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There was no death after the first death.
这句话乍看起来不好理解,人类的死亡连续不断,怎么会第一次死亡以后就在没有死亡了呢?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意译成中国成语“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时候,这句话大概就变得熟悉起来。 熟悉不一定意味着安全和亲切,至少对我来说,我更喜欢第一句的简洁和突兀。生活的经历告诉我们,让很多人难为水的未必是沧海, 也未必是太平洋,更多的时候不过是一条小水沟。
There was no death after the first death. 换句话说,当我们试图重温旧梦时,我们只是用一个新梦覆盖了一个旧梦。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就是这样一个梦。
现在看来,余秋雨在写《文化苦旅》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苦”的味道的。
这个苦不是游山玩水的苦,这个苦不是十年寒窗的苦,这个苦也不是辛勤笔耕的苦, 这个苦是寻找文化的苦。
一个农民到了敦煌,最多的就是拉着当地人确认来到了他想要来的地方,他不可能为文化而苦旅。
一个学生来到敦煌,最多的就是寻找当地的同学,然后再游玩一趟, 他不可能为文化而苦旅。
一个商人来到敦煌, 最多的就是打听当地有什么便宜货, 他也不可能为文化而苦旅。
余秋雨来到敦煌,想到的就是要和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套套瓷,这就是他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穿过了历史的沙漠,王园箓的镜头慢慢向我们拉近,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文化”苦旅[1]。
从文献[1]可以看出,王园箓不是学生,不是商人,不是农民,他从陕西来到敦煌不是为了游山玩水,而是真正意义上的苦旅。王园箓不是为了“文化”而旅行,但是发现了敦煌藏经洞。 这也许是对许多打着“文化苦旅”旗号的人的莫大讽刺!
王园箓是敦煌藏经洞的发现者, 敦煌学的最伟大的功臣,但是研究敦煌学历史的人却把这段历史给忽略了,这是对于敦煌学的另一个巨大的讽刺!
王园箓不是外国旅游家,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不是清代的官员,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没有把他的发现当作他的私产, 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没有在藏经洞里洒下他的眼泪鲜血和唾沫, 否则敦煌学的历史上肯定有他的名字。
王园箓实在太老实,太像一个好公民, 他把他的发现严格的向官老爷作了汇报,于是他成为了敦煌学的罪人!
官老爷告诉王园箓,除了需要“奉命”随时给他们送上一些资料但礼物以外,他的发现毫无价值。于是王园箓成了敦煌学的罪人!
当后来的外国商人告诉王园箓,这些资料可以换钱的时候,王园箓成了罪人!
这就是王园箓的“文化苦旅”!
王园箓不但要面对外国商人的热情,还要面对中国文人和官僚的冷漠,这就是王园箓的“文化苦旅”。
历史的风沙逐渐卷去了王园箓的“文化苦旅”,又逐渐迎来了余秋雨的文化苦旅。
余秋雨来到了王园箓的面前,摇着头,痛恨着,哀伤着,叹息着, 把自己幻想成了一个英雄,面对着外国商人发生了斩钉截铁的宣言,这是多么美丽而伟大的“文化苦旅”。
这个宣言的回声刚落,历史的镜头又拉向了另外一个镜头。在这个镜头中,我们看到了余杰在那里摇着头,痛恨着,哀伤着,叹息着,余秋雨在那里变成了王园箓,漠然的表情,呆滞的眼神,历史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余杰却成了一个面对血与火的高昂的英雄。
历史的风沙一次次掩过, 每个人却只经历惟一的文化苦旅,经历人生中惟一的死亡。
[1]王圆箓(约1850~1931),祖籍湖北麻城县。他本人出生在陕西,因家乡连年灾
荒,生活所迫,出外谋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间入道修行,人们称他为王道士。后云游敦煌,登三危山,发现莫高圣境,感慨万千,急呼“西方极乐世界,乃在斯乎”。所以他长期居留于此地”
1900年6月22日,他在清理洞中的积沙的时候,发现了藏经洞,内有大约四万卷以上的经卷文书。这一发现导致了敦煌学的诞生,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莫高窟的重视,40年代成立了专门的保护机构。
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曾经逐级向官府报告,但除了命令他就地保存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保护措施。七年之后,第一个来骗取经卷文物的外国人:英国人斯坦因来了,从此藏经洞经卷开始流失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