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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有一位读者一口气读了我的许多作品:《不能讲的故事》、《银女》、《最后一个女人》和我的新作《吉女花》等,给我留了这么一句话:“虔谦成了真正的女人代言人。历史跨越巨大,故事细腻连贯。篇篇动人心弦。”他还没有读我的《二十九以前,不要结婚》。
不说受宠若惊,他的话对我有些振聋发聩。我在接受江少川教授采访时,还觉得自己对女性题材重视不足。其实我在自己不注意的时候,竟做了“女性代言人”。
迄今为止我所有小说按侧重点不同可分为两种类型:写人和写事(小说两样都得有,我是说侧重点)。前者以《不能讲的故事》为集中和成功的代表。后者我认为是写于2008年,修改于2013年的《二十九岁以前,不要结婚》(原名《…不要在29岁以前结婚》,那部小说主要写的是无爱情的婚姻。
《不能讲的故事》所塑造的芦花我认为是有经典意义的。我在《回忆我那不能讲的故事的激情岁月》里写道:
“我那激情,为的是我的女主人公芦花和她的命运,她的情爱,她身边的男人和亲人。我那激情,为的是芦花一生的苦难和悲欢离合,为的是她的宽容、善良,坚韧、爱和付出。
《不能讲的故事》的难以超越处,在于芦花这个人物的难以超越。芦花这个人物,简单,朴素,完美并撼动人心。”
“神啊,给我一个芦花 ……” 芦花是一个时代中国女性的优秀代表,中国女性在苦难中所迸发出来的人性光辉的集中体现。
后来我写了长篇小说《二十九岁以前,不要结婚》 (2013年最新版正在搜狐热传)。这部小说以写事为重心。我现在打心里认为这部小说不输给《不能讲的故事》。 2008年底在读者对小说女主人公彭惠的评论热潮中(抨击的为多),我写了《彭惠拿什么和芦花比?》一文。文中写道:
“其实, 彭惠和芦花都是女人, 所以本质上她们的同处多过她们的异处。 我认为她们的异处, 更多的是标志着不同时代的印记。
首先, 芦花是被卖的孤女。 这一悲惨身世本身就能引起人们的极大同情。 但是芦花的悲惨还不止于此, 无辜的她二度遭遗弃, 她的人生也从此进入旋涡和飘零。
第二,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年代里象芦花这样的农村妇女, 并没有自由恋爱的观念。 有的只是嫁鸡随鸡, 逆来顺受的伦理反射。
第三, 芦花真正的魅力在于她冲破了这一切, 超越了命运的不幸、世道的艰辛和生活时代的局限。 芦花人性里的全部美丽, 是在那不幸和艰辛中层层展现出来。
反过来看彭惠。 她处在与芦花完全不同的时代。 一个女性爱情已然觉醒的时代。 彭惠的早恋一方面表现了她人性的纯真和早年性格的明快勇敢, 另一方面也是这个时代女性觉醒的鲜明标志。
女性觉醒的一个重要表现, 就是女人的天地不再仅仅是丈夫和孩子, 她有自己的工作、职业、 兴趣爱好等等。 这些女性生活的要素可能会和她的爱情生活形成矛盾。
女性觉醒的另一个重要表现, 是女人对爱情的深度和高度追求。 这种追求, 是有年龄局限性或者说敏感度的。
但是彭惠的故事不止于此。 和芦花一样, 彭惠本质上是个纯真、善良和自律的女人。 因此她和林文杰的婚爱过程也是她的良善本性和她的情爱追求之间近乎残酷的交战过程。 最后她明白了婚姻的本质。 她明白了婚姻可以是真爱的结合, 也可以不是。 但是无论如何婚姻有着神圣的责任和家庭亲人纽带。 婚姻里头可以没有爱情, 却一定有爱。
我个人觉得彭惠这个人物在层次上要比芦花立体一些。 她的不尽完美性构成了她的立体性。
芦花和彭惠同为女人。 在她们的身上我能看到女性跨越时代的恆古美德, 那就是善良和自律说到忍耐。 彭惠的忍耐性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意识的成熟而成熟的。”
短篇小说《银女》写的是大众情人。因为是大众情人,在社会的眼里可能是不贞不洁的,但是小说描写了一个实际上充满了女性美的少女。小说的结尾是童话式的。这部小说收入晋江小说集《重奏》(海峡文艺出版社2013年)。
《吉女花》还在创作中,字数将会在八万字上下,是长中篇或者说小长篇。她描写了杏真从纯情少女如何被迫从娼,她的遭遇对其女儿命运的冲击等等。小说涉及娼妓、牢狱和拆迁,是我关注社会和社会底层的又一个尝试。《吉女花》的另一个尝试在性的描写上。饮食男女,性是人(人生,人性)的一部分,文学作品涉及性是自然的,关键在于怎样涉及。该小说这方面的描写应该说是我作品中较为成熟的。它含蓄洗练,有睛无龙,传达神而不是形。
从芦花,到彭惠,到银女再到杏真(从懵懂时代的纯美,到成熟时代的挣扎再到改革前后的风霜,注意,不是风尘),就是我女性形象的大致脉络。应该说难度都相当的大。除了生活经历、积累和沉淀外,写芦花靠的是难以再现的激情和作者本人的人性外化,写彭惠靠的是硬弓强拉的写作韧性和认真态度,银女透露出作者的理想主义女人观,写杏真和写《阿葱寻妹》、《痕》、《晨芳2112》、《朴山男孩》等一样,从一个新的层面、以新的时代背景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和底层人物,尤其是女性的关爱。
值得一说的是,除了《晨芳2112》外,以上所有作品,它们的地点背景都是闽南,我最熟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