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的恋爱纠纷

   南江秀一

关于鲁迅、许广平和高长虹之间的恋爱纠纷，中国的研究界长期以来视为禁
区，讳莫如深。近年《高长虹文集》的出版，又为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提供
了不少有力的佐证。
 
    一
 
    高长虹，1898年3月出生于山西盂县。在家乡受过中等教育。受到新文化运
动的洗礼，1916至1917年间，曾到北京，一面自学，一面在大学旁听。后回到家
乡。1921年在太原文庙博物馆工作，与馆长石鼎丞先生女儿、青年作家石评梅相
识，并有书信往来。第二年，开始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作品。此后，创作
不断。1924年9月，他和几位朋友创办《狂飚月刊》，不久他去北京，刊物只出
版了第2、3期合刊而停止。他到北京后，在《国风日报》副刊上编辑《狂飚》周
刊，引起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界的关注。鲁迅曾向孙伏园等人问过：长虹是何许
人?还表示过：《狂飚》周刊，他认为是好的。孙伏园把这个讯息告诉了高长虹，
使他大受鼓舞。12月10日(据鲁迅日记)，高长虹去鲁迅家拜访，鲁迅又当面对高
长虹倍加鼓励。他后来回忆说：“有一个大风的晚上，我带了几份《狂飚》，初
次去访鲁迅。这次鲁迅的精神特别奋发，态度特别诚恳，言谈特别坦率，……我
走时，鲁迅谓我可常来谈谈，我问以每日何时在家而去。此后大概有三四次会面，
鲁迅都还是同样好的态度。”可见鲁迅当时的盛情。
 
    然而，高长虹的《狂飚》周刊于1925年3月出至第 17期时因故停刊。鲁迅很
感可惜，开始酝酿创办新的刊物。经与高长虹等人几次磋商，4月11日，鲁迅请
高长虹、荆有麟、向培良、章衣萍在家共同饮酒时，商定出版《莽原》周刊。鲁
迅并提议正在参加《未名丛刊》编译工作的韦素园等几位青年，也参加《莽原》
的写稿等工作。《莽原》很快于4月24日出刊，鲁迅主编，每期 16开8页，随
《京报》发行。鲁迅说：“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
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
 
    参加《莽原》周刊工作(包括撰稿)的，约共10余人,而核心人物是3人：鲁迅
是主编，高长虹既撰稿又协助编务，荆有麟奔波于出版与发行。这时期高长虹最
显示他的才能。他每期都发表作品，有诗，有散文，有杂文，而杂文尖锐，泼辣，
文字凝练，尤其出众。鲁迅十分赏识他的作品，常常编排在头版头条，而自己的
作品却屈居在后。他奔走鲁迅家也甚勤，据鲁迅日记，他1925年4月去7次，5月
去10次，6月去7次， 7月去6次，8月去11次，9月去7次。高长虹后来在《给鲁迅
先生》中说：“《莽原》本来是由你提议，由我们十几个人担任稿件的一个刊物，
并无所谓团体，……以后培良南去，衣萍又不大做文，《莽原》内部事，当其冲
者遂只剩我们三人，无论有何私事，无论大风泞雨，我没有一个礼拜不赶编辑前
一日送稿子去。我曾以生命赴《莽原》矣！”这是合乎事实的。直到1935年鲁迅
也还是承认：在莽原社中，“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
 
 
    鲁迅十分赏识高长虹，也十分关怀他。当时出版《莽原》周刊，是没有编辑
费和稿费的，但鲁迅特别关照：“高长虹穷，要给他一点钱用。”因而他每月能
得到 10元、8元酬金。鲁迅还选编高长虹的散文和诗，集为《心的探险》，编入
《乌合丛书》，并亲自设计封面。鲁迅还让高长虹共同选编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
《故乡》，并让他为这集子写小引。但鲁迅对高长虹的思想和文字也有保留之处。
鲁迅在当时给许广平信中说：“长虹确不是我，乃是我今年新认识的，意见也有
一部分和我相合，而似是安那其主义者。他很能做文章，但大约因为受了尼采的
作品的影响之故罢，常有太晦涩难解处。”
 
    到了1925年10月，高长虹对鲁迅有明显的疏远。这个月，他到鲁迅家去只4
次。11月初，他有事离京去太原。1926年1月下旬，由鲁迅资助路费，从太原回
到北京。这期间，《莽原》周刊于1925年11月出至32期后，改为半月刊。半月刊
系32开，每期40页，脱离《京报》，改由未名社出版发行。长虹回京后，虽仍为
《莽原》半月刊写稿，但更热心的是创办他自己编的袖珍刊物《弦上》周刊。
1926年4月，高长虹离京去上海，决心到上海开展“狂飚运动”。1926年8月鲁迅
离京去厦门，《莽原》半月刊的编务交韦素园负责。
 
    不久，莽原社内部的矛盾就爆发了。只有弄清这场矛盾，才能明白我们所要
说的恋爱纠纷。
 
                                二
 
    前面已经谈到，莽原社中人，除鲁迅外，实际上是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
是狂飚社的：高长虹、高歌、向培良、尚钺、王鹏其、鲁彦以及荆有麟等，除鲁
彦外，都是山西人；另一部分是未名社的：韦素园、韦丛芜、台静农、李霁野、
曹靖华，除曹靖华外，都是安徽霍丘。在《莽原》周刊时期，也即高长虹协助编
务时期，每期发表的作品，双方大致相等；有时篇目上狂飚方面多些，但因多是
杂文、诗歌，篇幅所占并不多。改为《莽原》半月刊后，高长虹热衷于编《弦
上》，接着又离京南下，狂飚社其他成员此时也多在南方，他们投稿大为减少，
鲁迅在编务上不得不倚重未名社的人。鲁迅离京后，由韦素园主持编务，每期稿
件更以未名社方面的人为主了。未名社的成员擅长翻译，虽也能写诗写小说，但
很少能写泼辣的杂文，短评。早在《莽原》周刊时期，有一次许广平就提出：
“我希望《莽原》多出点慷慨激昂，阅之令人浮一大白的文字，近来似乎有点穿
棉鞋戴厚眼镜了。”作为主编的鲁迅只得向她叹苦：“没有撒泼文章，真也无
法。”“《莽原》的投稿，就是小说太多，议论太少。”到了《莽原》半月刊时
期，这个问题更为明显。高长虹的离去，不能不说是《莽原》的重大损失。
 
    在鲁迅到厦门不久，莽原社发生了更尖锐的矛盾，而且公开化了。那是韦素
园退掉了高歌的小说，又压下了向培良的剧本，高长虹为此在上海出版的《狂飚》
周刊上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两封公开信表示抗议。尽管高长
虹措词激烈，而且有些无理，但鲁迅还是冷静的。他在给许广平信中说：“长虹
又在和韦漱园吵闹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飚》上大骂，又登了一封给我的信，要
我说几句话。……闹的原因，据说是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剧本，但培良和
漱园在北京发生纠葛，而要在上海的长虹破口大骂，还要在厦门的我出来说话，
办法真是离奇得很。我那里知道其中的底细曲折呢。”鲁迅觉得长虹的做法“离
奇得很”，但对其中的“底细曲折”并没有表态。鲁迅在接着给许广平的信中又
说：“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闹架。长虹因为社里压下(压下而已)了投稿，
和我理论，而社里则时时来信，说没有稿子，催我作文。我实在有些愤愤了，拟
至二十四期止，便将《莽原》停刊，没有了刊物，看大家还争持些什么。”从鲁
迅的话看来，他的“愤愤”是两方面都有的，并不偏向某一方。
 
    对于这种争吵，鲁迅只能采取沉默态度。不料高长虹在《狂飚》上又发表
《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一文，对鲁迅进行更为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
文中透露：早在1925年8月，韦素园编《民报》副刊，登出广告说：“特约中国
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
实学术界大好消息也。”高长虹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
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并说这是鲁迅所戴
的“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从此，他就和鲁迅疏远了。高长虹的这种看法，在
 
理论上是错误的，任何时代、阶级、集团都必然有自己的权威，否认—切权威，
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重要标志。而且，这是别人这样称鲁迅，并非鲁迅自称，
何以要对鲁迅如此反感？别人这样称的举出了五人的姓名，何以独对鲁迅如此反
感?即使不赞成权威的说法，又何至于到“真觉瘟臭”而且“呕吐”的地步?这实
在是鲁迅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不仅如此，高长虹文中竟还攻击鲁迅：已从“真正
的艺术家的面目”，“递降而至一不很高明而却奋勇的战士的面目，再递降而为
一世故老人的面目，除世故外，几不知其他矣”。这样的攻击，实在太出格了，
有人甚至怀疑高长虹是否发了疯。
 
    对于高长虹的如此攻击，鲁迅大出意料，只能从“过河拆桥”上去理解。他
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先前利用过我的人，现在见我偃旗息鼓，遁迹海滨，无
从再来利用，就开始攻击了，长虹在《狂飚》第五期上尽力攻击，自称见过我不
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并捏造许多会话(如说我骂郭沫若之类)。其意即在推倒
《莽原》，一方面则推广《狂飚》的销路，其实还是利用，不过方法不同。他们
那时的种种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还料不到他看出活着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
杀了煮吃，有如此恶毒。我现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技俩发挥到如何。”
 
    正当鲁迅表示对高长虹还要细看一下的时候，高长虹却在《新女性》上登出
“狂飚社广告”，称：“狂飚运动的开始远在二年之前……去年春天，本社同人
与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及少数最进步的青年文学家，合办《莽原》。……兹为大规
模地进行我们的工作起见，于北京出版之《乌合》、《未名》、《莽原》，《弦
上》四种出版物外，特在上海筹办《狂飚丛书》及一篇幅较大之刊物。”这里忽
而又把鲁迅拉在一起了，而且竟又称之为“思想界先驱者”，还想在鲁迅主编的
《乌合丛书》、《未名丛书》上沾光，并且还使人以为似乎鲁迅也参与了狂飚运
动。高长虹在出奇的攻击之后而竟又如此出奇的无聊和无赖，鲁迅实在忍无可忍
了。鲁迅就写了《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指出：“我在北京编辑
《莽原》、《乌合丛书》、《未名丛刊》三种出版物，所用稿件，皆系以个人名
义送来；对于狂飚运动，向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运动，运动甚么。今忽混称
‘合办’，实出意外；不敢掠美，特此声明。又，前因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
虚名，加我纸冠，已非一次，业经先有陈源在《现代评论》上，近有长虹在《狂
飚》上，迭加嘲骂，而狂飚社一面又锡以第三顶‘纸糊的假冠’，真是头少帽多，
 
欺人害己，虽‘世故的老人’，亦身心之交病矣。只得又来特此声明：我也不是
‘思想界先驱者’。此等名号，乃是他人暗中所加，别有作用，本人事前并不知
情，事后亦未尝高兴。倘见者因此受愚，概与本人无涉。”鲁迅这篇启事同时登
载在《莽原》、《语丝》、《北新》、《新女性》等刊物上。以鲁迅在文坛上的
威望，启事刊出后，使高长虹信誉扫地。高长虹对鲁迅的不合情理的攻击，本来
就为不少人不满；而又登出如此自打耳光的无聊广告，更使人不齿。一些出版单
位就自动表示：不再为高长虹提供方便。在狂飚社内部，不少成员也反对他攻击
鲁迅，有的人也就离他而去。
 
    就在这个时侯，又使鲁迅万万没有想到的，有人竟告诉他：高长虹对他的攻
击中，隐藏着与他的恋爱纠纷。鲁迅始则不信，继则疑虑，再则而终于恍然大悟。
 
                              三
 
    高长虹在对鲁迅大肆攻击后不久，在《狂飚》周刊上发表爱情诗《给——》
两首，其中一首的全文如下：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我在天涯行走，
    夜做了我的门徒，
    月儿我交给他了，
    我交给夜去消受。
    夜是阴冷黑暗，
    月儿逃出在白天，
    只剩着今日的形骸，
    失却了当年的风光。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夜是阴冷黑暗，
    他嫉妒那太阳，
    太阳丢开他走了，
    从此再未相见。
    我在天涯行走，
    月儿又向我点首，
    我是白日的儿子，
    月儿呵，请你住口。
 
     对于高长虹的这首诗，文坛上的一些知情者议论蜂起。后来韦素园把这些
议论告诉了鲁迅：高长虹在诗中以太阳自比，指黑夜为鲁迅，而月亮就是许广平
(景宋)。鲁迅起初并不相信，后来又作了种种推测。他在给韦素园的信中说：
“至于关于《给——》的传说，我先前倒没有料想到。《狂飚》也没有细看，今
天才将那诗看了一回。我想原因不外三种：一，是别人神经过敏的推测，因为长
虹的痛哭流涕的做《给——》的诗，似乎已很久了；二，是狂飚社中人故意附会
宣传，作为攻击我的别一法；三，是他真疑心我破坏了他的梦，——其实我并没
有注意到他做什么梦，何况破坏——因为景宋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
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
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
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鲁迅又说：
“如果真属于末一说，则太可恶，使我愤怒。我竟一向在闷胡卢中，以为骂我只
因为《莽原》的事。”
 
    事实很快地证实鲁迅的第三种推测是对的。不久，高长虹发表《时代的命运》
一文，其中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且是生
活上。”他还在《自画自赞，自广告》等文中，说鲁迅嫉贤妒能，在编《心的探
险》时，鲁迅劝他抽去几篇，“有几篇是他所不能领会的作品”，有的则是好作
品，好在“去掉的好作品我仍可以收到别处去”。在《我走出了化石的世界，待
我吹送些新鲜的温热进来！》一文中，他更说什么：“如狂飚社以直报怨，则鲁
迅不特身心交病，且将身败名裂矣！”对读者进行“阴险的暗示”。他的这些言
论，等于为《给——》中的不少诗句作了注解。
 
    在弄清《给——》的含义以后，鲁迅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许广平：“那流
言，…从韦素园的信里才知道的。他说，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的拼命攻击我是
为了一个女性，《狂飚》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他还问我
这事可是真的，要知道一点详细。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
川流不息的到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
表示—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
怯得可以。”
 
    为了抨击高长虹的卑劣的文章和行径，鲁迅写了小说《奔月》和杂文《新的
世故》、《新时代的放债法》等杂文。在后一篇杂文中，鲁迅说：“你如有一个
爱人，也是他赏赐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才而且革命家，许多女性都渴仰
到五体投地。他只要说一声‘来！’便都飞奔过去了，你的当然也在内。但他不
说‘来！’所以你得有现在的爱人。那自然也是他赏赐你的。”这就是针对高长
虹所说的“最大的让步”和诗句“月儿我交给他了，我交给夜去消受”而驳斥和
讽刺的。
 
    那么，高长虹何以会对许广平“害单相思病”的呢？据他后来在一篇回忆文
章中说：1925年3月，他的诗集《精神与爱的女神》出版，许广平去信并附了邮
票，要买这本书。“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
见面”。“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景宋所
留给我的唯一印象就是一副长大的身材”。“看到景宋在鲁迅家里的厮熟情形，我
决定了停止与景宋通信”。为了说明问题，这段通信的经历，我们还可以查考一
 
番。据《两地书》，许广平在1925年4月25日给鲁迅的信中，还误以为长虹的
《棉袍里的世界》是鲁迅用新笔名写的。鲁迅在4月28日给她的信中说明“长虹
确不是我”。那么，许广平给高长虹去信买书，当在4月28日以后，或已在5月间
了吧。据《鲁迅日记》，高长虹在鲁迅家里见到许广平，是在7月19日，以后他
们就不通信了。在这前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通信8、9封，应该说密度是相当
高的。无论是许广平的信或高长虹的信，恐怕都早已不在人世了，它们写了些什
么内容，也不可能全面了解了。据当年长虹的一位朋友回忆：“1925年在长虹处，
我曾看见过景宋女士(即许广平)给他的信。……内容记不太清了，大意是对长虹
的文笔表示称赞。”这说法是可信的，许广平曾误将长虹的作品以为是鲁迅的，
当然会对他的文笔表示赞赏。据高长虹后来回忆：“她的信保留在我的记忆中的，
是她说她的性格很矛盾，仿佛中山先生是那样性格。”这说明许广平曾在信中向
他吐露过自己的思想、观点、见解。这是更深层次的思想交流。高长虹对许广平
的作品也十分欣赏，他曾回忆第一次读到她作品时的情景：“我看了那篇稿子觉
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鲁迅)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
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
因此，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当频繁地在一定程度上相当知心地通信，使高长虹想入
 
非非，完全是可能的，也是十分正常的。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问：在鲁迅与高长虹激烈笔战时；许广平表示过什么
态度呢?在1925年11月27日她给鲁迅的信中说：“你在北京，拚命帮人，傻气可
掬，连我们也看得吃力，而不敢言。……长虹的行径，却真是出人意外，你的待
他，是尽在人们眼中的，现在仅因小愤，而且并非和你直接发生的小愤，就这么
嘲笑骂詈，好像有深仇重怨，这真可说是奇妙不可测的世态人心了。你对付就是，
但勿介意为要。”在鲁迅告诉她《给——》的含义和有关的流言时，因鲁迅即将
离开厦门去广州，她来不及写信了，她必然当面向鲁迅说明情况。
 
    现在，我们可以把鲁迅、许广平与高长虹的关系列一时间表，从中更能说明
问题：1924年12月10日，高长虹首次拜访鲁迅，倍受鼓舞；1925年4月，《莽原》
出刊，长虹助理编务，与鲁迅关系亲密；5月，许广平首次给高长虹去信购书，
以后书信往来；7月，高长虹见到许广平在鲁迅家“厮熟”，主动停止通信； 8
月，高长虹见到广告中称“思想界权威”，对鲁迅特别反感，“瘟臭”，“呕
吐”：10月，高长虹明显疏远鲁迅；11月，高长虹离京去太原；1926年1月，高
长虹回京后，热衷于自办刊物，很少再到鲁迅家里去；4月，高长虹离京南去；
10月起；因对韦素园处理稿件有意见，高长虹连续发表文章对鲁迅破口大骂：11
月，发表诗《给——》；12月，鲁迅开始撰文反击。从这张时间表可见，鲁迅和
高长虹关系的转折点在哪里，还不明显吗?高长虹何以对鲁迅特别反感，何以莫
明其妙地疏远，何以违反常情地出奇地攻击，是什么原因在作怪，不是也很清楚
了吗！
 
                     四
 
    高长虹此后怎样呢？他继续在上海、北京开展他的“狂飚运动”。由于与鲁
迅的争执，声誉大大下降，他的运动实际上已走上了下坡路。他继续创作，作品
的主流仍然是反帝反封建反对反动统治的，但没有能写出有影响的作品。1930年
初，他东去日本，改行研究经济，研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立什么“行动学”，
还研究语言。1931年底，他去了德国，一度进入柏林大学学习，研究苏联社会，
并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
 
    1933年他到了法国，继续从事经济学的研究。1936年9月，他在巴黎参加陶
行知、陈铭枢、胡秋原、程思远等人发起成立的“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
为该会宣传部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决意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春，从法国到意
大利，又到英国，辗转到香港， 3月到武汉，即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
会”。武汉失守后，随“文协”迁至重庆，继续从事文艺创作活动。1941年夏离
开重庆到达西安。11月初，步行到达延安，受到边区政府热情接待，被安排在边
区文艺界抗敌联合会(“文抗”)为驻会作家。他写了不少文艺作品，和史、哲、
经方面的文章，因不合要求，多数不被采用。他收到毛泽东、凯丰署名的出席延
安文艺座谈会的请柬，却以自己是学经济的为由，谢绝参加。抗战胜利之际，毛
泽东找一些作家谈话，他的意见和毛泽东不合，结果不欢而散。
 
    当时不少干部去东北。他于1946年春，离开延安，向东北奔去。1948年春，
他曾参加东北局宣传部召开的东北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以后他一直在东北局宣传
部照管下工作。1956年夏天，此时他已59岁，作家孔罗荪、师陀等曾在沈阳作家
协会的饭厅见到他。以后就不知下落，估计他在不久后病逝。
 
    这位年轻时很有才华的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的作家，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一生。
他家里有—个封建包办的妻子，在外面闯荡，始终独身。
 
    1993年春为《书城杂志》写于海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