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不知谁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The law of the life has not been logic, it has been experience.
由这句话我想到很多，譬如为什么我们经常碰到一些鸡跟鸭讲的事情；譬如为什么某些人毫无生活经验，却像白痴一样不停地吐唾沫；再譬如那个传说中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什么会给我们那个地方留下一个桃花源。
我还是从那个桃花源开始吧，因为这是我对于那个时代最初的记忆。
我没有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但是我父母辈却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我关于社会的最初的知识和印像，基本来自于他们的言传和身教。譬如每当我父亲带我出远门，我骑在他的肩上，他就开始给我介绍那些地名和关于那些地名的历史。譬如很遥远的亲戚，祖上的坟地。这些知识基本不见于资料，也没有刻意宣传的需要，全是真实的历史。
我现在还清清楚楚地记着这么一件事情，我父亲曾经对我说：“那个地方以前叫做叫化村，现在叫做向阳村”。他口中的“以前”就是解放前，口中的现在就是改革开放前公社化的那段时间。
没有一个人喜欢把自己的村叫做“叫化村”，写村志的人如果出自那个村庄，说不定都会告诉你另外堂皇响亮的名字。但是历史并不因为个人的好恶而改变，这个村之所以被叫做“叫化”村，实在是因为那里出了不少的叫化子，而这个现象直到公社化才得到改变。
我母亲给我讲的八卦更多。农村的人不如城市的人那么在意中央领导的一举一动，那个时代农村甚至连电视也没有--其实电也没有。打倒谁拥护谁在我们那里至多是个口号，没有谁会因此斗得死去活来。也许农村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利益可讲，没有谁需要去研究专营，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一些基本的政策，譬如分粮分田办厂。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八卦就是红白喜事。我母亲闲下来给我讲了很多关于死人的事情，哪个亲戚死于什么时代怎么死得她基本都能说得上来。
可是我从来没听说她讲过那个时代饿死人的事情。他们那个时代粮食是很紧张，直到现在还在他们的生活中留下烙印。他们曾经用秧草和苜蓿和着粉作过团子，可这些听在我耳朵里只是好奇，甚至希望他们再给我做些品尝品尝，他们既没有答应也没有否定，在我的印象中只是他们偷懒。
实际上用苜蓿和着粉偶然吃一两次确实很有新鲜感。 到了80年代以后，农村人的食谱开始多样化，以前给猪吃的一些东西也逐渐上了桌子。譬如马兰头，蚕豆苗，南瓜藤的顶端部风。。。从这些来说，他们那个时代很忙，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集体，甚至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时间照看，但同时他们的粮食很缺乏，这个特征并不只是大跃进时代所具有。
依我来看，农村的粮食紧张其实一直没有消除。 我们小学的时候就经常组织起来去检麦穗和稻穗，就是大人收割以后遗留下来的麦穗和稻穗。这些东西以前需要交公，后来就可以留给自己--顺便说一下，几千年前孔子称赞的周朝爱惜孤寡老人的善举，就是允许他们去检公田里收割后遗留下来的粮食。
农村后来粮食的宽裕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就是亩产较以前有很大的增加，这个原因其实并不取决于制度。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农村的孩子比以往有很大的减少。
我们那个时代或者往前，几乎每家都有3-4个孩子。到这些孩子长到上学的时代，没有一个家庭有多余的粮食，而当他们都成家以后，粮食的紧张感也就消失了。从这个方面来讲，农村的粮食紧张跟制度没有必然的关系，实际上是由当时的产量决定的。
我奶奶是一个寡妇，一个裹过小脚的寡妇。 她不认识几个字，大概惟一认识的几个字譬如她的名字还是扫盲时代的成果，实际上在扫盲之前她连名字也没有。我父亲在那个时代是个未成年人，刚上中学。换句话说，他们两个加起来估计顶不上一个壮劳力，但是需要两个人的口粮。即使这种情况，他们没有把自己饿死，我奶奶一直活到了80多岁。
我奶奶81岁的那个春节，她一个人悄悄地去讨饭。这是我们那里的一个迷信，据说81岁老人去讨饭会给儿孙们带来好运。实际上她的这个举动后来一直被我们当作了笑话，直到她的去世。
我有一个姑父（她不是我亲爷爷的女婿，是我七爷爷的女婿）是当时另外一个村的生产队长。我后来听说到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在那个时代，几个安徽的叫化子来到了我们那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那里的叫化子基本来自于安徽--一般来说，打发一个叫化子的办法都是管他一顿饭。譬如刚煮完了饭，就给他盛一碗饭。如果还没有吃饭，就给他几两米或者几分钱（那个时代几毛钱是相当不错的伙食了）。 大概因为当时叫化子很少见，再加上当时的集体意识，我姑父对那些叫化子非常客气，送了他们整整一袋的粮食。以至于后来很多叫化子都闻名而来。
我老师的年龄基本也是我父母辈的年龄，他们也都是那个时代的经历者。我只听他们讲过解放前大量死亡的事情，却从来没有听他们讲那个时代的惨况。
也许从农村的历史来看，那段时间虽然困难，但是他们经历过更困难的时期，所以他们不善于夸张，所有的讲述都很平淡，惟一留下的就是关于死亡的一些八卦。
通过所有这些残缺的记忆，我只是想说我知道那个传说中的三年困难时期，但是从来没有听说现在那些资料中透露出来的惨况。我不知道那是因为文人的善于夸张，还是因为我们那里处于一个世外桃源。但无论如何，我们那里的家庭，基本上都保持着3-4个孩子的样子，似乎没有一个家庭因为三年困难时期少生了孩子，惟一的可能就是推迟了生育。而我知道的一些亲戚的死亡，譬如我的爷爷奶奶辈人物的死亡，不是在那个时代之前就是那个时代之后，好像没有一个刚好处于那个时代。
我所能耳闻目睹的范围大概只有一千人的人口，而且我们那里也不是传说中的重灾区，所以我不能保证这个经验是普遍的经验。
在经验之外，我们只好参看资料，利用一些逻辑。
现在的研究可以分作三类。一类就是欧美的一些学者，譬如美国的人口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tey J Coal）和法国的人口研究所长卡洛（G Calot），他们根据中国出版的统计数据，基本信任这些统计数据，在这基础上作出了非线性死亡人数大概在2700万[1]的结论。可以说他们的研究基本没有争论，因为他们只是从人口统计出发，对这些数据作了一个线性拟合，这个过程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也没有什么内幕和隐蔽性。要否认他们的研究结果只能否认中国提供的人口统计数据，但是他们并不需要对中国的统计数据负责。他们的用词也相当的准确，非线性的概念就等于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三年困难时期，这个事实无法否认。
第二类人譬如金辉和丁抒，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的[2]。但是他们是中国人，自以为比前者多了解一些内幕，他们不但怀疑统计数字的真实性，而且提出了很多很不规范的语言，譬如“非正常死亡”，“饿死”，“非保守估计”， 他们甚至引用了很多文艺性的描述以及历史上的典故，或者把得到的结果直接归结于某个或某些领导人。 他们的研究是很有争议的。
第三类就是调和者和传播者。他们基本没有新的主张，只是在某些细节上对前两者作了一些调整。他们的用词口气更加坚决，他们控诉的对象有所不同，这大概是我们非得寻找某些不同能得到的经验。
在这三类之外，有一些持不同意见者。由于他们的怀疑没有充足的数据支持，所以他们只能在用词和一些类比上做一些文章。
我觉得金辉等人的错误是很明显的。他们总是强调三年之间的数据存在故意的隐瞒，却又非常肯定在这之前和之后的数据是值得信任的。
我觉得他们这种怀疑完全是建立在他们的假设基础上的。换句话说，他们首先假定当时的领导是漠视人命的，然后假定当时的人在这基础上伪造数据，所以他们的研究不断层累下去，数据越来越大--也许他们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等最高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去做统计工作的。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方法的错误，我觉得有必要从最初的数据出发，用一种比较客观的方法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仔细的研究，得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
这样做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就是我在文章当初提出的证据，就是说明在很多的人经验之内，3000万的数据是不合理的。第二就是我认为金辉等人的假设是违反人性的。
众所周知，三年困难时期之前是著名的大跃进时期。这个时期有一些著名的特点就是大放卫星，好大喜功。譬如典型的例子就是水稻亩产上万斤的纪录。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数据是伪造的。既然如此，合理的假设是什么呢？我认为合理的假设就是那些年的人口统计同样值得怀疑。我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就是同样的一批人，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弄虚作假，在人口问题上却诚实得有如真人。而且我认为，他们“伪造”数据的基本理论是一致的。
换句话说，“三年自然灾害”之前刚好是大跃进时期，这个时期的人喜欢夸大数据。这个问题不但体现在粮食问题上，同样体现在人口问题上。没有任何理由这些人在抬高粮食数据的时候要压低人口的数据，因为人口的增加同样是他们炫耀功绩的一个证据。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则相反。因为当时的事实给我们当时的领导提出了严重的警告，他们开始强调问题的重大。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的产量基本上不可能夸大，甚至在某种情况下会故意地压低。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只会故意夸大死亡人数而不会隐瞒。 某些人会辩论说这个时候依然存在某些顽固不化的领导，但是我们必须注意的就是人口的统计是在年底进行的，这个时候对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反面。
我们再看看具体的数据，请看表1。
表 1
年份 总人口(万人) 净增减(万人) 公布之自然增长率‰ 按公布人口计算增长率‰
1953 58,796 1,314 23.00 22.35
1954 60,266 1,470 24.79 24.39
1955 61,465 1,199 20.32 19.51
1956 62,828 1,363 20.50 21.69
1957 64,653 1,825 23.23 28.23
1958 65,994 1,341 17.24 20.32
1959 67,207 1,213 10.19 18.05
1960 66,207 1,000 -4.57 -15.10
1961 65,859 -348 3.78 -5.28
1962 67,295 1,436 26.99 21.34
1963 69,172 1,877 33.33 27.14
1964 70,499 1,327 27.64 18.82
1965 72,538 2,039 28.38 28.11
1966 74,542 2,004 26.22 26.88
我们从这个表格看出，从57年到59年，公布的人口增长率全部低于计算的人口增长率，而且这个误差不是很小，基本在0.5%左右，相当于三百万人口。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误差？难道当时搞统计的人会把简单的计算错得那么离谱？
我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当时的人口数据被人为的提高了。特别明显的就是1957年的人口，这一年是我国人口在50年代增加最快的一年（其余每年在1300万左右，这一年增加了1800万）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1957年我国人口会出现一个跃进么？我个人认为这个数据很不合理。从大跃进开始，中国劳动力被抽调参加集体劳动的人大大增加，这些人基本是壮劳力，没有任何理由在夫妻分离增加，劳动程度增加的情况下会突然导致生育的提高。
所以合理的解释就是这个表中公布的增长率更合理，人口总数却被人为的调高了。我们再看另一个数据，见表2。
表2 1957—1965年户口登记人口数字
年末总人口 出生率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年份 (万人) (‰) (‰) (‰)
1957 64,653 34 03 10 80 23 23
1958 65,994 29 22 11 98 17 24
1959 67,207 24 78 14 59 10 19
1960 66,207 20 86 25 43 -4 57
1961 65,859 18 02 14 24 3 78
1962 67,295 37 01 10 02 26 99
1963 69,172 43 37 10 04 33 33
1964 70,499 39 14 11 50 27 64
1965 72,538 37 88 9 50 28 38
这个表2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地方。就是1959年的出生率比前面降低，死亡率比前年增加，可人口却照样增加了1300万左右。
如果说这个现象很合理，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用死亡率和出生率来计算饿死人口是非常不合理的。譬如说1957年各1959年，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3.23‰和10.19‰,前后相差1倍多，但是这几年每年人口增长约1300万左右，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要维持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合理性，就不得不承认这个人口数被人为提高了--注意，这不是统计误差。
根据前面的推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1957-59年的人口统计上看来，当时的统计人员造成了上千万不存在的人口（每年300万左右）。就在这个时候，浮夸风和欺骗行为终于彻底破产。这里面的破产首先从粮食问题上发生。
为什么这样说呢？在1960年以前，我们的领导和宣传员一直相信我们国家的粮食生产是持续稳定地增加的。但这个并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实际上说来，我国建国以后的生产工具并没有特别地改进，耕地没有特别地扩张，肥料没有特别地发展，在经过建国初几年的调整以后，粮食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瓶颈，持续增产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天灾的情况下有一定的波动。但这个事实并没有为当时的精英和领导人承认，他们始终认为粮食会维持线性甚至超线性的增长。而同时，人口的增长在刚开始几年却是线性增加的。 所以说，即使没有浮夸风，当时农村的粮食生产已经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了，换句话说，当时的粮食生产已经逐渐喂不饱当时的人口了。但是由于浮夸风的存在，再加上当时国家的经济很大部分靠农产品支撑，粮食问题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现实终于教训了我们。在问题面前，领导人刚开始更相信的是当时的宣传，认为基层和农民的瞒产和捣乱导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事实恰恰相反，这个问题最根本的症结在于宣传，在于意识形态的错误，农民才是这个错误最大的受害者。
经过瞒产和反瞒产的斗争，领导人才真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个时候，统计人员也发现数据不能再伪造下去了，他们就在这个人口统计上一下子减少了1000万人口。
我们再看表一。我们发现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1960年刚好减少了整整一千万人口。虽然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说这种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发生，但是我完全有理由怀疑这个数字很有可能是完全的伪造。
我们再看看别的证据。第一我们知道1960年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当时的社会意识很混乱，当时的宣传人员基本上都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大家都热衷于革命，当时的宣传资料都很劣质，甚至连纸张也往往像手纸那样劣质。 第二就是这个表格上公布的人口增长率和计算出来的自然增长率根本不符合，分别是-4.57‰和-15.10‰，相差高达一个百分点，相当于600万人口。
所以我的怀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1960年末的人口数据根本就是伪造的，没有任何可信度！
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1961年，公布的人口数据和计算的人口数据依然相差0.8%。我的结论和上面一样，就是公布的1961年底的人口数字被人为的降低了。
1962年，七千人会议召开，毛泽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这时候的统计数据又开始被人为的提高。
譬如我们看 表3
表3
年份 年底总人口（万）人口出生率‰ 死亡总人数（万）
1956 62828 31.90 708
1957 64653 34.03 688
1958 65994 29.22 783
1959 67207 24.78 972
1960 66207 20.86 1696
1961 65859 18.02 940
1962 67295 37.01 667
1963 69172 43.37 685
1964 70499 39.14 803
这个表3有一个地方很特别。 那就是1962年和1963年的人口死亡数字创造了历史最低点。 这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地方。我以前一直强调饿死和营养不足死亡的区别，这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原因。
为什么呢？如果说1959-1961年确实存在全国范围内的营养不良，这些人没有理由突然在1962年就变得异常的健康。也就是说，这个死亡数突然降低没有任何历史依据。
要注意的是这是死亡人口的统计，不存在所谓的生育补偿的可能。所以这里面只有两种原因。第一就是数字的人为修改。第二就是逃在外面的人口突然回到了老家，也就是说以前死去的人突然活过来了。换句话说，1959-1961年的死亡统计存在很大部分的伪死亡。做一个定量估计的话，如果以1964年800万为基准，1962年和1963年应该有差不多300百万人口是前几年伪死亡的，应该从1959-1961年的死亡人口数中剔除。
总体来说，按照我的这种估计，1957年-1959年，人口统计数据中存在1000万左右的虚报人数，1962年-1964年的人口统计中存在300万左右的死去活来人口，加起来就是1300万人口在1959-1961年被人为地算做了死亡人口。
而很多人的计算表明，59-61年三年之间的非正常死亡是1700万，如果去掉这个纠正，三年非正常死亡人口将低于400万，我认为这是一个上限。
金辉等人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1300万和1700万这两个数据相加了。相当于当时某些领导人在“粮食大跃进”宣传下认为当时的农村存在大量的瞒产，所以他们做了一个荒谬的“反瞒产”行为。从我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相减才是正确的，相加是完全错误的。
再换一个角度，我国在当时只有1953年和1964年两年作过仔细的人口统计。这两年的人口统计分别是 58,796万和70,499万，11年平均增长率为17 ‰。这个增长率高于1949年的16‰，也高于70年代的11‰，和50年代后期的自然生长率（三年自然灾害以前）17.4‰相当。
上面的计算并不包括人口的统计误差。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1%的误差就是600万人口。换句话说，如果考虑统计误差，三年400万的上限将在2‰的统计误差范围之内。这也正解释了即使存在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依然在1949-64年之间猛增了2亿人口。
最后的结论：
根据中国在1957年以后的政策波动和逻辑一贯性，本文认为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口剧烈变化主要源自于人口统计的人为错误。1995年中国统计局发表声明， 中国不掌握当年的人口统计数据，他们不会修改以前公布的数据，也不会重新公布新的数据，这一声明恰恰补充说明了本文的推理证据。
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口研究，基本上是我们国家在肯定了大跃进的错误以后进行的，那时候的宣传根本不会故意隐瞒死亡人口，也不会存在不能解密文件的尴尬。
从宣传的逻辑一致性来看，在不考虑统计误差的情况下，我认为中国目前公布的人口统计在大跃进期间存在明显的人为提高，在1959-61年期间存在人为的降低，在62-64年期间存在大量的死而复生现象。这些人口应该从3年非正常数据中减去而不应该加上。根据这样的纠正，本文暂时认为三年非正常死亡（包括营养不良和延迟生育）人口上限是400万。
这里的经验教训就是，大跃进的浮夸风不但在粮食中的出现，也在统计工作中出现，这种行为严重影响了我们对中国粮食和基本国策的判断和决策能力。换句话说，没有科学严格的统计，就没有正确的国策。
在虚假的数据和错误的统计下面，我国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历了全国范围内的饥荒，这是教训。由于这个教训，当时的领导层产生了很大的分歧，刘少奇把责任推给基层干部，毛泽东把责任推给上层的精英， 从而造成了著名的文化大革命。
从本文来看，这个失误的本质来自于意识形态的错误而不是阶级矛盾，在于人口增长和粮食增长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管理形式的改革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生产力的改革和对人类自身的控制才是根本办法。
现在的问题就是缺乏原始统计数字。
后来的统计工作者在已有不从足的数据基础上自作聪明作了某些处理却没有保存原始数据。
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主要是1982年人口调查后公布的。
这时共产党已经写了《建国以来若干问题的决议》了，当然已经肯定了大跃进的错误啦。
既然如此，他们又何必害怕公布真数据？
问题是，现在没有原始数据。
"三年自然灾害的人口研究，基本上是我们国家在肯定了大跃进的错误以后进行的，那时候的宣传根本不会故意隐瞒死亡人口，也不会存在不能解密文件的尴尬。"
为什么?
这个数字也许永远没有结论,说起来也是很尴尬的.对我来说,饿死人就是饿死人,人数越多国家的责任就越大.
对了,我这阵子发现啊,你说的那类"鸡同鸭讲"的现象,最让人没脾气的,是如下的逻辑:
比如A说这是困难时期,B马上说"请先定义什么是困难",比如A说"这是真实的历史",B又说"请先定义什么是真实,什么是历史".......哈哈,按照这个思路说下去,绝对可以让你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