致力于分化瓦解游牧民族的都护府.长城有向外派兵的关口,是攻防兼备的体系,长城有中外贸易的关口,秦汉隋唐都修建长城，根本没有妨碍对外交流，基本不修长城的清朝却是最封闭的,关键是思想开放.现在长城已经写进国歌，作为国防象征，不能被腐儒侮辱！
2 悍风东去
因为儒教赋予中国人懦弱的奴性,才有秦始皇独裁!给别人跪下乞求别人的仁义道德,别人不给,就骂别人独裁,匈奴人不相信儒教的仁义道德,也没有奴性,并且有彪悍的性格,秦始皇就是独裁不了匈奴人.
用我国早已失传的强悍精神用来对付日本,用秦朝崇尚法制的精神来崇尚我们的民主法制未尝不可.为什么让儒教的以文乱法的作风继续毒害中国?上层人只靠道德自律,下层人搞关系走后门,儒教文化才是独裁者的温床.养育了无数独裁者.如果中原人放弃儒教象匈奴人那样与秦军战斗,秦始皇怎么独裁?中原人自己没胆量战斗,还怪征服者独裁? 最后结束赵高独裁统治的是楚人,神巫发达的楚人不相信仁义道德,只相信从鱼肚子掏出的布上写有神示“大楚兴，陈胜王”,相信斩杀大白蛇就一定斗争成功!匈奴人被赶跑放羊了,也只有楚人可以动摇帝国的统治.中原人算什么?
希特勒有没有给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奥本海墨和巴顿独裁?没有!因为他们强悍!
蒙古人依旧崇拜他们的大独裁者成吉思汗,日本人依旧崇拜他们的大独裁者丰臣秀吉,我们不主张独裁,但是更反对儒教搞的文弱的中国,对待独裁者只有反抗,放弃反抗却指望征服者仁义的做法才是独裁渣滓,儒教是独裁渣滓,所以袁世凯很喜欢儒教! 现在我们国家的某些干部也喜欢儒教, 其实就是喜欢不受法治监督, 喜欢别人给他送礼,自己只要大肆宣传自己有仁德就行了.
可惜秦始皇以秦人一贯的眼光看到儒教为文弱无能的本质,对儒教不断排斥,其实秦始皇不愿意躺儒教这张独裁温床,而是按照秦国律法的意志谋求一个典章制度大文明国家,这也就成了独裁者,有没有见过每天翻动二百多斤竹简的独裁者?有没有见过巡视边疆,积劳成疾的独裁者?我们的秦始皇就是蒙古人眼中的成吉思汗,日本人眼中的丰臣秀吉.应该得到尊重!
3 焚烧儒书
老子说过,善行者无辄迹,秦人烧了已经被废除文字的书,没有那么多历史负担,轻车快骑,中国在世界遥遥领先.儒家主张立言,立德,立书.法家主张立法,立制,立威.所以在法家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有国威,没有历史负担.没有历史负担的美国发展也比较快.中国宋朝以后,儒家泛滥,国家发展必然是老牛曳破车,保古越严重,留的辙迹越深,只能说明架车的是笨蛋,大家都是从猴子变的,走一样长的路,非要说自己悠久,还整天和别人比辙迹长,真是一群蠢猪腐儒,辙迹越长只能说明你是走了泥坑路的傻子,还有脸说,你比别人走的轻松才是值得夸耀的,沿途看到国家无边辽阔的地理才是值得夸耀的.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一定不会永远存在下去.保那些破捞什子干嘛,后人反感秦始皇轻车快进,却又陶醉与中国的遥遥领先,真是矛盾啊!
统一文字后,那些用外国字写的书籍,肯定要废除!就像统一汽车牌照后,老牌照还不是被销毁了.坑儒坑的是一群骂骂咧咧的混帐,秦军最有血气,只坑杀和自己一样勇敢的上百万的敌国军人,坑杀的混帐也只有四百多人可以忽略不计,要干涉就用武力说话,辱骂是就是放屁,不顶用.
我们不求复古,只求今天比别人强,比别人有实力,厚今薄古的秦始皇及秦国当局无疑给中国带来威严和变革.辱骂他们,就是辱骂神圣的中华民族.
4 变态和平
生长在中原的东部文化热衷于建立一成不变的和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有等级森严的秩序，有互不侵犯的思维定势，有对“和平”的尊重，有对“和”文化的奠基人的顶礼膜拜和圣化……。不论是胶东半岛的齐人，黄土高原上的秦人和晋人，南方丘陵的楚人，还是温带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对他们来说都如同没有开化的“野蛮人 ”，他们孤芳自赏（将这种气质流传后人），他们又不得不服从这些“野蛮人”的军事征服，于是就产生了习惯性适应心理，反正总要被征服，被征服之后就是和平了，齐人可以在被征服后集体自杀，秦人可以和外敌反复撕杀，楚人可以伺机报复，而鲁国，宋国的灭亡却是轻如鸿毛。中原国家被攻破，中原人被征服，获得被征服之后的和平，也获得奴隶的身份，然而征服者的人才制度必须为帝国的前途服务，这就是中原人的翻身之道，即依靠自己的个人能力踏上仕途（中国人的又一特点,各自为战）。中国的地理特征使得自古得中原者得天下（造成统一多于分裂的历史特征），得天下后就被中原人同化。所谓同化就是摆出一副奴隶相，或献出满汉全席（中国人奴性的源头），帮征服者思考帝国的和平治理，结束征服者的戎马生涯和铁血作风，最后大家都一样了。生长在中原的东部文化依靠这种办法不断的同化四方的文化，就如同妓女一样，把别人放倒了，也让别人享受了。所以中原大地耻辱最多。
5 保本护利
你辛苦一年的利益给我送礼，乞求我给你讲仁义，大家就太平了，关键是你认为利益不是这么分配的！你要打破这种绝对秩序，就没有了太平！儒教的企图就完蛋了！ 还不如西方国家鼓励追求利益，但是必须要明白耶酥知道你的一切，也不要违反法律！
每一个社会都在谋求自己生存成本的降低,谁阻挠了这一目标和原则谁就应该下地狱,但丁说教皇应该下地狱,意大利开始试图建立新的生存模式,欧洲有了生气,李大钊,鲁迅等中国人说砸烂孔子店,中国开始新文化运动,中国有了生气.
每一个国家都在谋求利益纠纷向自己倾斜,有的国家做的好就被骂为霸权主义,有利益纠纷就有冲突,但是有的思想家异想天开,放弃自己国家的利益,宁可让自己的国家很文弱,也不愿意冲突(以和为贵的极端和平主义),这种思想必然是助长强国的气焰,所以鲁国从被周人分封为一等公爵国家,一直变为下三烂国家,国民的利益被出卖,但是这个思想家居然被奉为圣人,太恶心了.
秦国为伯爵国家,韩非子的思想给秦国带来巨大的利益,秦国不回避利益冲突,成为一等强国,只有秦国的国民可以富裕的一家一头牛，只有秦国的国民不用担心秋后敌国来侵犯,也只有秦国的国民不用担心被匈奴人抢掠，因为他们的国家可以全歼敌军，各国的奴隶都向秦国逃亡,秦国人的生存成本比较低,国家利益有保证, 所以韩非子是秦国吸引的优秀人才,根据人们的生存成本和利益来判断社会的好坏,这是合理的.
6 强国之辱
秦国的奴隶大多是六国逃亡过来的,是人心所向法治强国就有文化,是军事强国就有外交,是超级大国就有政治,侮辱强国的文明和近代腐儒侮辱西方列强的文明是一样愚蠢的!强者的生存智慧受到侮辱就是没有天理!
7 酷法之治
秦国法治文化被侮辱, 楚国神治文化被敬而远之,下三烂鲁国的人治文化在中国横行,回头看看西方列强拿着宪法和圣经,看到人家是神治文明和法治文明结合的典范,中国只会搞人治,只会搞关系,讲人情练达,讲道德自律,满口虚伪的仁义道德在中国人民良心中的没有地位,都是鲁国人治文明的祸害!侮辱秦对中国没有好处!中国或许有神治还好一些,就像贞观之治(中国文明的典范）,依靠＜大唐律法＞，并且大力发展佛教和道教,法治的压力变小,刑法比较轻,人治不但辱骂法治的残酷（其实是酷法是人民没有神明的约束引起的，原因不在法治本身）,而且远离神治的约束,想凭借恻隐之心和道德良善来约束全人类（就是孔子本人都不被恻隐心和道德良善所约束，卑鄙地杀了不同政见者，无耻地歪曲自己的罪行，可见儒教生下来本质就是害人的幌子）,想通过极端和平主义来消除战争和冲突,愚蠢啊!恻隐之心和道德良善只会被统治者利用,制止战争的只有武力,消除冲突只有利益调节和实力对决,结果就是大家都没有受到实质的约束,但都受到形式的顾及,都在讲假话,还容许别人讲假话,这就是中国,所以中国的大救星要么是佩服秦始皇的,要么是信仰神明的神的使者,不会是信奉儒教的人!所以康有为,袁世凯和蒋介石都失败了!
8 以暴制暴
秦人只屠杀数以百万计的敌国军人,坑了四百骗人的方士儒可以忽略.
你不要苛求古代,连下三烂的鲁国小官孔子都杀人,并且对逃亡的奴隶恨恨不已,他要坐大,屠杀的会更多.
周人屠杀反抗的殷商遗民,汉军人屠杀南庭的胡人,唐军人屠杀东突厥部族,罗马人屠杀枷太基人,希腊有木马屠城记,英国人屠杀印第安人,美国人屠杀广岛人,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肮脏的,任何一个大国的崛起都有肮脏的东西.你为什么只苛求秦人?
古代的生产力低屠杀是正常的!再古一些的原始社会,你闯进别人领地就要被杀.后来社会发展了,有更多的生产能力了,就不杀你了,叫你做奴隶.这是社会进步.你要是杀敌立功,你就自由了,还有爵位,秦国是一个人心所向的进步国家,你怎么随便辱骂?
六国之间也有屠杀,楚国打败鲁国宋国还不是照样屠杀.落后就要挨打,这是真理啊.
要想制止屠杀就只有去使用武力和实力.现在印尼人还在屠杀华人,他们不受惩罚,就不可能被制止.道德只会谴责,谴责顶个屁用,南京大屠杀时欧洲舆论一片哗然,都在谴责日本,但是一点没有用啊!真正具有暴力的美国才是制止日本人继续屠杀的终结者.
9 国家活力
秦国有伟大的商鞅变法,有《吕氏春秋》，有《谏逐客书》，有韩非子的学说，有君臣固守以窥周室的团结精神，有世界最早的军衔制度,有先进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精湛的兵器工业,高超的大地测量技术和造车技术,六国奴隶向往这里，逃亡到秦国成为国家农业经济主力，粮食生产多了就有行赏，固有的国民成为军队的主力，军功多了就有土地，新兴的军功地主带动的国家活力。一个伟大的古代超级大国的形象，人家怎么就不是文明了?美国有航空母舰,但是中国的腐儒硬是把人家说成是野蛮和落后,不如中国传统文明好.真牛!人家能有那么大的军事工业,就有伟大的社会文明!
10 坑儒护法
始皇连帝国政府严打主要对象的儒书都没有搞掉,主要因为坑儒结果儒生都不敢唧唧歪歪了,不再威害郡县制，秦始皇也就收手了,况且秦始皇迷信实力,不会和那些在他眼里如同死猪烂狗的儒生过多计较,他们不再骂人就可以了.否则秦始皇坑掉三千儒生都是易如反掌,但后来的儒生仗者着自己掌握教育就添油加醋,无中生有,背弃了历史的真相与真理.
背弃真理就是唾弃太阳,唾沫最终落在自己脸上,儒教影响了中国的发展,连康有为都受不了了,认为儒教的经书把真理与真相卡的太死,作和把有碍维新的儒教经文偷改了.再后来孙中山干脆不用什么儒教,毛泽东更是反感儒教,那些追求真理的中国精英,再也不开口闭口子曰诗云了,反观日本,早在兰学盛行的时期就已经不尊孔了,所以日本的维新没有思想上的阻碍力量,日本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重新尊孔,那是因为他对中国以主子自居,尊孔可以有利于给他在中国制造顺民,而现在对日本人来说孔子的作用也只限于孔子对人性的部分研究成果,不可能让孔孟思想泛滥成灾,至于让他做日本国的主导思想,绝对不可能,日本是神道教国家,否则日本就会成为比中国还小的小软蛋.
11 血性生命
从大自然的角度来说，同类动物在竞争时有鹰派策略和鸽派策略的选择，没有对错之分。从人性的角度来说，人的一生是该作战士还是作逃兵，不会有结论，同样我们不能说重战尚武的文化和以和为贵的文化谁对谁错，这是一对矛盾，可能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存在而存在。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条件下判断自己的生存成本和利益的得失,然后谈论这个问题，抛开具体条件而主张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在现在列强环绕,日本军国主义磨刀霍霍的情况下,讲讲血性还是必要的.
如果没有关中政府发动的边疆战争,我国的古代文明早都被游牧民族摧毁了.但是我们文弱的文化,已经偏执的认为"和"就一定比战好,已经容不下那个重战尚武的中华第一帝国,更没有地方祭拜帝国背后那些有血性的英魂了.反看日本帝国的后裔在祭祀他们的英雄。铁与血的历史回声依旧刺激着文弱民族的脆弱神经！
大唐帝国遭受叛乱时，唐人怀念往昔的峥嵘岁月，写下了“秦王扫六合，虎势何雄哉，挥剑抉浮云，诸侯尽西来。”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够像唐人那样看待大秦帝国，中国人也就不用为日本的靖国神舍发愁了！
12 长久大国
当孔子骂大批逃亡的奴隶, 感叹世道的衰落时, 秦国建立了新制度收纳了他们,而秦国的国民加入了秦军, 推广他们国家的新制度, 这是中华民族最为伟大的时刻, 是人类社会制度发展史的新的里程碑. 商鞅,韩非子,吕不韦, 白起,李冰,王翦,李斯等等这些人才和吸引他们的制度交相辉映, 秦国还拥有灵活的外交策略，高超的管理水平, 完备的军事制度，精湛的大地测量技术和造车技术，四百多年不断扩张, 在对外纠纷中, 利益总是向秦国倾斜, 加上国内生产力的提高, 秦国聚敛了大笔的物力和财力, 一个超级大国的背后是一群人不懈的努力, 是一个民族智慧的凝聚和精神的焕发（虽然秦朝只存在了十几年，但是秦国的扩张历史长达四百余年，并且导致此后关中地区继续做为全国中心上千年，以天下十分之一的人口占据十分之六的财富（汉代《盐铁论》），就是只有几十年的日本帝国（没有扩张自己文字和度量衡的二流帝国），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也是上百年的，并且日本本土也成为了超级富国，这难道是巧合吗？)
有人只盯着秦国短命，可是秦国历史有四百多年呢!要是美国这样牛逼轰轰的再坚持二百年,然后统一全球,此后哪怕立即消失,也是人类历史的空前的超级国家. 况且美国也吸引了各个国家的优秀人才!美国也注重国家的利益,根本不相信以和为贵,有强大的军队,就要保证利益纠纷向自己国家倾斜.凭什么跟下三烂的国家平起平坐.
13 中国文明
中国文明浩如烟海，捡起一片树叶是向东走，捡起另一片树叶是向西走。黄土高原的文化是西部文化，中原大地的文化是东部文化。
中国的近现代史是东部文化衰落的历史，但并不是中国文化衰落的历史，面对时代的变迁，我们回想到《吕氏春秋》中的“事易时移，变法宜矣”的至理名言，面对举步唯艰的改革，我们怀念秦国的改革家舍身变法的崇高精神和卓越才干，我们在鲁迅的《拿来主义》中看到秦丞相《谏逐客书》的影子，我们在国家工程建设中，感慨秦国的都江堰工程，缅怀大秦帝国的那一批超越时代的科学家，我们在国防现代化中追忆装备精良的秦军缔造的古代超级大国，我们在西安事变中感受到了秦穆公奖励公战，惩罚私斗的号令，我们在南京大屠杀时难以释怀长安市井高悬单于的首级书写着“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我们在朝鲜战争中重温汉武帝止戈为武的古训，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体会唐太宗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格言……。西部文化以其强悍和开放的本质本来可以在近代重新崛起，但由于一千年来东部文化的统治，使中国人信仰“仁义无敌主义”和“极端和平主义”对秦始皇，汉武帝等伟人肆意漫骂，只看到西部文化造成开边士兵白骨如山，却看不到东部文化将中国妇女的足骨全部折断，对西部文化的偏见使得西部文化丧失主体地位后又蒙受不白之冤。中国渴望一种新文化，即有西部文化强悍而开放的本质，又有全新的面貌，这种新文化必将取代东部文化成为中国的主体文化。 西部的延安政府不辱使命，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4 捍卫真理
文革是愚昧的人们用对待孔孟之道的办法对待共产党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四书五经一样的敲门砖使用,把儒教咬文嚼字的那一套发挥的淋漓尽致,说白了,没有儒教给中国人带来的劣根性,就没有文革,举个例子吧
儒教的“和”文化的唯一宗旨就是以和为贵,为了实现和平,为了极端和平主义，不惜抹杀社会根本矛盾即各个阶级阶层的利益冲突，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男和女（造成中国严重的妇女问题），君子和小人（造成中国道德自律的政治）等非社会根本矛盾上（这些连次要矛盾都算不上），社会根本矛盾被抹杀的干干净净，但没有人能抹杀随处可见的贫富矛盾,中国人只能恨富了，造成中国人的恨富心理,儒教反过来又说人话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希望教育中国人不要恨富,但是注定是徒劳的,是和儒教核心思想自相矛盾的,只是不成体系的乱叫。马克思主义者不回避社会主要矛盾,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中国人被儒教赐予的恨富心理, 所以不使用金钱动力刺激经济建设,害怕出现富贵阶层,导致革命失败,而使用精神上的动力,就只有把以前带动大家精神的斗地主拉出来用,在精神层面作的虚事太多,也不见经济好转,还害怕有人乘机篡权,就只好用精神旺盛容易供精神动力的年轻人来维持这种荒谬局面,年轻人干了很多荒谬事,这就是文革,是中国儒教带来的灾难,邓小平提出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理论,用金钱利益刺激经济,中国才走出文革.
一切都是恨富心理作怪,中国人为什么会有恨富心理?因为儒教.儒教赋予国人恨福心理,国人后来只知道儒教比较坏,不知道自己的恨富心理是儒教产生的儒教自己也反对的副产品,后人反对儒教却没有反对他的副产品,其实文革就是用儒教的副产品反对儒教,可见儒教对中国的毒害之深!
法家主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对待社会主要矛盾,不回避,不抹杀,也不精神麻痹,只有用实力解决.或许这样我们离真理才会近一些.
你认为毛是为了个人崇拜而个人崇拜吗？毛是想利用个人崇拜来鼓动人民，他不想用金钱刺激经济，而导致经济疲软的状态，他又担心有人乘机反对他，所以痛下杀手，而且反对者还用金钱刺激经济，搞出来贫富不均，还是回到了革命前的境地。他认为贫富不均将导致一生辛苦不知为谁忙，就怀疑党内的权力派人物？但是三番五次经济上的失败，他每次引责退出就看到邓小平等人搞经济就会好转，所以邓小平三起三落，最后他还是起用邓小平收拾残局，但还是害怕邓小平会搞成贫福不均，就留下华国峰当主管，但是他明白，华只不过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菜鸟。所以他还是把希望留给了中国，邓小平对他还有感激之心。但是我们至今没有共同富裕！
周人是最早征服中原的,也是最有技巧征服中原的.征服之后,中原人的反抗被周公旦镇压.中原人声称五百年后必有王者兴.结果五百年后中原人反倒放不下周人的的那一套骗人的东西了,而且极力维护之!孔老二还高呼"吾从周!"真是贱!
接下来大家都知道,关中人在周代将奴隶制度发展到了颠峰,后来又缔造了一个世界第一封建帝国的大秦帝国.秦人自信自己的武装力量,对待旧制度如风卷残云摧枯拉朽一般,中原人反倒不能接受了.就像民国割辫子,国人居然还有为此自尽的!
然后就是神巫发达的楚人不相信仁义道德,只相信从鱼肚子掏出的布上写有神示“大楚兴，陈胜王”,相信斩杀大白蛇就一定斗争成功!匈奴人被赶跑放羊了,也只有楚人陈胜，项羽和刘邦可以动摇帝国的统治.
然后就是杨坚，李世民等秦人的后裔继续统治中原！再后来就是游牧民族的天下了！
中原的儒教贱人只不过是中国人口的十分之一，中国人的主体是曾经征服过中原的秦晋楚齐的后裔，是长安政府和北京政府的子弟。所以我们要遏制中原贱文化败坏我们强悍的文明。
所谓的文化同化,中原文明，也只不过是像狗一样伺候别人，直到别人丧失铁血作风，大家就都一样了。伺候了周人,秦人,伺候了关中政府,伺候了蒙古人,满人,伺候了关外政府,只有汴京是中原政府,还遭了屠城,中原人的地位一直很贱,但是可以像妓女一样,让别人享受了,也把别人放倒了.所以苟延残喘到现在,出了刘邦,曹操也被骂成无赖和奸雄,出了岳飞,也不得好死,中原人就是"贱"文化 .
19 民主集中
民主在和平时期才可以讲，战争动荡的古代，你去讲民主，大家就是把国家民运交付在主将的手里，很正常，要不你去给秦皇汉武，还有卫青，霍去病讲一讲民主制的好处，顺便骂他们太笨！集中制在某些场合还将存在下去。古代的集中制是世界都有的.
况且主张仁义无敌主义，极端和平主义的人治文明的儒教才是中国民主进程的最大障碍！法治是保障民主制的！
20 血色征服
中原人每一次被别人征服,可以分为被强奸和被嫖,征服者不起用老鸨,就是强奸,起用老鸨就是嫖娼.周人征服了中原,中原人不得不服从周人的残酷统治(周人关押殷商遗民的集中营在郑,后来的郑州),还自恋于夏商的中原王国时期,被统治者,为了麻痹自己的精神,声称自己是文明社会,周边都是野蛮社会,声称有一个老弱都能养的社会,这时候儒教出现了,弱势群体没有能力反对周人,只好顺从,所以在儒教出现之前的针对中原的征服战争是合理的.
秦始皇再次出兵中原,虽然秦军只针对和自己一样的军人屠杀,但是六国的人根本没有同一个国家的认同感,还有儒教也没被聘为老鸨,所以秦始皇的军队的打击力度必然变大,这是以后政府遇不到的,秦时的中原人没有国家认同感,秦军就是是进入中原的侵略军,儒生就是的角色(中国多,逸民多的原因),有什么凛然正气,想帮人家治理帝国,人家不领情,就中伤秦始皇好多年,汉朝也不领情,只不过害怕被中伤,就让儒家当了个表,其实不重用的,老董生也郁郁而死,唐朝信佛信道,也不领情,只有大宋以后,儒生威风八面,中国一日不如一日.最后挨了打!而且儒生掌握言论与教育,处于报复政府的目的把秦始皇描绘成为一个暴君.后来中原人习惯了关中政府,尤其是后来的关中政府顾虑到儒教的舆论作用,使用儒表法里的策略.后来隋唐政府修运河,大批移民开发了东部,西部的经济中中心地位消失.关中政完成了历史使命走向府衰败,北方的游牧民族乘机南下,中原人适应西边的主人,不适应北边来的主人,没有认同感,游牧民族提高了军事打击力度,并且屠杀无辜百姓,比纪律严明秦军残酷多了.后来游牧民族政府聘了老鸨,妄图长久统治中原,可惜儒教此时羽翼丰满,将整个中国带到几乎停滞的地步,美其名曰,超稳定社会.游牧民族和汉人统统落后,全部挨了打.
21 向明而治
儒教说秦烧儒书，是为愚民，贞观皇帝篡位逼父，离经叛道，则天女皇，对女子无才便是德也没有好感，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儒书在愚民，到底谁在愚民？
鲁国本来是周人封的一等公爵国家，中原第一大国，后来被文弱的儒教害的龟缩成小半壁江山，还整天被齐人打，被楚人揍，还骂人家野蛮，鲁国是一个失败的国家，根本不配和秦军交手，结果在秦军与楚的百万大军对峙时，鲁国被楚国灭了，一个无能的落后国家。
韩非子说儒家虚言伪辩，庄子说儒家的孔子是巧伪人。看看意大利人描写的斯巴达克斯，“奴隶军团的领袖，一位坚强勇敢的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乔万尼奥里) 中国的奴隶起义的领袖被儒教骂为盗趾，追求生存与幸福的人受到儒教的侮辱，历史的真相被儒教扭曲，当秦国的开明奴隶主按功分配，新兴的军功地主将国家的活力调动起来，奴隶竞相向秦国逃亡。鲁国人还在按礼分配，将国民的积极性掩盖掉，将国家的活力阉割掉，还高谈“万钟不辩礼仪而受之，万钟与我何加焉！”这等 “豪言壮语”尽显鲁人愚昧和落后。
秦政府教育机构为公立，全国官员受政府教育，掌握公文的书写，培训策令的传达等，然后官员负责黔首的教育（以吏为师）。皇帝维护秦律的尊严，秦律维护国家的根本制度，所以儒生攻击郡县制（中国领先世界一千年实行郡县制），必然违背秦律，也必然受到秦始皇的打击，而且儒生只不过是没落奴隶主贵族子弟的私人办学产物，不能代表全部教育，这些没落子弟的混混不事稼穑，只好给人教字来混饭吃，那就好好混饭吧，可是秦始皇统一文字，让他们的大多数不会秦国字的人又丢了饭碗，对秦帝国一直骂骂咧咧，少数会秦国字的儒生继承了孔子食古不化的冥顽作风，攻击秦律所保护的郡县制，法网恢恢，最后儒生被活埋纯粹是活该倒霉，秦始皇没有错！
说秦愚民，秦末陈胜农民起义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呼”，斗争矛头直指统治集团，宋朝之后儒教泛滥，农民起义的口号变的越来越愚昧，由恨富心理产生的 “均富贵”口号，只会毁灭财富，矛头指向包括广大中间阶层，只会招致失败，还有什么替天行道受招安，什么扶清灭洋义和拳，都是被儒教麻痹的结果！秦朝没有儒教麻痹，农民军的口号最有力！可见真正愚民的不是秦，而是儒！
22 尊孔有罪
秦始皇是无错的,顺便说一下,孔子也是无罪的!
死去的孔子无罪,但和后来的事情有因果关系,称他是猪头主要是去圣化处理,没有别的意思,活着尊孔的人有罪!
尊孔的人可以分为三种
一 先天无知,尊孔.中国的大部分愚民就这样.
二后天是半吊子,尊孔.满瓶子不响,半瓶子晃荡.看看人家李世民,熟读经书,最后肯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走以法治国的路子,就是信道信佛也不迷信孔子.还有毛泽东,肯定也读过四书五经,对古代文化知识的研究很深入,但是就是不尊孔,这就是满瓶子不响.只有那些叫不上名字但号称著名的国学家,还有一干烂人,坚决走中庸之道,对古文化还知道一点点,就是因为不深入,才尊了孔,还整天在论坛上哇哇乱叫,做痛心疾首状,这就是半瓶子晃荡.随着国民普及教育,这种半吊子会越来越多.
三 老了有尊孔癖好,这是一帮寻求精神归宿的老家伙,没有社会价值.就像朱熹这个老逼脸,连尊孔的人也骂他
难得， 是说它有作者高明的洞察力，不是人云亦云的鹦鹉作舌。
优秀，是指文章有很好的综合分析能力，既具有翔实的资料，又有合理的对比分析，更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秦制度的灭亡，是中国史学界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在于秦制度的得失给人一个极具鲜明的对比。
非但如此，中国每一次政治制度转型，都有人对秦的得失提出新的评论。
譬如司马迁笔下的贾谊《过秦论》和宋朝三素父子的《六国论》以及毛泽东时代的儒法争论。
前人的评价，基本上是站立在六国的立场上看问题的，因为他们认为秦是外来文化，毛泽东开始把这个倾向扭转了过来。
凭心而论， 站在司马迁和贾谊的立场上，他们对秦政治的评价具有很大的合理性，问题在于他们无法掌握西方制度和后来历史制度的资料，所以他们的评价在现代人看来当然具有很大局限性。
后来的一些文人，无法认识到这种局限性，并且因为自己的私心牵强出了很多更有争议的结论。他们缺乏对历史的宏观分析能力，
只能斤斤计较于一些局部利益个人得失，结论当然无法深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