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里森大爷在微黄的阳光里仰着脸眯着眼,说:“玛瑞安妈妈还要过会儿才回来。”九月的阳光,在下午四点的山区,温度恰恰好。他坐在门廊上的藤椅上,轻颤着手点上烟,说:“我们有时间。”
克西娅开始做问卷,我把录音机打开,然后百无聊赖地开始东张西望。门廊和窗台上斑驳的白漆下面露出陈旧的木头。从破了洞的纱门望进去,昏暗的客厅里正对着门摆着一台老电视机。电视开着,可能是因为没有有线的缘故,画面跳动不定。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访问,我有些倦了。
“她回来了!”莫里森大爷坐起来,把还没有抽完的烟头扔过门廊的扶拦:“姑娘们,可别说啊。”一辆风尘仆仆的匹卡在泥土飞扬的车道上停了下来。莫里森大爷迎过去,先给玛瑞安一个拥抱,然后绕到另一边,把车门拉开,夸张地叫道:“我的大小伙子在哪儿啊?”他从车里抱出来一个咯咯笑着的小男孩。玛瑞安走过来,说:“怎么也不让客人进屋里坐?”莫里森大爷说:“哦,她们是从雅典城来做那个什么调查的大学生。”克西娅忙说:“我们就快好了。”玛瑞安依然说:“来,进屋。”她正要进门,突然转头看着莫里森大爷,声音尖了上去,圆脸拉了下来:“佛雷德。莫里森,你又抽烟了。”莫里森大爷一付无辜委屈样:“没有啊。”还是克西娅反应快:“不好意思,是我,是我。”
坐在客厅里,克西娅和莫里森大爷继续做问卷,玛瑞安给每个人端来饮料和饼干,然后在我身边坐下,大声抱怨说:“佛雷德总不听话。医生叫他不要抽烟,他就偷着抽,跟个小孩子一样。”玛瑞安又说起看医生的不便:“得开二十多英里才到那个小诊所,他要咳嗽喘得厉害了,就只得开一个多小时去雅典城里的医院。”我的眼光落在沙发上。看得出来玛瑞安是个很会过日子的女人。旧得厉害的沙发上盖着手织的网巾,倒还看得过去;只是人坐上去一下子就到了底,不太舒服。我抬眼触到玛瑞安的眼光,有些不自在,忙说:“你孙子可真可爱!”玛瑞安看着在电视机前转着频道玩的男孩子,笑了:“你是说罗比?他可不是我的孙子。他是我的曾孙子。”她头上浅棕的头发已经被白发侵蚀了大半,可是玛瑞安瘦小的身体给人的印象是精力无限,和我想像中的曾祖母是不搭界的。“啊,在我们中国,你可以说是四世同堂,有福气的。”
玛瑞安想了想,说:“福气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不过我家四世可不同堂。罗比的妈妈生下他就跑了。我女儿在雅典城上班,罗比的爸爸又在这里和查尔斯顿之间跑来跑去打工,罗比基本上就是我和佛雷德帮着带大的。去年他妈妈回来和我们打抚养权官司,结果现在罗比一周在我们这里四天,在他外婆那里三天。”我听得出了神:“那他妈妈?”玛瑞安鼻子里出了口气:“她,又跑了。”她语气稍微软下来说:“她有毒瘾,戒了好几次,也没成。”
克西娅转过头说:“我们做完了。”玛瑞安收拾杯子盘子,我帮她端到厨房里。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虽然我能看得出灶台和冰箱都很老了。玛瑞安把杯盘放进水池里。“我来帮你洗!”我说,看出她没有洗碗机。“不用不用,”她把我赶到客厅里。克西娅和莫里森大爷正谈得欢。“早上大伙儿准点地出门,一溜儿坐上班车上矿区,下午再一起回来,热饭热菜等着,晚上都去镇上那个酒吧。我还是单身小伙子的时候,玩得过头。。。”玛瑞安正好出来,哈了一声,说:“又吹牛?下面该说有多少姑娘围着你转了。”莫里森大爷嘻嘻一笑:“我还不是围着你转?”老两口打情骂俏着,我和克西娅就站起来告辞了。
克西娅倒着车,我把手伸出车窗,向站在门口的莫里森一家挥别。我们开上了穿过小镇的柏油路,克西娅小心地回避着路面的坑坑洼洼。我看到从早上起就在路边修漏水的下水道的爱德还在埋头干活。克西娅停了车。“拜拜,爱德!”我冲着他大叫着。爱德是小镇的镇长兼维修员,也是我们这次调查的联络人。爱德抬头站起来,在飞扬的尘土中走到车边:“这该死的下水道,明天非逼着水电公司的人来修不可。你们要回去了?”“恩,我们的问卷都做完了。”爱德欲言又止,拍了拍车门,说:“开车小心!”我看着他晒得黑红的脸,有些不忍地说:“谢谢你,爱德,谢谢你做的一切。”他笑笑,挥手道别。
我看着他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的身影,对克西娅说:“真希望我们能做些什么。”克西娅瞄了我一眼,说:“这不过是个课堂作业。给他们虚假的希望还不如不给他们希望呢。”“可是,这不杰西。杰克逊把阿巴拉契亚的贫困区提到全国大选的日程上了吗?”“那又怎么样呢?把咱们的问卷结果寄给他的办公室?政客的话你也信?”我知道她的潜台词是“你怎么那么天真”,便不说话——我对美国的政治是一窍不通。克西娅可能也觉得自己的语气太硬,缓了缓说:“阿巴拉契亚的问题,不是一两个政客在CNN上讲讲就可以解决的。象莫里森大爷,大半辈子在煤矿上做,得了黑肺病,身体都毁了,可是还向往矿场关闭前的好日子。你也看到了,镇上除了老人就是孩子,年轻人都往大城市里跑。这里多年平顶开矿把山毁了,没有农业,没有工业,没有基础建设,没有现代生活的设施,和第三世界可能也差不多吧。”我暗地里想,哦,你是没有见过真正第三世界的贫困,差的远了。不过在美国,可能对比比较强烈罢了。
到雅典镇时天色已经开始转暗了。我们顺着西联街开进主街,突然看到许多穿着黑西装的大汉,在这个小大学城的街道上显得及其突兀。克西娅呀了一声,说:“明天希拉里。克林顿要来给她老公助选。”“那你去不去看?要不要咱们早点去占个好位子?”她摇了摇头:“我从不投票。如果这个制度不改变,我是不会参与的。”“可是你不参与又怎么能改变这个制度呢?”我还残存有多年前参加学运的民主热情。克西娅把车停在我住的小楼门前的车道上,她的脸在暮色里严肃得有些忧伤:“你知道六十年代在伯明翰的黑人教堂爆炸案吗?“我点头。那次三K党的行动炸死了四个黑人小女孩,而克西娅是在伯明翰长大的非裔和法裔的混血儿。“我那时候还小,每天晚上不敢睡觉,不停地做恶梦。那几个三K党帮凶一直逍遥法外。如果这个政府不能保护我,那它就不是我的政府。”她身子靠在椅背上,很疲倦的样子。
我和克西娅挥手再见。山间傍晚的风凉爽宜人,我站在车道上,想起当我问克西娅她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时,她说:“我也不清楚,可能是革命吧?”她有些倦怠而自嘲地笑了。革命?我对自己摇了摇头,突然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两个社会的边缘。而做边缘人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不做选择,而且不需要对自己的不作为向自己和别人解释。这个阿巴拉契亚的问卷调查,真的就只是一个课堂作业罢了。而我知道我和克西娅会得A的。
这不是在国内腐败得厉害,回来的飞机上非常地有负罪感,连忙给美国的劳苦大众造点声势吗?
美国的地名都是早期移民思乡心切,胡乱地把他乡当故乡了。在美国叫雅典,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的地方挺多。美国人起地名没有什么想象力。
开始还以为是在希腊,原来美国还有叫雅典的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