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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焚书坑儒谈起

作者：柳树下的童年

　　钱穆的《国学概论》里有一个章节名叫《赢秦之焚书坑儒》，有些话说得很有意思，他首先从《吕氏春秋》说起，揭出学术随政治而变化的趋势，“诸子争鸣，至战国晚季而益烈，是非樊乱，议论百出。秦一天下，学术随政治而转移，乃亦有渐趋统一之趋向，吕不韦著春秋，意在荟萃群言，牢笼众说，借政治之势力，定学术于一是。”但是只荟萃牢笼还不够，因为各种异端杂说毕竟还是存在的，只要存在，即使一时被牢笼在手，难保哪一天不会跳出去，所以干脆彻底一点，以高压锄异说，焚其书，坑其人，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大一统局面就是以此为前提的，而先秦学术的百家争鸣局面也自此而终，“盖诸子之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而其衰，则为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

　　对于焚书的范围，钱穆也做了一番论述，这里面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出自刘大櫆的《焚书辩》，认为秦始皇只焚民间书籍，不焚博士官书，官方的藏经是被项羽一把秦廷大火烧掉的；第二种出自章太炎的《秦献记》，认为“自秦纪、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夹，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本来焚书坑儒一事即由博士议政而起，不烧博士官书似乎没有道理，但汉兴以来，六艺残缺，诸子之书却是完好的，所以钱穆更认同王充的说法，“仅焚五经，不及诸子。”

　　我近来又读了王元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其中有一篇《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提到章太炎和鲁迅对秦始皇的评价，联系一下钱穆的叙述，觉得很有意思。章太炎写《秦献记》、《秦政记》，都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而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也为之辩护，认为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和希特勒焚书是不同的。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章、鲁二人则都以此论迂阔，不予认可。其实社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学术一统已是不可更改的趋势，关键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秦始皇选择了法家的路，于是行法家之举，硬性压制学术，焚书坑儒，但是，此路不通，所以秦很快就灭亡了。时至西汉，武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换了一条儒家的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可以看作是“焚书坑儒”的儒家表现形式，二者效果是相同的，差别只在快慢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天下总算是统一了，钱穆所说的“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也成了大一统社会的一种典型特征。确切地说，封建社会已经不是“以政治争学术”了，应该是“以政治管学术”。我试着将中国的学术发展史粗略回顾了一下，觉得除了先秦诸子和清初、清末的一些学人之外，余者基本上都是埋头故纸堆或坐而论道，他们绝不会想到经世方面去。诚然，中国古代的学术是很发达且独树一帜的，什么经学、史学、理学、心学、朴学、玄学、考据学、音韵学、训诂学……但是，必须明白，这学术上的繁荣就是政治上高压的结果，是焚书坑儒和文字狱的副产品，学者们不敢言时事，才只好投身到纯学术的领域里去，这笔买卖，我们并没有赚到什么。所以我觉得，焚书坑儒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古籍流失、诸子匿迹，还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一统的政治形态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操守。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操守是怎样的呢？恕我直言，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性格是帮闲，第二性格是隐遁，而反抗只能算是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个性”。具体怎样帮闲，这里不多说了，读者尽可以向鲁迅的书里去找，鲁迅曾将知识分子比作领头羊，项佩铃铛、昂首阔步地将老百姓引向屠宰场去，事实大抵如此。我主要想讨论的是，造成知识分子奴性的原因何在。

　　首先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去探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曾写过一篇名叫《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稿，其中谈到唐朝的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士兵操练，很是勇敢，于是有人在他面前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接着鲁迅评价道：“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讲讲苏格拉底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我引这段文字的目的，并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主要是想表明一个意思，就是知识分子有软弱性。鲁迅自己尚不将自己排除在外，何况他人？这个软弱性的危害实在很大，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拖延得那么长？既然知识分子不肯干预政治，天下就总是由农民抢过来抢过去，虽说这里面也有开元盛世，但一治一乱，总是起起伏伏，翻来覆去，不肯向前迈进一步，所以鲁迅用三句话就概括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人要革新。”假如知识分子能早一日觉醒，早一日走出象牙塔，去了解社会，关心政治，我想，中国在近代是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

　　其次，从社会的大环境去探讨，这一点是相对主要的。关键是饭碗的问题，知识分子也是人，也要吃饭，他们的饭碗掌握在谁的手里，就自然而然地为谁献计献策、歌功颂德。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官大也好，官小也好，只要做上去，就可以安身立命，那时候还没有职业作家一说，也没有这许许多多的行业，社会里主要就是官员和农民，所以，知识分子是无从选择的，要么去做官，要么像陶渊明一样去种田，两相比较，当然是愿意做官的多了。今天，我们也许会嘲笑屈原、杜甫的愚忠，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就是那么一个样子，苛求没有用，要怪只能怪社会制度与形态。说到封建社会在这方面的弊端，还是那句话：“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争”的结果是知识分子都跑到统治者手底下去做官了，被统治者包养起来，成了他们的帮闲。

　　到清末封建秩序渐渐被打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先进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这时知识分子才普遍地拥有了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然而，即便如此，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知识分子必须警惕另一种情况，即鲁迅所指出的“沦为大众的帮闲”。

　　不吃官饭了，知识分子通常要改吃文学这碗饭，但，诚如周作人所说：“作家须听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会的要求，新旧左右，如猫眼睛的转变，亦实将疲于奔命。”一个知识分子，一旦沦落到看大众眼色写文章的地步，他也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帮闲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的中国文坛，这种帮闲岂不是很多？鲁迅和周作人的预见可谓高明。对于这个怪现象，解决方法是有的，就是另外寻一种谋生之术，不要单吃文学这碗饭，以免随波逐流。如以文学为饭碗，则终不免为文学所奴役，另有谋生之术，文学事业才能获得独立。当初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都不是学文学的，并且在成名之后也还在教育界兼职，但他们最终都成了文学方面的大师，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