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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饭时,我和来自台湾、韩国、印度等地的几位同事常坐一起聊天。前日台湾同事说,有一位韩国爸爸为他三个儿子起的名字,串起来就叫做“我爱大韩”。
韩国同事一听便说:“不好,不好,一切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东西都应该去掉,这个世界应该是无界的。”
这位金姓同事并不是第一次说出这样的看法,不久前他还说:“所有旗帜都应该去掉,这个世界不需要旗帜。”
金同事嘴里的旗帜,就是那些象征着国家、民族或意识形态的旗子。台湾同事当场就拿我当靶子对金同事调侃说:“你说不服玛格丽特(指我)的,她很爱她的祖国哦。”
没错,就当今讲,金同事的观念显得有些过激,地球村里的无界也不一定非要破除所有的旗帜。首先,除了政治、经济以外,国家、民族也和文化、文明相联系,而文化的东西是应该要保护的。第二,国家和民族也是一个人自我认知的依归、依托之一,是一个人所从来路上的一环:对我来说,“我”来自家,家来自国,国来自地球,地球归结于上帝……
可话又说回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思想难道不是从古到今许多人们的理想吗?美国国歌唱到:上帝之下,一个国家。同理的结论就是:上帝之下,一个地球村。我们几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同事,对特朗普总统有着同样的批评,因为,从世界要走向大同的意义上讲,特朗普的关卡关垒言行刚好是倒行逆施。
在美国国内,也有迫切的“大同”的问题。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多移民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理想的方向应该是大家互相理解、包容,平等和谐地共处,但是这个国家内部不同族类之间却时有冲突出现,这种冲突甚至延伸到了不同肤色的警、民之间。
这种冲突也影响到了我。在美国生活的很长时间里,我对警察一直都怀有一颗尊敬和爱戴感恩的心,因为我知道,社会治安是他们在维持,而他们的工作,却常常是不安全的。
经过了几次大的警察误打误伤事件,近几年来,我对警察悄悄生出了另一种感觉,开始对他们有所畏惧。每次经过警车,我都会夹着两只手,目不斜视,唯恐他们误会我有威胁。走出几步远了后,我仍然惧怕背后会突然枪声响起,让我一命呜呼。
昨天傍晚雨后放晴,我出去散步。走入街对面的公园,赫然发现公园边沿处停着一辆警车。一方面,我知道他是在那里值勤,保护公园的安全;另一方面,我又惧怕他把我当作目标。那时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只有我这个亚裔女人。我在园里呆了颇长一段时间,动作尽量缓慢平和,尽量避嫌。最后,等拍完夕阳照后,我徐徐地走出公园。
我刚刚步出公园,那辆警车便呼地开走了。我对自己做了一个鬼脸,竟然疑惑:噢,他一直停在那里不走,是在保护我呢?还是在监视我?现在想起来心中也是感恩与惧怕参半。
精神是不是有些分裂、心态是不是有些扭曲了?一个社会让一个良民生出对警察的恐惧忧虑感,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了。我在想,如果我们摒弃大同思想,有意无意地加深族群间或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区隔,那么,这种恐惧和猜忌恐怕不会只是存在于一个国家里的警民之间,这种不和谐也会演化出冲突混战。当今的世界,难道不就是这样的吗?
在我们社区的一条大路上,一栋公寓大楼门前插着一排颜色鲜艳的彩旗,不时地迎风招展,甚是美丽壮观。工地上和沙漠探险路途中,也可以看到大小各种旗帜。那些旗帜只用于人们之间的互相协调帮助。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期待有一天,所有的旗帜上都没有任何印记,而只有蓝天白云和彩虹的色泽。到了那个时候,旗帜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样,只代表欢乐与和谐,而再没有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