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71)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亡国诗圣李煜的这句诗可谓道尽了人生的苦痛和人类的愚痴。
在人类所有的情感当中，仇恨是对人类伤害最大，也是最有力量的一种情感。历史上那些翻天覆地的变化，无不是因为仇恨。仇恨、愤怒、嫉妒在佛教中被称为瞋心，是人生五毒之一。
嫉恶如仇、是非善恶太分明的人一般瞋心也重。这样的人适合当革命者和造反者。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如果没有极深的仇恨，怎会有那么大的勇气。战争更是少不了仇恨，仇恨不足，军队则没有战斗力，所以有兵以怒动一说。长期经历战争的人一般心都比较硬，戾气也比较重。因此我们看毛泽东那代人的性格都比较刚硬，对生命也看的不那么重。这是历史共业造成的，不是简单的个人善恶问题。
洁癖也是嗔心重的表现。眼里揉不进沙子，对别人要求太高都属于洁癖。如果我们因为别人的一句恶语或错话，一时的恶念或误解就把这人定为恶人，就是洁癖心理作怪。谁敢说一生中自己就从无一点恶念，没出过一句恶语呢？我知道我是做不到。
嗔心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倾向于妖魔化自己厌恶的一方。这在古今中外屡见不鲜。资本主义妖魔化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妖魔化资本主义，是我们最常见的了。这其实是一种政治媚俗。这种“爱之欲其生，恨之欲其死。”的心态被孔子斥为惑。”
生活中最常见的嗔心是嫉妒心。恨人有，蔑人无是典型的没事找事的自我折磨。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的幸福与否建立在与别人的比较之上则永远不会满足，也永不会得到幸福。幸福感是无法比较的，能比较的都是与幸福无关东西。农家自有农家乐，满足就是幸福。
爱恨情仇乃人之常情，此为人欲。能超脱爱恨情仇则为智慧，此为天理。嗔心太重会遮蔽智慧。西安事变时，中共很多人主张杀掉蒋介石，从情感逻辑看，这些人的要求也是正常的。蒋介石手上沾满共产党人的鲜血，国共十年内战，是蒋率先举起屠刀，才逼的中共走武装斗争之路的。可毛泽东却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超脱了爱恨情仇，以中共和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才爆发出大智慧。所以说毛泽东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的确一点不夸张。
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那是因为她懂的了人性的愚痴，所以心中就没有了怨恨，因此才发出慈悲心。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所以孔子认为他们是得道的先贤。
人做到不抱怨很难，连孔子也抱怨：“莫我知也夫。”可孔子却接着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
很多人因为得不到别人理解而愤恨和烦恼，孔子明白我们常人的心态，怕我们受苦，所以教导我们：“人不知，而不愠，不也君子乎？”
毛泽东说过，这个世界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细想这句话也符合佛教的因果律。凡事都有因果，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可因果是轮回的，一旦恨意产生，这股业力就会牵扯着人堕入无尽的恶报循环。能够摆脱出这个循环就需要极大的智慧。
远的不说，只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斗争就没停息过。每次政治运动都是一批人整另一批人。而那些被整的人很少有心服口服的，他们不吭声只是将冤屈和怨恨强压在心底，等待有朝一日他们得势，就会以同样的方式，甚至是更恶毒的方式来整治对方。这种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故事在中国的历史上没少上演，而今仍然在上演着。
我之所以认为胡耀邦是共产党的良心，就是因为他在平反冤假错案和处理三种人的时候表现出好斗的共产党人难得的大度和宽容。他不仅平反冤假错案时一个不漏过，而且对待三种人，也是以批评教育为主，不搞清算，不留历史污点，而且把所有有关三种人的档案资料都一把火烧了。只有光明磊落，有良知的人才会有这样的胸怀。
恨为阴，爱为阳。恨使人刚硬，爱使人温柔。常怀怨恨，人就容易变得阴郁和浮躁。
常怀怨恨的人不仅释放负能量，增加社会的戾气，而且也是一种自我折磨。当你怨恨别人的时候，折磨的其实是自己的心。谁见过一个心怀怨恨的人活得幸福呢？
生活中我见过很多婚姻失败的男男女女，往往被动离婚的一方会心怀怨恨，偏激的会因为婚姻的失败而对男人或女人失去信心，甚至将人生都看得灰暗了。但有人却会从婚姻的失败中看清自己，从失败中增长智慧。两种不同的心态决定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幸福指数。
摆脱嗔心并不意味着完全不起愤恨和恼怒心，而是不把愤恨和恼怒存于心底，不被嗔心所控制。仇恨入心要发芽，怨恨太久会让人格扭曲，自己的生活也被毁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灭了吴国，但自己也变成了刻毒小人。宽容的冉阿让与复仇的基督山伯爵哪个活得更坦然，死的更安详呢？
老子讲以德报怨，常人很难做到，所以孔子主张以直报怨。以德报怨，有点不讲是非，而且不接地气，而以直报怨，则既强调了人间正义，又摈弃了为嗔心驱使的报复心理。
从怨恨、嫉妒、愤怒的地狱中解脱自己，不是靠忍耐，而要靠爱和修行。而修行就是灭除小我的过程。将那颗满含悲苦的小我之心融到无边无际的宇宙之中，悲苦就会消失，喜乐将永驻。我虽然没有做到完全消灭自我，但在这个追求的过程中就已深深受益。随着心量的扩大，烦恼越来越少，心越来越容易满足。因为持久的幸福来自于心的平安和无私的爱。
正如克里希那摩提所说：“让你的心中充满感情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的心中一旦有了爱，你就不会去破坏，你也不会无情与残忍，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战争了。然后你就成为一个快乐的人，因为你很快乐，所以你不必祈祷，也不必寻找神，因为快乐的本身就是神。”
人性的愚痴就是跳不出冤冤相报的死循环。今年你强可以灭了他，明天他强也可以灭了你，所谓的是非正义在对方的眼里都是相反的。
如果固执的认为自己的观点绝对正确，别人的绝对错误，就很容易产生对立意识，而对立意识则是恨意产生的根基。文革时的大辩论，一开始不同观点还能平和交流，可后来因为谁也说服不了谁，语言就变得激烈，最后则是拳脚相加，动刀动枪了。有时我就想，现在在网上争的口沫飞溅的人，如果放到现实中，会不会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呢？会不会真刀真枪地干起来呢？我们常说文革遗毒，可往往批判文革遗毒最激烈的人却深受文革遗毒的毒害。思维方法不改变，偏执心态不矫正，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如今国内一些网上的语言暴力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无法正常交流的地步。而语言暴力并非毛左的专利，也是那些反文革反毛共的人的利器。一个国家为嗔心戾气所充满，动乱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这个世界之所以冲突不断，皆因人的认识千差别万别，认知能力参差不齐，而且沟通很难。试图用自己的观点来说服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别说是在论坛上，就是在自己家里说服自己的子女配和配偶都是不可能之事。比如我太太的一个朋友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可她却无论如何说服不了她的先生也信基督。所以，我从来不奢望在论坛上说服什么人，偶尔写个帖也只是表达自己的观点或回忆一些往事而已。
我们的古圣先贤最英明，他们只教那些想求知学道的人，而不强迫那些不想学的人接受自己的思想。孔子虽然主张有教无类，但前提是要先给他送十条肉干做见面礼。孔子并不是图这点微薄的见面礼，而在意的是弟子的求道之心。
有一个故事，说唐代的一位声名显赫的文学家兼儒家学者对佛教非常反感，而她的夫人又恰恰是一位虔诚的佛家居士。每次夫人劝他读读佛经，他都不屑一顾或嗤之以鼻。可有一天，他无意间溜达到夫人的案头，扫了一眼夫人摊开的《金刚经》之后，则一发而不可收。其状正如武则天那首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甚深意。”后来这位名士成了一位佛门高僧。
中国的道家、佛家也鲜见有谁出门招徒或登门传教的，因此钱穆将我们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概括为“只有来学，而无往教”是非常精当的。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我们的古人是非常尊重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
东西方文化最大的差别不在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认识程度，而是认知的方法。西方的认知方法是以逻辑思辨和实证知识为主，他们通向真理的道路是知识的积累。而我们东方的认知则偏重于个人的修行，即所谓的格物致知。前者导致了科学的发展，成为今天物质化世界的强势文化，而后者则遇到几千年未见之大变局，其文化的内在价值逐渐被边缘化。
但世事无常，人间正道是沧桑。人类在越来越多的道德困境面前，在越来越富也越来越不安的现实面前，对智慧的呼唤会越来越强烈。也许，东方文明在沉睡了一个多世纪后，会在后工业化时代重放光明。
恨可以改变世界，但却无法带给世界平安和幸福，唯有爱，无私的正见，才是保证人类持久和平幸福的力量。
你不知道陈永发确实不是大事，因为你不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
是人都有情绪的，但如Niersi所说，能当下觉知就不会酿成大错。
周末好！
谢谢指出错误之处，有好几个网友也指出了。我只是觉得这句话做此文的题目比较贴切，取了字面意思，没深想。我应该将开头一句去掉就好了。我文学修养比较差，对李煜的诗更是没什么研究，本不该引用他的诗的。
周末好！你说的没错。人不可能不起嗔念，但能当下觉知就不会产生恶果。我对修行的理解与你说的南传佛教相近，时刻省察自己的起心动念，觉知自己的有私无私就是修行。就怕被嗔心控制了自己还不知道。：）
哈哈~~ 有瞋心时觉知瞋心，有爱心时觉知爱心。觉知心念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觉知万事万物 as it is，就是我们南传佛法的修行方法呢。
祝好~~~
好文，共勉，周末愉快。
我们最好只讨论历史事实的问题，陈永发何许人，我不知道，但根据你援引的那段话，我觉得那不像一个历史学家说的话。你上个贴并没说有什么注脚。
不管毛是不是得道高人，西安事变的处理方式至少说明当时的毛是合乎道的。实事求是是我的一贯态度，和崇拜无关。
对毛的崇拜控制了您,成为一种"执着心", 破掉这层执着,您的思维会上一个更高台阶..."西安事变之前，红军东征时，毛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 谁最早主张统一战线,《黄药眠口述自传》对此有清晰的描述,建议您找来读读.
陈永发的书在这句话后有很长的脚注,可以支撑这个观点,只是我没有把脚注也抄上来...如果您实在需要,我也可以抄上,但如果您实在不能接受,那我也没有办法..我想说,您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不必说陈永发写小说...陈是一个完全严肃负责和扎实的历史学家,其英文专著在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界很有影响,您这样说不仅固执而且显得无知了.
“西安事变的发生，完全出乎中共意料之外。毛泽东在得到消息的刹那之间，还是被复仇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主张把蒋中正交由所谓人民法庭审判...但是...如何处置蒋中正,中共并无决定性的发言权”,陈永发的话属于主观臆测。他怎么知道毛当时的反应？这有点像写小说，而非历史。
西安事变发生在12月12日凌晨，13日中共就召开了会议研究处理方针，而且已经决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但遭到党内一些高层的反对。当时王明还在莫斯科，斯大林还不知道事变呢。斯大林的指示是17日发出的，斯大林的指示只是消除了中共党内的争执，为毛的决定做了背书。当然，也有人说这些是中共造的假，比如李德。张国焘的回忆录和王明的回忆录我都看过，但他们的话都不太可信。尤其是王明的话，明显有迫害妄想症倾向。但西安事变之前，红军东征时，毛就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所以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合乎逻辑的。当然，毛是从策略考虑还是民族大义的考虑这都是猜测，但我个人习惯从善意去猜度人。所以我举了毛的例子，毕竟毛没有被仇恨控制。
读过的资料很多，先奉上手边和能想起来的，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巨著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中提到西安事变：“While they debated and awaited Moscow‘s reaction--as they had told Zhang Xueliang they would have to do--a long telegram， believed to have been drafted by Stalin himself， reached Mao Zedong， Zhou Enlai， and the other Communist leaders”（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W.W. Norton sand Company, 1999）,p.408. 注意,此处所说的是领导层都在等待莫斯科指示。这里的负责人除了毛,周二人还有洛甫（张闻天）和博古，以张闻天为总负责人。 关于毛当时对蒋的态度，可参看张国焘《我的回忆》。分歧无非是策略的分歧，不必道德化。毛泽东和洛甫，刘少奇关系的演变，参见高华《毛泽东与1937年的刘，洛之争》（网上可查）。关于王明回国，共产国际的抗日主张和八一宣言，印象中《黄药眠口述自传》有提到，而且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谢谢再次回帖。能告诉我你是从哪了解的这段历史吗？我也找找看看。我们的分歧现在是在历史事实上。
互相学习。：）
焕华好！谢！
我是就是论事，单就西安事变这件事。你是用文革和毛建国后的偏激来否定毛建国前的英明，也欠妥吧？
历史事实是中共先决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斯大林的电报是三天后才到的，如果我掌握的历史没有错误的话。应该说是两方的意见不谋而合。我只是就是论事，并不对毛一生做评价，毛不是圣人，他有爱恨情仇很正常，但在西安事变的关键时刻，毛的确表现出伟人的气魄。
我真的不想侮辱作者，但作者也不能侮辱读者啊！
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