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飞机制造业(组图)

文 /王建明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飞机的最早国家之一。1909年9月，旅美华侨冯如，在美国奥克兰市自行设计制造出当时世界第一流的飞机，这也是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架飞机。次年，另一旅美华侨谭根也成功研制一架水上飞机，并荣获世界飞机比赛大会冠军。进入民国以后，中国政府意识到飞机在未来战争中所具有的潜在作用，开始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西方先进的飞机制造技术。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又学以致用积极创建航空科研机构和飞机制造厂，致力于飞机设计与制造，为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做出杰出的贡献 。

  

一、
1911年3月，留日学生李宝竣、刘佐成利用在日本学习的知识，在北京南苑研制出第一架国产飞机。3 年后，留法学生潘世忠、留英学生厉汝燕在南苑航空学校又分别自行研制出一架飞机，但由于其实用性不强，再加上其它一些原因，飞机就被搁置一边，无人问津。
中国真正有计划的飞机设计和制造开始于，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海军飞机工程处的建立之后。1917年冬，一些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的毕业生回国后，强烈要求北洋政府筹款创办飞机制造厂。次年2月，北洋政府海军部批准在福建马尾海军船政局内，成立海军飞机工程处，着手水上飞机的制造。巴玉藻被任命为主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为副主任，共同负责飞机的研制工作。在留美期间，巴玉藻和王助就曾到寇蒂斯和通用等飞机工厂实习，从飞机的设计、制造到钳工、锻工等技艺，他们都认真钻研、刻苦锻炼。1916年6月，他们以优异的成绩获得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为了积累飞机制造的经验，他们毕业后应聘到美国各飞机制造厂工作。其中，巴玉藻先后被美国通用飞机制造厂任命为总工程师和寇提司飞机制造厂设计工程师，曾贻经转入寇提司飞机制造厂学习航空发动机，王助则被聘为波音飞机公司第一任总工程师。在波音公司工作期间，王助设计出一架双浮筒双翼的“Ｂ＆Ｗ—Ｃ”型水上飞机，并成功地通过了试飞。该机作为波音公司制造成功的第一架飞机以及作为开辟美国第一条航空邮政试验航线的飞机而载入史册。

   　　由于其优异的成绩，王助和巴玉藻很快跻身于美国航空界先驱者的行列。但抱着立志献身于祖国飞机制造业的宏伟志向，

1917年冬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毅然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丰厚的生活待遇而启程回国。回国后，成为了我国最早的一批留学归国的高级航空工程人员。但由于北洋政府对飞机制造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海军飞机工程处制造飞机的计划和经费极难批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巴玉藻、王助等人利用原有造船的机器设备，集中优秀技工，进行专业培训；筛选国产材料，测试物理性能；吸收欧美技术，改革创新；殚思竭虑，闯过道道难关，在简陋的条件下，终于在1919年8月造出了名“甲型一号”的双桴双翼水上飞机。该机重量1055 km，100马力，最大时速120 km，配有双座双操纵系统，供飞行教练用。它是一种利用水面滑行继而升空的飞机，与美国波音公司的第一批飞机为同一类型。
　 由于巴玉藻、王助、王孝丰、曾贻经等人杰出工作，该厂的飞机的制造水平不断提高，性能一点也不低于同时代欧美各国的产品。1922年8月，巴玉藻与王助合作，在上海江南造船所设计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浮坞建成后，成功地解决了水上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1930年，该厂制造的“江鸿”菜提拖式双桴侦察兼教练的水上飞机，载重量1168 km，空机重量730 km，航力8小时，航距1230公里，马力165匹。该机由留美学生航空队长陈文鳞与德国人伯特兰试飞成功，后又驾驶飞往南京晋见海军部长陈绍宽，在长途飞行中经受了考验，显示了我国当时较高的飞机制造水平，成为当时轰动一时的新闻。

1918—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使马尾成为中国初期航空工业的摇篮。1931年，马尾海军飞机制造厂奉命迁往上海，并入江南造船厂，继续制造飞机。
 

1918—1930年的12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出教练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15架，并培养出我国第一代航空工程技术人才，使马尾成为中国初期航空工业的摇篮。1931年，马尾海军飞机制造厂奉命迁往上海，并入江南造船厂，继续制造飞机。
二、
就在海军飞机制造处成立不久，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也在广东建立飞机制造厂，被孙中山誉为“中国航空之父”的杨仙逸出任厂长。杨仙逸早年曾在纽约攻读航空专科，以优异成绩获得万国飞行会水陆飞行执照。1919年，他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援闽粤军航空队的总指挥。
1923年6月，杨仙逸领导技术人员在极其恶劣条件下，经过一次次艰苦努力，用两个月时间终于研制了中国第一架双翼双座侦察、教练机。该机参考美国“詹尼”式飞机的特点，机身用木料制成，巡航时速120多公里，可携带50磅炸弹4枚。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亲自主持了试飞典礼。在试飞仪式上，孙中山先生环顾左右的官员，问谁愿意随机试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出人意料地应声而出。飞行员黄光锐便为她戴好飞行帽和护眼镜，两人随即登上飞机。马达轰鸣，飞机沿着跑道滑行一会便腾空而起，在羊城上空转了几圈，然后徐徐降落。机场上立刻掌声四起。为飞机试飞成功，也为了向宋庆龄的勇敢行为表示敬佩，孙中山高兴地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将这架飞机命名为“乐士文一号”，并题词“航空救国”作为鼓励。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乐士文”飞机前合影。
后来，广东飞机制造厂在广州期间，共装配生产“羊城号”教练机、歼灭机和轰炸机60余架，是当时中国最有成绩的一家飞机制造厂，为我国近代航空事业以及中国的民主革命做出了宝贵贡献。
1934年，广东飞机制造厂改为韶关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空军第一飞机制造厂。1941年，朱家仁担任该厂厂长，开始继续研制飞机，并取得了很大成绩。朱家仁，曾获美国麻省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6年，他成功地设计研制成一架双翼教练机，命名为“苏州号”。1941年后，他领导第一飞机制造厂，先后仿制苏E-15式驱逐机30多架。不久，他又成功地设计制造了共轴式“蜂鸟”号甲型和乙型两架直升机。其中“蜂鸟”乙型直升机的发动机功率91.7kw，旋翼直径7.62m，机高2.63m，总重725.5kg，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136km，航程219km。这架直升机看起来也十分漂亮，采用封闭式座舱，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同类直升机。
三、

1933年8月，为吸收外国先进飞机技术和管理经验，南京国民政府航空署决定外国厂商合作，建立杭州飞机制造厂。次年10月，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公司成立，王助被任命为第一任监理，作为中方的最高负责人。作为中国当时一个著名的飞机制造厂，该厂汇聚了华风翔、杨彭基等一些航空留学生精英。华风翔，1920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1923年进入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后以优异的成绩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34年任出任该厂工程师。杨彭基，1933年9月去比利时学习航空工程，1939年获得列日大学飞机设计工程师硕士学位。为了获取飞机设计的实际知识，他毕业后应聘到勒纳尔（RENARD）飞机制造厂任实习工程师。回国后于1940年，出任该厂的设计课工程师，主要负责修复大型运输机的设计工作。同时，他还抽出时间和“中国航空促进会”会员一起参与设计了一架小型飞机。
作为中国近代航空制造的著名专家，这些留学生在抗战前就为该厂装配大小军用飞机100 余架，创全国大批飞机制造新纪录。其中他们装配美国飞机有：“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Ⅱ”和“霍克—Ⅲ”战斗机、“弗利特”教练机、“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轻轰炸机等。另外该厂还成为了解放前修造飞机最多和最著名的一个飞机制造厂。该厂制造的飞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深受空军的赞许和信赖。与此同时，它还为我国早期航空工业培训出一批素质较好、技术过硬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
四、
1935年，国民政府与意大利在南昌合办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抗战爆发后，该厂迁往四川，更名为第二飞机制造厂。该厂汇聚了当时中国一大批留学欧美的优秀的飞机设计制造的专家。他们大都在国外留学多年，有着丰富的飞机制造经验。如担任该厂厂长的朱霖、钱昌祚、顾光复的3 人，就先后获得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出任该厂工务处处长林同骅，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攻读飞机设计制造时,曾获得硕士学位,并到各飞机公司实习。此外，该厂主要的技术骨干由25名留学意大利学习航空制造技术的归国学生组成。如：担任厂务佐理(即副厂长)的陈再安、季文美，担任监督处官员、厂务课长的向惟萱、俞乃喜，以及担任各科工程师的张象贤、陆履坦、唐勋治、丁士雄、张燕波、许玉赞、王达新等人。
中央第二飞机制造厂也在归国留学生具体领导和亲自参与下，1936年，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首先修理了“美龄”号飞机和两架意制菲亚特式飞机。1937年开始，该厂按计划制造20架教练机和6架大型S—18双发轰炸机。尽管中国只承担了约20%的生产工作，但设计制造这种双发动机大型飞机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抗战爆发后，中央第二飞机制造厂仿造苏E-16驱逐机20多架，在对日作战中，E-16驱逐机屡建战功，在南昌和武汉等城市上空，击落过敌机多架，一时被誉称为“小老虎”。不久，该厂自行研制成功了忠28-甲型飞机一架，忠29—甲号双座教练机飞机一架，木质飞机中远1号（C1010）运输机一架。后来，第二飞机制造厂的季文美和顾光复等人共同领导自行设计并试制成功 C0101运输机。该机的机身机翼均用木料制造，可搭乘10人(包含驾驶员2人),航程可达1600km,飞行高度4500m,航速285lm/hr。
五、
1939年7月，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决定在成都建立中国航空研究所，由毕业于美国航空学校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所长。研究所下设器材组、飞机组和气动力组，王助兼任飞机组组长。因所长黄光锐是空军副总司令，从未来所办公，王助是实际上的负责人。另外，留美归来的钱学森在1940-1945年，也曾在担任该所的通信研究员，参与飞机制造和研制工作。研究所在王助的领导下，先后研制成国产层板、蒙布、酪胶、油漆、涂料等，创造出以竹为原料的层竹蒙皮和层竹副油箱，研制出以木结构代替钢结构的飞机，解决空军之急需。1941年8月研究所扩充为航空研究院。黄光锐仍兼院长，王助任副院长。研究院下设器材及理工两个系，理工系主任由王助兼任，分管气动、结构、设计、试飞及动力５个组。王助除主管院务和研究工作外，还亲自参加飞机设计工作，在他的办公室内就有一张很长的绘图桌，放着一张比例为1：5的飞机总体布置图。
在王助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航空研究院利用国产材料研制出大批急需的航空器材和备件，还研制出研教—１型教练机、研教—２型教练机、研教—３型教练机、研运—１号滑翔运输机等型号的飞机多架。其中，研运—１号滑翔运输机，能有效载荷为30名全副武装的伞兵及正副驾驶员２名，也可以用来运货，是一种无动力以隐蔽方式进入敌后的运兵运货两用滑翔运输机。在二战中德国曾有此先例，但只能装运10余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而王助研制的这架滑翔运输机可载运30名伞兵，可谓巨型滑翔运输机了。可惜1946年初研制出来，抗战已经结束，未能发挥预想作用。该飞机除起落架、仪表及操纵系统外，全部采用竹木复合结构，这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它在中国航空史乃至世界航空史上都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和创举。
六、
尽管由于种种原因，在近代中国的飞机制造水平并没有取得具有世界水平的成果。但当时许多在归国留学生参与下，中国的航空制造仍取得了大量突出的成就。他们参与中国飞机的设计与制造，促进了中国近代航空工业的发展，显示出中国人是具有创建与发展航空工业的高度智慧和优秀技能。也正是在留学生的苦苦支撑下，近代中国飞机制造业虽历经艰难困苦，但仍然在国脉如缕的时势里“玉汝于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