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正文
1. 在这里，我要批判的中国诗人，仅指作“新诗”的诗人。因为那些还在作“旧诗”的遗老们，用胡适的话说就是，他们根本不值得去批判。看到茅于轼又要提倡学繁体字了，我的感觉就是，应该再请鲁迅回来，把这些国粹情结浓得化不开的老年人彻底弄阳痿，不让他们再不抱任何性幻想。
2.我先谈谈“新诗”这个概念的界定。我坚持认为，我们对新诗的定义是错误的。其实我们现在所称的“新诗”，应该被定义为“旧诗”，因为它只是一种复古。对此毛志成教授有精辟语：“律诗盛于唐际”，而唐以前的非格律诗则被唐人称为“古诗”。言外之意，唐的格律诗才是“新诗”。“近代有人将自由诗（即无韵无律肆意写出的诗）称作新诗，其实错了。楚辞汉赋大都无韵无律，屈原的诗索性被人称作‘长短句，颇自由，但却被唐人称为古诗。”而唐诗之所以被称为“新诗”，“新就新在懂得了语言秩序”。可以说，这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发展过程。撇开对表达约束的的缺陷不谈，古人们几经炼淬，发现五言和七言更能完整表达意思，并且在形式和朗读上有美感。这与西方的十四行诗不谋而合。历史不能重复，但时刻是在模仿。我们今天的所谓“新诗”终于重新步入了诗发端之初的境地，即一切都不作讲究，写诗成了肆意而流的水，没有任何约束或章法可言。
这种没有章法可言，全凭心意而为的“新诗”，虽然大大解除了作诗的樊笼和限制，但却也同时失去了判断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有优劣可言。“近百年来的新诗，之所以成就不显，亵渎语言秩序是失误之一。遗憾的是，眼下的诗人始终未误。”所以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诗歌。韩寒在《三重门》里讽刺的一字一行的新诗，并没有人能引用什么标准去诘问它；所谓最短的诗一个字“网”，世人们对它的牵强附会，毋宁说这诗是个最短的笑话：屁。歌坛上有个歌星说“只要会放屁就会唱歌”，这话套在诗人身上也竟如此恰当。
3.在对待中国“新诗”的态度上，有两个人的话我必须引及。一个是鲁迅，他说：“中国的好诗到唐朝已经写完。”我们知道鲁迅不遗余力甚至有些偏激地否定古代文化，倡导白话文鼓吹新文学，但他对新诗的态度上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这从他对徐志摩的厌恶可以看出。另一个人是毛泽东，他说：“倒找我三百大洋不读新诗。”毛泽东一生写诗不少，却一直没有写过一首新诗，这与他的渴望打倒旧的一切的性格也似乎不符。他们在欢迎新事物时，为什么独独对新诗不齿和不屑？这是因为他们哲人的眼光早已看透这种文体的前景渺茫和无所作为。
4.我为什么说“新诗”不可能有多大前途。因为诗这种体裁本身就不担负多大的实用意义，表述道理不及论文，彰显深刻不及小说，言志抒情不及散文，针砭时弊不及杂文。可以说，诗这种东西本身就不承担多大实用价值，那么，我们所能欣赏的，所要欣赏的，也只是它的形式美观和朗朗上口而已。我们也可以从诗里汲取营养，比如读杜甫的爱国诗，李白的抒情诗，但如果我们读到的是翻译成白话文的解释，还有谁会去为那些道理浅显句式丑陋的句子陶醉？中国的古诗翻译到国外后大大走样，就是这个道理。
也许会有人说，不是有好多新诗还是为世人所传诵吗？比如“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比如“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你可正中了我的圈套了，我只用一句话就能让你哑口无言。你在看到我不用诗的形式写这些“诗”的时候，难道不觉得这些依旧是很优秀的句子？换言之，这些优秀的句子放在歌词里。是一首好歌词；放在散文中，是一篇好散文；即使放在一篇枯燥的论文中，它们依然能够夺目而出。因为好的句子放在何处都是好句子，并不是借了“诗”这种体裁的光。所以无形中是它们为诗作了宣传，而不是诗的沃土才孕育了这些句子。
而且有些词汇本身就很有意境，比如大漠，比如孤雁，比如残阳，比如blue，比如forever。我们在说这些词汇的时候，舌尖触动上腭的感觉会不会跟《廊桥遗梦》里的男主人公一样，有忧伤的情绪。所以每首诗给我们感觉，或者说让我们触动的总是那几个词，而诗人们的伎俩就是，把这几个词嵌入许多垃圾文字中。并尽可能多地多占几行，以捞取稿费。
5. 我曾看到一期《诗刊》上对金庸的专访。《诗刊》绞尽脑汁地把金庸往新诗上拉，甚至抖出徐志摩是金庸表兄的掌故，渴望从金庸口中得出些对新诗的赞誉来。但金庸硬是从头至尾没对新诗作出一句褒奖来，但也狡猾，他悉数把话题扯到古诗文上了。但《诗刊》社就有阿Q精神，仍以《大侠金庸说：我不懂新诗》作封面标题文章，真可以与那个以被财主骂了一句“滚”为荣的乞丐媲美了。
6.中国的诗人过分宣泄个人小世界的情感，写作很难突破自己狭窄的视野，无外乎“为玩文而玩文”的堆砌和“与幼稚比幼稚”的感性。他们大多是在只有自己才能意会的字句里意淫，如同只有狗才能听懂另一只狗的呻吟一样。诗人大多很有傲气，但那傲气是毫无骨气的浮萍，是一种自视甚高实则百无一用，而且诗人都擅长“自慰”，对自己的幼稚文字把玩不已，以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我说“自慰”还有另一层意思，这从我的另一论断“诗人大多是丑的”可以得到佐证。他们幻想美女飘飘而至他们凌乱的狗窝；他们的物质生活尽管一塌糊涂，却坚信会有美女爱上自己的“才华”；他们最希望的是回到唐宋时代，因为那时候他们倍受女人青睐；他们处处表现出对金钱的不屑一顾，其实大多是因为没有弄到钱的能力；他们表现出对“世俗”爱情的鄙视，主要是因为他们连“世俗”的爱情也得不到；他们最擅长在文字里意淫，奸遍古今中外的美女，比如西南一著名诗刊去年6月号上的几首诗：
《太行山》“群峰并峙的景象/很像是一大组阳具/泛着白光/生动勃起的模样”
《桃花点亮山坡之前》“在桃花嫁给春天之前/在名叫胭脂的姑娘吐出快乐的舌头私奔之前/把处女的经血溅在春天的脸上之前/在雨水前/在头晕前”
《河口中学》“如果他不告诉我/他偷窥过三个女生的小乳房/我压根儿不知道/.../可我没摸过女生啊/.../我的确没有摸过女生啊”
《十三陵》“.../是男人的也多/谁不想看看/明朝，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帝/还能搞定这么多女人/在当时还没有伟哥的年代/真是了不起”
7.我不知道现在很出名的“下半身”诗人是不是也这样写诗。我觉得看这样的诗不如看两只狗交配，不如看一个人大便。我觉得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的那句话完全可以拿来用，“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可以用来上田”。还有许多无聊的诗，在号称诗界权威的《诗刊》上每本我都能摘抄几十首。那些东西即便当作小学生的作文，小学生都要骂狗屁不如。却楞是有一帮自称“优秀诗人”的傻比在自我吹捧互相吹捧，其实也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放什么屁。
8.我坚持认为，正如巴赫金所说，在“一切崇高都已经被视作滑稽”以后，在无以言说以后，在无可奈何以后，在愤怒以后，在绝望以后，在学会用嘲讽的笑对待放在以前可能会让我们感动或流泪的事以后，在我们的激情消逝声嘶力竭以后，在物质已经代替了意义以后，在社会已经失去了同情心以后，在爱和道德已经缺席了以后，在贫穷不再被同情只能被歧视以后，在新闻中的事故阅读已经代替了故事阅读以后，在黑暗与邪恶没人诅咒以后，诗人们却还在那里炮制那些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的所谓“诗”的垃圾，是一种不亚于御用文人的可耻。在许多崇高的汉字已经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亵渎的今天，我不相信中国的诗人们还能写出一首好诗来。
2.我先谈谈“新诗”这个概念的界定。我坚持认为，我们对新诗的定义是错误的。其实我们现在所称的“新诗”，应该被定义为“旧诗”，因为它只是一种复古。对此毛志成教授有精辟语：“律诗盛于唐际”，而唐以前的非格律诗则被唐人称为“古诗”。言外之意，唐的格律诗才是“新诗”。“近代有人将自由诗（即无韵无律肆意写出的诗）称作新诗，其实错了。楚辞汉赋大都无韵无律，屈原的诗索性被人称作‘长短句，颇自由，但却被唐人称为古诗。”而唐诗之所以被称为“新诗”，“新就新在懂得了语言秩序”。可以说，这是一个语言学上的发展过程。撇开对表达约束的的缺陷不谈，古人们几经炼淬，发现五言和七言更能完整表达意思，并且在形式和朗读上有美感。这与西方的十四行诗不谋而合。历史不能重复，但时刻是在模仿。我们今天的所谓“新诗”终于重新步入了诗发端之初的境地，即一切都不作讲究，写诗成了肆意而流的水，没有任何约束或章法可言。
这种没有章法可言，全凭心意而为的“新诗”，虽然大大解除了作诗的樊笼和限制，但却也同时失去了判断的标准。没有标准，就没有优劣可言。“近百年来的新诗，之所以成就不显，亵渎语言秩序是失误之一。遗憾的是，眼下的诗人始终未误。”所以你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诗歌。韩寒在《三重门》里讽刺的一字一行的新诗，并没有人能引用什么标准去诘问它；所谓最短的诗一个字“网”，世人们对它的牵强附会，毋宁说这诗是个最短的笑话：屁。歌坛上有个歌星说“只要会放屁就会唱歌”，这话套在诗人身上也竟如此恰当。
3.在对待中国“新诗”的态度上，有两个人的话我必须引及。一个是鲁迅，他说：“中国的好诗到唐朝已经写完。”我们知道鲁迅不遗余力甚至有些偏激地否定古代文化，倡导白话文鼓吹新文学，但他对新诗的态度上则表现出了明显的反感。这从他对徐志摩的厌恶可以看出。另一个人是毛泽东，他说：“倒找我三百大洋不读新诗。”毛泽东一生写诗不少，却一直没有写过一首新诗，这与他的渴望打倒旧的一切的性格也似乎不符。他们在欢迎新事物时，为什么独独对新诗不齿和不屑？这是因为他们哲人的眼光早已看透这种文体的前景渺茫和无所作为。
4.我为什么说“新诗”不可能有多大前途。因为诗这种体裁本身就不担负多大的实用意义，表述道理不及论文，彰显深刻不及小说，言志抒情不及散文，针砭时弊不及杂文。可以说，诗这种东西本身就不承担多大实用价值，那么，我们所能欣赏的，所要欣赏的，也只是它的形式美观和朗朗上口而已。我们也可以从诗里汲取营养，比如读杜甫的爱国诗，李白的抒情诗，但如果我们读到的是翻译成白话文的解释，还有谁会去为那些道理浅显句式丑陋的句子陶醉？中国的古诗翻译到国外后大大走样，就是这个道理。
也许会有人说，不是有好多新诗还是为世人所传诵吗？比如“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比如“黑色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比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你可正中了我的圈套了，我只用一句话就能让你哑口无言。你在看到我不用诗的形式写这些“诗”的时候，难道不觉得这些依旧是很优秀的句子？换言之，这些优秀的句子放在歌词里。是一首好歌词；放在散文中，是一篇好散文；即使放在一篇枯燥的论文中，它们依然能够夺目而出。因为好的句子放在何处都是好句子，并不是借了“诗”这种体裁的光。所以无形中是它们为诗作了宣传，而不是诗的沃土才孕育了这些句子。
而且有些词汇本身就很有意境，比如大漠，比如孤雁，比如残阳，比如blue，比如forever。我们在说这些词汇的时候，舌尖触动上腭的感觉会不会跟《廊桥遗梦》里的男主人公一样，有忧伤的情绪。所以每首诗给我们感觉，或者说让我们触动的总是那几个词，而诗人们的伎俩就是，把这几个词嵌入许多垃圾文字中。并尽可能多地多占几行，以捞取稿费。
5. 我曾看到一期《诗刊》上对金庸的专访。《诗刊》绞尽脑汁地把金庸往新诗上拉，甚至抖出徐志摩是金庸表兄的掌故，渴望从金庸口中得出些对新诗的赞誉来。但金庸硬是从头至尾没对新诗作出一句褒奖来，但也狡猾，他悉数把话题扯到古诗文上了。但《诗刊》社就有阿Q精神，仍以《大侠金庸说：我不懂新诗》作封面标题文章，真可以与那个以被财主骂了一句“滚”为荣的乞丐媲美了。
6.中国的诗人过分宣泄个人小世界的情感，写作很难突破自己狭窄的视野，无外乎“为玩文而玩文”的堆砌和“与幼稚比幼稚”的感性。他们大多是在只有自己才能意会的字句里意淫，如同只有狗才能听懂另一只狗的呻吟一样。诗人大多很有傲气，但那傲气是毫无骨气的浮萍，是一种自视甚高实则百无一用，而且诗人都擅长“自慰”，对自己的幼稚文字把玩不已，以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字。我说“自慰”还有另一层意思，这从我的另一论断“诗人大多是丑的”可以得到佐证。他们幻想美女飘飘而至他们凌乱的狗窝；他们的物质生活尽管一塌糊涂，却坚信会有美女爱上自己的“才华”；他们最希望的是回到唐宋时代，因为那时候他们倍受女人青睐；他们处处表现出对金钱的不屑一顾，其实大多是因为没有弄到钱的能力；他们表现出对“世俗”爱情的鄙视，主要是因为他们连“世俗”的爱情也得不到；他们最擅长在文字里意淫，奸遍古今中外的美女，比如西南一著名诗刊去年6月号上的几首诗：
《太行山》“群峰并峙的景象/很像是一大组阳具/泛着白光/生动勃起的模样”
《桃花点亮山坡之前》“在桃花嫁给春天之前/在名叫胭脂的姑娘吐出快乐的舌头私奔之前/把处女的经血溅在春天的脸上之前/在雨水前/在头晕前”
《河口中学》“如果他不告诉我/他偷窥过三个女生的小乳房/我压根儿不知道/.../可我没摸过女生啊/.../我的确没有摸过女生啊”
《十三陵》“.../是男人的也多/谁不想看看/明朝，一个弱不禁风的皇帝/还能搞定这么多女人/在当时还没有伟哥的年代/真是了不起”
7.我不知道现在很出名的“下半身”诗人是不是也这样写诗。我觉得看这样的诗不如看两只狗交配，不如看一个人大便。我觉得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的那句话完全可以拿来用，“连狗屎都不如，狗屎还可以用来上田”。还有许多无聊的诗，在号称诗界权威的《诗刊》上每本我都能摘抄几十首。那些东西即便当作小学生的作文，小学生都要骂狗屁不如。却楞是有一帮自称“优秀诗人”的傻比在自我吹捧互相吹捧，其实也根本不知道对方在放什么屁。
8.我坚持认为，正如巴赫金所说，在“一切崇高都已经被视作滑稽”以后，在无以言说以后，在无可奈何以后，在愤怒以后，在绝望以后，在学会用嘲讽的笑对待放在以前可能会让我们感动或流泪的事以后，在我们的激情消逝声嘶力竭以后，在物质已经代替了意义以后，在社会已经失去了同情心以后，在爱和道德已经缺席了以后，在贫穷不再被同情只能被歧视以后，在新闻中的事故阅读已经代替了故事阅读以后，在黑暗与邪恶没人诅咒以后，诗人们却还在那里炮制那些无病呻吟不知所云的所谓“诗”的垃圾，是一种不亚于御用文人的可耻。在许多崇高的汉字已经被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亵渎的今天，我不相信中国的诗人们还能写出一首好诗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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