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父亲的回忆
给父亲收集的抗战期间在空军的记忆和有关祖父的中国海军文章
正文
辛亥革命后，各地争权夺利，军阀混战。当时中国各种机构赖以存在的帝制政府虽有许多弱点，但在形式上仍保持着稳定、统一的体制。海军也不例外，它深深卷入了这场社会政治变革之中。当时中国参与权力斗争的主要有三派：一派是以生在夏威夷的中国南方人孙逸仙先生领导的激进的革命党人；一派是主张维新改良的君主立宪派；另一派是主张用武力统治中国的最独裁的军阀势力。
某些史学家将这段时期恰当地称为混战时期。推翻满清王朝后，各地都高谈维新与共和，但是都缺少明确的革命目标。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河道灌渠无人治理而被荒废，导致洪水泛滥，饿殍遍野。由于缺少沿海运输船队，漕运不能正常进行。
同时，知识分子纷纷从政府中隐退去从事学术研究，从而使得军人和官僚食客们充斥政府各机构。乡绅们纷纷把农村的钱财转移到较安全的沿海城镇，而农民缺衣少食却无人问津。
内战很快使国家四分五裂，形成多方割据局面。在北方，军阀们结成松散的联盟，维持着一届届走马灯似的北京代议制政府——从1921年到1928年期间，内阁先后更换了45次。在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孙逸仙领导的革命者不断举行起义反对北洋政府。他们以广州为基地，多次企图建立军政府，组织北伐军去驱逐北洋军阀政府。
海军很快陷入这场政治和军事的权力斗争之中。海军在努力求生存时把海岸防御和反海盗问题统统置于脑后。官兵们参与各种不法活动，谁愿出钱，他们就带舰投靠谁。
民国海军的组织
虽然各地海军各侍其主，但是民国初年海军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统一的秩序和纪律。在此非常时期，海军的晋升制度仍然起作用，即使有的军官投靠了另一方，但在海军名册上一般不被除名。这样，一个舰队的海军将领或上校背叛时仍能要求并保持原来的军衔和工资待遇不变，以后再归顺回来也很少受到处罚。
也许正因为如此，海军一直是重职务而轻军衔。上校军衔的巡洋舰舰长，其职权与薪金却比许多在参谋部工作的将军高。所以，毫不奇怪，当时舰艇指挥官的职位比参谋军官的职位更受人敬重。
海军部
1912年，孙逸仙根据海军的要求批准改组海军，并重新任命一批军官担任关键职务。被选任海军部长的是一位政治家、孙逸仙的国民党的拥护者黄钟瑛，出任其他要职的人大部分是原满清的海军军官。这种连续性很快就在海军部的组建中趋于明朗化。新组建的海军部带有浓厚的西方特点，是按照萨镇冰1909年至1910年制定的方针组建起来的。
舰队组织
革命给舰队的组织形式带来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按地理位置划分舰队的作法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按作用和任务来划分舰队。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变化使海军，成为全国性的海军而不是地方性的海军。海军分为3个舰队：第一舰队，是近海、远洋作战兵力，由原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的军舰组成。第二舰队，长期驻守长江，负责内河防御。训练舰队，顾名思义，负责训练舰艇部队的官兵。
舰艇
在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中转向民国海军的舰艇数量虽不多，但还不算太陈旧。第一舰队有4艘巡洋舰“海圻”号、“海筹”号、“海容”号和“海琛”号，各舰都处于良好状态。第二舰队主要是内河炮艇，破旧而无用。训练舰队拥有最新的舰艇，1912年中国接收了3艘巡洋舰，那都是由满清政府出钱向外国订购的。
训练规队的第一艘巡洋舰为“肇和”号，由埃尔斯威克船厂建造，全长320英尺，排水量为2600吨，主炮为2门6英寸(152毫米)饱和4门4英寸(102毫米)炮。第二艘舰为“应瑞”号，由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外形类似“肇和”号。第三艘舰为“飞鹰”号，由纽约船厂建造，外形与前两艘英国造的巡洋舰相同。1912年，中国还收到满清时期向德国订购的3艘驱逐舰，即“豫章”号，“同安”号和“建康”号。各舰的排水量均为390吨，装有2门3英寸(76毫米)炮，2座鱼雷发射管，新舰的最高航速为32节。
1912年至1913年，中国又向奥匈帝国的里雅斯汀船厂订购了4艘巡洋舰，其中3艘为1800吨级，装有10门102毫米炮和鱼雷发射管，航速32节。另一艘为5000吨级，航速28节，装有4门200毫米炮，12门120毫米炮，10门47毫米炮，2座450毫米鱼雷发射管。但这4艘军舰始终没有交货，因为1915年5月意属奥地利对匈牙利宣战，该船厂被占领长达两年。这几艘军舰刚建造一半就被炮火击毁。
海军直至三十年代才添置新的大型军舰。1931年和1935年先后接收了两艘2500吨级的巡洋舰“宁海”号和“平诲”号，“宁海”号是由日本神户船厂建造，“平海”号则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
海校与造船厂
在1912年至1937年间，中国先后一共保持有6所海校，2个造船厂。
福州
历任海军总司令、海军总长、福州海军学校校长的杜锡圭
办得最有成效的是福州海军学校，从1912年到1937年从未间断过。根据现代中国海军历史学家包遵彭所说，该校于1913年由海军交予地方绅士办理和资助。所设课程大致与辛亥革命前相同，只是1917年后增设了飞潜学校，讲授飞机、潜艇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理论。1927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校又关闭了。不过在飞潜学校开办的最后一年，学生们的确曾制造出4架能够飞行的水上飞机。
历任福州船政局局长、上海江南造船所所长的陈兆锵
福州造船厂也一直存在，从1921年起船厂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造船工程师马德骥所经营（本站注：1921年时负责福建船政局的应为陈兆锵，马德骥则是于1926年接任）。该船厂在马德建的领导厂，尽
管缺少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从1921年到1937年仍坚持开办。因为船厂与海校一样是由地方绅士开办的单位，马德骥以向附近城镇和农村征税筹集资金。此外，马德骥还有另一个独特的筹集资金的办法，当时造船厂代管一所半官半商的银元局。试局设在旧的造船统楼内，每天能铸造1万枚中国铜钱（本站注：马尾海军铸币厂成立于1925年，专门铸造辅币，以充军饷，最初每天能铸造双角银币10万枚，后增至30万枚）。
其他地区
旧黄埔海军学校是一所条件简陋的学校（本站注：黄埔海军学校由刘坤一于光绪八年四月创建，詹天佑曾任该校教习，民国成立后，改名为广东海军学校，后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该校在1922年停办以前，讲授航海、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水鱼雷等理论课程。1924年，蒋介石重新开办，改名为黄埔军校，早期还聘请过苏联顾问。创办不久该校就以共产党人搞阴谋而出名。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还继续办黄埔海校，直到1939年才关闭。
1912年，南京开设了一所海军无线电学校，该校虽然只存在了5年时间，但却培养了153名无线电专业人员。（本站注：南京海军无线电学校创建于1927年，1928年停办，共毕业学生两届，69名）
烟台还开办了一所海军学校（本站注：烟台海军学校由萨镇冰于1903年创建，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负责该校堂务，冰心的童年时光即在此度过。抗战期间壮烈殉国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即是该校第8届毕业生），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同福州海校相抗衡。烟台海校到1928年停办时止，共培养出238名军官。当时该校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也较薄弱。据说，1926年该校校长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竞赛与聚会上。由于学校领导不力，学生中政治思想混乱。学校中的大部分学员同情国民党，公开参加革命活动。有一位后来成为蒋介石信徒的学员在校组织社团，专门鼓动海军学员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民国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
青岛海校是由留日海军军官沈鸿烈将军于1923年创办的（本站注：沈鸿烈于1923年1月在葫芦岛开设葫芦岛航警学校，主要为东北海军培养海军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葫芦岛海军学校迁往刘公岛，1933年又迁至青岛，遂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沈鸿烈虽然支持国民党，但作为北方人，他对福建派统治海军很反感。他在青岛创办海校的目的就是培养不受福建派影响的海军军官。办学经费系由沈鸿烈所投靠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提供。
南京海军雷电学校由蒋介石于1933年创办，蒋介石亲自任校长。学校虽然仅办了5年，但培养出将近600名官兵。（本站注：海军雷电学校于1915年创建于南京，而蒋介石设立的应为海军电雷学校，于1932年设立于江苏镇江甘露寺和五省会馆，后迁至江阴长山，校长欧阳格）
上海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先进的造船厂。至少在1936年以前，该厂一直由苏格兰工程师罗伯特.莫辰掌管。（本站注：海军江南造船所于1930年有海军部长陈绍宽亲自兼所长，后由马德骥继任，马德骥任所长期间，动工建造了全国最大的一座船坞）二十年代该船厂又扩建了厂房。它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既能造军舰又能造商船的造船厂。
财政
海军的最大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舰员工资，维持军舰航行，海军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某些地区，海军甚至动用征收的关税和沿海运输税(厘金)。海军部还曾试图与美国商人达成交易，联合创办中美渔业公司，所得利润由美国的公司和中国海军对半分。中国海军部部长认为如果渔业公司能由中国海军保护，并能有较好的收益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公司作抵押向美国贷款造舰。消息传到在北京有影响的日本人耳中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此项动议顿时销声。
1919年初在凡尔赛和会确认日本对山东的主权之后，懦弱的北洋政府对日本的畏惧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抗议。这次和会的结果激发了中国人民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次称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骚乱期间，海军的财政问题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位未署名的海军学员在“北京导报”上撰文指出，海军军费仅为陆军的4．5％，并对此表示哀叹。文章说：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极其悲惨的局面。这种政策究竟是出于纯党派的利益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团体的利益，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判断的。然而，事实却是，自从民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15年以来，中国海军的拨款仅够维持其活命而已。令人十分可笑的是，最近的国家预算非常清楚地表明政府对陆军和海军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海军中的政治派系
使用“政治派系”一词并不过分，因为当时绝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彼此政见都不一致，他们基本上分为三派，分别同当时中国政权斗争的二大实力派相联系。
海军中实力最强的是福建派，这派人基本上是些才疏学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把海军当作攫取权力的进身阶。他们把持着海军的各级领导权，以厦门和福州作为其活动中心。以下是1932年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从中可看出福建派在海军的势力：
省份 军官 士官 文职 士兵 总数
福建 710 253 327 5079 6414
江苏 50 32 62 628 772
广东 19 6 26 225 276
浙江 20 16 49 129 214
安徽 14 9 167 190
广西 8 8
云南 1 1
海军中第二大实力派是拥护孙逸仙的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这一派在高级军官当中人数很少，但也有几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有力的领导甚至能左右许多闽籍军官。有趣的是，海军中的革命者虽然多出自于福州船政学堂，但都不是闽籍人士。
最后一派是少数拥护君主立宪制的高级官员，他们不管谁上台都愿为之效劳，而且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希望复辟君主制。这些人多数是十九世纪满清时行伍出身的福建人，是中外皆知的旧中国的保守势力的代表。
下面分别介绍各派主要人物的生平活动。
革命派
程璧光
程璧光将军。他与其领导孙逸仙一样，出身于广东省绅士家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任炮舰“广丙”号管带，该舰是广东舰队唯一参加过鸭绿江口海战的舰艇。威海战败后，程璧光奉命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受降仪式。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仪式上，程璧光深受耻辱，决心追随当时正在广州策划革命的孙逸仙。程璧光成为孙逸仙在海军中的代理人，他曾鼓动鸭绿江战败后的海军残部参加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军，事发后于1895年底逃往香港，随后移居新加坡。孙逸仙的首次革命失败后，程璧光
隐蔽了下来。
程璧光后来返回祖国。尽管他是广东人，仍然当上了福州船政局的董事，1909年任“海圻”号管带。1910年至1911年他率“海圻”号赴英出席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在这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回国后才懊丧地得知他的一个下属黄钟瑛已被任命为海军部长。
程璧光虽很后悔，但仍继续积极拥护孙逸仙的革命，甚至在孙逸仙于1912年被袁世凯赶下台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追随孙逸仙。忠于孙逸仙的革命派企图进行反击，但却遭到失败。程璧光于1913年再度被迫流亡国外。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于1916年死去。程璧光被新任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海军部长。黎元洪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是一个很勉强参加辛亥革命的英雄。
孙中山与护法舰队军官合影
1917年国会解散，程璧光辞去海军部长职务，重任“海圻”号舰长。他用军舰把孙逸仙送到广州。程璧光的这一举动带动了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海圻”号又率领第一舰队驶抵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当时，程璧光发表声明说：
“我们来到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共同护法，不成功便成仁。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谴责北洋政府的卑劣行径。目前的北洋政府打着共和制的旗号实行独裁统治。海军决心为恢复共和制而奋斗。不恢复国会誓不罢休。”
1917年，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开始协助孙逸仙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程璧光荣任广东联军总司令。当时，孙逸仙只统辖很少的军队，因此任此职务是徒有虚名。
另一位是海军将领沈鸿烈，他是民国海军中少数身居高位的核心人物之一。1882年，他生于湖北省的一个书香门第。1905年，他从张之洞创办的由德国人经管的南京陆水师学堂毕业，以后去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六年。
在日本，沈鸿烈很快结识了许多当时正在策划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革命党人。1906年，他加入了孙逸仙的同盟会。该会号召革命，建立共和。沈鸿烈成了一名重要的组织领导者。他在日本时很可能与当时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有过交往，蒋介石后来让沈鸿烈担任过要职。
1911年萨镇冰从武汉出逃后，沈鸿烈接任了舰队司令职务，他率众投奔了革命，后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攻陷了南京，被任命为海军参谋长。此后他在北京度过了4年，先后担任各种参谋部的职务。1916年，他作为中方观战团成员赴英，一年后回国。
当北洋政府开始垮台时，沈鸿烈投靠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张作霖与驻满洲的日本人之间的中间人和仲裁。在此期间，他还多次担负加强东北防务的重任。
1931年日本进攻沈阳，沈鸿烈返回青岛担任市长，直至1937年。此后他先后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各种要职。1938年至1944年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1942年至1944年任农业部长，1946年至1947年任浙江省主席。他曾于1933年出版过一本名为《东北边防与航行权》的书。
君主立宪派
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三位海军将领（本站注：黄海海战时，李鼎新为“定远”舰帮带大副，英国人泰莱在回忆录中对其称赞不已；刘冠雄在黄海海战时任“靖远”舰帮带大副，海战末期“靖远”升旗收队即出自刘的建议）。他们年龄相近，经历相仿，都是出身于福建绅士家庭，而且三家相隔不远，又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期同学。
三人中只有刘冠雄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起过重要作用。晚清末年三人同在海军任高职，三人中只有刘冠雄似乎同情革命。不久一切都明朗化，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在袁世凯的政府和海军中任职。
袁世凯死后，他们开始在海军中失去地位，但后来又在军阀连年混战时期轮流担任过海军部长，但他们对三个舰队都未曾掌握过实权，仅参与北京的宫廷政治，为各种觊觎权位的野心家效劳，并陪伴频频入京的外国人。1928年蒋介石执政后，他们退出了海军和政界。
福建派
这一派兴起于袁世凯死后军阀当政时期，成员大部分是些追求传统绅士生活方式的闽籍军官。例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内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这伙军官却在大闹海军部，要求在福州建立一个海军军官俱乐部，以纪念中国现代海军创始人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他们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大谈什么要“在俱乐部院内建一座花园，里面种上花草树木，将它装饰的风光秀丽；工余闲暇，海军军官们可以到此聚会，交谊游乐；还要在花园中建一座词堂，以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三位海军创始人。纪念日选定在春秋季届时海军部来人参加祭祀。”最后，俱乐部落成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
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
这一派主要人物是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杨树庄在1924年前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司令部设在厦门。杨树庄虽然是海军中少数未留过洋的军官之一，但他很会应酬欧洲人，颇受外国人的青睬。不过，驻中国的苏联人不喜欢他，有一位苏联人曾说他胆小怕事，嗜好鸦片；此外，苏联人还怀疑他贪污过上百万美元。
国民政府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曾为中国海军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连任福建省副省长20年，并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人大、政协、海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陈绍宽继杨树庄之后成为海军福建派首领。他担任“应瑞”号训练船管带将近10年，把军舰治理得井然有序，并在舰上为来访的欧美海军要员举办过豪华的宴会。他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并引以自豪。与杨将军不同的是，陈绍宽将军颇受苏联人的敬重。曾有一位苏联“间谍”向莫斯科报告说，陈绍宽的“政治信仰相当进步”。因为他把“整治海军提高中国地位”视为己任。陈绍宽可能受到过这种吹捧奉承，因为1926年初他曾批准苏联人成立一个带政治倾向性的新海
员学会。三十年代中，陈绍宽也受到过日本人的类似吹捧，这曾给与蒋介石的关系带来不少麻烦。
孙逸仙与海军
1917年，革命党人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东，支持孙逸仙的护法运动。程璧光不顾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诱，坚决支持护法运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2月26日，他在舰上吃完饭，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
程璧光的被害给海军和孙逸仙的事业造成不利影响。失去海军强有力的支持，孙逸仙的威信日益下降。不久，军政府解散，他被迫离开广州。海军军官失去程璧光的得力领导与政治支持，开始鼓动舰队北上与北洋军阀重新联合。1921年5月，孙逸仙又重返广州，再次组织军政府，并就任民国大总统。在他的劝阻下，第一舰队继续留在广州。
孙逸仙返回广州后就着手整治四分五裂的军队，措施之—就是立即解雇舰上的许多舰员，代之以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海员工会会员，以保证海军继续忠于革命。
当时孙逸仙面临着各种阴谋破坏。他只掌握少数部队，大部分兵权握在粤系军阀陈炯明手中，陈还控制着桂军实力。孙逸仙曾屡次想组织北伐军，但都受到陈炯明的阻挠。1922年6月，陈炯明察觉到孙逸仙的力量在加强，遂命令部队包围了广州的总统府。孙逸仙逃到停靠在珠江边的“海圻”号巡洋舰上。
广州动乱
下面是孙逸仙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它显示了孙逸仙为了保持其威信，是如何把海军作为政治工具以反对他的对手的。
广东军阀陈炯明
6月16日，孙逸仙下令海军炮轰广州以反击驱逐他的陈炯明。遵照孙逸仙的命令，3艘炮舰从黄埔出发，沿珠江溯流而上向广州市区开火。许多无辜百姓死于炮火，一些外国建筑物受到破坏。
炮击两天后，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斯顿先生决心找到孙逸仙，劝其停战。他在美国华南巡逻队队长鲍姆海军上校的陪同下乘快艇到了黄埔港，在“海圻”号上找到了孙逸仙。面对这位中国领袖，休斯顿就中国舰艇炮击美国在广州的设施一事愤怒地提出抗议。
孙逸仙极力为炮击辩护，说陈炯明把他逐出广州“是最大的叛变行动，完全是突然袭击”，孙要求外国进行干涉，惩罚这个叛徒。孙说他是死里逃生，炮击城市是为了抗议，并说第二天还要继续炮击。
在后来的谈判中，孙逸仙同意不再炮轰居民区，但仍坚持要炮击军事目标。休斯顿和鲍姆上校随即离开军舰返回广州。
一到广州，他们立即拜访了陈炯明的儿子陈永善将军，陈永善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意下令停止炮击炮舰，并请他们将此意图转告孙逸仙。显然他是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孙逸仙的舰艇没有再次炮击城市。
在与休斯顿交谈中，陈永善声称是孙逸仙派人暗杀了程璧光将军，凶手因而得到了水泥厂董事的职位。据陈永善说，孙逸仙的海军中有些军官已与他接触，商谈条件，数日内就会投降。他还说最初在炮击城市时，孙逸仙的一位舰长及其军官们是在海员工会的舰员的枪口胁迫下下令开炮的，那位舰长和其他人告诉陈永善他们不打算再参加任何炮击广州的行动。
陈永善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当时确曾有人对海军施加过压力，要求它停止对孙逸仙的支持。孙逸仙的某些海军军官事实上已经同意，一旦下列要求得到满足，就退出战斗：
1.实现海军国家化，不受省或地方当局统辖，
2．海早对国家政策有发言权，
3．所有官兵继续在海军留任现职，并按月领饷，
4.保证支付拖欠的军饷。
双方又继续僵持了一段时间，到了7月8日，陈炯明向孙逸仙发出通牒，要求孙逸仙退出黄埔港，或于次日午前投降。7月9日，当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孙逸仙否认收到过最后通牒。7月10日上午，孙逸仙的6艘炮舰开始猛轰广州下游的要塞。不到两小时，要塞的火炮被打坏，舰艇沿珠江驶往沙面国际租界区。
当时至少有两艘其他炮您“永建”号和“章分”号宣布中立，锚泊在沙面附近的江面上。当孙逸仙的6艘炮舰接近时，两舰立即进入战斗部署。孙逸仙从“永丰”号上命令6艘炮舰在沙面附近江面系泊。不久，“永丰”号的跳帮队就登上“永建”号和“章分”号，舰员们被召集起来，在枪口的威逼下支持孙逸仙。
一天后，所有行业工会号召总罢工，要求恢复孙逸仙的大总统职位。商人也开始罢市，广州再次陷入僵持局面，但持续时间不长。7月14日前，反孙逸仙的军队占领了黄埔港，使得孙逸仙的海军失去了码头依托。14日夜晚，“永建”号乘混乱之机启航逃到黄埔港，再次宣布中立。
形势越来越危险。7月19日，一顺水雷在孙逸仙所乘坐的军舰附近爆炸。尽管孙逸仙讨厌英国人，但他还是于8月乘英舰“穆尔亨”号逃往香港。
英舰离开后，“永丰”号的官兵才发现孙逸仙跑了。舰员立即扣押了留在舰上的孙逸仙的参谋人员作人质。他们要求安全离开广州，并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
“永丰”号舰长代表本舰和其他舰的官兵向英国总领事递交了一封信，要总领事负责答复他们的要求，他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继续炮轰沙面和广州。
8月10日，孙逸仙的海军部长汤廷光与“永丰”的舰长举行会谈。该舰长与4位舰员到了舰队所在地。汤将军说，他准备带回所有的舰艇人员，而且孙逸仙所答应给的津贴也将分文不差地下发。但是，他们要服从汤廷光的命令和其他指定的军官的指挥。
谈判代表在孙逸仙的美籍法律顾问诺曼先生的陪同下返回“永丰”号进行商议。“永丰”号等舰的谈判代表经过长时间研究，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必须由英国总领事转来一份温树德将军签署的保证书才行，他们说汤将军只是个名义上的将军，指挥停泊在深水湾的中立舰艇的温树德将军才是正规海军的将军，他的保证才算数。诺曼与英国人进行了联系，让汤将军与温将军共同起草和签署保证书。在这样做了之后，“永丰”号才缓和了态度。
第二天，孙逸仙的朋友美籍华人翁塞缪尔先生送来了2万美金作为支付拖欠随员们的部分军饷。于是人质才被释放，军官们同意服从温将军的指挥。
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舰队支持孙逸仙和革命的结束。1923年，温将军举舰艇北上到青岛，重新恢复了北洋舰队的名称，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同时，第二舰队仍驻泊长江，为历届军阀服务。训练舰队在福州几乎成了私人的海军，它只听从杨树庄将军的调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蒋介石光复北京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止。
蒋介石与海军福建派
新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就遇到了海军的传统问题。他虽然征服了全国，统一了3个舰队，但是他发现海军再次被紧紧地掌握在福建派手中。北方动乱时，这帮人在一旁等待观望，直到1927年秋天才勉强表示支持蒋介石。当蒋介石这位大元帅颁布新政府体制大纲时，福建派感到无比气愤，因为新政府体制大纲不仅取消了海军部，而且将海军作为军令部下设的一个署。
抗日名将，第1舰队司令陈世英（庙街事件后改名为陈季良）
福建派认为这种体制是企图毁掉他们本已削弱的政治地位，于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案，以此来抗衡。他们按传统方法精心起草了一份整顿计划。1928年，3位福建派首领杨树庄(总司令)，陈绍宽(第二舰队司令)和陈季良(第一舰队司令)递交了该计划，要求两年内拨款6900万美元来扩建和改善海军。
蒋介石对此非但不加理睬，反而于1928年12月把海军本已很少的每月500万元预算削减到250万元。这些福建派海军首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一、第二舰队司令提出辞职，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大元帅受不了海军的背叛，于是使出了缓兵之计。他派闽籍将军杜锡圭率领中国海军考察团到日本和欧美对各国海军情况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蒋介石答应杜锡圭一回国就研究他的建议，并作出必要的改革。
蒋介石显然是在敷衍海军，他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有待处理。他要对付那些继续向他的政权挑战的几位有实力的军阀，而且当时共产党也在新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此外，日本人也虎视耽耽地觊觎着满洲，并于1931年侵占了它。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批准成立海军部，将陈绍宽调到南京来组建海军部，以架空这位带头反对他的将军。此一举动有效地隔开了陈绍宽与各舰队的密切联系。
这位脾气暴躁、身材瘦小的陈将军很快就感到首都的生活使他压抑。海军部每月仅有8.6万元经费，舰队的资金也相应减少。1933年，3艘旧式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和“肇和”号倒戈，投靠了当时仍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广州的广东省政府一边。这些军舰的官兵在海上从事掠劫、走私活动长达两年，直到1935年，陈绍宽才集结起足够的力量迫使3舰投降。自然，这些军舰一回到南京，舰上的全体官兵都得到赦免。
陈绍宽在南京还遇到了其他麻烦。1933年，有人指控他可能帮助日本人在上海搞扩张。后来虽然取消了指控，但是陈绍宽的一度光辉灿烂的经历却被严重玷污了。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公开向福建派挑战，他通过南京海校尽快培养出大批学员，把他们安置到舰上和海军指挥机构中。1937年，蒋介石又派陈绍宽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此期间，中日开战。数月之内，日本飞机几乎炸沉了中国海军的所有舰艇。当陈绍宽回国时，他的海军司令部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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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史学家将这段时期恰当地称为混战时期。推翻满清王朝后，各地都高谈维新与共和，但是都缺少明确的革命目标。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河道灌渠无人治理而被荒废，导致洪水泛滥，饿殍遍野。由于缺少沿海运输船队，漕运不能正常进行。
同时，知识分子纷纷从政府中隐退去从事学术研究，从而使得军人和官僚食客们充斥政府各机构。乡绅们纷纷把农村的钱财转移到较安全的沿海城镇，而农民缺衣少食却无人问津。
内战很快使国家四分五裂，形成多方割据局面。在北方，军阀们结成松散的联盟，维持着一届届走马灯似的北京代议制政府——从1921年到1928年期间，内阁先后更换了45次。在南方和东部沿海地区，孙逸仙领导的革命者不断举行起义反对北洋政府。他们以广州为基地，多次企图建立军政府，组织北伐军去驱逐北洋军阀政府。
海军很快陷入这场政治和军事的权力斗争之中。海军在努力求生存时把海岸防御和反海盗问题统统置于脑后。官兵们参与各种不法活动，谁愿出钱，他们就带舰投靠谁。
民国海军的组织
虽然各地海军各侍其主，但是民国初年海军在表面上仍然保持着统一的秩序和纪律。在此非常时期，海军的晋升制度仍然起作用，即使有的军官投靠了另一方，但在海军名册上一般不被除名。这样，一个舰队的海军将领或上校背叛时仍能要求并保持原来的军衔和工资待遇不变，以后再归顺回来也很少受到处罚。
也许正因为如此，海军一直是重职务而轻军衔。上校军衔的巡洋舰舰长，其职权与薪金却比许多在参谋部工作的将军高。所以，毫不奇怪，当时舰艇指挥官的职位比参谋军官的职位更受人敬重。
海军部
1912年，孙逸仙根据海军的要求批准改组海军，并重新任命一批军官担任关键职务。被选任海军部长的是一位政治家、孙逸仙的国民党的拥护者黄钟瑛，出任其他要职的人大部分是原满清的海军军官。这种连续性很快就在海军部的组建中趋于明朗化。新组建的海军部带有浓厚的西方特点，是按照萨镇冰1909年至1910年制定的方针组建起来的。
舰队组织
革命给舰队的组织形式带来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按地理位置划分舰队的作法被废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按作用和任务来划分舰队。至少从理论上讲，这种变化使海军，成为全国性的海军而不是地方性的海军。海军分为3个舰队：第一舰队，是近海、远洋作战兵力，由原北洋舰队和南洋舰队的军舰组成。第二舰队，长期驻守长江，负责内河防御。训练舰队，顾名思义，负责训练舰艇部队的官兵。
舰艇
在1911年至1912年辛亥革命中转向民国海军的舰艇数量虽不多，但还不算太陈旧。第一舰队有4艘巡洋舰“海圻”号、“海筹”号、“海容”号和“海琛”号，各舰都处于良好状态。第二舰队主要是内河炮艇，破旧而无用。训练舰队拥有最新的舰艇，1912年中国接收了3艘巡洋舰，那都是由满清政府出钱向外国订购的。
训练规队的第一艘巡洋舰为“肇和”号，由埃尔斯威克船厂建造，全长320英尺，排水量为2600吨，主炮为2门6英寸(152毫米)饱和4门4英寸(102毫米)炮。第二艘舰为“应瑞”号，由阿姆斯特朗船厂建造，外形类似“肇和”号。第三艘舰为“飞鹰”号，由纽约船厂建造，外形与前两艘英国造的巡洋舰相同。1912年，中国还收到满清时期向德国订购的3艘驱逐舰，即“豫章”号，“同安”号和“建康”号。各舰的排水量均为390吨，装有2门3英寸(76毫米)炮，2座鱼雷发射管，新舰的最高航速为32节。
1912年至1913年，中国又向奥匈帝国的里雅斯汀船厂订购了4艘巡洋舰，其中3艘为1800吨级，装有10门102毫米炮和鱼雷发射管，航速32节。另一艘为5000吨级，航速28节，装有4门200毫米炮，12门120毫米炮，10门47毫米炮，2座450毫米鱼雷发射管。但这4艘军舰始终没有交货，因为1915年5月意属奥地利对匈牙利宣战，该船厂被占领长达两年。这几艘军舰刚建造一半就被炮火击毁。
海军直至三十年代才添置新的大型军舰。1931年和1935年先后接收了两艘2500吨级的巡洋舰“宁海”号和“平诲”号，“宁海”号是由日本神户船厂建造，“平海”号则是由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
海校与造船厂
在1912年至1937年间，中国先后一共保持有6所海校，2个造船厂。
福州
历任海军总司令、海军总长、福州海军学校校长的杜锡圭
办得最有成效的是福州海军学校，从1912年到1937年从未间断过。根据现代中国海军历史学家包遵彭所说，该校于1913年由海军交予地方绅士办理和资助。所设课程大致与辛亥革命前相同，只是1917年后增设了飞潜学校，讲授飞机、潜艇这些新式武器系统的理论。1927年，由于资金不足该校又关闭了。不过在飞潜学校开办的最后一年，学生们的确曾制造出4架能够飞行的水上飞机。
历任福州船政局局长、上海江南造船所所长的陈兆锵
福州造船厂也一直存在，从1921年起船厂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造船工程师马德骥所经营（本站注：1921年时负责福建船政局的应为陈兆锵，马德骥则是于1926年接任）。该船厂在马德建的领导厂，尽
管缺少现代化的机器设备，但从1921年到1937年仍坚持开办。因为船厂与海校一样是由地方绅士开办的单位，马德骥以向附近城镇和农村征税筹集资金。此外，马德骥还有另一个独特的筹集资金的办法，当时造船厂代管一所半官半商的银元局。试局设在旧的造船统楼内，每天能铸造1万枚中国铜钱（本站注：马尾海军铸币厂成立于1925年，专门铸造辅币，以充军饷，最初每天能铸造双角银币10万枚，后增至30万枚）。
其他地区
旧黄埔海军学校是一所条件简陋的学校（本站注：黄埔海军学校由刘坤一于光绪八年四月创建，詹天佑曾任该校教习，民国成立后，改名为广东海军学校，后因经费不足而被迫停办），该校在1922年停办以前，讲授航海、数学、语文、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水鱼雷等理论课程。1924年，蒋介石重新开办，改名为黄埔军校，早期还聘请过苏联顾问。创办不久该校就以共产党人搞阴谋而出名。国共合作破裂后，蒋介石还继续办黄埔海校，直到1939年才关闭。
1912年，南京开设了一所海军无线电学校，该校虽然只存在了5年时间，但却培养了153名无线电专业人员。（本站注：南京海军无线电学校创建于1927年，1928年停办，共毕业学生两届，69名）
烟台还开办了一所海军学校（本站注：烟台海军学校由萨镇冰于1903年创建，著名作家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负责该校堂务，冰心的童年时光即在此度过。抗战期间壮烈殉国的“中山”舰舰长萨师俊即是该校第8届毕业生），办这个学校的目的可能是为了同福州海校相抗衡。烟台海校到1928年停办时止，共培养出238名军官。当时该校设备简陋，师资力量也较薄弱。据说，1926年该校校长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竞赛与聚会上。由于学校领导不力，学生中政治思想混乱。学校中的大部分学员同情国民党，公开参加革命活动。有一位后来成为蒋介石信徒的学员在校组织社团，专门鼓动海军学员参加国民党的活动。
民国海军中的传奇人物，东北海军司令沈鸿烈
青岛海校是由留日海军军官沈鸿烈将军于1923年创办的（本站注：沈鸿烈于1923年1月在葫芦岛开设葫芦岛航警学校，主要为东北海军培养海军人才，九一八事变后，葫芦岛海军学校迁往刘公岛，1933年又迁至青岛，遂改名为青岛海军学校）。沈鸿烈虽然支持国民党，但作为北方人，他对福建派统治海军很反感。他在青岛创办海校的目的就是培养不受福建派影响的海军军官。办学经费系由沈鸿烈所投靠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提供。
南京海军雷电学校由蒋介石于1933年创办，蒋介石亲自任校长。学校虽然仅办了5年，但培养出将近600名官兵。（本站注：海军雷电学校于1915年创建于南京，而蒋介石设立的应为海军电雷学校，于1932年设立于江苏镇江甘露寺和五省会馆，后迁至江阴长山，校长欧阳格）
上海江南造船厂是中国最先进的造船厂。至少在1936年以前，该厂一直由苏格兰工程师罗伯特.莫辰掌管。（本站注：海军江南造船所于1930年有海军部长陈绍宽亲自兼所长，后由马德骥继任，马德骥任所长期间，动工建造了全国最大的一座船坞）二十年代该船厂又扩建了厂房。它是当时中国唯一的既能造军舰又能造商船的造船厂。
财政
海军的最大问题是财政问题。为了支付舰员工资，维持军舰航行，海军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在某些地区，海军甚至动用征收的关税和沿海运输税(厘金)。海军部还曾试图与美国商人达成交易，联合创办中美渔业公司，所得利润由美国的公司和中国海军对半分。中国海军部部长认为如果渔业公司能由中国海军保护，并能有较好的收益的话，那么就可以用这个公司作抵押向美国贷款造舰。消息传到在北京有影响的日本人耳中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此项动议顿时销声。
1919年初在凡尔赛和会确认日本对山东的主权之后，懦弱的北洋政府对日本的畏惧激起了中国学生的抗议。这次和会的结果激发了中国人民新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这次称为“五四”运动的学生骚乱期间，海军的财政问题也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当时一位未署名的海军学员在“北京导报”上撰文指出，海军军费仅为陆军的4．5％，并对此表示哀叹。文章说：
“过去几年中，中国政府奉行的政策导致了这种极其悲惨的局面。这种政策究竟是出于纯党派的利益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团体的利益，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普通人所能判断的。然而，事实却是，自从民国建立以来，特别是1915年以来，中国海军的拨款仅够维持其活命而已。令人十分可笑的是，最近的国家预算非常清楚地表明政府对陆军和海军所持的态度截然不同”。
海军中的政治派系
使用“政治派系”一词并不过分，因为当时绝大部分海军高级军官彼此政见都不一致，他们基本上分为三派，分别同当时中国政权斗争的二大实力派相联系。
海军中实力最强的是福建派，这派人基本上是些才疏学浅的机会主义者，他们把海军当作攫取权力的进身阶。他们把持着海军的各级领导权，以厦门和福州作为其活动中心。以下是1932年公布的官方统计数字，从中可看出福建派在海军的势力：
省份 军官 士官 文职 士兵 总数
福建 710 253 327 5079 6414
江苏 50 32 62 628 772
广东 19 6 26 225 276
浙江 20 16 49 129 214
安徽 14 9 167 190
广西 8 8
云南 1 1
海军中第二大实力派是拥护孙逸仙的富有强烈民族主义的革命党人。这一派在高级军官当中人数很少，但也有几位颇具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有力的领导甚至能左右许多闽籍军官。有趣的是，海军中的革命者虽然多出自于福州船政学堂，但都不是闽籍人士。
最后一派是少数拥护君主立宪制的高级官员，他们不管谁上台都愿为之效劳，而且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他们希望复辟君主制。这些人多数是十九世纪满清时行伍出身的福建人，是中外皆知的旧中国的保守势力的代表。
下面分别介绍各派主要人物的生平活动。
革命派
程璧光
程璧光将军。他与其领导孙逸仙一样，出身于广东省绅士家庭。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后任炮舰“广丙”号管带，该舰是广东舰队唯一参加过鸭绿江口海战的舰艇。威海战败后，程璧光奉命代表中国海军参加受降仪式。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署仪式上，程璧光深受耻辱，决心追随当时正在广州策划革命的孙逸仙。程璧光成为孙逸仙在海军中的代理人，他曾鼓动鸭绿江战败后的海军残部参加孙逸仙领导的革命军，事发后于1895年底逃往香港，随后移居新加坡。孙逸仙的首次革命失败后，程璧光
隐蔽了下来。
程璧光后来返回祖国。尽管他是广东人，仍然当上了福州船政局的董事，1909年任“海圻”号管带。1910年至1911年他率“海圻”号赴英出席英王乔治五世的加冕仪式。在这期间，国内爆发了辛亥革命。他回国后才懊丧地得知他的一个下属黄钟瑛已被任命为海军部长。
程璧光虽很后悔，但仍继续积极拥护孙逸仙的革命，甚至在孙逸仙于1912年被袁世凯赶下台后他仍然坚定不移地追随孙逸仙。忠于孙逸仙的革命派企图进行反击，但却遭到失败。程璧光于1913年再度被迫流亡国外。后来袁世凯称帝未遂，于1916年死去。程璧光被新任大总统黎元洪任命为海军部长。黎元洪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是一个很勉强参加辛亥革命的英雄。
孙中山与护法舰队军官合影
1917年国会解散，程璧光辞去海军部长职务，重任“海圻”号舰长。他用军舰把孙逸仙送到广州。程璧光的这一举动带动了第一舰队脱离北洋政府，不久“海圻”号又率领第一舰队驶抵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当时，程璧光发表声明说：
“我们来到广州，联合西南各省共同护法，不成功便成仁。作为公民，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谴责北洋政府的卑劣行径。目前的北洋政府打着共和制的旗号实行独裁统治。海军决心为恢复共和制而奋斗。不恢复国会誓不罢休。”
1917年，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开始协助孙逸仙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程璧光荣任广东联军总司令。当时，孙逸仙只统辖很少的军队，因此任此职务是徒有虚名。
另一位是海军将领沈鸿烈，他是民国海军中少数身居高位的核心人物之一。1882年，他生于湖北省的一个书香门第。1905年，他从张之洞创办的由德国人经管的南京陆水师学堂毕业，以后去日本海军学校学习六年。
在日本，沈鸿烈很快结识了许多当时正在策划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革命党人。1906年，他加入了孙逸仙的同盟会。该会号召革命，建立共和。沈鸿烈成了一名重要的组织领导者。他在日本时很可能与当时也在日本学习军事的蒋介石有过交往，蒋介石后来让沈鸿烈担任过要职。
1911年萨镇冰从武汉出逃后，沈鸿烈接任了舰队司令职务，他率众投奔了革命，后来他又以革命的名义攻陷了南京，被任命为海军参谋长。此后他在北京度过了4年，先后担任各种参谋部的职务。1916年，他作为中方观战团成员赴英，一年后回国。
当北洋政府开始垮台时，沈鸿烈投靠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张作霖与驻满洲的日本人之间的中间人和仲裁。在此期间，他还多次担负加强东北防务的重任。
1931年日本进攻沈阳，沈鸿烈返回青岛担任市长，直至1937年。此后他先后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各种要职。1938年至1944年任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1942年至1944年任农业部长，1946年至1947年任浙江省主席。他曾于1933年出版过一本名为《东北边防与航行权》的书。
君主立宪派
萨镇冰、李鼎新、刘冠雄是拥护君主立宪的三位海军将领（本站注：黄海海战时，李鼎新为“定远”舰帮带大副，英国人泰莱在回忆录中对其称赞不已；刘冠雄在黄海海战时任“靖远”舰帮带大副，海战末期“靖远”升旗收队即出自刘的建议）。他们年龄相近，经历相仿，都是出身于福建绅士家庭，而且三家相隔不远，又都是福州船政学堂和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同期同学。
三人中只有刘冠雄在1894年的甲午海战中起过重要作用。晚清末年三人同在海军任高职，三人中只有刘冠雄似乎同情革命。不久一切都明朗化，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人，支持袁世凯称帝，并在袁世凯的政府和海军中任职。
袁世凯死后，他们开始在海军中失去地位，但后来又在军阀连年混战时期轮流担任过海军部长，但他们对三个舰队都未曾掌握过实权，仅参与北京的宫廷政治，为各种觊觎权位的野心家效劳，并陪伴频频入京的外国人。1928年蒋介石执政后，他们退出了海军和政界。
福建派
这一派兴起于袁世凯死后军阀当政时期，成员大部分是些追求传统绅士生活方式的闽籍军官。例如，在袁世凯统治时期国内政治斗争此起彼伏的情况下，这伙军官却在大闹海军部，要求在福州建立一个海军军官俱乐部，以纪念中国现代海军创始人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在给袁世凯的报告中，他们提出成立海军军官俱乐部，大谈什么要“在俱乐部院内建一座花园，里面种上花草树木，将它装饰的风光秀丽；工余闲暇，海军军官们可以到此聚会，交谊游乐；还要在花园中建一座词堂，以纪念李鸿章、左宗棠和沈葆祯三位海军创始人。纪念日选定在春秋季届时海军部来人参加祭祀。”最后，俱乐部落成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附近，达官贵人常常在此举行豪华的盛宴。
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海军部部长兼福建省政府主席杨树庄
这一派主要人物是杨树庄中将和陈绍宽少将。杨树庄在1924年前一直是福建省的实际统治者，其司令部设在厦门。杨树庄虽然是海军中少数未留过洋的军官之一，但他很会应酬欧洲人，颇受外国人的青睬。不过，驻中国的苏联人不喜欢他，有一位苏联人曾说他胆小怕事，嗜好鸦片；此外，苏联人还怀疑他贪污过上百万美元。
国民政府海军部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曾为中国海军建设作出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连任福建省副省长20年，并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国防委员会、人大、政协、海军中担任重要职务。
陈绍宽继杨树庄之后成为海军福建派首领。他担任“应瑞”号训练船管带将近10年，把军舰治理得井然有序，并在舰上为来访的欧美海军要员举办过豪华的宴会。他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并引以自豪。与杨将军不同的是，陈绍宽将军颇受苏联人的敬重。曾有一位苏联“间谍”向莫斯科报告说，陈绍宽的“政治信仰相当进步”。因为他把“整治海军提高中国地位”视为己任。陈绍宽可能受到过这种吹捧奉承，因为1926年初他曾批准苏联人成立一个带政治倾向性的新海
员学会。三十年代中，陈绍宽也受到过日本人的类似吹捧，这曾给与蒋介石的关系带来不少麻烦。
孙逸仙与海军
1917年，革命党人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南下广东，支持孙逸仙的护法运动。程璧光不顾北洋政府的威逼利诱，坚决支持护法运动，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他成为一位有影响的人物。2月26日，他在舰上吃完饭，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暗杀。
程璧光的被害给海军和孙逸仙的事业造成不利影响。失去海军强有力的支持，孙逸仙的威信日益下降。不久，军政府解散，他被迫离开广州。海军军官失去程璧光的得力领导与政治支持，开始鼓动舰队北上与北洋军阀重新联合。1921年5月，孙逸仙又重返广州，再次组织军政府，并就任民国大总统。在他的劝阻下，第一舰队继续留在广州。
孙逸仙返回广州后就着手整治四分五裂的军队，措施之—就是立即解雇舰上的许多舰员，代之以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的海员工会会员，以保证海军继续忠于革命。
当时孙逸仙面临着各种阴谋破坏。他只掌握少数部队，大部分兵权握在粤系军阀陈炯明手中，陈还控制着桂军实力。孙逸仙曾屡次想组织北伐军，但都受到陈炯明的阻挠。1922年6月，陈炯明察觉到孙逸仙的力量在加强，遂命令部队包围了广州的总统府。孙逸仙逃到停靠在珠江边的“海圻”号巡洋舰上。
广州动乱
下面是孙逸仙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它显示了孙逸仙为了保持其威信，是如何把海军作为政治工具以反对他的对手的。
广东军阀陈炯明
6月16日，孙逸仙下令海军炮轰广州以反击驱逐他的陈炯明。遵照孙逸仙的命令，3艘炮舰从黄埔出发，沿珠江溯流而上向广州市区开火。许多无辜百姓死于炮火，一些外国建筑物受到破坏。
炮击两天后，美国驻广州副领事休斯顿先生决心找到孙逸仙，劝其停战。他在美国华南巡逻队队长鲍姆海军上校的陪同下乘快艇到了黄埔港，在“海圻”号上找到了孙逸仙。面对这位中国领袖，休斯顿就中国舰艇炮击美国在广州的设施一事愤怒地提出抗议。
孙逸仙极力为炮击辩护，说陈炯明把他逐出广州“是最大的叛变行动，完全是突然袭击”，孙要求外国进行干涉，惩罚这个叛徒。孙说他是死里逃生，炮击城市是为了抗议，并说第二天还要继续炮击。
在后来的谈判中，孙逸仙同意不再炮轰居民区，但仍坚持要炮击军事目标。休斯顿和鲍姆上校随即离开军舰返回广州。
一到广州，他们立即拜访了陈炯明的儿子陈永善将军，陈永善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同意下令停止炮击炮舰，并请他们将此意图转告孙逸仙。显然他是这样做了，因为第二天孙逸仙的舰艇没有再次炮击城市。
在与休斯顿交谈中，陈永善声称是孙逸仙派人暗杀了程璧光将军，凶手因而得到了水泥厂董事的职位。据陈永善说，孙逸仙的海军中有些军官已与他接触，商谈条件，数日内就会投降。他还说最初在炮击城市时，孙逸仙的一位舰长及其军官们是在海员工会的舰员的枪口胁迫下下令开炮的，那位舰长和其他人告诉陈永善他们不打算再参加任何炮击广州的行动。
陈永善可能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当时确曾有人对海军施加过压力，要求它停止对孙逸仙的支持。孙逸仙的某些海军军官事实上已经同意，一旦下列要求得到满足，就退出战斗：
1.实现海军国家化，不受省或地方当局统辖，
2．海早对国家政策有发言权，
3．所有官兵继续在海军留任现职，并按月领饷，
4.保证支付拖欠的军饷。
双方又继续僵持了一段时间，到了7月8日，陈炯明向孙逸仙发出通牒，要求孙逸仙退出黄埔港，或于次日午前投降。7月9日，当美联社记者采访时，孙逸仙否认收到过最后通牒。7月10日上午，孙逸仙的6艘炮舰开始猛轰广州下游的要塞。不到两小时，要塞的火炮被打坏，舰艇沿珠江驶往沙面国际租界区。
当时至少有两艘其他炮您“永建”号和“章分”号宣布中立，锚泊在沙面附近的江面上。当孙逸仙的6艘炮舰接近时，两舰立即进入战斗部署。孙逸仙从“永丰”号上命令6艘炮舰在沙面附近江面系泊。不久，“永丰”号的跳帮队就登上“永建”号和“章分”号，舰员们被召集起来，在枪口的威逼下支持孙逸仙。
一天后，所有行业工会号召总罢工，要求恢复孙逸仙的大总统职位。商人也开始罢市，广州再次陷入僵持局面，但持续时间不长。7月14日前，反孙逸仙的军队占领了黄埔港，使得孙逸仙的海军失去了码头依托。14日夜晚，“永建”号乘混乱之机启航逃到黄埔港，再次宣布中立。
形势越来越危险。7月19日，一顺水雷在孙逸仙所乘坐的军舰附近爆炸。尽管孙逸仙讨厌英国人，但他还是于8月乘英舰“穆尔亨”号逃往香港。
英舰离开后，“永丰”号的官兵才发现孙逸仙跑了。舰员立即扣押了留在舰上的孙逸仙的参谋人员作人质。他们要求安全离开广州，并要求发放拖欠的军饷。
“永丰”号舰长代表本舰和其他舰的官兵向英国总领事递交了一封信，要总领事负责答复他们的要求，他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就要继续炮轰沙面和广州。
8月10日，孙逸仙的海军部长汤廷光与“永丰”的舰长举行会谈。该舰长与4位舰员到了舰队所在地。汤将军说，他准备带回所有的舰艇人员，而且孙逸仙所答应给的津贴也将分文不差地下发。但是，他们要服从汤廷光的命令和其他指定的军官的指挥。
谈判代表在孙逸仙的美籍法律顾问诺曼先生的陪同下返回“永丰”号进行商议。“永丰”号等舰的谈判代表经过长时间研究，决定接受这些条件，但是必须由英国总领事转来一份温树德将军签署的保证书才行，他们说汤将军只是个名义上的将军，指挥停泊在深水湾的中立舰艇的温树德将军才是正规海军的将军，他的保证才算数。诺曼与英国人进行了联系，让汤将军与温将军共同起草和签署保证书。在这样做了之后，“永丰”号才缓和了态度。
第二天，孙逸仙的朋友美籍华人翁塞缪尔先生送来了2万美金作为支付拖欠随员们的部分军饷。于是人质才被释放，军官们同意服从温将军的指挥。
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一舰队支持孙逸仙和革命的结束。1923年，温将军举舰艇北上到青岛，重新恢复了北洋舰队的名称，投靠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同时，第二舰队仍驻泊长江，为历届军阀服务。训练舰队在福州几乎成了私人的海军，它只听从杨树庄将军的调遣。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28年蒋介石光复北京并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为止。
蒋介石与海军福建派
新政府一成立，蒋介石就遇到了海军的传统问题。他虽然征服了全国，统一了3个舰队，但是他发现海军再次被紧紧地掌握在福建派手中。北方动乱时，这帮人在一旁等待观望，直到1927年秋天才勉强表示支持蒋介石。当蒋介石这位大元帅颁布新政府体制大纲时，福建派感到无比气愤，因为新政府体制大纲不仅取消了海军部，而且将海军作为军令部下设的一个署。
抗日名将，第1舰队司令陈世英（庙街事件后改名为陈季良）
福建派认为这种体制是企图毁掉他们本已削弱的政治地位，于是提出自己的一套方案，以此来抗衡。他们按传统方法精心起草了一份整顿计划。1928年，3位福建派首领杨树庄(总司令)，陈绍宽(第二舰队司令)和陈季良(第一舰队司令)递交了该计划，要求两年内拨款6900万美元来扩建和改善海军。
蒋介石对此非但不加理睬，反而于1928年12月把海军本已很少的每月500万元预算削减到250万元。这些福建派海军首领立即召开了一系列紧急会议，决定由第一、第二舰队司令提出辞职，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大元帅受不了海军的背叛，于是使出了缓兵之计。他派闽籍将军杜锡圭率领中国海军考察团到日本和欧美对各国海军情况进行为期一年的考察，蒋介石答应杜锡圭一回国就研究他的建议，并作出必要的改革。
蒋介石显然是在敷衍海军，他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有待处理。他要对付那些继续向他的政权挑战的几位有实力的军阀，而且当时共产党也在新领袖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此外，日本人也虎视耽耽地觊觎着满洲，并于1931年侵占了它。
面对重重危机，蒋介石批准成立海军部，将陈绍宽调到南京来组建海军部，以架空这位带头反对他的将军。此一举动有效地隔开了陈绍宽与各舰队的密切联系。
这位脾气暴躁、身材瘦小的陈将军很快就感到首都的生活使他压抑。海军部每月仅有8.6万元经费，舰队的资金也相应减少。1933年，3艘旧式巡洋舰“海圻”号、“海琛”号和“肇和”号倒戈，投靠了当时仍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广州的广东省政府一边。这些军舰的官兵在海上从事掠劫、走私活动长达两年，直到1935年，陈绍宽才集结起足够的力量迫使3舰投降。自然，这些军舰一回到南京，舰上的全体官兵都得到赦免。
陈绍宽在南京还遇到了其他麻烦。1933年，有人指控他可能帮助日本人在上海搞扩张。后来虽然取消了指控，但是陈绍宽的一度光辉灿烂的经历却被严重玷污了。更糟糕的是，蒋介石公开向福建派挑战，他通过南京海校尽快培养出大批学员，把他们安置到舰上和海军指挥机构中。1937年，蒋介石又派陈绍宽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此期间，中日开战。数月之内，日本飞机几乎炸沉了中国海军的所有舰艇。当陈绍宽回国时，他的海军司令部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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