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修集
阅人间事，读圣贤书
一、《二十世纪的教训》 和《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卡尔.波普尔【英】
最早知道波普尔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叶，我在一本关于科学哲学的书中，读到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去年读了一本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据说这本书是波普尔的名著《开放社会的敌人》的缩写本。比之《二十世纪的教训》，《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翻译则显得艰涩难懂。两本书的字数差不多少，可读《二十世纪的教训》我只花两个晚上，而读《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则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基本道出了波普尔最重要的思想，即对绝对主义思维的批判。虽然波普尔针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但其批判的锋芒并不局限于历史唯物主义，而是针对一切社会科学理论中的决定论，如：文化决定论、体制决定论等。尽管有人批评波普尔批判的是被教条化的假马克思主义，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但波普尔的这种对绝对主义的否定态度是我非常认同的。
历史决定论即认为历史是按照某种规律运行的，未来是具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确定性。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的错误主要在于这些规律不是依赖一种有条件的科学预测，而是一种无条件预测。具体到马克思所定论的社会主义一定会取代资本主义，波普尔就认为虽然马克思的理论和预言在当时是科学的，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马克思理论所依赖的历史条件已经被证伪了，所以这个预言就变得不科学、不准确了。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对这些变化视而不见，对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问题只是做空洞地辩护，则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
历史决定论的另一个错误是把对历史的解释当作一种理论。比如：从不同的角度，人类对历史有不同的解释。你可以解释为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可以解释为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历史，甚至可以解释为各种宗教观念的历史，或“开放”和“封闭”的社会斗争的历史，但却不可将这种解释上升为理论高度。如果用一种对历史的解释作理论反过来去指导历史研究，就会得出片面和错误的历史结论。
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解构的现实意义在于使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思那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按波普尔的论述，不管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实践出于何种目的和怀着何种动机，都是不可取的。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受知识成果的制约，不可能有一定的、可预测的规律可循，因此，那些建立在这种历史决定论之上的社会模式设计和大规模社会实践就成为一种一厢情愿的盲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是随着知识的积累过程，通过循序渐进的、可逆的变革来完成的。这种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其启示和警示作用，比如：毛泽东时代的文革，改革开放后朱镕基主导的一刀切的国企私有化改革都属于一厢情愿的大规模的社会实践，不管发动和主导者的主观动机如何，这种社会实践都有着不可预测的后果，是对人类社会不负责任的行为。我没看到波普尔对美国专家为苏联开的“休克疗法”的评论，但根据他的思想，这种“休克疗法”也应属于大规模社会实践，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社会盲动。
波普尔的渐进式变革的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政策演变有很好的解释意义，使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有了理论上的合理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和进行产权改革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尝试，人类没有充足的经验和知识来判断这条道路的可行性和正确性。因此，可逆的、渐进的变革是十分必要的。那种完全模仿美国和妄图一劳永逸地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效率问题的想法是需要十分警惕的。中国国企的私有化改革中暴露出的极大不公和腐败，成为波普尔反对大规模社会实践的又一有力证据。
《二十世纪的教训》是波普尔晚年接受意大利记者的一个的访谈录和几个演讲集。
波普尔这个被称为速朽的思想家，在解构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成就了他的学术声望和地位，但由于其一贯的激烈和傲慢，这位以《开放社会的敌人》一书而鹊起的思想家却被讥讽为开放社会的敌人。波普尔的确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对爱因斯坦支持使用原子弹持肯定态度，理由是：“爱因斯坦曾经发表签名信，公开支持使用原子弹，这是他认为德国已经拥有同样的武器。他签署那封公开信，是为了保护美国。”而对前苏联科学家萨哈罗夫则持否定态度，因为他认为萨哈罗夫研制氢弹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铲除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对人的批判，而不是对武器的批判，说明波普尔对核武器有着很强的立场性。
在《二十世纪的教训》这本书中，波普尔提出人类迫在眉睫的三大问题：第一是世界和平。波普尔是在苏联解体后不久接受采访的，所以，他异常关心的是前苏联核武器的扩散问题，认为这是对人类和平和安全的最大威胁。他号召世界各国通力合作，抛弃意识形态束缚，除留几枚以备不测之外，其余的核武通通应该销毁。可这么多年来，波普尔的这个号召并没有被世界当回事，拥核国家越来越多，核危险也越来越大。因为世界上拥核最多的、军力最强的国家不带头削减，而只是要求弱势国家不得发展核武，这种不对称的安全态势实际上是在鼓励各国发展核武。缺乏公正和信任，又充满偏见的世界，是无法防止核武扩散的。
波普尔提出的第二大问题是人口爆炸。他认为，环境之所以万劫不覆，主要是因为人口膨胀太快了。波普尔说出了世界问题的实质，对这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因此，我一直认为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国策不仅是对中国负责，也是对地球负责。尽管一些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攻击计划生育国策，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对世界最大的善举和责任心的体现。所以即使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出现很多野蛮和粗暴的行为，我还是拥护这个基本国策。正像波普尔所说的：“自由来自责任。”如果社会成员普遍缺乏对整体的责任心，那就不配享有自由。
第三大问题是教育问题。波普尔说的教育不是指知识的传授，而是指人的教育。波普尔是个媒体检查制支持者。他认为，西方世界透过电视和其他途径，鼓励孩子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且二十世纪的主要教训就是暴力的滥用。波普尔提到1991年发生在意大利的一个凶案：一个19岁的意大利青年因为要钱没有得逞，而谋杀了他的父亲和母亲。让人恐怖的不只是这个青年的罪行，而是案件发生后，这个青年竟然收到潮水般的仰慕信。波普尔为此大声疾呼，民主国家也需要媒体检查制度，除非媒体有足够的责任心。波普尔忧心忡忡地告诫西方：“如果我们继续这样放任下去，终究有一天，我们会过着谋杀等于家常便饭的生活。”每个时代都有受迫害的弱势群体，波普尔认为如今的时代受迫害的弱势群体是少年儿童，他们正在受电视媒体的迫害。
波普尔去世的时候，互联网刚刚露头，远没有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设想一下，如果波普尔看到今天的网络暴力语言和网游对青年人的毒害，也许他也会大声疾呼对互联网进行道德干预。
自从科学登上历史舞台以来，教育的内涵发生极大的变化。教育不再以育人为主，而逐渐变成传授技能和知识。中国传统的育人教育也被扣上落后和腐朽的帽子。可是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和过度自由的负面效果越来越显露出来，对人的教育，对道德的重建正在形成新的社会的共识。大学教堂里对伦理道德和社群主义的热论正是这种反思的一种反映。
此书的译者王凌霄的翻译水准很高，文字简洁易懂。中译本导言的作者刘擎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他在导言中对普遍存在的对波普尔思想的两个主要误解进行了澄清。
很多人认为波普尔是个逻辑实证主义者，其实，恰恰相反，尽管他提出科学与非科学的却别在于经验上的可证伪性，但他却坚决否认可证伪性是区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标准。
“在波普尔的词典里，“科学”不是“有意义”或“有价值”的同义词，更不是“正确”和“真理”的同义词。科学知识也不是人类唯一有意义的智性事业。他强调，科学理论都只是暂时的、尚未被证伪的假设，更是否定了将科学等同于真理的迷信。所以，与那些流行的误解恰恰相反，波普尔实际上是一位科学至上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最强烈的批判者。”（刘擎）
另一个误解是很多人根据他的名著《开放社会的敌人》将其认定为右翼自由主义者，这种误解与对哈耶克的误解一样。事实上，他们虽然也自称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与其他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不同。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反对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比如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主张的那种自由主义。波普尔与哈耶克也有很大区别，波普尔在政治问题上更倾向于左翼。总之，我感觉波普尔是一个想尽量做到实事求是的具有真正科学精神的学者，他的思想精华用中国式的语言可概括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他反对各种绝对化思维，而且对马克思主义从不做意识形态化的攻击。他反对的不是马克思的理想，而是反对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认为马克思的目标是代表人类良知的。他说：“马克思一直认为：人类是很自我中心的，每个人只想赚钱、有车、武器、权力……只是现在已经没有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建立善良社会的最终期盼，有的只是一群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在诠释历史，认定事情就该是这样，以后也还会是这个样子。”
波普尔有很强烈的平等意识，他的正义感和责任心都是来自于这种平等意识。他支持民主体制，但反对任何文化领导权，这其实是一种真正的平等意识。他对任何事物都抱开放的心态，认为这种心态是社会进步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正如其在《自由与知识分子的责任》一文中所讲：“正统、异端之争，孕育了一个最小的罪恶----一个我们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罪恶，傲慢的罪恶：总认为我们是对的，总爱卖弄我们的学识，知识分子的虚荣。”他不无嘲讽地评价那些精英道：“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人，都把地球弄成地狱。”
波普尔对民主制度也不是盲目的崇拜，而是持冷静的批判态度。他以雅典民主制为例证，证明民主并不是人民统治，事实上也做不到人民统治，而且民主制并不具有天然的道德优势也不是和平的保证。在雅典民主制实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经历七次大战，而且还孕育了一次人道灾难--屠岛。所以，波普尔认为，民主不是多数人统治，而是一种让大家不受独裁统治的制度。从这个更宽泛的定义来理解民主制度，对中国今后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具有很好的启发性。中国实行的领导人任期制是防止独裁的一个好的措施，如果再配合上人民大众的监督权力，中国的民主制度会有实质性进步。
二、《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美】贝文.亚历山大 著
此书作者是美国权威战史专家，朝鲜战争期间曾为美军唯战史特遣分队队长。其记述的历史可信度比较高，而且观点中肯，客观。
作者对尼克松之前的美国领导人是持批评态度的。可我觉得好笑的是，我的很多同胞们对朝鲜战争竟然与美国领导人有非常相似的观点。此书是从北韩进攻南韩开始写起，一直到战争结束，史料非常充分。但对中国志愿军伤亡的估计则缺乏应有的证据。将美军战俘营的虐俘和屠杀事件说成是由于共产党有组织地挑衅造成的也是一面之词。
事实上，朝鲜战争中，美国发生了误判，犯了错误。中国也同样发生了误判，错过很好的停战机会。当年美国政府故意引诱中国上当，使中国没在最有利的时机停战，致使中国在20年后才得到本应在20年前就该得到的联合国席位。
关于战争的描写我不想重述了，只把最后一章其中一部分抄录出来与各位分享。
“美国未能打赢朝鲜战争，这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因此，他们在战后二十年岁月里，总是想方设法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
其实，中国对美国并不构成威胁，不仅如此，它在东亚追求的国际目标实际上也和美国一样，即和平、贸易，并与苏联保持距离。然而由于美国领导人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所以针对中国人还是投入了过多的精力。
美国领导人以报复的心态拒不正视上述事实，坚持认为中国意欲征服整个东亚。这些显然与事实不符。可是美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信过去对红色中国的指控，当时中国一开始干预朝鲜战争，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为美国领导人被中国的行为激的怒不可遏，他们需要一个“侵略成性的中国”存在，这样才能证明他们要摧毁中国政权的迫切愿望是正当的。而中国曾彻底挫败过美国。
当朝鲜战争最后停火时，美国最高军政领导人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乐观的信息。他们给人民的印象是：美国实际上取得了胜利，因为他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美国人民整体上接受了这一看法，或者起码认为，这场战争打了个平手。不管如何，美国人民对停止流血、战争没有被升级为世界性冲突而感到欣慰。
但是在美国最高层领导人的心灵深处和私下商讨中，却有一种深深的受挫感，这种感情因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他们明白，本来在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却延至1953年才最后取得。他们知道这两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牺牲和损失通通都是无谓的；1953年的最终停火线和1951年的几乎没有多大差别。1953年美国所接受的条件两年前也许就有可能达到。
这且不说，尽管美国公众很少有人了解真实情况，但美国领导人却心中有数，他们曾计划征服北朝鲜，使之与李承晚的南朝鲜合并，而这一计划却被红色中国挫败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陆后，美军又入侵北朝鲜，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国领导人知道，遭到失败后进行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没目的的战争，但公众却鲜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红色中国用少的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
战胜曾经打败过美国的敌人，当时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的确，从朝鲜战争中产生的敌意，已使美国领导人对人民共和国的怒火聚升为一种血海深仇，其中的狂热、固执于非理性完全同实际危险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之间平息下来的争执截然不同。
1951年担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奥马尔.布莱德雷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说服力的话：同红色中国的冲突，将会是一场同“错误的敌人”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因为美国面临的巨大危险是拥有核武器的苏联。尽管美国领导人承认这一现实，而且事实上也不准备直接进攻中国，但他们对北京所抱的仇恨，却远比对克里姆林宫深的多。这一点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首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实际上禁止与红色中国进行贸易，竭力阻止中国发展成工业国。这些制裁比对苏联进行的还要苛刻，即众所周知的“中国差别关税”。华盛顿还迫使其他国家也对中国进行类似制裁。尽管其他国家在1960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国却继续了20年之久。
美国特别敌视中国的第二个例证，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鲜战争结束不足四个月时，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做的决定。该项决定作为美国一项官方政策，旨在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政权，而国家委员会对苏联从来没作过这样的决定。
为了替这种极端的对抗立场寻求根据，美国只得坚持说红色中国侵略成性，无可救药。美国领导人在心目中为这种侵略臆造了三个证据，即：中国在北朝鲜进行干预；北京有意攫取台湾；中国人自1946年以来一直支持越盟反法叛乱。
然而这三个证据没有一个能证明中国的侵略。进入朝鲜的行动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是防卫性的，其目的是为了保留一块历史盾牌，保护北京周围的中心地带。对北京来说，决心拿下台湾乃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因为就连蒋介石也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北京对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是一种防范措施，因为中国担心美国会干涉越南，消灭共产党，在中国的南疆建立一个美国扶持起来的国家。这与美国支持印度支那反动势力的程度相比，北京对越南共产党的支持是不过分的，而且完全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摘自第63章《朝鲜战争的长期阴影》）
三、《选择革命----长征中的红军女战士》
此书是在中国工作的美国英文女教师Helen Praeger Young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采访当年活着的女红军的一个记录整理。海伦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共采访了22个女红军，从贺龙夫人蹇先任到朱德夫人康克请，但记述的女红军不只22个。我个人是非常感谢这个有心的美国女教师，她为我们抢救了很多宝贵的历史资料。尽管这22人接受了采访，只占当年参加长征的女红军总数的百分之一，但他们的回忆还是丰富了我对长征的了解以及对那个时代的认知。
读这样的书是要带点历史想象力的，否则无法体会当年的那些革命者的心情和豪气。书中提到的这些选择革命的女性，有一半是出身贫苦家庭，他们选择革命完全是被逼的。比如后来成为作家的女红军马忆湘，当年年仅12岁就跑去当红军，家里异常贫困，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于是父母在她七、八岁的时候就送她去做童养媳。马忆湘的婆婆非常凶恶，只让她吃剩饭，而且还天天打她骂她。当贺龙的部队来的时候，她就投奔了红军，一开始红军嫌她小，不要她，可她赖着不走，因为担心回去会被婆婆打死。
在当时的中国，贫困家庭的女孩是养不起的奢侈品，他们一出生就要被家人溺死或卖掉，大了就要送去做童养媳。女红军刘坚就是一出生就被扔到稻田里，后来被母亲抱回来才所幸存活的。我想女红军中大多都是这样的人，他们是那个时代受压迫最深，受苦最深的群体，也因此她们参加革命后表现的最为坚决。
这些人参加革命后就像找到了家，因为红军男女平等，官兵平等，没有打骂，没有压迫。这样的大家庭对这些穷苦的女孩子的吸引力无比强大的。在当时她们认为军队就是自己的家，党就是母亲则是完全的个人体验，而不是宣传。
也有的女红军是出于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男女不平等的反抗和包办婚姻的反抗而参加红军的。女红军刘英本来出生于知识家庭，但父亲严重重男轻女，只让儿子读书，不让女儿读书。这刺激起她强烈的反抗心理，通过自学，她考入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该校是由留法归国的共产主义分子创办的免费学校。在这里，刘英接受了革命思想，后来参加了红军。
共产党从创立那天起就主张男女平等，但直到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掌握了大陆政权后，中国的男女平等才真正实现。
中共军队之所以能以弱胜强，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共的军队是一只讲政治的军队。从红军还很弱小的时候起，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被红军自觉地遵守，这种自觉性就是 来自于红军的政治性。
蹇先任讲到一个故事，说当年贺龙的部队在张家湾被敌机扫射，大家躲在橘树林里又渴又饿，敌机的炸弹将橘树上橘子震落一地，可战士们没有一个捡起吃的，而且临走的时候还将散落的橘子堆成堆，便于老乡收走。革命胜利后，蹇先任又回到张家湾，老百姓对红军仍然赞不绝口。这样的军队与到处抢劫的国民党军队比，当然更受老百姓的拥护。有因才有果，红军的这个善因最后结出了人民战争的硕果，淮海战役时的百万小车上前线也是缘于这个因，而不是什么欺骗宣传。现在共产党的宣传为啥不好使，那是因为没做到那。
活着的女红军当中，最令人唏嘘的是王首道的前夫人王泉媛。王泉媛本是中央红军的，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她被派到四方面军的妇女团任团长。后来在西征的途中，部队因为弹尽粮绝被打散，她则受伤被俘。因为她长的漂亮，又是当官的，所以马匪要将她分给一个旅长当二房。她坚决不从，后来在同情者的帮助下和一个女战士千辛万苦地逃回西安。可是根据当时的中共政策，像她这样脱离部队一年以上的人是不能收留的，不管王泉源如何解释，西安办事处也不敢接收她。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王泉媛的丈夫王首道竟然也不接收她。革命的无情和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同样是女红军的王定国给了她们十块大洋，让她们回老家。王泉媛说：我革命后从来没掉过眼泪，无论是负伤还是被敌人拷打都没掉过眼泪，可那一刻，当党再不要我的时候，我哭了。将心比心，可以想象一个那么坚定的革命者，一个视部队为家的红军战士在那种时刻是何种心情。
我后来我在一个凤凰卫视的视频上看到采访她的录像，九十二岁的老人身板笔直，从老人的眉眼中能够想象，当年的她一定是相貌出众的。老人尽管后来一辈子都在乡下，没人知道她的传奇经历，但在她脸上看不到一点委屈、沮丧或委靡的情绪。讲到她与敌人搏斗时，老人边讲边比划着，从中仍能看出她当年的英姿。
说那时的共产党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是一点不夸张的。不过一代人的时间，如今的共产党完全变了样。以前是特别能战斗，如今是特别能腐败。我们见证了这种大跨度的转变，因此，也对历史有了别样的感叹。
读这样的书让我对革命有更多的理解，对那些特殊时代特殊的人有更多的尊敬，也让我更加珍惜如今和平安定的生活。
谢谢指出错误。的确是我记错了。：）
这段话说明他的思路存在内在矛盾：“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受知识成果的制约，不可能有一定的、可预测的规律可循，因此，那些建立在这种历史决定论之上的社会模式设计和大规模社会实践就成为一种一厢情愿的盲动。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该是随着知识的积累过程，通过循序渐进的、可逆的变革来完成的。”，既然没有可预测的规律，社会的“循序渐进”就是一个试错过程，但试错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模式设计和大规模社会实践”过程。问题不是是否社会实践或是不是“大规模”，甚至不是是否“可逆转”，所有的实践都是可逆转的，包括灾难性的共产主义实验，问题是实践之后，你是不是对这个不可预测的规律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如果没有，那么实践就白费了。既然核心思想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大规模实践并不可避免。问题是实践了之后，对这个规律还模棱两可，那么就无所谓”进步“和”发展“。
“波普尔和哈耶克都反对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什么叫“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是如何“自由放任”？
谢谢您现在相信和接受陈永发确实是一位扎实的历史学家，只是您不了解而已，他关于西安事变的说法是学术性的。关于中共农村革命的书Making Revolution是1980年代的，已不是新书，另外，我不写博客，书评一般用英文为学术刊物撰写。请见谅。您的这三篇很不错。
谢谢推荐。希望你写一篇陈永发此书的评论，我暂时没空看，正在看另一本英文书。我读英文不如中文效率高，总要查字典的。
但波普尔是从科学理论高度对这种思想进行了论证和总结。当然他的理论也是借鉴了很多前人的思考。
tone?!
Making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