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阅人间事，读圣贤书
三年没回沈阳了，这次回去发现沈阳有一个明显的进步，那就是汽车知道让行人了。以前哪怕在斑马线绿灯时过马路也时常提心吊胆，因为总有一些车抢信号，吓唬过斑马线的行人。沈阳的主要马路中间几乎都设置了隔离带，在一些主要单位门口隔离带会留个空让其出车进车。有一次我骑车就是从这个隔离栅栏的留空处过马路，刚骑到马路中间就见有车过来，我赶紧下车，停在马路中间等车过去。没想到的是，一排车到我跟前竟然都停了下来，司机摆手让我先过，顿时让我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想，沈阳的这个变化肯定不是司机们突然就觉悟了，而是执法部门的专项治理和不断教育的结果。所以我相信，人的行为是可以通过驯化和教育改变的。
沈阳的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街道干净了，几乎看不到随地吐痰的了，我猜这大概和三年疫情期间大家都戴口罩有关，吐痰的坏习惯被戴口罩给纠正了。另外，小区里的垃圾站也比以前干净了，一大排分类垃圾箱摆放的整整齐齐，下面没有掉下的垃圾，因为有专人负责清扫，垃圾站附近也没有过去那种难闻的味道了。施工单位也文明施工了，地铁施工的场地都用围栏封闭起来，再看不到以前工地上暴土扬长的情景了。这些年，沈阳城市面貌变化不大。疫情期间，除了地铁一直在建设之外，似乎没有搞新的建设项目。我家附近两条地铁线都在建，据说今年十月份将完工。等下次回沈阳，出门就更方便了。
不仅沈阳市里的卫生环境好多了，连沈阳郊区农村的环境也改善了很多。据说国内在搞厕所革命，其中一个内容就是每个行政村都要建一个公用厕所。我见识过农村的公用厕所，其干净程度比城里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厕所有专人打扫，一点异味没有，让我吃惊的是，竟然还专门设置了宽大的残疾人卫生间。其“豪华”程度堪比沈阳桃仙机场的卫生间。
现在每个村子都由国家投资建设一个文化广场，供村民们休闲和锻炼身体。下图为我去的那个村的文化广场，疫情期间国家投资建设的。
沈阳周边农村疫情前就告别了泥土路，连村子里的路也都是柏油路。国家还出钱为农村装上了太阳能路灯。因为有了自来水，很多农民家也用上了水冲厕所。没改造水冲厕所的，国家也都给分配了那种卫生厕所，告别了过去那种苍蝇乱飞，臭味熏天的露天旱厕。如今农村也设置了很多垃圾站，每天都有垃圾车来收集垃圾。
现在农村的问题是年青农民几乎消失，种地都靠五六十岁的老农民。很多人家都把地包给专业农机公司种，据说一亩玉米的成本六百元左右，现在一亩地玉米至少一千斤的产量，如果一斤玉米卖1.5元，农民一亩地有九百元的纯收入。靠种玉米农民是不可能致富的，维持温饱都很难，所以能出去打工，农民都不愿在家种地。在家种地的也不指望大田里那点收成，都会搞些副业赚点生活费。比如养鸡鸭鹅，种榛子，鸡蛋鸭蛋鹅蛋和榛子的收入往往比种地都多。但靠农业致富依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一直认为，三农的问题最终解决要靠工业化。
沈阳的问题和东北其它地区一样，就是年青人流失严重，尤其是高学历的年青人，基本都去了国外和北上广深。虽然沈阳是东北地区少有的人口净流入的城市之一，但人口来源基本都是来自黑吉两省和周边城市及农村地区。以我大学同学的孩子为样本就可看出，他们的孩子不是在国外，就是在北上广深，很少留在东北的。我外甥女疫情前曾回沈阳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发了句牢骚：在沈阳现在找对象都不容易，像样的年青人都少见。后来她去了广州，在那找到了对象，小伙子相貌堂堂，是个在南航开飞机的东北人。现在不仅年青人去南方，连退休的老头老太很多也去了海南岛。我的发小中有两个退休后在海南买了房，长期居住在海南岛了。我表妹从广州回来后感慨到，沈阳与广州比落后太多了。人气也没法与广州比。
沈阳的太原街就是沈阳沦落的象征，以前的太原街熙熙攘攘，热热闹闹，如今的太原街显得格外冷清。这与太原街的规划和建设失误有关，也和沈阳经济衰落有关，再就是网上购物的兴起对实体店的冲击。沈阳另一条著名商业街中街虽然比太原街有点人气，但也是大不如前了。疫情前我曾带老母亲去成都旅游，成都的熙春路相当于沈阳的太原街，熙春路的人气就让我想起曾经的太原街。
从九十年代开始，东北就开始逐渐沦落，尤其是国企改革后，东北跌入建国以来的最低谷。大量工人下岗，留下的工人工资没怎么涨，工作强度却比过去增加了很多，这种改革美其名曰为减员增效。
因为东北工作难找，有一技之长的或敢于冒险的人都去了南方。国企为主的沈阳，下岗潮更为惨烈。最近热播的电视剧《漫长的季节》和《人世间》非常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东北下岗工人的惨状。国企私有化其实就是以改革的名义让内部人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瓜分国有企业的过程。
经济状况也让人忧虑。我的同学发小都已经退休，经济好坏对他们没啥影响了。可做生意的人感觉生意比以前难做了。一个网约车司机告诉我，他之所以开网约车，就是因为生意不好做了，业务量照疫情前跌了一半，现在只能勉强维持，他也说不准明年是否能回到疫情前的水平。这个司机老家在齐齐哈尔，在沈阳做机器配件生意。
尽管疫情三年，经济受到很大影响，可我以前的七零后同事似乎收入都没有下降，只是没有疫情前提高的那么快了。我那些七零后同事都是普普通通的家庭，有的还是从农村考大学后留在沈阳的，但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收入都在增长，即使疫情期间也是如此，除了一个在旅游公司工作的疫情期间收入下降之外。疫情前开丰田的小林今年聚会换成了路虎吉普，开马自达轿车的小周这次聚会时升级为宝马吉普了。如果收入紧缩，我想他们不会升级座驾的。聊天时发现，大家对社会虽然都有各自的不满，但都乐乐呵呵，对生活充满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