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正文
如果说有些人对鲁迅的失恋诗是无意的错读，无知者心虚的自大， 不少人对鲁迅和高长虹的研究，就是故意的取闹，自大者骄横的跋扈。
高长虹在出国受阻的心态下，在希望得到鲁迅的支持而没有得到鲁迅的支持下对鲁迅产生了不少反感的情绪，但同时他借着鲁迅的名义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这些话让鲁迅对高长虹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两个人来来往往打了不少笔仗。
仔细阅读他们之间的笔仗文章，我发现他们自己其实比旁观者冷静多了--这些旁观者当然就是有些鲁迅研究者。
仔细分析，高长虹说了哪些让鲁迅不高兴的话呢？
第一，高长虹认为鲁迅不该对被免职这件事看得那么重。
在高长虹看来，那个教育部的官不当也罢，不就300大洋的薪水么？不要也罢。 高长虹甚至觉得，鲁迅在这回纠纷中赚了，因为他因此获得了更多青年人的尊敬和许广平的爱情。
高长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音乐和啤酒， 不追求面包和牛肉。
但鲁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鲁迅对被免职的事情非常在乎， 他一再写文章表示，他不是那种被主子打了还喊“谢主子恩宠”的好奴才。可以说，鲁迅在这种不妥协中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得失。用黄健翔的说法，在那一刻，鲁迅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一种精神；在那一刻，那种精神在鲁迅的身上灵魂附体；在那一刻，鲁迅的不妥协就是一种呐喊--我们来了！我们不是任人拿捏的玩偶，我们是战士。
也许这就是毛泽东把鲁迅封为革命家的缘故，也许这就是高长虹后来对鲁迅钦佩的缘故
所以说，高长虹和鲁迅是有交集的，远不是有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的死对头。
第二，高长虹对一些人的评价。
从高长虹的文章来看，鲁迅对很多人是有评价的。譬如郭沫若、梅兰芳、周作人。但非常不幸的是，鲁迅自己并不承认，并且反对高长虹发表这些作品。
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作为一个评论家，评论人是难免的， 当然也就难免得罪人。这样说来，这样的事应该是平平常常的事，没有什么复杂可言。
但是我们中国的哲学跟这样的平常是对立的。中国人讲究的“做人”之中，有一条就是不得罪人。
得罪人就是“小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个理论非常奇怪，因为什么算是得罪人，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事情。前几天有人写文章，说到这个“蔑视”的主格还是宾格的问题，大致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要我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用“人性恶”来解释。但是我们历来喜欢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好像谁是君子了，就有了随心所欲的权力，蔑视也罢，不屑也罢，骂人也罢，杀人也罢，都洋溢着一种高尚的味道。作为小人了，那是应当倒霉的。
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是君子，他的忧就是高尚。
孔子说了：“小人长戚戚”。我们崇敬的一塌糊涂，因为他是君子。
那么普通人呢？我们到底戚戚好还是不戚戚好？
君子说了：“爱什么干什么去，谁理你呢？”说到底，普通人干什么都是被人蔑视的，因为不配高尚。
扯完这段闲话，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高长虹的文章。高长虹说：“我主张批评，鲁迅主张骂人”。 这句话挺逗的，批评和骂人是文人最好的文字游戏之一。凡自己干的，就是批评， 人性善嘛；凡别人干的，就是骂人，大概别人不算人， 至多只能算是小人。
据说小人难养，不过“难养”这个词很不好理解。按照我的常识，好养的君子应该占有少量的财富才对， 但这样一来，我“批评”的人就太多了去了。
高长虹借着鲁迅的名义“批评”了很多人，譬如说郭沫若骄傲，周作人对作品的认识不深，梅兰芳也不算什么，成仿吾毁掉了鲁迅。。。
对于这样的事情，鲁迅是很生气的，从而声明他跟《狂飙》毫无关系。
那么这些事情究竟如何呢？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鲁迅对郭沫若周作人梅兰芳成仿吾都有过评论，这些评论的背后他到底说过什么，我们无法知道。鲁迅曾经写信给韦素园提到高长虹，说：“高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 韦素园他们是小心有余，但泼辣不足。。。但我也并非说小心不好”。
从这些话看来，鲁迅还是比较倾向于小心的。譬如他对于周作人，虽然有家庭纠纷，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亲情，基本上是支持得多，批评得少。至于对梅兰芳，鲁迅也许确实不能欣赏，因此和朋友私下里谈起，但鲁迅评论梅兰芳的时候，却是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得非常明显。
鲁迅和高长虹争论的时候，正是他被章士钊免职的时候。 周作人当时还是他的同党，也许这也是鲁迅更加敏感的原因之一吧，谁愿意在那种困境下四面树敌呢？
总而言之，因为个人的问题受到挫折，鲁迅和高长虹因为交流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矛盾，他们的争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在书信中，鲁迅对高长虹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鲁迅研究则无意有意地把他们的矛盾扩大了。要么强调鲁迅的完美，强调高长虹的忘恩负义；要么强调鲁迅多么的偏激自私，高长虹多么的委屈。 但就在这两种极端之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共同之处。
鲁迅对高长虹说：“我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希望别人做”。这句话是鲁迅劝高产虹不要跟韦素园闹的时候说的。鲁迅说“我是党同伐异的”。 高长虹自己也说，党同伐异是客观的真理，但高长虹主张不要把它当作主观的态度。 大概对于高长虹来说，自我批评是为了提高自己；但是现实就是， 自我批评的度是最难把握的，往往导致朋友变成末路，甚至敌人。
但就这么一句话，研究鲁迅的人说了，这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也罢了，还非得借一个西方的词“egosim”，似乎中文里面没有对应的词来表达他对鲁迅行为的蔑视。[1]
那么中文里面有没有这句话的对应呢？我想很多人已经想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我有时就想问，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算不算个人主义呢？算不算“egosim”？
这是反对鲁迅人的意见。在他们看来，鲁迅被免职是因为他自找的， 谁让他没有积极加入到他们一群呢？鲁迅冷漠，偏激， 不好相处；他们热情，公正，温良恭惠。结果呢，鲁迅倒霉了吧，不但被免职，处处碰壁，后来还堕落成了赤色分子。鲁迅的倒霉不但活该，而且表明了他们不加入他们那个集团的错误。
那么赞成鲁迅的那群人呢？千方百计强调的则是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 鲁迅是最最最革命的，一开始就加入了最先进最革命最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一群。鲁迅的偏激冷漠不好相处恰恰说明了那个集团的黑暗愚昧腐朽，从而反正了这个集团的伟大光荣正确先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对鲁迅的描写似乎完全相反，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对“个人主义”表示了一种极端的蔑视。
那么什么是个人主义呢？
譬如说，一个父亲认为他应该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他应该做一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 这是他个人的事情--这算不算个人主义呢？
再譬如说，一个人觉得他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他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算不算集体主义呢？
所以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蔑视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事情。一个人的工作恋爱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应该由他个人解决。譬如鲁迅跟许广平的恋爱，本来就是一个私人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件事非得跟某系某派联合起来？难道集体要为每一个人解决他的爱情工作结婚生小孩的事情么？在一个效率很低官僚主义作风很大的集体里，我倒是觉得个人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仅仅是无厘头的一部分，无厘头的另一部分就是把鲁迅和高长虹的论争看作是情敌的嫉妒。
老夫子说：“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也”。 因为这个原因，要说一个人不道德--顺便说一下，不知道这算是批评还是骂人--就必须证明一个人好色。所以凡鲁迅跟人的争论，大家都尽可能的扯到女人身上， 不扯到女人身上研究就不算结束。
那么鲁迅和高长虹之间的女人是谁呢？当然是许广平。
仔细看三个人的文章，三个当事人其实都是非常冷静的。鲁迅听到有人说高长虹闹事是因为许广平的时候，写信问了许广平， 许广平回信说没有这回事，并且要他不要顾忌。当人家问起鲁迅高长虹那首诗里的月儿是否是许广平时，鲁迅和高长虹都作了否定的答复。
从《两地书》看来，鲁迅对高长虹的看法多少受了许广平的影响。 譬如许广平在一封信里笑话鲁迅，说他不应该为少爷们那么卖力；于是鲁迅回信中承认自己确实付出很多，觉得被人利用；于是许广平又回信劝他不要太过伤心，毕竟还是有光明的一面；于是鲁迅又回信说他现在还是和青年人打交道。。。
所以说，除了在这种私人信里，鲁迅对高长虹并没有太大的反感，不过偶然写文章讽刺一下而已。高长虹后来说：“鲁迅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以后，在他的杂感里，时而也听见一两声枪响时向我这里射击的。我偶尔也用枪声回应”。
也就是说，鲁迅和高长虹始终没有正面交锋，大概始终也没有把对方看作一个非常可恶的对手吧。
最后我还是把高长虹的这首诗抄在这里吧：
给--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啊，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作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下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待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啊，请你住口。
注：这首诗之所以不好理解，是因为作者并没有说明给的宾语。因为没有宾语，很多人就按照他们的思路给这首诗找一个宾语，说这个宾语是许广平或者石评梅。 高长虹自己说， 这个对象并非一定是他的情人，可以是老妇，也可以是少女。 但读者自然有他们的阅读方法。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首好诗，非常体现高长虹的风格。高长虹把自己写成天涯行走的人， 这是他当时的心境。但是这首诗里的白天、黑夜、月儿和太阳却不一定必须对应某个人。至少夜不应该是鲁迅，因为诗中的黑夜是“我”的门徒。高长虹再怎么豪放，还不至于把鲁迅看作他的门徒吧。
高长虹在出国受阻的心态下，在希望得到鲁迅的支持而没有得到鲁迅的支持下对鲁迅产生了不少反感的情绪，但同时他借着鲁迅的名义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这些话让鲁迅对高长虹产生了更大的反感，两个人来来往往打了不少笔仗。
仔细阅读他们之间的笔仗文章，我发现他们自己其实比旁观者冷静多了--这些旁观者当然就是有些鲁迅研究者。
仔细分析，高长虹说了哪些让鲁迅不高兴的话呢？
第一，高长虹认为鲁迅不该对被免职这件事看得那么重。
在高长虹看来，那个教育部的官不当也罢，不就300大洋的薪水么？不要也罢。 高长虹甚至觉得，鲁迅在这回纠纷中赚了，因为他因此获得了更多青年人的尊敬和许广平的爱情。
高长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追求音乐和啤酒， 不追求面包和牛肉。
但鲁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鲁迅对被免职的事情非常在乎， 他一再写文章表示，他不是那种被主子打了还喊“谢主子恩宠”的好奴才。可以说，鲁迅在这种不妥协中表达的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得失。用黄健翔的说法，在那一刻，鲁迅代表的不仅仅是他自己，而是一种精神；在那一刻，那种精神在鲁迅的身上灵魂附体；在那一刻，鲁迅的不妥协就是一种呐喊--我们来了！我们不是任人拿捏的玩偶，我们是战士。
也许这就是毛泽东把鲁迅封为革命家的缘故，也许这就是高长虹后来对鲁迅钦佩的缘故
所以说，高长虹和鲁迅是有交集的，远不是有些评论家所认为的那样的死对头。
第二，高长虹对一些人的评价。
从高长虹的文章来看，鲁迅对很多人是有评价的。譬如郭沫若、梅兰芳、周作人。但非常不幸的是，鲁迅自己并不承认，并且反对高长虹发表这些作品。
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作为一个评论家，评论人是难免的， 当然也就难免得罪人。这样说来，这样的事应该是平平常常的事，没有什么复杂可言。
但是我们中国的哲学跟这样的平常是对立的。中国人讲究的“做人”之中，有一条就是不得罪人。
得罪人就是“小人”，“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这个理论非常奇怪，因为什么算是得罪人，是永远说不清楚的事情。前几天有人写文章，说到这个“蔑视”的主格还是宾格的问题，大致上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
要我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只能用“人性恶”来解释。但是我们历来喜欢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好像谁是君子了，就有了随心所欲的权力，蔑视也罢，不屑也罢，骂人也罢，杀人也罢，都洋溢着一种高尚的味道。作为小人了，那是应当倒霉的。
范仲淹说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我们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他是君子，他的忧就是高尚。
孔子说了：“小人长戚戚”。我们崇敬的一塌糊涂，因为他是君子。
那么普通人呢？我们到底戚戚好还是不戚戚好？
君子说了：“爱什么干什么去，谁理你呢？”说到底，普通人干什么都是被人蔑视的，因为不配高尚。
扯完这段闲话，我们再回头来看看高长虹的文章。高长虹说：“我主张批评，鲁迅主张骂人”。 这句话挺逗的，批评和骂人是文人最好的文字游戏之一。凡自己干的，就是批评， 人性善嘛；凡别人干的，就是骂人，大概别人不算人， 至多只能算是小人。
据说小人难养，不过“难养”这个词很不好理解。按照我的常识，好养的君子应该占有少量的财富才对， 但这样一来，我“批评”的人就太多了去了。
高长虹借着鲁迅的名义“批评”了很多人，譬如说郭沫若骄傲，周作人对作品的认识不深，梅兰芳也不算什么，成仿吾毁掉了鲁迅。。。
对于这样的事情，鲁迅是很生气的，从而声明他跟《狂飙》毫无关系。
那么这些事情究竟如何呢？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鲁迅对郭沫若周作人梅兰芳成仿吾都有过评论，这些评论的背后他到底说过什么，我们无法知道。鲁迅曾经写信给韦素园提到高长虹，说：“高长虹是泼辣有余，可惜空虚， 韦素园他们是小心有余，但泼辣不足。。。但我也并非说小心不好”。
从这些话看来，鲁迅还是比较倾向于小心的。譬如他对于周作人，虽然有家庭纠纷，却始终保持着一种亲情，基本上是支持得多，批评得少。至于对梅兰芳，鲁迅也许确实不能欣赏，因此和朋友私下里谈起，但鲁迅评论梅兰芳的时候，却是没有把自己的看法说得非常明显。
鲁迅和高长虹争论的时候，正是他被章士钊免职的时候。 周作人当时还是他的同党，也许这也是鲁迅更加敏感的原因之一吧，谁愿意在那种困境下四面树敌呢？
总而言之，因为个人的问题受到挫折，鲁迅和高长虹因为交流的问题产生了一些矛盾，他们的争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即使在书信中，鲁迅对高长虹的评价也是比较客观的。
但是鲁迅研究则无意有意地把他们的矛盾扩大了。要么强调鲁迅的完美，强调高长虹的忘恩负义；要么强调鲁迅多么的偏激自私，高长虹多么的委屈。 但就在这两种极端之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一些共同之处。
鲁迅对高长虹说：“我自己不愿做的事，也不希望别人做”。这句话是鲁迅劝高产虹不要跟韦素园闹的时候说的。鲁迅说“我是党同伐异的”。 高长虹自己也说，党同伐异是客观的真理，但高长虹主张不要把它当作主观的态度。 大概对于高长虹来说，自我批评是为了提高自己；但是现实就是， 自我批评的度是最难把握的，往往导致朋友变成末路，甚至敌人。
但就这么一句话，研究鲁迅的人说了，这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也罢了，还非得借一个西方的词“egosim”，似乎中文里面没有对应的词来表达他对鲁迅行为的蔑视。[1]
那么中文里面有没有这句话的对应呢？我想很多人已经想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我有时就想问，这个“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算不算个人主义呢？算不算“egosim”？
这是反对鲁迅人的意见。在他们看来，鲁迅被免职是因为他自找的， 谁让他没有积极加入到他们一群呢？鲁迅冷漠，偏激， 不好相处；他们热情，公正，温良恭惠。结果呢，鲁迅倒霉了吧，不但被免职，处处碰壁，后来还堕落成了赤色分子。鲁迅的倒霉不但活该，而且表明了他们不加入他们那个集团的错误。
那么赞成鲁迅的那群人呢？千方百计强调的则是鲁迅不是“个人主义”者。 鲁迅是最最最革命的，一开始就加入了最先进最革命最有集体主义精神的一群。鲁迅的偏激冷漠不好相处恰恰说明了那个集团的黑暗愚昧腐朽，从而反正了这个集团的伟大光荣正确先进。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者对鲁迅的描写似乎完全相反，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者都对“个人主义”表示了一种极端的蔑视。
那么什么是个人主义呢？
譬如说，一个父亲认为他应该负担起家庭的责任，他应该做一个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 这是他个人的事情--这算不算个人主义呢？
再譬如说，一个人觉得他没有赡养父母的义务，他认为这是一个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算不算集体主义呢？
所以我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于“个人主义”的蔑视是一个很无厘头的事情。一个人的工作恋爱很大程度上就是个人问题，很大程度上就应该由他个人解决。譬如鲁迅跟许广平的恋爱，本来就是一个私人问题，为什么要把这件事非得跟某系某派联合起来？难道集体要为每一个人解决他的爱情工作结婚生小孩的事情么？在一个效率很低官僚主义作风很大的集体里，我倒是觉得个人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这仅仅是无厘头的一部分，无厘头的另一部分就是把鲁迅和高长虹的论争看作是情敌的嫉妒。
老夫子说：“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也”。 因为这个原因，要说一个人不道德--顺便说一下，不知道这算是批评还是骂人--就必须证明一个人好色。所以凡鲁迅跟人的争论，大家都尽可能的扯到女人身上， 不扯到女人身上研究就不算结束。
那么鲁迅和高长虹之间的女人是谁呢？当然是许广平。
仔细看三个人的文章，三个当事人其实都是非常冷静的。鲁迅听到有人说高长虹闹事是因为许广平的时候，写信问了许广平， 许广平回信说没有这回事，并且要他不要顾忌。当人家问起鲁迅高长虹那首诗里的月儿是否是许广平时，鲁迅和高长虹都作了否定的答复。
从《两地书》看来，鲁迅对高长虹的看法多少受了许广平的影响。 譬如许广平在一封信里笑话鲁迅，说他不应该为少爷们那么卖力；于是鲁迅回信中承认自己确实付出很多，觉得被人利用；于是许广平又回信劝他不要太过伤心，毕竟还是有光明的一面；于是鲁迅又回信说他现在还是和青年人打交道。。。
所以说，除了在这种私人信里，鲁迅对高长虹并没有太大的反感，不过偶然写文章讽刺一下而已。高长虹后来说：“鲁迅始终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以后，在他的杂感里，时而也听见一两声枪响时向我这里射击的。我偶尔也用枪声回应”。
也就是说，鲁迅和高长虹始终没有正面交锋，大概始终也没有把对方看作一个非常可恶的对手吧。
最后我还是把高长虹的这首诗抄在这里吧：
给--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啊，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作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下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待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啊，请你住口。
注：这首诗之所以不好理解，是因为作者并没有说明给的宾语。因为没有宾语，很多人就按照他们的思路给这首诗找一个宾语，说这个宾语是许广平或者石评梅。 高长虹自己说， 这个对象并非一定是他的情人，可以是老妇，也可以是少女。 但读者自然有他们的阅读方法。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首好诗，非常体现高长虹的风格。高长虹把自己写成天涯行走的人， 这是他当时的心境。但是这首诗里的白天、黑夜、月儿和太阳却不一定必须对应某个人。至少夜不应该是鲁迅，因为诗中的黑夜是“我”的门徒。高长虹再怎么豪放，还不至于把鲁迅看作他的门徒吧。
以及后来的周扬和刘少奇
高长虹的水准和境界都和鲁迅相差很远,哈哈,要我说啊,高长虹不过是个"俗"人,看他说的那些话,够小家子气,不过读书人中这样的可不少.
你还接着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