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黄鹂四条腿
大家好，小黄鹂博客开通了。
所以我把眼光投射到王安石身上，闻着他衣服发出的味道，听着他的激昂和呢喃，穿透他的头盖骨，亲吻他的灵魂，随着天国的音乐，和他一起登上旋转的舞台。
舞台的中间挂着一条细细的钢丝，王安石在上面滑动。当他滑到这一端的时候，我听见如潮的掌声；当他滑向那一端的时候，诅咒的声音充满四周。
在这样热闹而寂静的世界，我捕捉他的脚步。 一瞬间，钢丝已经不复存在，只有他和我互相凝望。
我把这一瞬抽长为一生，又把这一生转化为一瞬的叠加组合，慢慢地凝固起来，成为下面的文章。
一、争议的过去式
在万籁寂静的天地之间，在苍茫的天空底下，在遥远的地平线，一个黑点慢慢浮起，走近，变成了一个颤巍巍的老夫子。
老夫子驾着长车，月白的长衫被黄沙染得灰暗，高高的帽子无精打采地站在风里跳舞，雕刻精细的长鞭打着卷儿，轻轻地拍打着三匹骏马。突然一个脆响的甩鞭，老夫子睁开朦胧的眼睛，接着是兴奋的呼叫：立德，立言，立功。 马车迅速地向前驶去，只留下扬起的尘土袅袅的在飘动，然后又归于静止，逐渐只有一个黑点在跳跃。
那个声音却突然响亮起来，四野里都是它的回音，它们四处奔跑，又从四面八方涌向舞台，聚集在观众的嘴边、耳旁、胸膛。
王安石在钢丝上摇动了一下，观众的眼睛洋溢着期待， 变化莫测，犹如彩虹那样的灿烂。
二、争议的密码
我苏醒过来，为那汹涌的回声，为那屏息的寂静， 为西历2006新年的脚步。
一个遥远的故事同时苏醒。我看见那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姑娘，一个手抓着衣角，一个手轻轻在课桌上移动：
有一个勇敢的孩子上山去打虎，他需要一把锋利的斧头， 为了那把锋利的斧头，他去寻找可敬的木匠，木匠的屋子在老虎居住山头的后面，那个勇敢的孩子能够杀死那个凶恶的老虎吗？
我不能回答那位姑娘的问题。 为此我想了三天的老虎，想了三天的斧头，想了三天的勇敢的孩子，想了三天可怜的木匠，想了三天那个讲故事的姑娘。月亮悄悄的爬上来，悄悄的爬进我的窗户，爬进我的被窝，爬进我的梦乡， 在梦里我把故事向王安石讲述。
王安石摸着那长满虱子的胡子，爽朗大笑，虱子在笑声中歌唱，孩子，你错了，故事是这样的：
那个勇敢的孩子走过木匠的屋，听到老虎的呼啸，他向木匠借了亮闪闪的斧头，上山把老虎杀掉了。
我想着这两个不同的故事，想了三天的老虎，三天的木匠，三天的斧头，三天的勇敢的孩子，三天的虱子、王安石和羊角辫的姑娘，直到月亮象害羞的姑娘一样把自己躲藏：
原来争议的密码在于次序。
三、次序的重要性
王安石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次序问题，对于这个说法大家也许觉得新鲜，不过这也是我写这篇文章的最初动机。
次序这个问题很微妙，我可以大胆地说，中国传统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太不充分了，以至于产生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论。换句话说，在传统文化里面，我们经常把不该强调次序的地方过分强调；该强调的地方又不强调了。
譬如说吧，继承权的问题。大儿子的继承权往往被不必要的夸大了，这样做的直接后果就是影响了兄弟之间的悌的和谐存在。再说吧，先恋爱后结婚还是先结婚后恋爱这个次序问题也被人为的夸大了，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悲剧。在过去，两个人先恋爱往往被视为大逆不道；而现在呢很多人又物极必反，觉得结婚前不恋个死去活来就是白活。再譬如说这个天时地利人和，本来就不该有什么次序问题， 但是孟子却非得给它们排个队，结果当然也造就了很多历史和小说里的笑话。譬如三国里那个倒霉的马谡大概就误信了人和大于地利，不小心把营扎在山上。 可惜士兵的勇气不但没有鼓舞起来，反而因为水源的被切断造成了失败。 诸葛亮呢？他刚开始是非常相信人和的优势的，幻想成老百姓箪食壶浆的盛况， 可惜到了计策失败的时候他却只能哀叹老天的不帮忙，完全忘了人和这码事了。
话有点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王安石的争议问题上吧。 可以说，王安石受到争议的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中立德、立言、立功的次序。换句话说，立德立功立言本来不该有次序问题，但是中国历史上把它们人为地扩大了，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争议。
如果立德立言立功的评判标准没有次序问题，王安石受到的评价肯定不会很差，也不该有太大的争议。
王安石是历史上难得的德智体（立德立言立功）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榜样。王安石清廉不爱财、不爱美色（诽谤不算）、不贪权，在做地方官的时候兴建学校水利，爱护老百姓， 在做宰相的时候力劝皇帝要做个尧舜禹的好皇帝， 在立德方面王安石做得很不错。在立言方面，王安石是响当当的八大家之一，还开创了荆公新学， 应该说在文学和道学两方面都很出类拔萃，这样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并不多见。 那么立功呢？王安石地方官时的实干和做在宰辅时的变法，都做的有声有色。 尤其后者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翻翻历史，我们何尝能看到几个变法成功人士呢？除非他本来是蛮夷。
但是王安石却一直饱受争议， 甚至被视为祸国殃民的大奸大恶之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打破了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
为什么这么说么？我们不妨先看看中国文化中德的解释。
什么是德？ 在儒家文化传统里面，德就是礼，就是谦让，就是生生。既然谦让，就必须牺牲立功立言的机会。 不幸的是，王安石为了立功立言，没有谦让。 所以他虽然私德不错，却一直受到时人和后人的诟骂和批评， 甚至愈演愈烈，造成了历史书又一个层累的事实证据。
既然争议有层累现象，我们还是回过去看看争议的起点，看看时人对他的各种批评和争议性评论吧。
四，历史的回顾
在对王安石的各种批评的声音中，司马光无疑是最著名的一个，也是最顽固的一个。
司马光和王安石第一次正面交锋是在1068年八月。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不妨抄录在此，以供鉴赏[1]：
当年河朔地方地震， 宰相曾公亮说了：“今年河朔地方受灾严重，国家不是很富裕，今年祭祀的时候，两府（宰相府）就不要再赏赐黄金衣帛了。”司马光非常赞同这个意见，认为两府要求不受赏赐，表明了宰相府与灾民同苦共患的决心，值得肯定，皇帝应该同意他们的要求，表彰他们的德行。王安石却不这么认为，他援引唐朝历史说：“当年常衮辞谢赏赐， 大家都说衮既然觉得自己能力不够，就应该辞职，不应该只是谦虚一下少拿点赏赐就算了。再说如今国家的主要矛盾也不是没钱和赏赐太多之间的矛盾”。
司马光反驳说：“常衮这样做至少比那些既不辞赏有不辞职的人好吧。再说了，王安石错了，当今国家的主要矛盾就是国家财政困难。”
王安石争辩说：“国家财政困难是因为没有能够理财的人才”， 言下之意最主要矛盾是要发现人才。
司马光讥讽王安石说：“所谓的善于理财，不过就是善于收刮而已。就是拿了簸箕收敛老百姓的钱罢了。 收刮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变穷，然后就去做强盗，这样不宜于国家稳定。”言下之意王安石的善于理财没有半点技术含量，大家不是不懂，而是不屑干，甚至于这样干会影响国家稳定，稳定才是基本国策啊，你小子知道么？
王安石反击道：“你错了，我说的善于理财是含有技术含量的理财政策，不用提高税率而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司马光对此不屑一顾地说：“别扯了，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天下的财产是守恒的，不是在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就像上天下的雨，夏天不下干旱秋天就下多了变成水涝，怎么可能凭空多出来呢？你说的那一套不过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谎话，太史公司马迁早就写在书里了，用来说明汉武帝见识不够。”
两个人争吵不定，最后皇帝打圆场，说他支持司马光的意见。这样看来，司马光似乎在辩论中获得了胜利，但故事却没有结束。按照当时的制度，执政的诏书是轮流起草，一经起草，连宰相也无权改动。当时刚好轮到王安石起草诏书，他就老实不客气地把常衮的故事给写进去了，结果两府有苦难言，吃了一个哑巴亏。
这就是王安石新政思想的第一次辩论，也可以看出王安石之所以引起争议的一些端倪。我们不妨离开这段历史的描述，来看看着里面到底存在多少矛盾。
当然，我想有一个矛盾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所谓的路线斗争。就是后人经常提到的保守和改革的矛盾，就是老调子和新调子的斗争，就是儒法斗争，以及后来再引申出来的阶级斗争。
仔细说来，王安石和司马光虽然立场不同，但是非得说他们一定代表保守和改革，代表儒家和法家，代表贫农和富农， 我觉得并不妥当。 在我看来，大家不过是借着前人的故事说明自己的主张罢了，所谓借史喻今，托古言志，所以都有一厢情愿的动机和愿望。
这和王安石和司马光当时的争论也有点类似。王安石和司马光都提到了历史故事，但是他们显然不是为了讲故事给皇帝听而引用这些历史的，这和后来的小说很不同。小说这种体裁的出现，刚开始叫说话，无非是罗列街头巷议来取悦听众。它这种动机很明显，结果也很明显，它确实比那些所谓的国家大事帝皇家书四书五经的说教更吸引人，更易流传，更能得到听众的肯定。正因为它流传更广，梁启超就希望通过小说来教育民众，其实这种努力的本身将会扼杀小说的流传性， 这当然是闲话，将这段闲话无非是为了说明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个人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引经据典的渊博。
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 特别是在上司面前，古代的士大夫有几种方法。最早的就是占卜；一种是打比方，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作浅显的类比，这种做法在先秦还是占大量比重的， 而且往往很有效果。到了后来，这种农民工匠式的说教就很少了，大家都开始引经据典说史论天，但是不幸的是，历史似乎从来不止一种解释方法，所以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引经据典，大概并没有把他们的观点说得很清楚，至少在我看来如此。渊博的人或许不是如此吧，但那是他们的事。譬如儒法斗争，改革与腐败，阶级斗争之类的事，我是不懂得，所以我依然觉得王安石和司马光并没有把他们的观点说清楚。
王安石和司马光的“路线”斗争究竟如何？
王安石认为辞禄不如辞职，司马光认为辞禄至少比不辞禄好，如果这非得弄到路线斗争上去，我只能说他们并没有把观点说清楚。因为王安石后来根本没有提到这回事，司马光也没有坚持他的主张，这是后话。
王安石认为善与理财的人不增税收就能提高国家财政收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也没有辩驳他的方案和桑羊弘的方法到底有什么区别。 司马光似乎很悲观，他认为人在天面前无能为力，大概惟一可做的就是尽人力。 同时他也很乐观，认为历史书已经告诉了他所有的答案。但是他也没有很清楚地表达这样的观点。
真理不是惟一的，但是皇帝是惟一的，皇帝说他同意司马光的意见，这是史书的说法，我们不知道他同意司马光的哪一种说法。是同意两府辞禄呢还是同意司马光的理财观呢？
历史的真实事实就是，皇帝既没有让两府辞禄也没有相信司马光的理财观。这种误差的产生只能有几种可能，要么是皇帝说谎，要么书写历史的人说谎，要么就是他们都说谎了， 要么他们都没有说谎不过是某人的阴谋使一切改变了。 这也是后话。
既然明显的矛盾有着各种各样互相对立的解释方法，我们不如看看不明显的解释方法吧。在我看来，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不明显的矛盾就是人性恶的矛盾。
大家知道，王安石和司马光差不多年龄，都是政坛新秀，都是响当当的进士出身，也都背得好书，他们都是下任宰相的主要人选，在皇帝面前，他们是不会轻易认输的，即使一向看起来很谦虚的司马光也是如此。
那么王安石呢？王安石是否一向谦虚呢？
一、 如果你爱他，那么把他调入京城；
如果你恨他，那么把他调入京城。
上次和玄宗淡泊谈到王安石是否谦虚的话题，这回就接着这个说吧。
按宋史记载，王安石在曾巩的推荐之下，深受欧阳修的赏识，立刻就中了进士，当上了淮南判官。
按照当时的惯例，当这种地方官只是走样子，主要就是为了填补履历表上经历一栏里的空白。有点像我们当初的毕业实习，只要混过去就行了。混过年头以后就可以向皇帝呈文献策，然后就可以调入京城了。
但是王安石却不像这样的混日子，他动了真格。淮南判官任满以后还先后在谨县、常州等地方当了一些地方官。而且在当地房官的时候办学校修水利贷谷与民，赢得了一片赞扬。
应该说，这是一个当官的干政治的人该干的事情，本来不足奇怪。但是“物以稀为贵”，王安石的这种“古怪”行为不但赢得了当地老百姓的赞扬，而且在京城士大夫中引起了轰动。
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我们已经闻到了争议的味道。
为什么这么说呢？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既然大家认为调入京城是做官的主要目的，那么王安石的这种“反常”行为当然就被一些人认为是“圣人”的行为，同时当然也会使一些人露出冷笑或钦佩，因为王安石毕竟成功地争取到了调入京城。
事情上这样的故事传说很多，其中不乏名人，但是谁是谁非谁非既然不是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也就懒得去引证历史，更何况有很多的证据说明这些所谓的署名文章很有可能是伪作。
从时间因果看来，王安石的经历倒真的可以照搬一句电影名言：
如果你爱他，那么把他调入京城；如果你恨他，那么把他调入京城。
据现有的历史文献来说，王安石在调入京城的前后并没有改变自己，所以士大夫对他的评议前后产生巨大反差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王安石待人不谦虚，也不是因为王安石“伪”善。1111评论说，王安石如果真的伪”善的话，后来那些人就不会那么恨他了。王安石触犯众怒，倒是因为他一如既往地与众不同，一如既往地和流俗不调和。
二、司马光吃王安石的醋
对于后来成为他对手的司马光来说，前者是因为距离产生美，后者则是因为叶公好龙。
事情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想象。虽然王安石和司马光后来成为死对头，但是他们在很多事情上的看法却是一致的。
譬如说，司马光当初积极地请王安石答应皇上的应召，就是希望王安石能够树立一个榜样改变当时钻营的流俗。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改变流俗。
再譬如说，司马光每每当皇帝询问他如何做好皇帝的时候， 总是建议皇帝当务之急是要用好人。同样地，如果大家还记得我上一篇文章的话，王安石第一次跟司马光产生庭争的时候，也说当务之急不是财政，而是人才。
所以1111说，王安石和司马光成为对手，是因为他们在吃醋。
我这样写并不是为了开玩笑，也不是为了故作惊人之语。如果有谁有不同的看法的话，那么我倒要像只知道你又有什么更好地解释？
是的，这个看来似乎荒唐的解释在1111看来是这件事情的最好解释。
大家都可以看出来，王安石和司马光的那次庭争确实是非常古怪的。在那次庭争里面，认为当务之急是人才的是王安石，认为当务之急是国家财政困难的居然是司马光。
那么写《资治通鉴》懂这说明识别人才重要的难道反而不是司马光不成？难道刻意变法，被后人批评为“与民争利”的难道反倒不是王安石？
既然历史事实清楚地说明王安石和司马光的那次庭争见解根后来他们的行为完全倒了过来，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王安石和司马光并非是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成为了对头。
他们成为对头是因为他们是情敌，司马光吃了王安石的醋。皇帝神宗似乎也看出来了，所以他安慰司马光说：我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事实上神宗帝和王安石早就暗送情波了。
有资料说明，当时的士大夫之所以那么希望王安石入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打击当时的首辅韩琦。因为韩琦当宰相时间太长了，他的同事和对手为此头疼无比，明劝暗示了多次依然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希望提高王安石的声望来打动韩琦。
司马光没有想到的是，王安石虽然不恋栈，但是王安石却因为爱上了神宗而理所当然地占去了那个金屋。所以神宗和皇帝一拍即合的时候，司马光的头号情敌就变成了王安石。
三、神宗皇帝和王安石
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是一见钟情，甚至可以说神宗暗恋王安石很久了。
据说神宗之所以爱上王安石，一个叫韩维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神宗还是颖王的时候，韩维是颖王府的纪室。 每次有所议论，受到神宗称赞的时候，韩维就说：“这是我朋友王安石的话”。
长久以来，神宗当然就爱上了王安石。
但是神宗似乎并不知道司马光曾公亮和韩琦之间的争风吃醋，他似乎也不反对韩琦的恋栈，所以还是很喜欢韩琦。韩琦临走的时候，神宗依依不舍,热泪盈眶地向韩琦请教说：“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矣。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爱卿一定要走，寡人我只能答应你，并且按照卿的意思起草制书，马上就要颁布了。爱卿走后，谁能帮助寡人管理国家呢？王安石可以吗？”
神宗很看重韩琦，并且问他关于情人王安石的看法。那么韩琦能够怎样回答呢？大家应该是可以想见的。如果韩琦承认王安石是个做宰相的料，也就默认了曾公亮等人对他恋栈专权的指责。所以韩琦对于对手抛出来的对头王安石，一直是很反感的。事实上韩琦也是这样说的：“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王安石当个翰林学士足足有余，但是当宰相却不可以”。
但是似乎没有力量可以反对神宗对王安石的爱情。1111说，爱卿的说法，事实上也只有皇家对大臣跟丈夫对妻子才用，这种巧合，一方面说明了男人的皇帝梦，另一方面也说明皇帝对宰相是一种和夫妻之间的爱情可以类比的感情。
神宗对王安石的爱情也使得神宗对王安石异乎寻常的关心，他把别人对王安石的评价告诉了王安石，表示了他对于王安石的担心。
这样的做法当然也导致了王安石和同事之间关系的尴尬。 所以1111评论说，王安石之所以为同事嫉恨，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神宗只是一个好情人，却不是一个贤内助。
做一个好皇帝和做一个好妻子都很难。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既要含蓄又要大方。
神宗皇帝缺乏含蓄， 似乎也不是很大方。司马光多次暗示神宗说，做一个好皇帝就必须用好人，事实上已经很委婉地说明自己就是那个“好人”，再明白地说就越过了含蓄的况味了，变成毛遂的坦白了，但是皇帝却只是一个劲地夸司马光的话有道理，从来没有意识到司马光就是那个“好人”。这样说来神宗似乎也不是很聪明，似乎有点书呆子气。
神宗的书呆子气也是很直露的。所以他的一位爱卿劝他说：“我的皇上啊，不能把自己的心事说得太明显，这样很多人就会投其所好，欺骗你的感情。”
那么神宗皇帝到底有什么想法呢？各种资料表明，神宗皇帝的要求并不贪婪，他只是希望自己成为唐太宗一样的好皇帝。 更加确切地说，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汉武帝一样有作为的好皇帝，但是不幸的是，他不能明白地这样说，因为汉武帝在当时人看来并不是一个好皇帝。神宗也缺乏汉武帝那样的勇气，他对于太后的迁就、对于大臣的依赖使得他的雄心变成了冬日的阳光，苍白而又无力。
为什么说神宗希望成为汉武帝一样的好皇帝呢？
因为神宗皇帝一直希望对西夏用兵。唐太宗自己打下的江山，所以对于英雄梦不是那么热衷，而汉武帝却对匈奴的欺负耿耿于怀，自己又不能亲自带兵，所以他只能依靠文臣武将实现自己的目的。神宗皇帝也一样，他无法自己用兵，所以他只能依靠自己的大臣。更不幸的是，神宗皇帝不能依靠武将，只能依靠文臣，所以他的英雄梦一开始注定了失败。
神宗皇帝的爱卿们至少还是有那么几个预料到了这种结局。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对于神宗皇帝的好皇帝梦不是很起劲，他们不赞成神宗对西夏用兵，要么敷衍，要么泼冷水。惟有王安石对神宗的好皇帝梦真正地投入了热情，因为王安石自己就是一个立功心切的人。
所以王安石和神宗一拍即合，也就有了那段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多少可以看出神宗和王安石之间爱情的含义，正如司马光和王安石著名的庭争说明了他们情敌的关系一样。
四、王安石和神宗的对话。
宋史王安石列传[1]：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为治所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曰：“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朕，庶同济此道。”
一日讲席，群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与卿从容论议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征，刘备必得诸葛亮，然后可以有为，二子诚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诚能为尧，舜，则必有皋、夔、稷、禼；诚能为高宗，则必有傅说。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百年承平，学者不为不多。然常患无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禼、傅说之贤，亦将为小人所蔽，卷怀而去尔。”帝曰：“何世无小人，虽尧、舜之时，不能无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诛之，此其所以为尧、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谗慝，则皋、夔、稷、禼亦安肯苟食其禄以终身乎？”
这段文献如果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神宗皇帝非常喜欢王安石，一登位就召他为江宁太守。这是需要勇气的，事实上皇帝也因此询问过别的大臣，因为怕王安石拒绝。在他之前的仁宗和英宗多次碰到王安石的拒绝，这件事情在当时已经变得非常的著名，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风俗了。但是这次王安石却爽快地接受了神宗的召用，这件事让很多看神宗好戏的人大跌眼镜，以至于又变成了一个热门新闻。
王安石爽快地答应了神宗皇帝的召用，对神宗皇帝是一个极大的鼓励，所以他立刻又召王安石入京， 见了面就问王安石：“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好皇帝？”这是神宗皇帝见到大臣的第一个惯例性问题，但是王安石的回答跟别的大臣不一样。具体来说，别的大臣，譬如韩琦，曾公亮，司马光，富弼等等，他们都跟皇帝讲一大通大道理，非常正确，但是皇帝听到耳中就是“做好皇帝很难”，所以神宗皇帝在佩服这些大臣的教诲之余，无法产生对他们的爱情。 而王安石的回答说：“做好皇帝很容易，有简单的方法”。
你们想，皇帝在受了很多次的冷遇之后，听到这样的话，怎么能不心花怒放呢？所以皇帝立刻又说了：寡人觉得唐太宗不错，你觉得如何？
王安石说了：“唐太宗算什么？皇上应该争取当尧舜？成为尧舜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成为尧舜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一点也不复杂；非常直接的事情，一点也不曲折；非常容易的事情，一点也不困难（王安石是孟子和老子的粉丝，所以说话也喜欢对比和排比）。但是后人（除我王安石之外的后人，1111注）不能够掌握，以为很难而已。”
神宗说：“爱卿对我的期望可能抬高了，寡人可能没有你说得那么好，但是我一定努力改变自己，你也好好的教导我，我们同舟共济，同。。。”
神宗被王安石的高级儒家马屁拍的晕头晕脑，立刻在群臣走了以后把王安石单独留了下来，含情脉脉地说：“寡人想了想爱卿刚才的话，寡人觉得唐太宗因为有了魏征就成了唐太宗，刘备有了诸葛亮才成了刘备，魏征诸葛亮是真的太罕见的出色人物了。”
王安石说：“我的皇上啊，如果你真的能够成为尧舜，那么必定有皋、夔、稷、禼这样的高手辅助你，魏征诸葛亮又算得什么？如果你不能成为尧舜，没有好的办法，不能礼仪待人，那么即使有皋、夔、稷、禼、傅说这样的人，也一定被小人蒙蔽，抱怨隐居。”
神宗说：“是啊，可是哪一个时候没有小人呢？即使尧舜时候也有四凶啊”。
王安石说：“这就是尧舜能够成为尧舜的原因啊，不能分辨出小人把他们铲除，即使那么即使有皋、夔、稷、禼、傅说这样的酷各大牛人也不会甘心工作的”。
1111评论说，这段对话，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充分说明了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性格和他们的爱情关系。 可以说，在他们的蜜月时候，我们大可理解成他们之间互相鼓励，但是一旦问题出现，这也真正预示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这次就写到这里吧，下面就谈谈王安石的性格对于他成为争议人物的影响。
五、王安石的性格对他成为争议人物的关系分析
也许出于很多人的预料，王安石是孟子的信徒。长期以来有很多人把王安石和司马光的争论当作所谓的“儒法斗争”，当然也就造成了大家对于王安石是孟子的信徒的难以理解。
但是大量历史文献证明，王安石是无愧于被称为孟子信徒的。
不妨举几个众所周知的证据来说明这个事实。
首先，我们看看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对话。王安石劝孟子做一个尧舜一样的好皇帝，这个信息已经充分说明了王安石是孟子的信徒。称道周文王的是孔子，称道大禹的是墨子，对尧舜赞不绝口的是孟子， 而尧舜之所以被孟子称道，当然也是因为舜是最为著名的“伪”君子。
尧舜时代的历史资料很少，但是舜在孟子的吹捧之下倒是很有几件事情让人称道。
据说舜的母亲兄弟对舜很坏，但是舜却对他们很好。这让孟子之类的很多人非常佩服。在他们看来，如果父亲对儿子好然后儿子对父亲孝顺，这样的事情并不难得；难得是舜在母亲兄弟很坏的情况下依然孝顺，这当然值得推崇。 这样的议论似乎很正确，要不然也不会流传了几千年，但是仔细想来，这种评价却流露出了受到母亲兄弟虐待的向往，因为不这样就无法体现自己的孝顺。
老子说，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
舜的成功成了后人伪善的榜样。伪善的目的当然就是娥皇女英皆美， 成为天下共主。
舜的另一个让人非常称道特别是宋以来称道的就是顺驱逐了四兄，起用了八元八恺。因为舜时代的资料缺乏，我们无法理解四凶是怎样的四个人， 因为这个缘故， 这四凶历来被看作为“坏人”“凶人”的代名词，却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样的坏。1111却有一个疑问，舜的兄弟“象”这样的人算不算凶人？1111另有一个推论就是说，舜看来是个武功很高的人，否则凶人又怎能心甘情愿地被驱逐？如果按照后人某些人的理解看来，凶人的失败是因为屈服于王道或者高尚的道德的话，四凶似乎是一些非常可爱的人物。
王安石却非常信奉尧舜的行为，所以他确实是当之无愧的孟子的信徒。
第二个证据就是王安石写过一首名为《读墨》的诗：
读墨
谁为尧舜徒，孔子而已矣。
人皆是尧舜，未必知孔子。
伯夷不辱身，柳下援而止。
孔子尚有言，我则异於是。
兼爱为无父，排斥固其理。
孔墨必相用，自古宁有此。
退之嘲鲁连，顾未知之耳。
如何蔽於斯，独有见於彼。
凡人工自私，翟也信奇伟。
惜乎不见正，遂与中庸诡。
退之醇孟轲，而駮荀杨氏。
至其趣舍间，亦又蔽於己。
化而不自知，此语孰云俚。
咏言以自警，吾诗非好诋。
大家可以看到，王安石非常信奉孟子的理论，对于墨杨的批评是完全照搬了孟子的评价，甚至因为对孟子的偏爱对荀子连带进行了否定。更为好笑的是王安石最后一句诗也是孟子言行的翻版。
孟子说：“吾岂好辨哉，无不得不矣耳。”
王安石说：“我的诗不是喜欢诋毁别人，我不过是为了激励自己而已”。
嘿嘿，1111不得不说，我岂刻薄乎？我不得不已耳。
好一个所谓的不得不已！这倒真得应了我以前的一篇文章，任何人都是为自己辩护的，当然他们自己也会装模做样的说：“我怎么是为自己辩护呢？我是不得不已耳!”
第三个证据就是所谓苏洵的《辨奸论》。 这篇文章据说是苏老洵写的，苏老洵确实和王安石不和。据《续资治通鉴》，欧阳修很喜欢王安石，因此推荐他跟苏老洵交游。可惜他们两个人却很合不来，苏老洵说：“我终于知道王安石是怎样的一个人了。”据说王安石母亲病逝的时候，很多士大夫都去了，苏老洵却没有去。两个人的关系达到这样的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苏老洵在《辨奸论》里面说，现在有这样一个人，口称孔孟，却满身拉邋，不修边幅，违反人情，怎么可能不是伪君子呢？违反人情的人必是大奸，这就是苏老洵《辨奸论》的雄辩之处。可惜苏老洵的雄辩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后人要成为奸人，大概还非得懂的人情才行，这大概也是苏老洵始料不及的事情。
话再说回来，这篇文章不管是否是苏老洵写的，也不管《辨奸论》的是非，这篇文章写的人确实指得是王安石却没有多大的争议，因此王安石口称孔孟是时人众所周知的事实。
第四个证据就是王安石的性格。仔细分析王安石的性格，他和孟轲还真得非常相似。譬如他们都非常喜欢拍皇帝的马屁，都觉得当好皇帝很容易，都有十分的脾气：一旦皇帝不符他们的胃口，任谁劝也无法劝他们出山， 劝得人还往往非燥一鼻子灰回去不可。 他们也都非常喜欢先王的政治方法，对后来的好皇帝不屑一顾。
所以1111评论说，严格说来，王安石并不是骄傲，他不过是非常认真的严肃的孟子的信徒而已，或者说非常认真的“伪”君子。这个“伪”， “装”、模仿的意思，不是虚伪的意思。
既然王安石是严肃的孟子的信徒，他当然认真地推行孟子的理论，实行舜的所谓的“王”道，凡是他所认为的小人，一概驱逐外放。
所以说，王安石并非不通世情，也不是骄傲，他只是绝对不去照顾别人的面子，也绝对不会去迁就别人赢得别人的友谊，一旦他认定的小人，就坚决外放。
也许历史跟王安石真的开了一个玩笑，王安石认真地做孟子的信徒，对母亲大孝，对小人决不迁就，跟流俗做不屈的斗争，实行先王的政策，却被世人看做一个大奸大恶之人，被后人看作是法家的代表，看作是唱新调子的代表。 孟子因为王安石的原因为后人更为重视，但是王安石自己却被后人看作是对孟子的背叛。
王安石，又怎能不成为争议的中心？
事实上，王安石生前受到的争议，远远比不上死后受到的争议。 王安石，被人爱，被人恨，受到世人瞩目是无可争议的历史。
这留待下一篇再说吧!
六 神宗其人
写神宗很难，因为客观的评价神宗已经不大可能。
现在的历史资料，最主要的正史就是《宋史》和《神宗实录》， 然后再轮到《资治通鉴》和《续资治通鉴》， 然后就是一些私人的笔记一级后人的评论。
从时间关系的次序来说，《神宗实录》是第一手资料。《宋史》是第二手比较独立的资料，其余的大都市在这基础上的引申甚至是随意的添加。
宋人不讲求客观，信史的观念很弱，宋朝又是一个特别值得为长者讳的朝代，所以《宋史》是非常有争议的历史。但是宋朝那些文人又特别的自以为是，对《史记》这样的历史书腹谤极多，当然这也是他们自我辩护的表现，不得已啊。
闲话少说，我们来看看《神宗实录》，这第一手资料在南渡以后做了很大的改动，所谓的实录根本已经名不副实，这也是1111不太愿意引用雯显得很重要的原因。
那么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呢？这一本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官史，自称直承《左传》，值得商榷的地方却非常多。
既然有网友在专门谈论《资治通鉴》，那么我这里就不多说，就谈谈《资治通鉴》的第一章关于识别人才的评价。这个评价对后人颇有影响，似乎很有道理。
但是明眼人也可以看出，这个评价隐含着司马光对自己政敌的评价。问题就来了，既然司马光开写《资治通鉴》是在宋英宗朝，怎么可能会包含着后来的意见？
这个问题说明司马光《资治通鉴》包含很大部分的时间次序的错乱，极有可能是事后诸葛亮的炮制。既然如此，其中很多部分的人物评价，就不足信。
事实上司马光《资治通鉴》最主要的写作是在被贬之后写成的。司马光被贬成知府之后，实事不干，更谈不上对于新政的监督和执行了，一门心思的写《资治通鉴》。 换句话说，司马光虽然贬成了知府，干得却是宰相的活， 这样的行为恐怕当不起君实这样的字吧。
更对司马光不利的一个事实就是，王安石被贬以后，司马光急匆匆地赶到京城，走太后路线，做上了宰相。之后雷厉风行地全面罢除新法，不管众人反对（其中包括很多后人的偶像苏轼， 这在后面再讲，1111注）。所作所为跟他的言论及不相符，这样的事情使得1111非常怀疑司马光倒是一个真正的伪君子，虚伪的伪。还有一个事实是，在这次罢免新法的过程中，后来成为宰相的蔡京颍脱而出，受到司马光的重视和提拔。这件事情根本和他在《资治通鉴》中所写的关于人物才德的评价完全不符，这说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固然说得不错，但是真正落到他自己头上，恐怕也不过是空谈而已。
我们就再回到《神宗实录》上， 《神宗实录》之所以被改，是因为靖康之耻。
不管当初的马屁多么高明，爱情是如何的炽烈真挚，这种耻辱却足够挑落任何的含情脉脉的面纱，在这之前，人性的光辉一览无遗。
当时的太学生陈东认为，为靖康耻负责的是当时的执政人员，后来臭名昭著的六害，这样的情节在《水浒》里面有着相应的描写，大概也用不着1111饶舌了吧。
不管人性善被怎样的强调，在耻辱面前，宋人们终于拿起了先秦成败定王寇的思想武器，追究所谓君子的责任。但是奇怪的事，作为最主要的执政人物皇帝，他们却充满了同情，所以宋文人的高明之处是往往让后人佩服的。
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叫杨时中的人对王安石进行了落井下石，认为王安石是六害一党。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宗实录》就必须改写。
1111对此评价说，王安石和蔡京成为一党，这完全是个人观点问题，没有实据，所以也就没有必要非得去证明对错。但是有一件相关的事情却很让我注意，据说因为纠正六害的错误，后来的取士就开始加诗词科，不再只讲策论。
换句话说，靖康耻倒很大一部分倒是因为我们的诗人没有能够更积极的写作的缘故。既然如此，商女唱后庭花难道不是靖康耻的原因吗？嘿嘿！
《神宗实录》的改动，想来主要就是把变法的主要策划人改成王安石而已，同时大概也强调了很多世人跟王安石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但是无论如何，神宗对于王安石的新法是支持的，王安石也不是一个人拍着脑袋制定了所有的新法，这一点他们倒是没有能够完全改过来。
事实上，王安石实行新法还是听取了一些意见的， 很多人的被贬也是神宗亲自拍得板。神宗倒是很听了王安石的意见，对于小人的识别很努力，措施也很断然，其中对有些人来说是个不幸消息的就是苏轼被神宗评为了小人（后面再仔细讲，1111注）。
话说回来，新政也不是没有效果，要不然王安石早就被废了。国库确实得到了充实，对西夏的用兵也得到了一次胜利。
然后不幸就发生了。宋军又被西夏狠狠地打了一次败仗，再加上很多不利的因素，神宗终于动摇了，最后撤走对王安石的信任，王安石被废了。
不过无论如何，神宗似乎不是一个很绝情的人，对于王安石并没有多大的意见，事实上直到王安石死还是具有很大的声誉，甚至在孔庙中排列前面，配享圣名。
所以1111前面说过，王安石生前的争议并不很大。要不是如此，后来的宰相又怎么会把王安石捧得如此之高？如果王安石生前就极受指责，蔡京等人怎么可能冒天下的大不讳？蔡京可不是什么没有智商情商的怪物， 奸人总不至于蛮干的傻小子吧。
不幸的是王安石没有能够盖棺定论。 他的棺材盖恐怕装得是拉链，时不时就被人们拿起来展示一番，对于有些人来说，那简直是鞭尸的痛快，当然也就有人跑去捧着骨头报头痛哭一回。
王安石到底还得罪了谁？让人如此的牵挂着？这又轮到后一篇了。
| 七、变法的实质 谈论王安石，当然不能跳过对王安石变法的讨论。 对于王安石变法内容的分析，往往涉及到具体变法内容的褒贬，这种事明清的思想家谈论很多，这里就总体做些评论。 大略来说，王安石变法主要是为了富国强兵便民。 先谈便民。王安石对于变法，是很谨慎的， 对于别人的建议和攻击也不是一味的拒绝。他甚至说：变法是大事，当然需要众人的智慧。在某些具体的新法中，他也采取了试点的办法。 王安石的很多新法，在付诸实行之前就饱受指责，从这个事实来说，很多人反对新法，并不是因为新法的扰民。 但是无论如何，实行新法肯定会改变某些人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可能会因此受苦。 同时也肯定会有某些具体执行中的错误，这些是免不了的。 在神宗的那些爱卿之中，在王安石实行新镇之前，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反对实行新证。有一个人就对神宗说过：变法不是不可抑，但是必须能够坚持。 这句话看起来很平常，但是他的担忧却不无道理，不幸的使他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新法一旦实行一段时间，老百姓一旦适应新法，在免除新法就反而变成了扰民了， 这也是简单的道理。所以有些人的攻击虽然不无道理，但问题没有他们想象的那样严重。 再说了，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即使因为新法的执行中受到一些苦头，他们也只会抱怨具体的执行者，而不会把矛头指向王安石，所以王安石受到的攻击绝对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激起了民怨民愤，最主要的还是士大夫心理上无法忍受，故意寻衅挑拨。 其次再谈富国。富国在当时有迫切需要， 因为宋朝的官员制度庞大，再加上每年对辽的赔款。虽然说皇帝不缺钱，但是要维持排场却成了问题。王安石的新法在当时被指责为“与民争利”，饱受指责，到了清朝被西方打击以后，很多人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其实属于国家宏观调控，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其实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王安石饱受指责以后，又被重新捧起来。所谓纠枉过正，又给王安石赋予了太高的赞誉，譬如所谓的“天命不足畏，民言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其实是跟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有着很大的差距的，甚至可以说是决然相反。 王安石变法固然有富国的想法，但是他一直有便民的想法。譬如青苗法，他不是为了纯粹的取利，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为了降低老百姓的贷苗成本。他是不可能达到“天命不足畏，民言不足惧，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样的境界的。大家读他的《答司马谏议书》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区别。 最后谈强兵。神宗之所以想对西夏用兵，主要是因为英宗在西夏吃了亏。 作为孝子，他不可能不作出反应。但是用兵这样的事，文人不感兴趣，不但不支持，反而不断施加压力拖后腿。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胜不足喜，功劳不是他们的，他们怎么可能感兴趣？ 秦赵高虽然是个奸臣，但是他的话却很有道理。武将立功太大，文臣有可能失宠，这是文臣的心病，所以他们千方百计找理由反对打仗，大道理也不是全部没有道理，但是有些就是完全的胡扯。譬如他们自欺欺人说：“有外患不是坏事，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外患可以使内部自强团结起来”。生于忧患，是指你内心忧患意识，如果对外患视而不见，那不就变成死于安乐了？ 传统文学中的杨家将，水浒传，把武将一律写成总臣，把奸臣一律写成文臣，即使三国演义也把文臣一律写成投降派，把武将一律写成主战派，这倒是也真的是某种历史的真实反映。 当然对于用兵，用孙子的理论来解释更加合适。按照孙子兵法，王安石的变法不过是做了第一步，就是积累战争经费，至于打胜仗的其余几个因素：良将，知彼知己，上下同心。王安石根本就解决不了，恐怕也没有能力解决，所以强兵最后只是空谈。 但是北宋的灭亡跟西夏没有关系，士大夫的不团结也不是始于变法，这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把靖康耻的责任推到变法身上，实际上是另有原因的。 |  |
| 八、王安石和苏家父子 在如今这个明星时代，王安石的争议往往却牵涉到另外一些明星。1111也不能免俗，所以先谈谈苏氏父子跟王安石的恩怨情仇。 前面谈到王安石和苏老洵的关系，这里就主要谈谈苏轼和苏辙在变法中的表现和遭遇。 很多人说苏轼没有政治头脑，只有诗人气质，这样的说法大概是把政治跟名位关系对应上了。 确实苏轼在王安石执政之间遭贬，在司马光执政之后又遭贬， 似乎是个不懂得保护政治自己的人，但1111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苏轼不懂政治。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这样的遭遇倒是说明了他很有政治头脑。 苏轼自己说：“其委任台鉴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博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继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古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鉴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盖擢用台鉴固不能皆贤，所言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借其重权者，岂待然哉！将折奸臣之萌而就内重之弊也。” 也就是说，苏轼供给王安石和新法，是有着他的政治眼光和政治目的的，不是仅仅根王安石争论新法的得失。苏轼这样做，一方面是看透了宋朝设立台鉴制度的目的，知道皇帝不会真地把他怎么的，事实上他的这个政治眼光非常正确，皇帝一方面把他外放，一方面又给他极高的鼓励，说他忠臣。 一方面苏轼这样做是为了引起皇帝的主意，属于一种政治赌博。 苏轼这样的人很多，在他之前的唐介，先后攻击过富弼、文彦博和王安石各届执政宰相，真正是逢宰相必反。 皇帝一有疑义，立刻要求外放，最后终于升到宰相之位；再譬如吕晦、司马光， 他们攻击宰相根本没有顾忌，实际上是为了积累政治资本。这样的人在后世更多，1111甚至想，后来明朝对言官的严厉措施， 恐怕跟这个风气不无关系。 苏轼自己认为，他的攻击不过是为了实行皇帝给他的权利和义务，根本就没有必要深究对错，那么我们当然也就没有必要对他的话逐条评点，因为他说那些话的原因根本就是故意寻找不同之处，又何尝真的深思熟虑？ 当然，苏轼的文采不错，他挖空心思的巧立异义，不但给他赢来了很多的喝彩，还往往让某些执政人员恼羞成怒。虽然如此，神宗皇帝一直也没有把他怎么样，即使被流放，苏轼自己也是优哉游哉，并没有痛哭流涕： 日啖荔枝三百颗，但愿长作岭南人。 苏轼又何尝感到过政治前途的黑暗？ 这点跟唐文人是不一样的，关键是唐文人得罪的是皇帝，很难再被起用，宋文人得罪的是宰相，他们跟皇帝是有着某种默契的， 所以并不意味着政治前途的黑暗。 苏轼后来真的吃过亏是因为他私贩盐取利，触犯了国家法律，终于被神宗指为小人，这也不过是儒家“小人喻义利”的一种道德评判和皇家经济利益的结合而已。 苏轼对于这件事没有辩护，帮他说话的也没有认为这样的行为不算小人行为。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苏轼那样肆意攻讦执政人员，那些人恐怕也不会找他的麻烦，因为苏轼即使贩盐，也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 苏轼在外放的过程中，倒也没有消极自溺，当地方官还是比较称职的，这点说来他比很多文人强，也比当时有些士大夫强，因为有些士大夫被外放以后，以故意怠工来对待新法，所作的不过是积极罗列对新法的不利证据， 他们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真正堕落了成为了小人，这也是人性的光辉之一吧。 苏轼因为自己还是比较积极的当了地方官，对某些新法的执行有了一种更切身的体会，后来对于司马光的全面废除新法又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建议，结果再次不停外放，他的政治赌博因为太过投入终于没有成为大赢家，可叹. 真正值得自豪地大概就是他得到了更多的自由，由于辗转多地，阅历丰富，文采文名因此大盛，真可谓流芳百世。 还有一点，因为苏轼的遭遇，到底也让我们对于新法和流俗之间有了更具体的印象。 1111认为新法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和此不无关系。事实上政令不停地在短时间内变动，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使更受其害，很多头脑聪明的或者善于投机的政客，更能从中获利，欺骗百姓。 我们再来谈谈苏辙，苏辙对于新法的反对，主要集中在青苗法上。王安石颁布青苗法之前，把自己的策论出示给苏辙，希望苏辙能提出建议。苏辙就立刻表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青苗法虽然目的是便民，但是恐怕会滋长老百姓的侥幸心理，到了后来又因为官府的力量闹得更加痛苦。 应该说， 他的担心不无道理，实际上后人对青苗法的反对也重视因希勒苏辙的评价，从这个意义上讲，苏辙也是一个很有管理眼光的人。但是儒家的弊病在于忽略法家的约束，苏辙没有想到的是老百姓不可能永远存在侥幸心理，这种世俗并非一成不变。现在的保险制度，贷款制度，从总体来说， 还是便民更多。 王安石得到这个意见以后，倒是没有直接实施青苗法，后来因为山西李参试行青苗法，效果不错，王安石才加以推广。但是王安石这一犹豫，更是让反对派的道口食之变，凭着外放的身份，不但不去弥补苏辙担心的执政方面可能的漏洞，反而有意罗列不利证据，所谓的持重，所谓的君子，在名利面前，大概也不过如此罢。 在王安石的身边，除了司马光、苏家父子这样的似同非同的各种反对派，那么他的朋友呢？支持者呢？下面再谈。 |
要说欧阳修，先说他的一件小事。
欧阳修的父亲，是个不负责任的男子，早年抛弃了自己的前妻，后来取了年轻娇美的欧阳修的母亲。欧阳修父亲去世之时59岁，年轻的妻子29岁，欧阳修4岁， 他是由前妻的儿子埋葬的。
这是一幅让人沉重的图画，但是欧阳修却把他写得古色古香：说他自己埋葬了他的父亲，他母亲怎么贞节贤德，教育他成长。
这件事落在旁人身上是小事，但是作为一个编写历史的人来说就变得不那么小了。
要说为长者讳，涉及到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私不写也就罢了，这样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非得说谎，还要漏洞百出，无论如何要让人怀疑的。
因为这件小事，我们对史书上关于他的不少描写，就不免产生怀疑。譬如，据说欧阳修非常勤奋，因为他发现以前有很多案子判得有问题。 这本来是值得称道的事情，但是因为上面的故事，我们不免就会问欧阳修的所谓对错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因为父亲做了什么事总是对的，儿子做了什么事总是错的；是否男人做了很多事总是对的，女人做了很多事总是错的。
也就是说，欧阳修自以为正确的道德高尚的行为或者当事人以为正确的行为，我们现代人不一定以为然。这是我们后人写史读史碰到的难题，如果照搬前人的评价，往往会在现实中走不通， 这是腐儒经常碰到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跟这件事相关的有关政治事件：
要知道英宗不是仁宗的亲生儿子，他是仁宗的侄子加养子，仁宗兄弟濮安懿王允让的儿子。
为了这件事，当时的大臣闹得很不开心。欧阳修等人认为，英宗应该称濮安懿王为皇考，司马光等人认为，英宗应该称濮安懿王为皇伯。前者当然是因为受了儒家血亲关系的影响，后者则是因为历史上有这样的惯例。
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当时的士大夫往往为了这样的事情闹得头破血流。因为这在他们看来这是有关名节的大事，政治在他们眼中往往就是他们认为重要人物的名节，至于国家富强人民生活甚至普通人的生死倒是其次的事情。为了给皇帝大臣的庙号溢号增添减去一个字，他们有时是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
这也是他们为什么非得去当那个宰相为什么外放以后痛哭流涕觉得沦为弃妇的原因之一， 也是王安石后来又被驱逐出孔庙的原因之一。
关于欧阳修的是非还不仅于此，这得从唐宋八大家说起。
唐宋八大家当然是八个文章写得很好的人，但是这种说法并不全面， 为此我们先看看宋史的有关描述.
宋氏78卷：
修游随，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
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巩、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布衣屏处，未为人知，脩即游
其声誉，谓必显于世。
论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汉，文章虽与时盛衰，而蔼如其言，晔如其光，皦如其音，盖均有先王之遗烈。涉晋、魏而弊，至唐韩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欧阳修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颓波，息千古之邪说，使斯文之正气，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两人之力也。愈不获用，修用矣，亦弗克究其所为，可为世道惜也哉！”
这几段话什么意思呢？
第一段说欧阳修有一天出去游玩，发现一个破箱子，在其中发现课堂韩愈死前写的武功秘籍，于是非常崇拜，发奋图强， 夸一口汗血宝马，拿一根木兰长鞭，非得追上去根韩愈套套词不可。
这样的事情或许可能有，但是除了欧阳修自己跟别人讲述，别人是不可能知道的，欧阳修死后被溢号为文，和此不无关系。那么这两者的因果关系究竟如何？恐怕又是值得怀疑得了。
第二段话说到欧阳修文章的特点，就是“天才自然，风约中度。”什么是天才？不过是说符合天道。 什么是自然？大概就是符合儒家正统，什么是中度？就是规规矩矩的儒八股。至于后面说得就更明显了，什么“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 就是说喜欢讲大道理，告诉人应该才算是人。
总体来说，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欧阳修开创了名们正派武功，收了一些弟子，在白道上成为了一代宗师。
第三段话就更明显了，就是说韩愈欧阳修练了正派武功， 施展开来发出一阵白光，如雷电般的那样激昂明亮，邪派武功从此吓得一阵哆嗦，白道武功从此发扬光大，江湖一片宁静和蔼。 可惜的就是韩愈没能成为皇帝的好情人，欧阳修虽然成为了好情人，却没有得到专宠，最后居然成了弃妇，让人伤心啊伤心！
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唐宋八大家，不仅是文章写得好的八个，还是非得那样写文章的八个，所谓名门正派的八个大宗师。
问题的最主要关键就是这个所谓的名门正派。
是是非非欧阳修下
为什么这个名门正派是关键问题呢？
这要从孔老夫子说起，孔夫子说：“孔夫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是不能互结朋党的，只有小人才结成朋党。
但是自宋以来，这个理论逐渐被否认了。他们认为君子也可以结党。
欧阳修的《朋党论》写道：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这段文章比较长，最关键的就是前面几段。（其余放在这里为了更好的理解这欧阳修这篇文章）
从欧阳修的文章来看，君子应该结党，小人反而不结党。这里的君子完全是地位的象征，跟个人修养无关。
所以说，欧阳修的理论跟孔子是完全相悖的。这个理论的抛出对于中国后世的政治影响之大，恐怕并非笔者能够完全估计。
当然，朋党的形成远远早于欧阳修的理论。但是在这之前，君子结党的在理论上并没有为大多数人接受，所以欧阳修的这个理论对于君子结为朋党既是历史的必然，人性为自己辩护的必然，也反过来对君子结为朋党这个实施提供了一种更充分的理论根据。
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他甚至对有些人不能结为朋党进行了指责和批评。 唐宋八大家不过是一个有力的旁证。
苏家父子，王安石，曾巩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被欧阳修扶植并提拔起来。
所以王安石被欧阳修赏识，不但是因为文才，而且一开始就是有政治的原因。
欧阳修的朋党论和王安石的争议有很大关系，当然和宋朝后来的历史也有很大关系。王安石和司马光为代表的政治集团，互相攻击对方为小人，这种事情和朋党是紧密相关的。按欧阳修的理论，两个集团都不是小人，都属于君子，管理层，但是按孔子的理论，君子和小人之分还包括个人的修养问题。
他们因为这个语义的歧义互执一端，相互攻击。 王安石因为是孟子的追随者，把反对变法的人一律指为小人，这种小人跟欧阳修理论上的小人差不多，就是说不能执政的人，应该被贬。司马光却利用孔子的理论，认为君子喻于义，所以王安石一党是小人。
所以王安石争议的原因准确说来应该不是“于民争利或者为民争利”，而是“于士大夫争名”。 非常明显，对于司马光那些人来说，因为受孔子理论的影响，对于利看得不是那么重，但对于名却看得很重，所以我比较相信葛兆光和他学生李申的说法，王安石受争议确实有着宗教意义上的审判。
当然后来事情又有了变化，其中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梁启超。梁启超把王安石的思想总结为托古改制，所以他非常欣赏王安石，自己也作了一回托古改制。
这个托古改制，其中包含把孟子那句“民为贵”加以强调。这个强调给后人对王安石和孟子的客观评价又造成了很大的争议。
梁启超说的是托古改制，但是后来被说成唱新调子，这个词义上的微小差别在历史事实上相差很多。
所以1111认为王安石争议的最后原因在与大统一理论中出现的理解偏差。这个问题留待后面说吧。
[1]曾公亮等言：“河朔灾伤，国用不足，乞今岁亲郊，两府不赐金帛。”送学士院取旨。司马光言：“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两府辞赐。”王安石曰：昔常衮辞堂馔，时议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也。”光曰：“衮辞禄，犹贤于持禄固位者。国用不足真急务，安石言非是。”安石曰：“所以不足者，由未得善理财之人耳。”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史迁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论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会安石当制，遂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亦不复辞。
我争取阅读十载，增删五次，看看能不能改得更流畅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