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父亲的回忆
给父亲收集的抗战期间在空军的记忆和有关祖父的中国海军文章
欧阳晋口述 徐绥之采写、注释
【口述者简历】 欧阳晋，福建福州人。生于 1917年10月24日。1931年入马尾海军学校航海班，1937年赴德国学习。1939年返国，在海军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任布雷官。1943年调往重庆，曾短期担任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的副官，旋即赴英国参战学习。后因“二战”结束，任务改为参加接收英国赠与中国的“重庆号”巡洋舰，任少校通讯官。1949年初调入海防第二舰队，任参谋组中校组长，协助舰队司令林遵秘密筹划起义。起义成功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部训练处参谋。1953年调任军事学院海军系（后改为海军学院、海军军政大学、海军指挥学院）教员。1955年被授予海军中校军衔。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被评为海军优秀共产党员。1987年以副军级待遇离休。离休后，仍承担海军和海军指挥学院交付的工作，包括参与编制海军条例、条令，撰写、编审教材及《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条目等。
【图 1欧阳晋近照（2003年11月）】
一、马尾海军学校
徐：就从马尾海军学校说起吧。为什么报考海军？考海校难吗？
欧阳：我是福州亭江人，亭江在马尾区。我祖上从江西迁到福建，可能两三代了。我父亲是搞生意的，家里有两三条木船，请村里亲戚、邻居帮工，到浙江沿海买鱼，到福州卖。后来我父亲被绑架，家里拿钱去赎，一下子破产了。那时候我大约五六岁。
我 1917年出生，生日很好记，重阳节，农历九月初九。我没有进过小学。念过私塾，念点语文、数学，还有英语。也念过四书五经，《论语》、《孟子》、《左传》，现在都忘了。亭江是农村，老先生来家里教。大一点，我还想念书，家里没钱了，破产了。考学校要花钱的。家里也希望孩子念书。就这样，考海军吧，不要钱。
那时候考试蛮严格的。马尾海校前身是“船政学堂”，左宗棠办的，延续下来。现在到福州去，还有这个历史（遗迹）在。到民国时代，演变成马尾海军学校。 [i] 我记得，校牌是刘冠雄题字。你听说过刘冠雄吗？他是我们海军的老前辈。 [ii]
【图 2马尾海军学校牌匾（刘冠雄题）】
【图 3马尾海军学校大门】
马尾海校以前主要从福建招生，从我上一期开始向全国招生，我们是第二次全国招生。各个地方（的考生）先到省里考，我在福州考的，每省考完后，送到南京考。我那年在南京参加考试的，大概有 100左右人考上，送到马尾来。到学校念三个月，又有“甄别考试”，淘汰一批。甄别考试考完后，分两班，一个航海班，一个轮机班。这时候一个班就剩下三四十人了。甄别考试非常严格，对能不能留下来非常重要。我分在航海班，航海班第六期。马尾不是每年招生，我进校时候，上面有高年级学生 [iii] 。那年我14岁，1931年，就是日本占领东三省，“九一八”事变那年。我记得，分班的时候，“九一八”已经发生了。
【图 4 刘冠雄】
【图 5 杜锡珪】
我们校长很有名，叫杜锡珪，非常有名。杜锡珪在满清时期就是海军，后来到世界各国考察。 [iv] 所以我进校的时候，情况就变了，专门学英国那一套。过去马尾用旧的训练制度，从我们开始，都是英国留学回来的军官做学监，学监也叫队长，管我们。主任、队长，都是英国回来的，都年轻，少壮派。林遵也是队长，不是我的队长，是我们下一班的队长。你看，我跟林遵的关系，从这时候就开始了。 [v]
【图 6 林遵】
我们在学校念了五年，不放假，念五年。学习很重。除了公民课，公民课实际上就是政治课，还有中文课，其他都用英文教。从初一开学，数学最重要，代数、几何、三角、微积分、弧三角——学航海、天文，地球是圆的，所以需要弧三角。其他课，有地理、历史、结构学，还有力学、物理、化学。天文、航海是英国军官讲。专业课还有舰船。专业是航海，学得好坏，都靠数学，数学是重点，这从课程安排可以看出来。
我们学员队都有名字。有一个叫“宗棠队”，我的队叫“成功队”，用左宗棠、郑成功的名字命名。还有“宝桢队”，就是沈宝桢。从这些名字，也看出一些我们学校的特点。 [vi]
讲个有特点的事。在马尾，体育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八十岁身体还能这样，当时的体育训练是个基础。尤其是游泳，每年夏天练，有时候到海里去，出海训练。学校里有一个池，专门搞游泳训练。游泳非常重要，因为是航海嘛。我举个例：暑假过后游泳考试，规定每个人最少游几百米，好像是 400米，超过多少米就给你一块大洋。游一万米，可以得几十块大洋，你可以拿这个钱去买东西。我游泳不是最好的，中等，也得过二三十块大洋。这说明对游泳很重视。
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提。
徐：学校里政治气氛怎么样？
欧阳：我进马尾是“九一八”前后，学校比较开放了，有报纸可以看，比较进步的报纸也有。我们受这个影响，开始有爱国主义。那时候报刊讲这个，这种教育比较多一些，反对帝国主义，抗日。我们受这个影响。
我后来听说，蒋介石派人到学校里活动过。他认为这个学校是保守的，是“船政”下来的（派）系，有问题，所以派人来活动。恐怕是这个情况，我没有碰到，具体不晓得。听过什么“精神讲话”，讲“唯生论”。以前只听说唯心论、唯物论，没有“唯生论”。 [vii] 其实他就是拉人，搞活动，制造矛盾。后来，我们海军总司令、海军部长陈绍宽 [viii] ，把他们赶走了。陈绍宽也是国民党，不过，国民党里有很多派系。由于那些人活动，有些人受影响。后来被赶走了。 [ix]
【图 7 陈绍宽】
徐：除了上学，你们和社会有没有接触？比如礼拜天出去玩儿，看电影什么的？
欧阳：很少。我们那时候很保守。马尾很小，是郊区，是个港口，去福州要两个钟头。镇上有商店，礼拜天可以逛逛市场。其他不放假，过年放假也不能回家住。我家在亭江，礼拜天出去，偶尔乘船回去一下，晚上赶回来。学校非常严格。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五年都不让回家。五年后，放一个月假。
我们学习很积极。压力很大，它是环境造成的。锻炼身体，跑步，打球，活动，越练，念书越好。想办法尽一切力量就是去念书。我给你讲个例子。当时，几点起床，几点熄灯，都有规定，非常严格。晚上没有办法，就跑到路灯底下念书。有的到晚上休息后，被子一盖，点蜡烛在里面念，这种情况也有发生。其实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电影有没有看，我忘记了，恐怕也不多吧。福州很近，偶尔个别人去，骑自行车去。
徐：听您同事说，您毕业的时候考第一名，是吗？
欧阳：毕业时候我不是第一名。我学的一般，经过一番努力，考过第一名，也考过前几名，有上有下。最后毕业，把每年成绩加起来，再除，我是第六名。中间考过第一名，所以做过班长——第一名当班长是海校的规矩。那时候每年期末考试，不进 60分，就淘汰出去。一个班最后剩下二十三十，其余都淘汰了。我的班最后剩下23还是24个，记不清了。那个班也这样。当时制度就是这样。我班上学习最好的一个，大部分考第一名的，叫邱仲明，后来去了台湾，已经去世了。最后毕业，他是第一名，我是第六名。
徐：学校发津贴费吗？你们给家里寄钱吗？有零花钱吗？
欧阳：零花钱从哪里来，我记不清楚了。肯定没有钱给家里寄，没有钱。有没有津贴记不清楚了。
徐：您在马尾海校一共学了几年？
欧阳：应该八年，学校五年毕业，后面还有三年，到船上，上“舰课”，军舰的“舰”。毕业后，全班上“通济号”练习舰，它是专门培养学生用的，抗战时候被日本人打沉了。在舰上一年多，学习舰课，锻炼海上生活。有一个老师带我们，在船上上课，学航海、天文、舰船。到过香港，海南岛。前面五年都在学校，没有出过海。
大概在 1936年底，从香港回来，接到命令，我们全班有10个人，离开通济舰，去德国学习。当时舰课还没有完成，枪炮、鱼雷没有学，就调出来。具体当时不清楚，只知道去德国学习。我们10个人，按毕业成绩取前10名：第一名邱仲明，第二名林廉藩。我记得还有蒋菁、王国贵。我第六名。接到这个命令我很高兴，因为有机会进一步学东西。我们先到上海，学几天德文，就到德国去了。
【图 8、图9 马尾海校学生】
[i] 福州船政，即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晚清制造兵船、炮舰的新式造船企业。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于1866年创建，沈葆桢主持，任用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主要由铁厂、船厂和船政学堂三部分组成。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设在福州，旋迁马尾。1913年，民国海军部接收并改组福州船政，分设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和福州海军学校。自创办至此共毕业学生 628名，其中严复、萨镇冰、邓世昌等62人派赴英、法等国留学。船政学堂是中国最早以西方科技培训人才的军事教育机构，也被史家视为中国近代海军肇始的标志之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福州海军学校改名为海军学校。一般仍称“马尾海军学校”或“马尾海校”。（《近代中国海军》，86～111页；陈景芗，《旧中国海军的教育和训练》，《福州文史资料》第8辑，93～96页）
[ii] 刘冠雄（1858－1927），福建闽侯人。字资颖，船政学堂四期毕业，留学英国。曾参加中日甲午海战。清末任海天舰舰长。1912～1919年间，共出任民国政府15届内阁海军总长。曾兼交通、教育总长，任海军总司令。授海军上将衔。
作为民国首任海军总长（南京临时政府未成为全国政权，其海军总长黄钟瑛〔 1869－1912〕可不计），刘冠雄堪称中国海军史上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他主持海军期间，中国的海防思想和实践，从以被动、消极为特色，开始了向主动、积极的方向转变的历史进程。（参看《近代中国海军》，751、760～761页）
[iii] 当时的高年级是1929年入学的航海第5期、轮机第3期（参看陈念祖《回忆在马尾海军学校的亲历和见闻》，《福州文史资料》第12辑，27～47页）。另据载，自1914年起至1946年停办止，马尾海校航海班共毕业12届，252人；轮机班共毕业6届，100人。（陈景芗《旧中国海军的教育和训练》。参看高孔荣《马尾海军学校的招生工作》，《福州文史资料》第15辑，54～59页）
[iv] 杜锡珪（1874－1933），福建福州人。字慎臣、慎亟。南京水师学堂毕业。1911年任江贞舰管带，11月率舰响应武昌起义。1921年后历任第二舰队司令、海军总司令。曾5次出任内阁海军总长。1926年6月至10月兼代总理，并以内阁摄行大总统职权。1927年4月与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宣告海军参加国民革命。1929年10月被国民政府特派为考察日本和欧美各国海军专员，并奉命考察各国航空。1931年7月任马尾海军学校校长。1933年12月27日病逝于上海。
1930年10月，杜锡珪出洋考察返国，作考察报告呈国民政府、行政院及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照所听取的日、英、德、美人士对中国振兴海军的意见，以个人体会对复兴海军提出“系统的决策性意见”。全文30余万言，对各国海军教育、组织、设备3项，记载特详，所提建议涉及海军建设诸方面，“富有参考价值”。（《近代中国海军》，904页）
[v] 林遵（1905－1979），福建福州人。又名林凖，字遵之。烟台海军学校18期。1929年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1934年回国，曾任海军枪炮员、航海官、副舰长。1937年赴德国学习。抗战中历任第五游击布雷大队大队长，国防部研究院海军研究员等。1945年任驻美使馆海军副武官。1948年任海防第二舰队司令。翌年4月23日率舰队30艘舰艇在南京笆斗山江面起义。1949年以后历任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第一副司令员，军事学院海军教授会主任，海军学院副院长，东海舰队副司令员等。1955年授海军少将。1977年加入中共。1979年7月16日在上海病逝。
[vi] 左宗棠（1812－1885），湖南湘阴人。字季高。道光举人。曾做地方督抚幕僚。后襄办曾国藩军务，编练湘军与太平军作战。1863年任闽浙总督，任内创建福州船政局。后历任陕甘总督、军机大臣、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1885年7月病故于福州。是晚清洋务运动领袖之一。
郑成功（ 1624－1662），明末福建南安人。初名森，字大木，后改名成功。明亡后遁入海岛，据南澳。1661年率将士登陆台湾台南，围攻荷兰总督驻地赤嵌城。翌年2月1日荷兰总督投降，同年7月郑成功因病去世。
沈葆桢（ 1820－1879），福建闽侯人。字幼丹、翰宇。道光进士。曾任九江知府，赣南总兵，江西巡抚。1867年由左宗棠推举出任福建船政大臣。1874年日军侵略台湾时任钦差大臣，带船舰赴台部署防务。日军撤退后主持开采基隆煤矿。翌年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扩允南洋水师，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派船政学堂学生赴欧留学。
陈念祖《回忆在马尾海军学校的亲历和见闻》对马尾海校 1934～1937年间的情况，介绍较为系统。文中提到，当时校内还有“继光”队（戚继光）、“则徐”队（林则徐）。
[vii] 唯生论，亦称“唯生哲学”。陈立夫的哲学理论。20世纪30年代借解释孙中山哲学而提出。在社会历史观上，认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正是人类之求共生、共存、共进化”，阶级斗争“是由于人之不能行共生、共存之道而产生的一种道德上的堕落”（《生之原理》）。（据《辞海》1999年版）
陈立夫（ 1900－2001），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燕。留美硕士。国民党领导人。20世纪30年代，和乃兄陈果夫建立“CC系”，与蒋、宋、孔并称“四大家族”。凭借特权发展官僚资本，经营“党营生产事业”，掌握宣传文化机构。1949年去台湾。旋遭蒋排斥赴美。后返台，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委员长等。2001年2月9日在台中逝世。
[viii] 陈绍宽（1889－1969） 福建闽侯人。字厚甫。毕业于船政学堂。由海军见习渐升至舰长、驻英公使馆中校海军武官。1919年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海军代表。1929年任国民政府海军部副部长，1932年任部长。授海军一级上将。抗战初率海军对日作战。海军部撤销后任海军总司令。1945年9月代表中国在美舰密苏里号接受日军投降。同年12月被免职。1949年拒绝去台湾，曾策动海军官兵起义。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1969年7月30日在福州病逝。
陈绍宽是中国海军史上又一关键人物。他身历晚清、北洋、国民党和新中国四个时期，执掌中央海军达 17年。其主张被认为是“对孙中山的海权观念和海军建设思想的具体阐述和发挥”；在实践上，以他为首的闽系海军与蒋介石及其派系的合作与矛盾纠葛，构成现代海军史上相当长时期的主线，对后世影响颇巨（参看《近代中国海军》，898～903页；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续）》，《福州文史资料》第8辑，24～25页；曾国晟《记陈绍宽》，载《福建文史资料》第8辑，170～18页；程法侃《陈绍宽在旧中国海军部长任内的业绩回忆》，《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74～86页）。窃以为，对观史者来说，陈绍宽这个名字是应该记住的。
[ix] 此处所指，实为旧海军内派系，与一般所说的国民党派系有所不同。20世纪20～40年代，中国海军主要派系有4，即马尾系（亦称闽系、中央海军）、青岛系（东北海军）、黄埔系（广东海军）、电雷系。
自 1866年福建船政创办后的50余年间，所有海军学校（马尾、天津、南京、昆明湖、威海、烟台及前期黄埔）多由福建人主持，形成闽系，以马尾系为核心。其间不论政局如何演变，海军大权总掌握在马尾系闽人手中。非上列诸校出身的海军军官，如留英、法、美、日者，回国后在闽系海军服务，亦与之相安，故也可包括在马尾系。因其历来直属中央政府，故自视为海军正统，称“中央海军”。1928年底东北易帜后，“统一”完成，蒋介石不得已委任闽系的陈绍宽为海军部长，同时纵容东北、广东海军自成系统，不听其指挥，以便利用矛盾，互相牵制。1933年蒋以加强陆军“水中攻防”为名筹办电雷学校，以为嫡系。1936年6月，马尾第4届轮机学生晏海波等30人犯校规被陈绍宽下令开除。电雷学校随即将其中12名非闽籍学生收入本校首届轮机班，翌年派往德国留学，这些人后来成为逼陈下台的主要力量。欧阳晋讲的一些人被陈绍宽“赶走”，可能就是此事。抗战前，“中央海军”是指海军部能够指挥的第一、第二舰队等部队、设施，军官以福建人居多，实力约占全国海军2/3。其时，海军部虽以日本为假设敌制定海防计划，举行演习，增添设施，但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却成了旁观者，遭到舆论谴责。（参看陈景芗，《旧中国海军的教育和训练》；高晓星时平《民国海军的兴衰》，《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12页；《近代中国海军》，839～865页，926页）。
【本文刊载于《口述历史（第二辑）》（王俊义丁东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7月）。此次发表，对文字及注释略作修改，并增加照片若干。】
二、赴德国学习
欧阳：那是 1937年上半年，“七七”事变还没有发生。我们坐船，坐了好久好久，路过香港、菲律宾、新加坡，穿过马六甲海峡，到印度，过红海、苏伊士运河，到意大利上岸，坐火车到德国。林遵已经在那里，他也不是一个人，大概是六个，都是军官。（上级）指定林遵管我们10个，是我们队长。后来知道，当时中国向德国买了潜水艇，我们先学习，然后接潜艇。林遵他们也去学，他是学当舰长。 [i]
去德国前，我们在上海学了几天德文，去的船上有个人懂一点德文，也教我们一点。到了以后，还不行，怎么办法？他就让我们 10个人分开，住老百姓家里。房东懂一点英文，和他吃住在一起。课集中上，教员开始也讲一点英文。上午集中上课，下课各回各家，不准来往。这样过了三个月。
德国接待我们的单位，不是海军学院，好像叫“训练营”，是军方，海军的。除了上课，我们出过海，到船厂、舰艇训练。上课、训练，都是林遵他们，还有（驻德）使馆武官处联系、安排的。
不久，国内抗日战争开始了。我现在想，事情大概是这样：开始，德国和中国做生意，答应卖给我们潜艇。后来，德、意、日搞法西斯同盟，德国不能得罪日本，（中德）生意就做不成了。它没有马上说不成，一直拖，所以我们一直学。不过，学了一段以后，情况变了，海军不让我们登（船）了，不让上它海军的船了，学校也不让去了。开始我们在学校里学，船也登过，后来不让去了。
徐：前一段上过潜艇吗？
欧阳：没有。为了学潜艇，先学初步的，登别的船。后来不让我们去海军里学了，怎么办法呢？还要学枪炮，鱼雷、水雷。他们就这样安排：枪炮，到克虏伯的工厂，鱼雷，到西门子的工厂。其他，比如驾驶课，在一个什么地方，可能是租来的房子，他喊海军军官给我们讲课。还是军方接待，地点不一样了，具体什么机关不晓得，上课还是海军军官，穿便衣，实际上是海军军官。
在德国学习，非常严格，它的训练很厉害。我举个例，冬天下雪，地上都冻冰了，他让学生赤脚在雪地里跑，跑回来后，还要用凉水冲。体格锻炼很重要，他就这样训练军人。再举个例，步兵训练，爬行、卧倒，爬行、卧倒，每次几十个。我们和德国学生一起训练，开始受不了，后来坚持下来了。课程很严格，它比较结合实际。德国军队训练方法不一样，这么严格。对这些，印象比较深刻。
徐：在德国学习的时候，给你们发津贴费吗？
欧阳：有一点点。我们吃住在房东家，房租统一付。发一些津贴，交通费，生活费。
徐：他们用法西斯那套要求你们吗？
欧阳：有一些。比如见面要说“嗨咿希特勒”——希特勒万岁。我们不习惯，反感。见面敬礼，我们就说“嗨咿蒋介石”，他也听不懂。我们和有些德国学生来往，一般的人感觉还可以。在德国，我们感觉到，战争要爆发。到 1939年，德国已经决定了，拖。潜艇，不给了。 [ii] 怎么办法？同学里有这样说法：德国不成了，没有办法，我们到英国去学。但是多数人感觉，国内抗战开始了，很多地方沦陷了，国家很危险。
中国人，都希望中国好。中国人在外面，被人家看不起。在房东家里还好，德国老百姓还不错，房东他也赚钱嘛。每个月给他多少钱，接触来往还好，很客气。到了外面，整个空气，感觉是我们国家太弱了，人家看不起我们，心里很难过。最大的难过就是这一点。不能做亡国奴，要回去抗战。
【图 10 20世纪30年代在德国柏林举行的一次阅兵式】
徐：在德国，你们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国内情况？
欧阳：主要是看报纸，德国报纸。当时感觉，国内危险，打得很厉害了。我们想，不能在外面呆，要回去。这时候林遵说，我们不到英国去，回国参加抗战。就这样，在林遵的领导下，我们决定回国。 1939年，不光我们，当时在德国担任监造潜艇的人、其他学习的人，都回来了。我们先坐火车，到意大利上船，走新加坡，到（越南）海防上岸，通过镇南关，现在叫友谊关，到了贵州。林遵带着我们几个，回到国内。这时候是1939年下半年。
[i] 1937年5月15日，英王乔治六世加冕。中国以财政部长孔祥熙为特使、海军部长陈绍宽为副使组成代表团，赴英观礼。林遵是随员之一。陈绍宽征得蒋介石同意，拟于事后赴德国商购潜艇；新潜艇舰队由此行随员为主，先在国外短期训练，再从国内派官兵前往充实。此前，蒋介石派人到意大利购潜艇，遭墨索里尼拒绝。六七月间陈赴柏林，德国防部长表示不能出售现役舰艇，但可签商约，于短时间内代为建造。乃商定中国购进德国大小潜艇6艘，潜水艇母舰1艘，鱼雷多枚。不久卢沟桥事变爆发，陈返南京，另派员赴德监造。至中德断交后，合约失效。（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续）》；《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73～174页）
[ii]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的六七年里，中德关系错综复杂。时值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期，纳粹德国欲东山再起，颇看重中国市场。自1933年起，德在华投资增速及“军援”渐升至各国首位。同期，中国面临日本威胁，极重视引进德国投资和军火，并尝试借助其外交斡旋以阻止或延缓战争。此外，蒋介石推崇希特勒“新国家主义”，视为建立独裁统治的样板。史家称：当时“中国面向西方，更多地是面向德国，而不是英国或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获取德国大部分在华权益，30年代更企图用武力征服独霸中国，以摆脱经济困境，因此和德国有利益冲突。其间，德国决策层有两派：军方、财界从经济战略考虑，主援华（“工商界和军界于1937年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德国‘中国院外集团’，直到1939年仍继续将同中国方面的经济合作保持在一个令人吃惊的水平之上”）；希特勒从国际政治考虑，主亲日。其政策演变结果是：1936年11月与日本结成反 共 产 国际同盟（翌年意大利加入）；1938年初承认伪满洲国；1939年8月撤退“驻华军事顾问团”；1941年7月承认汪精卫伪政府，中国随即与德断交。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中国正式对德、意、日宣战。（《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124～177，226～277页；《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91～116页）以上种种，应有助于了解欧阳晋赴德学习的大背景。
三、布雷游击队
徐： 1939年下半年，南京、上海已经失陷两年多，广州、武汉也失陷一年多了，日本人正在攻打长沙，是“第一次长沙会战”前后。
欧阳：是的。所以，我们回来干什么？海军的船被日本人打沉了，有些自沉了。 [i]
【图 11 抗战初自沉的中国“平海”号巡洋舰】
回来之前，林遵召集我们开会研究：回去抗日，怎么抗法？我们是学海军技术的，船没有了，怎么办？那时候从报纸上看到，国内搞游击战，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效果非常好。大家就讲，船没有了，可能还有水雷。对，搞水雷，到敌后去，打游击。没有办法，没有舰，搞水雷。我们拟了一个计划，就回来了。
林遵把我们的案（建议方案）带到重庆，重庆当时是陪都。后来知道，国内也有和我们类似意见，到敌后布雷。大概是水雷制造所所长曾国晟提的，他是造水雷的，也是海军，是前辈。 [ii]
我先到长沙，然后去洞庭湖，到沅江布雷队当队员，在洞庭湖布水雷，封锁（日军）。大概在 1939年底，我们转到皖南敌后——估计是我们的案成功了，重新组建了布雷队 [iii] 。在沅江也布雷，但那是正面防御，我们的方案是到敌后布雷。在国内，我们可能是第一个到敌后去的布雷游击队。林遵是第五布雷大队大队长。他晓得我，还有我们班同学好几个，从德国回来的，调到一起。我们是第二（布雷游击）总队下边的大队，配属第三战区，下面有两个中队。我是布雷官。我们在皖南一带活动。（其他布雷队）有的在赣北，武汉方向也有。
【图 12 海军布雷队】
布雷游击队是秘密的，不能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全换上陆军衣服，挂的符号没有讲布雷，是“执法队”。雷是湖南造的，后方兵站运来——以前你没有听到这个事？
徐：没听到过。以前总讲国民党不抵抗，或者说它只打正规战，不打游击战。
欧阳：我们是受报纸启发。游击队，以少胜多嘛。我们驻在贵池县附近山沟，一个十几户人家的村。我们一到那里，就说，第一次一定要布成功。第一次就是林遵领导的，我也参加了。我们通过陆军 148师特工队，摸清敌人部署，然后自己到敌区实地调查。最后决定在贵池两河口布雷。那里有条小河，秋浦河，用船把雷运去。搞船很不容易，是岸边一个老百姓出面，说要在夜间运货到江北，预约三条船。1940年1月19号——是这个日子，林遵带着我和另一个布雷官王国贵，布雷队员30多个，换老百姓衣服，去布雷。出发前特地做“光饼”。你知道光饼吗？戚继光打倭寇，部队带干粮就是这种饼。在福建把它叫做“光饼”。不单解决伙食问题，也是鼓舞士气。
那天，我们先到藏雷地点，把雷准备好，地方上组织 80多老百姓，抬15具漂雷。漂雷就是漂流水雷，用浮筒吊，在水里悬浮，顺水漂，碰到船引爆。我们用“海庚式漂雷”，全重大概150公斤，装150磅炸药。
在敌区运雷，要伪装好，人抬，一个雷四个人，雨雪天或者路远，八个人。我们的队伍，除了布雷队员、抬雷的群众，还有 148师两个排掩护、支援，一共200多人。绕过敌人据点，穿过公路以后，陆军停下隐蔽，布雷队渡过秋浦河。后来下雨了，雨加雪，地上泥泞，不小心就滑倒，非常困难。三四十里路，到目的地，比计划晚了一小时。以后还顺利，林遵一发信号，三条船就过来了。老百姓先撤走，我们把雷装上引爆装置，抬上船，划到长江航道，布到水里。做这些事十几分钟，原路返回。回来路上，我们两个队员跌倒了，受伤了，走不快，影响速度。林遵决定大队先撤，派我留下照顾伤员。以后也还顺利，我们三个走走停停，没有出问题，比大队晚一些到（驻地）。第二天来了消息：炸沉一只汽艇，炸死十几个敌人。后来又有消息，又炸沉一艘日本的运输舰。这是第一次（布雷），非常成功。参加行动的30多人，每人得一个奖章，每个人都有，都立了功。
【图 13 海庚式漂雷式样略图（布放后状态）（欧阳晋手绘）】
徐：是什么奖章？奖章现在还在么？
欧阳：好像叫“陆海空军奖章”。解放后，“三反五反”还是什么运动，我把那些奖章，还有证书——后来我还得过几次，都上交了。好像是交给华东海军政治部了。
我们第五大队第一次成功以后，十几天之内，第一大队、第二大队也有布雷成功，炸掉敌人好几条船。
徐：老百姓抬水雷，你们给钱吗？
欧阳：好像没有。那些老百姓都很好，村里保甲派来的。那时候农村搞保甲制度，给我们安排民工。 [iv] 有时候工兵也抬雷、抬船。尤其是船，重得不得了，要好多人抬。
徐：那时候，你们的生活和在德国时候反差很大吧？
欧阳：布雷人员不都从德国回来的，有后来学的，大部分是我们（马尾）海军学校培养的。当时我们说，一定要干好，第一次是做试验。成功了，现在想起来还特别兴奋。当时非常困难。我们是以守为攻，到敌后开辟战场。布雷主要是炸船，破坏交通。我们回国抗战，就是这样想法，尽自己力量嘛。要把日本人赶走，宁可自己苦一些。这是在林遵的影响下。
我们从德国回来，忽然间到敌后打游击去了，你感觉这里变化很突然，是吧？我就想你这个问题。当时，我到敌区，有种感觉：那地方老百姓苦得不得了，他们苦的程度感动了我，我们已经算不错了。所以，那时候不感觉苦不苦，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我们接触老百姓，他比我们苦得不得了。住老百姓家，看他们很苦很苦的，每天种田，我们也帮助他们割稻子。我们比他们好多了。
徐：能不能这样说，你们到皖南农村前，对中国社会，对农村，实际上没有什么接触？
欧阳：是这样，没有接触。对后来的苦，我们思想有准备。举个例说，从德国一回来，在贵阳，我们分开上前线，什么东西都丢在贵阳，就带个包走。从外国带回的东西，都丢掉了，手表也不肯戴。下去，就准备牺牲。当时就这样想法，就这样到前线去了。
徐：东西交给谁保管？后来还给您吗？
欧阳：托运到重庆。我有个箱，后来一个同学，我们那 10个当中的一个，把箱交还给我，打开一看，里边只剩一点点东西了。
在安徽那几年，困难很多，战果也不小。纪念抗战 50周年，我写文章，讲我亲身参加抗战的体会，我的战友也提供情况，主要写第五大队，也写一般情况，我们的战果。我们炸了不少敌伪舰船，统计有资料，列表。日本人的船，在长江不敢随便跑。布雷队有好多队员牺牲了，那篇文章主要纪念他们。写成功，也有写失败。 [v]
徐：你们布雷，任务是上边下达，还是自己决定？你们和新四军有接触吗？
欧阳：我们上面是第三战区，新四军也属于第三战区，我们有配合。我们第五大队主要配合 148师，和新四军接触少些。可能第三大队和新四军配合多些。
【图 14 被我水雷炸坏的日军舰艇】
布雷任务主要自己定。要看情况，比如天气、敌人动向，情况比较复杂。执行任务，队伍人很多，浩浩荡荡，抬雷、抬船，穿过警戒线必须隐蔽，陆军护送，有时候工兵配合。日本人非常害怕，非常恼火。
他扫雷扫不过来，就“扫荡”，想消灭我们。飞机来炸，我们到处躲，躲到山沟，住老百姓家，穿老百姓衣服，他没有办法。有时候，他知道我们布雷，派兵包围，把人抓去，查出布雷队员就杀。我们穿老百姓衣服，抓去也不一定发现。这些情况我文章里都讲了。 [vi] 在布雷队搞了几年， 39年到43年，我调出去了，去重庆。
[i] 1937年8月江阴要塞保卫战前，据蒋介石命令，陈绍宽分两次调集舰船（包括主力舰、超龄巡洋舰等军舰和商船）43艘，计6.4万余吨，自沉于江阴江面。另沉民船、盐船85艘及大量石料填补空隙，在预定位置“形成一条坚固的江阴阻塞线”。（《近代中国海军》，954～956页）。至翌年1月，海军所辖121艘舰艇，被日军击沉88艘，自沉25艘，只剩小型舰艇15艘。（《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75～188页）。据称，以舰船自沉阻塞日军，是海军电雷学校负责人欧阳格的主意，其用心是借机削弱闽系海军实力。（李世甲《我在旧海军亲历记》；曾国晟《记陈绍宽》）
[ii] 曾国晟，约生于1900年，卒年待查。字拱北。福建福州人。1917年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曾赴日本学造船，赴英国学海军。20年代任“楚有”舰副长。抗战中任海军水雷制造所所长，创办《海军整建月刊》。抗战后任海军总司令部第六署署长。1948年9月授海军少将。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旋应张爱萍邀，任上海市军管会舰艇调查修装委员会主任。（参看《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蔡鸿干《抗日战争期间闽系海军一次复兴运动的史料》，《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87～111页；黄港洲《张爱萍与海军——共和国海军初创纪实》，95～96页；曾国晟《记陈绍宽》）。
[iii] 抗战初，海军即确定“以舰队实力，配以水雷袭击，协同陆军坚守淞沪，保卫江阴要塞，消耗敌军，拱卫首都，掩护沿江物资西移”的战术指导原则和作战任务。后因大量舰艇损失（包括自沉），水雷战遂成为海军作战主要手段。1938年春，“海军以水雷封锁和炮队组成一道又一道防线阻击日军，获得很大战绩，再次迟滞了日军前进速度，深得当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之赞扬。”是年秋在洞庭湖组建布雷队，由薛家声统一指挥。9月初组建第一个漂雷队，向敌舰展开水上游击战，队长郑天杰。10月底决定在敌后开展布雷游击战，组建“长江中游布雷游击队”，辖布雷队5，刘德浦任上校总队长，林遵等任队长。1940年4月，在郇鄂区增设布雷游击队，由曾国晟督率，林祥光等任队长。1941年3月4日，蒋介石下手令，“要求以游击布雷截断敌水上交通，消耗其物资力量，较任何武器均有过之而无不及；并饬各战区长官对布雷队以特别保护”。其后至1942年底，陆续成立第一至第五布雷游击总队，各辖大队、中队若干。（《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99～202页；参看《近代中国海军》，974～982页及书末“近代中国海军大事记”）
[iv] 关于民工报酬，此说不确。当时第三战区设有军民合作指导室，省设指导处、县设分处，乡镇设合作站。后者主要业务是“在所辖各保甲内，按户籍人口分别指定壮丁编为苦干队，轮流供役，协助军队运输。”有明文规定：“输送夫役……工资按当地一般工资情况，由征雇部队先交合作站，由站当场转交给本人”。（张丕生《第三战区军民合作指导机构工作概述》，《上饶文史资料》第8辑，80～81页）至于工资能否即时、如数发到合作站乃至民工手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v] 欧阳晋《回忆抗战时期海军皖南、赣北长江布雷游击战况》，《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113～144页。
[vi] 1939年底以后，海军各布雷队“在所控制的长江各段，大量布放水雷，封锁航道，且主动出击，展开敌后布雷游击战。战术行动机动灵活，常使日军防不胜防，狼狈不堪，损失惨重，终不能在水上顺利航行。这对日本海军官兵的心理打击极大，许多日本海军官兵谈雷色变，闻雷丧胆”。其中，欧阳晋所在第二总队的作战，“给了日本海军以沉重汀击。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该游击区共布雷1370具，触沉日大型军舰3搜、中型军舰8艘、炮舰6艘、运输舰32搜、大汽艇4艘、汽艇48艘、炮艇1艘、大火轮1艘、小火轮4艘、大铁壳2艘、汽油船1艘、木壳船1艘、商船2艘、大驳船1艘，总计大小舰船114艘，另有汽车20余辆，伤亡其官兵5000余人，破坏其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不可胜计，战果至为辉煌。”（《近代中国海军》，974，980页；参看欧阳晋文章及《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199～202页）
欧阳晋回忆和海军布雷游击队战绩，令笔者感慨良多。许多年里，一提抗日“敌后战场”，必指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与之相对的则是国民党“正面战场”。直到最近，史界仍“普遍”坚持把抗日战场分成这样两部分的观点（《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617页；《八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217页）。然而，硬把欧阳晋们当年所为说成“正面战场”，岂非圆凿方枘？值得一提的是，由上引《近代中国海军》就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当年“老冤家”——“国民党军海军”之抗战业绩所作介绍和评价，或可让人揣摩出：在重事实的“专家”和讲原则的“学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差异？（据《近代中国海军》前言：该书由前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亲自布置”、“海军组织编写”，撰稿以军界专家为主。1～5页）
四、参加赴英“参战学习”和接收“重庆”号巡洋舰
徐：调您到重庆，是执行新任务？
欧阳：对。那时候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我从安徽调去，是去英国参战，先参加“参战学习”考试。
徐：是“参战”，还是接舰？
欧阳：参战。当时叫“参战学习”。接舰是后来的事情，这是两回事。我下面再讲。
去英国参战学习，为什么调我呢？我估计，我在布雷游击队，经常到敌区活动，打给重庆的电报里常有我名字，上面有印象。估计是这个原因，领导就说，你来吧。到重庆以后，可能因为事情出了什么矛盾，要拖一拖，就把我调到陈绍宽那里当副官，做些事务性工作，听副官主任安排，做些小事情。过不久，就参加考试了。
昨天你讲，有人说，马尾毕业时候我考第一名，可是我从来没有这样讲过。我现在想，可能是这个事：1943年在重庆考（赴英国参战学习），一共取26个，我考第一名。本来第一名应该领队，我没有。后来领队那个人，比我年龄大一点，青岛（海军）学校毕业，可能是校级军官，我是上尉。他姓刘，也是考上的，第几名不记得了。可能是这个事，传来传去传错了。
徐：“参战学习”考试难吗？您以前去德国留过学，有基础，对您来说不难吧？
欧阳：不一定。有的不晓得，有的不确定，特别是实际应用方面，我在德国没有学完。参加考试300多人，有青岛的，有马尾、电雷的，都是海军。考完后，我们26个人到英国去，里面5个学造船，其他21个参战学习。
徐：那5个学造船的人里，有王绶琯[i]吗？
欧阳：你知道王绶琯？有他。去英国我们一起。他学造船，后来搞天文了，在南京天文台工作，后来调到北京，有时候来南京。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前几天他寄贺年卡给我，说他搬家了，把新地址告诉我。我回信说，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
1943年年底，我们从重庆坐飞机到昆明，再飞到加尔各答，有个英国海军联络员在那里接，然后到孟买坐船。到英国后，我们去学校上课，到舰上实习。21个人分散到英国军舰上，有时候两个人一只船，多数情况一个人。我上过两条舰，开始在Diadem号巡洋舰。后来到Birmingham号巡洋舰，这条舰一万多吨。我们到他舰上，准备参战。太平洋战争[ii]以后，英美对日本宣战，和中国是同盟国。我们参加英国远东舰队，经过学习，实习，准备到远东打日本。在英国舰上就归他指挥，进他的编制。不过军服还是中国的。
徐：这很奇怪：英国军舰上有一群中国海军军官，要参加英国海军的作战？
欧阳：对，是这样。除了中国人，还有印度人、瑞典人、丹麦人……中国有两批，前面一批，我是第二批。学习完后，我们到伦敦来。1945年5月德国投降，欧洲战争结束；8月份日本投降，抗战结束。最后，我们没有和日本作战。[iii]
这时候上面来指示：“好，你留下来，到他们有关的学校全面学习一遍”。就这样子，我又去学习，枪炮学校、鱼雷学校、通讯学校、航海学校，以及皇家海军学院等等，全面学习。到这里学几个月，到那个学校学几个月。1947年，英国赠给我们一艘“重庆号”巡洋舰。说“赠”，其实是还债。抗战开始，英国在香港，借我们海关的船用，战争结束后，我们要，他找不到了，就说，送给你一个“重庆号”吧，实在是还债性质。
【图15 重庆号巡洋舰】
另外，它还借给一艘“灵甫号”驱逐舰。这是“租借”，随时要可以要回去。[iv]
徐：您在重庆舰是什么职务？什么军衔？
欧阳：通讯官，少校。1943年底出国时候我是上尉，职务是“候补员”。
我去重庆号报到的时候，船尾已经漆好“重庆”两个字，是一艘中国军舰了。舰长是邓兆祥。[v]
【图16：邓兆祥】
邓兆祥英国接舰，大概是1947年，从国内带了干部，还有“学兵”，几百人。我们就在英国，已经学好了。全舰加在一起五百多人。我们和灵甫号一起离开英国。经过直布罗陀，马耳他，过苏伊士运河，红海。到亚丁，就分开了。灵甫舰船小，是驱逐舰，不敢直接走了，因为风大。前面是印度洋，那时候季节风，大得不得了，房间里东西摔到地上，我们走路都用手抓着预先绑好的绳子走。季节风，一个礼拜没停过。我们重庆号直接开回来，穿过印度洋，经过新加坡，香港，回到上海，南京。
徐：英国派了个军官白能顿在重庆舰上，有书里写他很跋扈，和你们有冲突，是么？
欧阳：有这事。他是英国海军派来做保障的，在船上的确很跋扈，和中国舰员处得不好，最后在香港，被邓兆祥赶下船了。我们接舰的军官，多数干海军比较久，在英国军舰上也干过，对航海比较熟。他那么跋扈，指手画脚，没有道理。这个事，重庆舰副长刘荣霖比较清楚，我只是部门长，接触不多，情况不太了解。[vi]
回国不久，在上海，重庆舰又航行了。高速前进。那是辽沈战役期间。到葫芦岛，蒋介石上了船，就住在船上，召开什么会议。那时候很紧张。我看到过蒋介石，没有说过话。他和我们一起照像。开完会，他就离开了。[vii]重庆号也参加打了，向塔山（解放军阵地）开炮，桂永清[viii]在船上指挥。那时候，重庆号算最大的船。中国以前没有巡洋舰。抗战以后，从美国接回来一批船，日本投降又接收一些，都没有重庆号大。
从东北回到上海后，我就请假回福州老家。当时陈绍宽在福州赋闲[ix]，我去看过他一次。
徐：您好几次和陈绍宽接触，对他有什么印象？
欧阳：在马尾我是学生，去英国前我给他当过几天副官，时间不长，接触不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他办事非常认真。我举个例，在重庆有一次招生考试，考生查身体，他是总司令，亲自去，亲自参加检查、挑选，抓得很紧。解放后他是福建省副省长，我在上海、南京工作，一直没有机会看他。1969年他去世，福建打来加急电报，通知我参加追悼会，我工作忙，去不了，打了一个很长的唁电。后来他们告诉我，他们还替我献了一个花圈。
[i] 王绶琯，天文学家。1923年1月生。福建福州人。1943年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造舰班。
[ii] 1941年12月7日（美国当地时间），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美、英对日宣战。9日，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并宣布对德、意处于战争状态。翌年1月1日，中、美、英、苏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对轴心国共同行动宣言。次日，蒋介石接受同盟国推举，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太平洋战争结束。
[iii] 此事闻所未闻。查多种有关抗战后期中国海军人员赴英学习的史料，或未提“参战”，或将其与战后中国接收英国赠舰混为一谈，或语焉不详。另查同期中、英在缅甸、印度联合对日作战的论著和回忆，虽也未涉及中国海军，似可视为欧阳晋赴英“参战学习”之背景：1942年初日军入侵缅甸（时为英殖民地），中国应邀派远征军入缅支援英军，至5月首战失利。其后，双方反复磋商反攻事宜，谈判焦点之一，是中国要求英国出动舰队保障南缅制海权，但不被接受。后因美国施压，中国远征军1944年春自北缅、滇西发动反攻，翌年初获胜，而英海军未参加此役。（参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296～310页；《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23～26页；以及杜聿明《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后二文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政协）第8辑，1～42，43～77页。）据此推测，欧阳晋等以中国海军军官身份参加英国（远东）舰队，主要是出于中方一厢情愿，英方则颇为勉强（甚至从未当真），且终未成行，故为一般史书所忽略。有关详情待考。
[iv] “重庆”号原名AURORA，是当时相当现代化的轻巡洋舰，5270吨。“二战”中击沉敌巡洋舰1艘、驱逐舰10艘。中国接收后改名“重庆”，是中国海军有史以来装备最新、火力最强的军舰。“灵甫”号原名MENDIP，新型护航驱逐舰，940吨。“二战”中亦有诸多战绩，参加过诺曼第登陆。中国接收后改名“灵甫”，以纪念阵亡的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自1947年12月起，中国接舰人员从英国各地集中到两舰停泊处，对两舰洗刷清理全面整修。翌年5月19日，中英在朴资茅斯军港举行交接典礼，26日两舰启航，8月23日抵沪。（《江苏文史资料》32辑，238～239页；参看《近代中国海军》，1024～1025页）
[v] 邓兆祥（1903－1998） 广东肇庆人。1914年起先后入黄埔、吴淞、烟台等海军学校。1930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抗战中任海军水鱼雷营营长。后任长治舰、重庆舰舰长。1949年2月25日，重庆舰士兵发动起义，邓兆祥被说服参加，并亲自驾舰北上烟台，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后历任多所海军院校校长，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海军副司令员等。1955年授海军少将。1965年加入中共。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8月6日在北京逝世。
[vi] 重庆舰驱逐白能顿的经过，见《海军生涯话新生——邓兆祥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海军》，405页。参看陈景文《渡江战役前夕重庆号军舰起义经过》，《安徽文史资料》第3辑，89～90页）
[vii] 此处记忆似有误。据另说，蒋介石于1948年10月5日在塘沽登重庆舰，次日驶抵葫芦岛。（《江苏文史资料》第32辑，249页）
[viii] 桂永清（1901－1954），字率真。江西贵溪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1930年赴德国学习。曾任国民党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总队长、首都警备副总司令、27军军长，驻德、驻英使馆武官，驻英军事代表团团长、盟国驻德联军管会中国代表团团长。1946年以后任中央海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校长蒋介石），海军代总司令、总司令。1949年后任总统府参军长，参谋总长。1954年8月在台北逝世。
[ix] 其时陈绍宽已被罢官，在胪雷家乡赋闲两年有余。1945年12月，蒋介石命陈绍宽率舰赴渤海堵截解放军，陈借口舰需修理，自行去台湾。不久，蒋即下令撤销海军总司令部，由军政部海军处“武力接管”，同时免去陈的职务。曾国晟《记陈绍宽》回顾此事后，讲了陈与蒋及其亲信欧阳格、何应钦、陈诚等的矛盾冲突种种故事。谈到：福州临解放，福建省主席朱绍良两度奉蒋令前往，要陈赴台，均遭拒绝。第二次，陈说：“蒋委员长如一定要我飞往台湾，我决在飞机上跳下。”解放后，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赴胪雷请陈，陈“欣然参加革命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