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梁实秋——骂人的艺术

梁实秋——骂人的艺术

(2002年04月25日)

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不骂人的人。骂人就是有道德观念的意思，因为在骂人的时候，至少在骂人者自己总觉得那人有该骂的地方。何者该骂，何者不该骂，这个抉择的标准，是极道德的。所以根本不骂人，大可不必。骂人是一种发泄感情的方法，尤其是那一种怨怒的感情。想骂人的时候而不骂，时常在身体上弄出毛病，所以想骂人时，骂骂何妨。 　　但是，骂人是一种高深的学问，不是人人都可以随便试的。有因为骂人挨嘴巴的，有因为骂人吃官司的，有因为骂人反被人骂的，这都是不会骂人的原故。今以研究所得，公诸同好，或可为骂人时之一助乎？ 　　（一）知己知彼 　　骂人是和动手打架一样的，你如其敢打人一拳，你先要自己忖度下，你吃得起别人的一拳否。这叫做知己知彼。骂人也是一样。譬如你骂他是“屈死”，你先要反省，自己和“屈死”有无分别。你骂别人荒唐，你自己想想曾否吃喝嫖赌。否则别人回敬你一二句，你就受不了。所以别人有着某种短处，而足下也正有同病，那么你在骂他的时候只得割爱。 　　（二）无骂不如己者 　　要骂人须要挑比你大一点的人物，比你漂亮一点的或者比你坏得万倍而比你得势的人物总之，你要骂人，那人无论在好的一方面或坏的一方面都要能胜过你，你才不吃亏的。你骂大人物，就怕他不理你，他一回骂，你就算骂着了。在坏的一方面胜过你的，你骂他就如教训一般，他既便回骂，一般人仍不会理会他的。假如你骂一个无关痛养的人，你越骂他他越得意，时常可以把一个无名小卒骂出名了，你看冤与不冤？ 　　（三）适可而止 　　骂大人物骂到他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则一般人对你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无理取闹。骂小人物骂到他不能回骂的时候，便不可再骂；再骂下去则一般人对你也必无同情，以为你是欺负弱者。 　　（四）旁敲侧击 　　他偷东西，你骂他是贼；他抢东西，你骂他是盗，这是笨伯。骂人必须先明虚实掩映之法，须要烘托旁衬，旁敲侧击，于要紧处只一语便得，所谓杀人于咽喉处著刀。越要骂他你越要原谅他，即便说些恭维话亦不为过，这样的骂法才能显得你所骂的句句是真实确凿，让旁人看起来也可见得你的度量。 　　（五）态度镇定 　　骂人最忌浮躁。一语不合，面红筋跳，暴躁如雷，此灌夫骂座，泼妇骂街之术，不足以骂人。善骂者必须态度镇静，行若无事。普通一般骂人，谁的声音高便算谁占理，谁来得势猛便算谁骂赢，惟真善骂人者，乃能避其而击其懈。你等他骂得疲倦的时候，你只消轻轻的回敬他一句，让他再狂吼一阵。在他暴躁不堪的时候，你不妨对他冷笑几声，包管你不费力气，把他气得死去活来，骂得他针针见血。 　　（六）出言典雅 　　骂人要骂得微妙含蓄，你骂他一句要使他不甚觉得是骂，等到想过一遍才慢慢觉悟这句话不是好话，让他笑着的面孔由白而红，由红而紫，由紫而灰，这才是骂人的上乘。欲达到此种目的，深刻之用词故不可少，而典雅之言词尤为重要。言词典雅则可使听者不致刺耳。如要骂人骂得典雅，则首先要在骂时万万别提起女人身上的某一部分，万万不要涉及生理学范围。骂人一骂到生理学范围以内，底下再有什么话都不好说了。譬如你骂某甲，千万别提起他的令堂令妹。因为那样一来，便无是非可言，并且你自己也不免有令堂令妹，他若回敬起来，岂非势均力敌，半斤八两？再者骂人的时候，最好不要加人以种种难堪的名词，称呼起来总要客气，即使他是极卑鄙的小人，你也不妨称他先生，越客气，越骂得有力量。骂得时节最好引用他自己的词句，这不但可以使他难堪，还可以减轻他对你骂的力量。俗话少用，因为俗话一览无遗，不若典雅古文曲折含蓄。 　　（七）以退为进 　　两人对骂，而自己亦有理屈之处，则处于开骂伊始，特宜注意，最好是毅然将自己理屈之处完全承认下来，即使道歉认错均不妨事。先把自己理屈之处轻轻遮掩过去，然后你再重整旗鼓，著著逼人，方可无后顾之忧。即使自己没有理屈的地方，也绝不可自行夸张，务必要谦逊不遑，把自己的位置降到一个不可再降的位置，然后骂起人来，自有一种公正光明的态度。否则你骂他一两句，他便以你个人的事反唇相讥，一场对骂，会变成两人私下口角，是非曲直，无从判断。所以骂人者自己要低声下气，此所谓以退为进。 　　（八）预设埋伏 　　你把这句话骂过去，你便要想想看，他将用什么话骂回来。有眼光的骂人者，便处处留神，或是先将他要骂你的话替他说出来，或是预先安设埋伏，令他骂回来的话失去效力。他骂你的话，你替他说出来，这便等于缴了他的械一般。预设埋伏，便是在要攻击你的地方，你先轻轻的安下话根，然后他骂过来就等于枪弹打在沙包上，不能中伤。 　　（九）小题大做 　　如对方有该骂之处，而题目身小，不值一骂，或你所知不多，不足一骂，那时节你便可用小题大做的方法，来扩大题目。先用诚恳而怀疑的态度引申对方的意思，由不紧要之点引到大题目上去，处处用严谨的逻辑逼他说出不逻辑的话来，或是逼他说出合于逻辑但不合乎理的话来，然后你再大举骂他，骂到体无完肤为止，而原来惹动你的小题目，轻轻一提便了。 　　（十）远交近攻 　　一个时侯，只能骂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派人。决不宜多树敌。所以骂人的时侯，万勿连累旁人，即时必须牵涉多人，你也要表示好意，否则回骂之声纷至沓来，使你无从应付。 　　骂人的艺术，一时所能想起来的有上面十条，信手拈来，并无条理。我做此文的用意，是助人骂人。同时也是想把骂人的技术揭破一点，供爱骂人者参考。挨骂的人看看，骂人的心理原来是这样的，也算是揭破一张黑幕给你瞧瞧！

[两只黄鹂]

梁文蔷：我的父亲梁实秋



作为梁实秋的幼女，现定居于美国西雅图的梁文蔷也已是七旬老人。营养学博士梁文蔷并没有秉承父业，但来自父亲生前的鼓励，一直成为她勇敢拿起笔的动力和缘由。虽然父亲离去已近二十年，但提起往事，那样一位真性情的父亲还时时让她沉浸于快乐、忧伤和怀念交织的复杂情感中。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咸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父亲14岁时,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
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赴美国求学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静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了一生。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把父亲的一本书送给她,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教书为生。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父亲生前不大提他与鲁迅的是非,直到有一次我问父亲:“你当年和鲁迅都吵些什么？”父亲回答很平静,他说,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仇恨,只不过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不同,其实他还是很欣赏鲁迅的。鲁迅认为文学是有阶级性的,而父亲更强调文学的人性,比如母爱,穷人有,富人也有,不论阶级,不管穷富,母爱不是政治的工具,它是永恒的人性,这就是父亲的信念。
1930年,父亲又带着我们全家来到青岛教书。我就是1933年在青岛出生的,但不到1岁时,因为父亲被胡适先生邀到北大教书,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北京的生活没安定多久,1937年7月抗战爆发,闻听自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父亲当即写下遗嘱,孤身逃离北京。在天津的一个朋友家借住几天后,父亲又辗转到了南京、重庆,自此与我们分离了6年之久。
1944年,母亲只身一人,带着我们3个孩子11件行李,从北京南下,借助各种交通工具,一路跋涉到了重庆北碚,与父亲团聚。我还能记起到达的那一天,母亲带着我们站在屋子里,有人去办公室喊父亲,父亲进门后跟母亲说了句什么,然后父亲紧盯着我们3个孩子,激动地说:“孩子,这就是我的孩子啊!”
在很多人眼里,父亲是个“洋派十足”的人,这可能归根于父亲在美国留学时养成的一些习惯。但骨子里,父亲是一个有很深中国文化情怀的人。他从美国回来立即抛开钢笔用起了毛笔,直到抗战结束后,才不得不又用起钢笔。父亲在家从来不跟我说一句英文。他只说北京话。
抗战结束后,我们一家又回到了北京。但战火并没有就此熄灭,1948年底,形势已经开始不稳,父亲带我和哥哥先从北京赶赴天津,想抢购船票去广东。母亲留在北京处理亲戚的房产,准备第二天去天津与我们会合。不料当天晚上铁路中断,我们父子三人进退维谷。母亲急电,嘱我们立即南下,不要迟疑。第二天,我们三人惶恐不安地登上了轮船,却不知以后会怎么样。
当我们漂泊了16天到达广州后,得知母亲成了北京城最后起飞的两架客机上的乘客之一。我们一家人终于在广州又团聚。当时大姐文茜已从北大毕业,因为结婚嫁人,没有同我们一起走。而哥哥文骐正在北大读书,到了广州后,哥哥觉得台湾没有什么好大学,最后决定回北京继续上学。结果我们自此与哥哥、姐姐生死不明地分隔了几十载。当时没有人会预料到分隔得那么久,如果预料到那种结果,我想我们一家死也不会分开的。

漂泊台湾

初到台湾时,我们可以说是“无立锥之地”。台湾那时也有“白色恐怖”,报纸、杂志都是被控制的,父亲在台湾时,交游不广,为了谋生,教书、写文章。有一天,突然来了三五位便衣敲门,声称亲眼看见窃贼逃到我家,要入室搜查。其实抓贼是假,这几个人最后直接过来翻阅父亲的文稿和书籍,想知道父亲是否有“思想问题”。父亲颇为震怒,要求当局调查,但最后当然不了了之。
在台湾时,父母还遭遇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我的假期结束准备返美,母亲为了款待我,特地做鳝鱼给我吃。突然听到有人按门铃,有一男子身穿军装戴着墨镜,自称是父亲的学生。父亲正准备起身迎接时,男子突然掏出手枪,对准父亲,还把枪膛中的子弹退出来给父亲看,表示是真刀真枪,不是开玩笑的。父亲镇静地拍了拍来人的肩头,让他坐下来。那人真的坐下来,但仍以枪指着父亲。我冒险从边门溜出,跑到邻居家借电话报警。 待我回来,强盗已经离去。他向父亲要去了“欧米伽”手表、母亲的假首饰和一些钱。强盗临走时曾威胁父亲不可报警,否则会回来灭门。见我已报了警,大家心神不定地过了一晚,连电灯都不敢开,还把窗帘都拉起来,请求警察保护。结果警察在我家客厅守了一夜。
那个“欧米伽”是父亲过生日时,30位朋友联合送的,父亲很喜欢,好在我之前有心,把手表的出厂号码抄下来,记在父亲的记事本上。结果第二天警察就在当铺找到了那块表,立即人赃俱获。父亲去警局办手续时正巧遇到那个强盗,他停下来对父亲说:“梁先生,对不起您!”父亲也有些难过,虽然母亲后来替他求情,但也无助于事。

不尽的思念

到了台湾,父亲又重新开始翻译莎士比亚的工作。
父亲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始于抗战前,那时我只有四五岁。后来因抗战,颠沛流离,只译了10本,便停顿下来,因为翻译莎士比亚是没有钱的,为了我们一家,父亲必须谋生。生活相对安定下来后,他又开始有计划地翻译。父亲给自己规定,每天要译两千字。
翻译莎士比亚,是胡适先生的建议,最初是父亲与另外两个人一起翻译,但那两位后来中途退出,只剩下父亲一人坚持。这是件苦事,因为他全部用古英文写作,很难看懂。父亲每译完一剧,就将手稿交给母亲装订。母亲用古老的纳鞋底的锥子在稿纸边上打洞,然后用线缝成线装书的样子。没有母亲的支持,父亲是无法完成这一浩大工程的。翻译莎士比亚没有收入,母亲不在乎,她没有逼迫丈夫去赚钱,而是全力以赴支持父亲。这一点,在我小时候并没有深深体会,长大结婚,有了家庭后,才能理解母亲当年的不易。
父亲与母亲的感情很好,他们后来跟着我到西雅图生活了一段时间,我时常在汽车的后视镜里很“嫉妒”地发现，他们还经常手拉手坐在一起。1974年4月30日上午，父亲与母亲照样手拉手到附近市场购物，市场门口一个梯子突然倒下，正好击中了母亲。母亲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因伤势很重，需要动大手术。临进手术室前，母亲以一贯的自我克制力控制自己，既不抱怨，也不呻吟。进手术室前，她似乎已有所预感，对父亲说：“你不要着急，你要好好照料自己。”几个小时后，护士出来通知，母亲已不治。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刻，父亲坐在医院长椅上开始啜泣，浑身发抖，像个孤苦无依的孩子……
中山公园的四宜轩是他们当初定情之地。1987年，我借到北京开会之机，专程到中山公园拍了许多四宜轩的照片，带回给父亲。后来大姐文茜又去照了许多，托人带给父亲。父亲一见照片就忍不住落泪，只好偷偷藏起来，不敢多看。
父母在世时，他们尽量不提哥哥、姐姐的事情，尽管他们心里都明白对方的痛苦和思念。母亲信佛，每天烧香祈祷，这样她的精神才能支撑下去。就在去世后一个月，父亲终于辗转知道了哥哥、姐姐仍然在世的消息。他特地跑到西雅图母亲的墓地前，告慰母亲。
1986年，我最后一次赴台探望父亲。临走时与父亲在客厅中道别，父亲穿一件蓝布棉外衣，略弯着腰，全身发抖。他用沙哑的声音不厌其烦地告诉我怎么叫出租车，怎么办出境手续等，那一刻，他又把我当做他的没出门的小女儿。那一次离家，我充满了不祥之感。
1987年11月3日，父亲因突发心脏病住院。当时，小量地输氧已经不够。父亲窒息，最后扯开小氧气罩，大叫：“我要死了！”“我就这样死了！”此时，医生终于同意给予大量输氧，却发现床头墙上大量输氧的气源不能用，于是索性拔下小量输氧的管子换床。就在这完全中断输氧的5分钟里，父亲死了。父亲强烈的求生欲望一直支持他到心脏停止，他留下的最后五句话之一是：“我还需更多的氧。”没想到父亲留在人间最后的字迹，竟然是这样的求生呼号。每想到此，我便有肝肠寸断之感。
选自《三联生活周刊》
口述：梁文蔷　文：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