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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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廖伯康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评说
——为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而作
引言：廖伯康——原四川省政协主席。1924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经济系。
1953年4月廖伯康被选进重庆市团市委，任副书记；后来又成为重庆市团市委书记兼重庆市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1963年8月10——19日，重庆市团市委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对团市委书记廖伯康等个别领导同志犯有的“阶级立场、政治方向的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
1983年2月26日中共四川省委发出《关于转发重庆市委<关于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三同志的平反决定>的通知》，给予彻底平反。
1985年2月17日后，廖伯康历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等职。
一、“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 是廖伯康胡编乱造的欺人之谈！
廖伯康成为重庆的名人，是在“文革”时期，他那时曾经十分卖力的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再说自己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战士”，积极活动，大力谋求当时的群众组织推荐他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由于当时负责重庆市“军管”的部队领导不大喜欢廖伯康过于卖力揭批“李井泉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加上部队比较支持的“群众组织”坚决反对廖伯康进“重庆市革命委员会”，“深受刘邓司令部的大将——李井泉迫害的”廖伯康才成为在文革中“深受迫害”的“革命干部”。
廖伯康是重庆“萧李廖反党集团”的成员被正式“平反昭雪”，并受到胡耀邦、杨尚昆的重视，由“文革”前的中层干部迅速被提升为重庆市的领导人，又当了四川省政协的的主席，自然是个“俊杰”式的人物！就连自称是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乐于用《一个案例看一段痛史》为题，给廖伯康写的《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回忆四川萧李廖案件》作序。因为廖伯康的“文章”，用中国“反毛者”惯用的手法，编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由此而深受国内外“反毛者”的欣赏与吹捧……；“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立即成为国内外“反毛者”眼中的“珍品”，争相转帖、引用、加油添醋的发挥，象金辉一类“名家”还以此为据，把他们编造的“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估算”，不断加码，变为“中国饿死了4000多万人”的“事实”；于是廖伯康的“玄龙门阵”，就使廖伯康成为海内外一切“反毛者”的推崇的“名人”而“名扬天下”……
现在，我先引用一段廖伯康“玄龙门阵”中最被国内外“反毛者”诊视的“文字叙述”，再次展示一下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所使用的“方法”——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说：
1962年6月，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身为团中央委员的廖伯康同团中央候补委员于克书一道赴京参会。此前，廖伯康搜集了很多资料，想借此机会，向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同志反映四川的严峻情况。
通过在团中央工作的老朋友递信，耀邦同志决定单独找廖伯康谈一谈。胡耀邦过去找地方来的同志了解情况，一般都带有秘书、速记员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这次他只是拿了厚厚的一摞稿纸和一大把削好的铅笔，只身来到廖伯康住的前门饭店。
令廖伯康没想到的是，胡耀邦不仅将谈话笔录交给了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整理了一份简报送到中央，还口头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汇报。杨尚昆决定找廖伯康和于克书谈话。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以调廖伯康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则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入座后，尚昆同志首先打消廖的顾虑，要他讲真话。
杨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解决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国务院办公厅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唉，我们看了也很震惊啊，还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尚昆同志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很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四川的问题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是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廖伯康一听，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匿名信中央也收到了。尚昆同志继续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400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现在的粮票、布票、油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800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廖伯康举起一个指头，说：“死了1000万。”
“1000万？你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
“全国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
廖伯康：“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恐怕不止。”
“为什么？”
廖伯康说：从1957年到1960年还有人口的自然增长数没有包括进来，这还只是到1960年的数字，从1961年到1962年上半年，全国形势都好转了，四川却还在饿死人。1961年底，江北县还有人饿死；涪陵地区先后饿死了200多万；1962年3月省委传达“七千人大会”精神的时候，雅安地区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的人饿死了一半，前任县委书记姚青到任不到半年，就因为全县饿死人太多被捕判刑。这份简报刚刚发出就被收回去了，别说中央，就连四川的同志也不完全知道。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就到荥经调查饿死人的情况，并写成报告上报，结果被打成“三反分子”。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饿死的人，起码比我推算的还要多出250万！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1000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说着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折叠账本式本子，打开看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就是你这个数字！”
——这就是廖伯康认定“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这就是中国的金辉之流要把“中国饿死3000万人”加码到“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理由”？
二、在1957年，四川并没有7215.7万人
中国的金辉之流在制造“中国饿死3000万人”和“中国饿死4000多万人”的时候，总是要把自己打扮“很用学问”的中国人，也“喜欢”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展示自己的非常聪明与才智；那些到处鼓吹与传播廖伯康“玄龙门阵”的“反毛”者们，他们同样不喜欢这样的问题：“四川在1957年有没有7215,7万人？”
在这里我可以引用四川省社科院在2004年6月20日发表的《四川人口发展研究报告》（作者：文献良 文峰）的一段论述：“解放50年来四川人口数量呈上升发展趋势，自然增长率曲折下降。1952年四川只有4628．5万人， 1980年增加到7154．8万，2000年再上升到8234．8万，截至2002年，四川人口已达8474．5万人。50年时间，新四川净增人口3846万。人口增长不仅和出生率、死亡率相关，也与人口流动相关。1965年四川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31‰，是50年内的最高年份，以后一直下降，2002年降至3．99‰。可是在上世纪后50年，四川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实际为16．6‰。也就是说，四川人口基数大，不仅和出生率高有关，也与解放后干部入川和三线建设内迁相关。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对流加大，所以从2000—2002年四川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平均为4．2‰，实际年增长率为3．98‰，流出的人口略多于流入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基本一致。”
我就是四川人，据我所知：
1，在四川解放前夕，大量国民党军政人败退到四川，后来其中很大一部分人员和家属留在了四川，特别是被俘虏与打散的国民党军队与家属，基本上全都留在四川，在1949年~1951年陆续成为四川的“新增人口”；这些“新增人口”， 在四川人口统计“项目”中，事实上并没有被算作四川人口数量在特殊状况下的出现的“人口增加”， 而是简单地用增大“四川人口出生率”的方式来“接纳”这样的“人口增加”；
2，在四川解放初期，大量的 “南下干部”和人民解放军来到四川，后来其中很大一部分人留在四川成了四川的“新增人口”；在1952年以后，四川的社会生活相对安定，物价相对低廉，许多“南下干部”就陆续将家人接来四川居住，众多解放军官兵也陆续转业留在四川，并纷纷将家属接来四川常住，成为四川的“新增人口”。 这些“新增人口”， 在四川人口统计“项目”中，事实上并没有被算作四川人口数量在特殊状况下的出现的“人口增加”， 而是简单地用增大“四川人口出生率”的方式来“接纳”这样的“人口增加”；
这些人留在四川，成为四川的“新增人口”，应该被算作四川人口数量在特殊状况下“增加”了，而不能被说成“四川出生率”增大了。在1957年以后，四川人口“出生率”相对下降，也是由于流入四川的人口相对减少，人口流动现象相对正常的具体表现。事实上，四川人口增加与减少，在统计局的“统计栏目”中只有用“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增加与减少来显示，没有用“人口流入数”与“人口流出数”来展示四川人口的实际“出生率”与“死亡率”。
比如，我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一直在四川农村生活，他们的子孙现在已经大了，这两个家庭在“三年困难时期”，都有过吃不饱的经历，也有成员出现水肿现象，但没有成员饿死。现在我妹妹和妹夫已经有几个孙子和外孙；我姐姐的家里也有了重孙辈……；就是这两个家庭，在大跃进时期，却有过“人口减少”和“人口增加”的变化！——在1959年，我姐夫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多吃一点食物，背着社队干部到“天池煤矿”去采煤，被“公社”知道后，户口一度被注销；1962年我姐夫被天池煤矿“清退”回农村，直到1963年才恢复自己的户口。这种1959年“农村人口减少”和1963年“农村人口增加”，在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栏目”中，只能表现为1959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增加和1963年四川人口“出生率”增加；于是就可以被中国的金辉之流和四川的廖佰康们用来“制造” “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和“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重要依据。像我姐夫这样被“注销户口”又“恢复户口”的人，就成了1959年农村人口“死亡率”增加，1963年农村人口“出生率增加的一个“数字”，也就成了被他们“饿死”又“重新出生”的人……
我1950年到成都市做“学徒”，至今在成都市生活。大跃进期间，是四川省一机校实习工厂的教员，那时从农村招收了不少学生，致使一机校“一分为二”，新成立一个“四川省电器制造工业学校”，我也被分到电器校筹建实习工厂。1962年电器校清退农村人口，大批来自农村的学生被遣送回农村，我曾经做过“护送人员”，让一些已经在1958年被“注销农村户口”的年轻人，在1963年重新成为农村的“新增人口”； 1962年底，我由被撤消的四川省电器制造工业学校实习工厂被调到成都东郊的军工厂，“支援”中国现代电子工业建设。那时工厂里绝大多数青工都来自农村；成都东郊的许多国防工厂的青工大都来自农村，于是就造成1958~1959年成都市的“人口出生率”增加和四川农村的“人口死亡率”增加；
据我所知：从1957年开始，四川的成都、重庆、绵阳（含德阳、广元……）、内江、雅安、……等等城市，兴建了不少工厂、商业服务部门、社会职能部门、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大量从农村招收年轻人，致使农村人口“大量减少”；接着，这些工厂、商业服务部门、社会职能部门、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又在“调整时期”陆续把许多来自农村的年轻人“清退”回农村，于是又出现四川的城市人口“大量减少”；那些被城市“清退”回农村的年轻人，在农村“户口”已经注销以后，又在“予留口粮”的时候成为“农村的新增加人员”重新进入“农村户口”。于是四川就出现了农村和城市人口大量减少的“统计现象”，接着又出现又一个“人口出生率新高峰”，被人为地“加工”与“制造”成四川的人口“出生率”高达4%以上的“奇迹”！——在困难时期“盲流”的新疆、东北……等地的四川人绝不是少数，具体数量没有人统计过，这些四川人都应该被“反毛”者视为“饿死”的人；在1963年，这些人被“清退”或自己重新回到四川农村，又成为“反毛”者用来“制造”四川“人口出生率新高峰”的“依据”！
据我所知，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字的“栏目”中，只有“出生率”和“死亡率”可以表现“人口增加”与“人口减少”。——那些被“清退”回农村的年轻人，就属于被中国金辉之流和四川的廖伯康们“饿死”一次又重新“出生”的农村“人口”； 这些农村年轻人在大跃进时期离开农村去“增加”城市人口，又造成“减少”农村人口；在“调整时期”又被“清退”回农村，既造成城市人口“减少”，又使农村人口“增加”。——这样的“人口增加”与这样的“人口减少”，究竟是怎样变成“出生率”增大和“死亡率”增大的？又怎样被被中国金辉之流和四川的廖伯康们人为地“解说”成“非正常死亡人数”增大和“人口出生率高峰现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利用统计人口“栏目”中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搞骗人的“加减法”！——廖伯康要“饿死”1000多万四川人，就是用他所说的“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
问题是：我在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根本查不到廖伯康所说的“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廖伯康所说的“四川省委下发的一份文件注释表明，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6236万，而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只能是廖伯康的“个人创造”出来“饿死”1000多万四川人的“杰作”。（笑熬浆糊注：按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1953年6月四川省人口为6230.4。若按人口自然增长率23‰计算，1957年四川省人口数字应为6823.7万人，少于廖伯康引用的数字，而23‰是推行计划生育前1957年全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
我为此专门问过一些退休者，我的朋友们告诉我：廖伯康参加四川省传达“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2月，那时，廖伯康只是重庆市一个中层干部，他的职权与职责范围，都不可能使他能够了解并确认他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事实；胡耀邦作为团中央第一书记、杨尚昆作为党中央书记处的候补书记，也不可能那么轻率地“认可”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人”，来作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依据”！——我的朋友们说，像廖伯康所说的“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只能被我们四川的退休者称为胡编乱造的“玄龙门阵”！
事实上，廖伯康个人“首创”的“玄龙门阵”，也只有中外的“反毛”者才会认定是“不能怀疑的事实”！——因为这些“反毛”者们，原本就是一些最善于使用捏造“事实”，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行家”……
三、从廖伯康“玄龙门阵”，看“反毛”者散布“中国饿死3000万人”的“手法”
在今日中国，那些一再用“大跃进”造成“3000万中国人饿死”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反毛者”， 已经在中国的“论坛”上进行过形形色色的表演；直到今天，中国的一些“论坛”上仍然可见那些“职业反毛者”不断采用“翻新”手法来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在中国“饿死了”3000万、4000多万中国人……
中国的金辉之流和廖伯康的“玄龙门阵”，不时被“职业反毛者”改头换面的重复着，不时被“专业反毛者”用“创新”手法变换着花样进行“传销”着；因为中外的“反毛者”就象“瘾君子”离不开“鸦片制品”一样，已经离不开诬蔑、谩骂、攻击、丑化毛泽东的时候所引发出来的“迷醉”与“快感”……
从中国的金辉之流利用“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制造出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4000万中国人，到廖伯康用不存在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数字编造“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晃眼一看，这些“反毛”者从表面上都是打着以“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为依据的旗号——
我在“网上”，根本就查不到廖伯康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无论是在《中国统计年鉴》上，还是在四川统计局公布的四川人口资料中，我都找不到廖伯康所说的“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的记载。能不能由此认定廖伯康在1962年6月以前根本没有看到他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他所说的“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仅仅是他为了要“饿死”1000多万四川人而杜撰出来的“玄龙门阵”？
即使按照廖伯康所说“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要使四川在1958年到1960年就“饿死1000多万人”，再加上四川在那时侯必然会有的“正常死亡”人口数字，四川将会死多少人？为什么到了1960年还有6236万人？如果那时期四川必须“饿死”1000多万人，再必然会有的“正常死亡”人数，就必须加大四川那个时期的“人口出生率”；事实上，那个时期中的1959年~1960年，四川怀孕的妇女相对较少。在“出生率”低，“死亡率”很大的情况下（笑熬浆糊注：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和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结果，这个期间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低谷期），廖伯康就只有瞎编他的“龙门阵”了——比如廖伯康所说的，他在1962年6月就能够让七个四川人中“饿死”一个人，还要再“正常死亡”一点人，而且不让四川人看到“四川饿殍遍地”、“四川灾民四散逃生或到处发生聚众抢粮”的凄凉情景……；这就是廖伯康的“杰作”！
由此可见：即使“中国国家统计局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上，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写过“中国大跃进饿死了3000万人”，中国的金辉和廖伯康们仍然能够在“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的“字里行间”，创造性的找到“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7215.7万”，找到中国“大跃进饿死中国人”的数量高达三千万、四千万、五千万……的“依据”；——因为他们为了“反毛”，不能不具有这样的“技巧”：必须善于编造出形形色色的“依据”，必须善于制造出各式各样的“理由”！在中国的金辉之流和四川的廖伯康们需要制造“玄龙门阵”的时候，他们的非凡聪明和“创新”本事，要让中国“饿死3000多万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无疑是“易如反掌”——因为他们有办法把《中国统计年鉴》上的数字变成可以捏造各式各样“玄龙门阵”的“胶泥”！
四、“反毛者”用《中国人口年鉴》上的“数字”，并不能把谎言变成事实
我在“网上”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的过程中，有幸看到一位名为“野草”的先生就象司马南揭穿“伪气功”骗人把戏一样，他采用很简单的“验算”方式，就用《中国人口年鉴》中的“数字”（也就是中国的金辉之流用来制造“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的那些“数字”），揭穿了中国的金辉之流用来制造“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的骗人手法。——现在，我就把野草先生提供的部分资料和文献，现摘录在下面，以供参考——
1，野草先生首先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年鉴》和《中国经济年鉴》中，刊载的“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统计资料”，让人们通过对比“中国不同时期的人口死亡率”，去认识与感受中国解放前后的优劣：
表一、中国江苏省江阴县1931—1934年农村人口贫富死亡率（千分比）
（1）普通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贫穷者——总计
1931—1932 ??26.5 ?39.6? 45.6 ?42.8
1932—1933 ??32.3 ?31.0? 39.6 ?36.1
1933—1934 ??33.9 ?49.3? 56.0 ?52.0
1931—1934 ??30.9 ?39.9? 47.4 ?——(平均数)
（2）婴儿死亡率:
年 度———富有者—安舒者—贫穷者——总计
1931—1932 161,3 219,8 198,2 203．4
1932—1933 275,9 240,2 239,2 241．8
1933—1934 379,3 373,5 403,4 309．3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第三编（1936年）。
野草先生注：之所以选择1931—1934年的该地资料，原因在于手头没有全国性的资料（恐怕以当年政府的能力，也根本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调查），而该地在全国属于较富庶地区，交通也相对发达，且这几年并未受到战乱影响。
表二 中国解放以后历年（1949—1966）全国人口死亡率（千分比）
年度 全国 城 市 农 村 ???年度 全国 城 市 农 村
1949 20,00 ???????????1963 10,04 7,13 10,49
1950 18,00 ???????????1964 11,50 7,27 12,17
1951 17,80 ???????????1965 9,50 5,69 10,06
1952 17,00 ???????????1966 8,83 5,59 9,47
1953 14,00 ???????????1967 8,43
1954 13,18 8,07 13,71 ??? 1968 8,21
1955 12,28 9,30 12,60 ??? 1969 8,03
1956 11,40 7,43 11,84 ??? 1970 7,60
1957 10,80 8,47 11,07 ??? 1971 7,32 5,35 7,57
1958 11,98 9,22 12,50 ??? 1972 7,61 5,29 7,93
1959 14,59 10,92 14,61 ????1973 7,04 4,96 7,33
1960 25,43 13,77 28,58 ????1974 7,34 5,24 7,63
1961 14,24 11,39 14,58 ????1975 7,32 5,39 7,59
1962 10,02 8,28 10,32 ??? 1976 7,25 6,60 7,35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人口研究中心编）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通过“表1”与“表2”的对比，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中国人”的妖言可以尘埃落定了。按照《庐山会议实录》李锐提供的数字，1959年人口净增长1113多万，1960年净减少1100万，1961年人口净减少348万。从表二中所列数据，以1959年与1961年相比，人口死亡率相差无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距？非正常死亡人数究竟是多少?如果一个相对客观的人，应当是不难得出正确结论的。我的计算方法是：将三年困难时期总死亡率，减去此前三年的总死亡率，所得即非正常死亡率。将这个非正常死亡率乘以人口总数，即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数。——这里必须指出的是，依照我的计算方法得出的非正常死亡数（注意：非正常死亡并不完全等于饿死），是以解放后取得的成就（即参照1956—1958年的死亡率）为基础的！如果参照1949年的死亡率，恐怕连1959、1961年都不能算作灾年。更别说如果参照以解放前的中国（以1934年的江苏江阴为参照，已经是相当乐观了！别忘记了，34年已经接近旧中国经济最好的一年[1936年]，江苏当年又是全国经济较发达地区），会得出什么结论。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某些痞子说，不能将战乱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甚至说什么中国不需要毛泽东领导的革命。战乱年代当然是不能与和平年代相提并论，但不妨问一句：战乱是谁造成的？是反抗者还是压迫者？解放前，人均寿命三十五岁，文盲率高达80%，这是战乱可以解释得通的？！中原大战后，国民党统治的大部分地区有战乱吗？那里情况怎样？（表一就是明证！）解放战争期间，直到渡江战役开始前，战场始终在长江以北，江南情况怎样？那里的战乱如何解说？！
野草先生根据上述资料说：有关三年灾害饿死三千万的说法纯属虚构,即使最最反共反华的官方文章也谨慎地不去提及这一"事实"；然而网上和民间“传说”中国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无疑是一些中国“反毛者”需要“西方民主”而运作出来的典型“成果”……
五、从廖伯康的“玄龙门阵”，联想现实生活中的“廖伯康现象”
重庆市团市委1963年8月10日——19日召开四届十一次委员（扩大）会议的情景，至今还会有人记得；廖伯康在当时的“表现”，至今还不曾被人遗忘。事实上，廖伯康在重庆市做过的好事，至今还有重庆市人赞扬；廖伯康在“文革”中的言行，至今也还有重庆人记得……
在“文革时期”，廖伯康一直坚持说自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是“刘邓司令部黑干将——李井泉”的反对者；在那时，廖伯康一直渴望“造反派”在打倒李井泉之后，再赢得为“萧李廖翻案”的“胜利”……
事实上，重庆市的“造反派”确实把廖伯康作为优秀的革命干部代表，花了极大的力气“要求”军管会同意廖伯康进入重庆市革命委员会……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联手对“四人帮”实施逮捕以后，胡耀邦接管中组部，负责主持对“文革”中受过批判与冲击的党政干部进行平反昭雪。李井泉很快被解放，不仅重新成为党的中央委员，还被选为第三、第四、第五届人大副委员长，直到1989年4月才在北京病死。
1982年9月，是邓小平被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第一领导人；这时候的廖伯康还没有获得解放，既不敢承认自己反对过“刘邓司令部黑干将——李井泉”，更不敢自称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只能把自己说成是“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干部”。
廖伯康获得解放的时间是1983年2月，重新受到重用的时间是1985年2月17日后；在这段时间，廖伯康一直是邓小平的坚决支持者和拥护者。
在李井泉和胡耀邦逝世之前，廖伯康从未公开说过“胡耀邦是揭开四川迷雾的第一个关键人物”，也没有公开讲过他那个“玄龙门阵”的“情节”，更没有公开说过自己曾经对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过四川在“大跃进”期间曾经“饿死”1000多万人的“故事”。
廖伯康的“玄龙门阵”，直到2004年，才首次刊登在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所编印的《当代史资料》第1—2期上。那时侯，胡耀邦和李井泉都已经在1989年4月逝世；邓小平也在1997年2月19日逝世，就连杨尚昆也因病于1998年9月14日逝世。廖伯康在这种情况下抛出他的“玄龙门阵”，无疑是经过认真考虑后的举措。
廖伯康为什么要等到胡耀邦、李井泉、邓小平和杨尚昆全都逝世以后的的2004年，才决定用他的“玄龙门阵” 公开展示他曾经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过“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并因此受到了李井泉的报复与迫害？——这是一个值得人们认真研究与探索的社会现象，是否可以称为今日中国的“廖伯康现象”？
我们知道，李井泉在四川口碑极差，不得人心，招人痛恨与厌恶，在打倒“四人帮”后是胡耀邦和邓小平重新让李井泉成为我们国家的“人大副委员长”；
我们也知道 2004年9月，中央批准江泽民辞去“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这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新起点！
廖伯康在胡耀邦、李井泉、邓小平和杨尚昆全都逝世以后的2004年，才活灵活现地“创造”出“四川饿死1000多万人”的“玄龙门阵”，并不是毫无“原因”的举措；它至少能够为中外的“反毛”者和金辉之流继续鼓吹“中国的大跃进饿死3000万中国人”，提供“有力”的“旁证”与“支撑”……
“廖伯康现象”——无疑是今日中国具有特殊色彩的“典型”！我们可以通过研究这样的典型现象，促使人们对中国的过去进行理性回顾；促使人们通过研究这样的典型现象，进一步认识今日中国“反毛者”为什么要采用篡改中国和四川的人口数字为中国“制造”形形色色的“饿死”上千万人的“玄龙门阵”？ 难道这样一些谎言，就能够“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在中国劳动人民心目中的崇高与伟大？就能够抹黑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能够有利于他们在中国恢复剥削阶级的统治地位与特权？
六、结束语
我有个朋友的亲戚和儿时同学，如今是美籍华人，1948年离开中国大陆到台湾，1949年随父母到美国定居，后来获得美国国籍，成了美国的华人；今年是他第一次回祖国，就提议由他承担全部费用， “请”我的朋友先到北京等他，然后一起到无锡去看看他的出生地和儿时的朋友……
最近，我的朋友同我谈了一点他们在北京的情况——
我的朋友说：“我那个亲戚，一到北京，就要我陪他到天安门。他看到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原来的地方，就满意地连声说“好！、好！”——我们站住天安门前，他久久的睨视着毛泽东的“画像”，眼里有泪，最后对毛泽东的画像深深地鞠躬……”
我的朋友的对我说：“我那亲戚不明白现在的一些中国人为什么要贬低毛泽东？他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别人对华人的态度与看法；毛泽东能够使华人扬眉吐气，能够使外国人看重中国；在美国，包括支持台湾的华人，都很敬重毛泽东，因为毛泽东使美国的华人也不再被人蔑视！”
我的朋友说：“我那个亲戚这次看见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原来的位置，很高兴，很激动……；他不愿意去毛泽东纪念堂，他认为：毛泽东应该活在华人的心里……”
对不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