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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女士，如此解《论语》，您心安吗？           黎 鸣

《于丹〖论语〗心得》据说在中国发行了上百万册，图书排行榜上稳居榜首。随便到街上任何一个书摊上看看，不仅可看到于丹谈《论语》，而且又有了于丹谈老子、庄子、孙子、荀子、墨子、韩非子、易经，甚至还有《三十六计》等等等等。真是一位全方位的“国学”家，当今中国的才女；而且还做到了多方共赢。光于丹女士扬了名、立了腕、挣了钱不算，还可以让有关的出版社弄个盆满钵满，更重要的是，偷着乐的人也不会少，又让他们得意了；而让我遗憾的是，中国又有多少百万人被愚弄了。

在书市中，解孔、解老、解庄、解这解那的旧版书，真不知道有多少，只不过全都没有于丹女士的风光。有的人皓首穷经，一辈子也就不过注“解”了古代“圣人”中的某一位，今天于丹女士一下子就来了一都撸，真是笔可飞车，可喜可贺，只但愿不会是“垃圾”。

说句心里话，老学究们的“解”这“解”那，我有时还会翻一翻，虽没有多少新意，但他们做人作文比较老实，或许从故纸堆里他们还真可能发现一两点罕见的史料。这样的作者我虽然不佩服，但还心存一点敬意。

现在新一代的“国学家”们如何呢？我还真不知道。

在书摊上随便翻了翻《于丹〖论语〗心得》，看了开篇第一章“天地人之道”，便让我感到实在无法理喻，简直在信口胡说。

整个一章重点都在后面的谈“子贡问政”，这也就是开篇第一章“天地人之道”中的所谓说“道”。于丹女士究竟说了什么“道”呢？

首先我就奇怪，“子贡问政”在《论语》中属《颜渊第十二》，应该是比较后面了，何以于丹女士要特别挑出来，而且还要那么郑重地放在她《心得》的第一章，名之曰“天地人之道”，这是为什么呢？

再看她的解释，则不由得我不大叫“胡说”了。我只能说“幼稚”、“无知”，连起码的政治哲学和宗教的常识都没有，或者就是曲意谄媚当政者，那就有点“卑鄙”了。要想真正判断古代圣人的价值，不要以为光懂得一点古文就行了，如果缺乏今天词语的广泛常识，再加上缺乏最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准则，而一任胡作选择，一味媚权媚钱，那就不光误己，而且更加误人，甚而误国。

下面，我们不妨把这一段《论语》的原文列出来：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令我不解的是，于丹女士引文中却是“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居然篡改了孔老夫子原来说话的顺序。不知何故，于丹女士对“兵”如此敬重。

再来看于丹女士的解释：

一，国家机器要强大，要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可以丰衣足食；

三，老百姓要信仰国家。（与崇拜国家何异？）

原来于丹女士的“天地人之道”中的“道”，说的竟是信仰国家啊！这叫什么信仰？这

能叫信仰吗？于丹女士有没有一点起码的政治哲学以及宗教信仰的常识？

且不说孔夫子在两千多年前说的关于政治的话原本就没有多少价值，而且多半是昏话，

想不到两千多年后２１世纪的今天，于丹女士却仍旧奉为至宝，而且还添油加醋，昏上更加昏。何为孔夫子的“昏话”，何为于丹女士的“昏上更加昏”？请看：

孔夫子的原话，如果当作今天的话来理解，人们绝对会认为，中国人实在太下贱了，自己把自己不当人看。为什么？只要有人一手拿着刀威摄（足兵），另一手再拿着“吃的”让你活着（足食），中国人就都会乖乖地“信之矣”；何况“吃的”（足食）还都是中国人自己劳动得来的。这不是中国人的下贱是什么？这不是中国人自愿与牛、马、猪、羊等畜牲同列是什么？只要有“吃的”，中国人就“信之矣”，中国人何以就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而且还心甘情愿？这么一来，中国人还要思考的“脑袋”干什么，还要会说话的“嘴”干什么，还要会表情的“心”干什么？一个脑袋不能思维、嘴巴不能说话、心不能表情的民族，还能算是人类么？这不是孔夫子的“昏话”是什么？孔老夫子把“政”看得如此简单、如此缺乏起码的人道，于丹女士却奉为至宝，用它来作为她《心得》开篇的“天地人之道”，还要中国人继续走这条“道”，于丹女士又把中国人当作了什么呢？

再来看于丹女士的“昏上更加昏”：

过去的老学究解这句话，多半只说“信”是“信服”，最多也只说是“信任”，而于丹女士偏偏解曰：“信仰”，而且还要求信仰“国家”，这其实也就是在宣扬崇拜“国家”。于丹女士，您有没有半点政治哲学的常识？您懂不懂如此宣扬的后果？

光“信任”，就已经把中国人贬抑得不像人了，于丹女士居然还让老百姓对“国家”“信”而“仰”之。“仰”是什么意思？只有对至高无上者才称得上“仰之”，而只有“兵”和“食”的国家能够至高无上么？世界上只有法西斯主义者才会把这样的国家看作至高无上，从而信而仰之，也即无尚崇拜之。

过去的中国人把国家——圣上视为至高无上，这原本就是中国人长期以来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根源。现在看来，总根的确还在孔夫子。令人遗憾，现在更又有了大量永远在继续的新孔夫子，像于丹女士之类的人们，他们要求中国人不仅要“信服”、“信任”“国家”，还更要求“信仰”“国家”、崇拜“国家”。这是多么荒诞的事情！

在我前面的文章中，我一直在谈信仰，我说得很清楚，任何人信仰的对象都只应该是超越的抽象的东西，例如上帝，真理，或在社会生活和国家中，至少也必须是类似真理的副本——宪法，除此之外，决不可能也不应该信仰任何具体存在的实体，特别是作为国家实体代表的被奉为偶像的个人或人群。

国家是什么？国家能够被信仰么？国家可以被知、被爱，但决不可以被信仰。于丹女士，您信仰国家的什么呢？如果您也同意说信仰国家的“宪法”，那么孔子的当时有至高无上的“宪法”么？即使我们中国的今天，也没有把宪法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要不然，怎么允许发生大量“违宪”的事情竟得不到“弹劾”。中国的今天，严格地讲，还仍旧不能说是一个实行了“宪政”的国家，因为只有在实行了宪政的国家，宪法才可能真正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连宪政都未能真正确立的国家，您信仰国家的什么呢？如果您自己都不知道信仰国家什么，那么，您把“信仰国家”也即崇拜“国家”当成“天地人之道”来鼓吹，当成中国人今天的“道”来宣扬，那您究竟用意何在？

于丹女士，别仅仅为了钱为了名而误人子弟了！更别坑害了中国！

如此解《论语》，您心安吗？     （２００７，１，２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