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重大历史之谜图考(第二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徐作生著)记录作者亲自踏勘历史遗迹，考述历史谜案，解析史上历史悬案，如勾践范蠡被拘的牢狱在淹城，蜀身毒道勘察图录，秦始皇传国宝玺之迷等。是一部专解中外历史重大悬案的专著。 秦始皇宝玺成疑团 据文献记载，从秦代开始，天子印独称玺，又独用玉，臣下不能用。一些专家指出，秦代皇帝印玺至今未见，不详其是否符合史载，但就目前所见到的秦官印，确实都自名印而不称玺。 概而言之，玺是封建时代皇帝的宝印。在无数宝玺中，秦制“传国玺”被称为天下共传的“至宝”。几千年来有关它的种种传说无不充满了神秘的色彩，甚至在两千多年后的1924年11月，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宫时，警察总监张璧和鹿锺麟等还在追索这块“历朝相传的金镶玉玺”。 传说春秋时，楚人卞和在荆山(今湖北南漳县)见凤凰栖落青石上。古人曾有“凤凰不落无宝地”之说，他将此璞献给楚厉王，经玉工辨识认为是石块。卞和以欺君罪被砍去左足。楚武王即位，卞和又去献宝，仍以前罪断去右足。至楚文王时，卞和抱玉痛哭于荆山下，文王命人剖璞，果得宝玉，经良工雕琢成璧，人称“和氏璧”。
传国玺印文之一:毕景儒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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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玺印文之二:向巨源本 四百年后，楚相国昭阳，灭赵败魏，威王将和氏璧赏赐昭阳。一日，昭阳率百余宾客游览赤山，席中应众人之请，出璧传视。其时山下深潭有丈余长大鱼及无数小鱼跃出水面，众人争睹奇迹，及至散席，和氏璧不翼而飞。当时未发迹的纵横家张仪，正在昭阳门下，众疑“ 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璧，共执张仪，掠笞数百”，但和氏璧终无下落。“盗窃犯”是谁？至今尚未“破案”。 五十余年后，赵国太监缪贤偶以五百金购得和氏璧，赵惠文王闻讯，将璧占为己有。 秦昭襄王获悉和氏璧在赵，假以十五城换璧。赵王无奈，遂派蔺相如怀璧使秦。蔺不辱使命，设计“完璧归赵”。六十一年后，秦灭赵，和氏璧落入秦国。 秦嬴政统一中国，称始皇帝。皇帝宝玺自然要选用天下绝无仅有的宝贝。于是始皇命宰相李斯磨和氏璧作皇帝玺，并想代代相传，因此称为“传国玺”。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乘龙舟行至洞庭湘山，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抛传国玺于湖中，祀神镇浪。八年后，使者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曰:“为吾遗滈池君”，传国玺，复归来。其事真假难辨，成为千古疑团。 刘邦率兵入咸阳，秦王“子婴上始皇玺”。刘邦称帝“服之，代代相受”，号曰“汉传国玺”。 西汉末年，王莽篡政，小皇帝刘婴仅两岁，玺由王莽姑母汉孝元太后代管。莽命弟王舜进长乐宫索玺。后见舜怒斥:“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乘便利时，夺取国玺，不复顾恩义，如此者，狗猪不食其余！”随即将玺“投之地”。传国玺被摔缺一角，经黄金镶补，但终难天衣无缝，天下至宝，从此留下瑕痕。光武中兴，“莽败，李松持玺诣宛上更始”，后归刘秀。东汉末期，十常侍作乱，汉少帝夜出北宫避难，仓促间未带传国玺，返宫后传国玺查无下落。 不久，“十八路诸侯讨董卓”，长沙太守孙坚攻入洛阳，从城南甄官井捞出宫女的尸体，在项下锦囊中金锁关闭的朱红小匣内取出玉玺。玉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旁缺一角，以黄金镶外，下有篆文:“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此文传为李斯所书。孙坚获传国玺，心生异念，但不久阵亡岘山。袁术乘孙坚妻吴氏扶榇归里，“乃拘坚夫人而夺之”。袁术死后，其妻扶棺奔庐江，广陵太守依袁术先例抢传国玺献曹操。三国鼎峙，玺属魏。三国归晋，玺传晋。 西晋末年，五胡十六国更迭频繁。传国玺像是被猎犬追逐的猎物，被不停地争来夺去。每一次的交替易手，就伴随着一场血腥的残杀。晋怀帝永嘉五年，“玺落前赵刘聪”之手。东晋咸和四年，石勒灭前赵，玺属后赵。冉闵杀后赵石鉴，夺得传国玺。公元三五二年，慕容俊克邺城，宣称闵妻已献传国玺，封其为“奉玺君”，改年号为“元玺”，建大燕国(即前燕)。其实当时传国玺已被濮阳太守戴施偷献于晋穆帝，慕容俊只是导演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骗局，妄想以所谓“天命”来维持其统治而已。传国玺归东晋后，经刘宋、齐、梁、陈、隋，最后落入唐高祖李渊之手。从此，玺改称为“宝”。 传国玺从发现和氏璧始，传至唐末，计一千六百二十余年，像这样被历朝传递一千多年的历史文物，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令人可惜的是，传国玺于五代时突然失踪。宋太祖“陈桥兵变”受禅后周，仅获后周两方宝印，未获传国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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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国玺印文之三:蔡平仲本 宋元明清真假宝玺层出不穷 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极力宣扬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因此，在宋、元、明、清，均有真真假假的“传国玺”不断问世，屡经发现。如:宋绍圣三年，咸阳段义于河南乡掘地修舍，获一方“色绿如兰，温润而泽”、“背螭纽五盘”的玉印。经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官员“考证”，奏称哲宗为“真秦制传国玺”。 明弘治十三年，鄠县毛志学在泥河滨得传国玺，由陕西巡抚熊翀呈献明孝宗皇帝。但孝宗疑其伪“却而不用”。 明末，相传由元末元顺帝带入沙漠的传国玺竟被金太宗于“上年八月得元代传国玺于元裔林丹汗之苏泰太后”，太宗由此“乃定立国之计”，改“金”为“清”国号。 清初，故宫交泰殿藏御玺三十九方，其中一方“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的玉玺被人称为传国玺。公元1746，乾隆皇帝从中钦定二十五方宝玺，将此方宝玺剔除在外。由此可见，这是一块伪造的赝品。 宝玺传说 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11月，末帝李从珂见大兵压境，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和皇后携传国玺登上元武楼自焚而死，从此玉玺下落不明。 又过了大约二百年不到，南宋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古都咸阳有一个叫段义的古董商，他在城内一家店铺里看到有枚古玺，烨烨有光彩，遂驻足杷玩。 段义虽为商贾，却很有点学识，他见这枚玉玺的螭钮不同凡响，又见玺文如鸟兽虫篆，于是以重金购下。通过店铺老板，段义打听到，这枚玉玺的来历是这样的:河南乡(疑傍咸阳的渭水南岸，笔者考述)乡民刘银材要扩建房舍，他和家人在自己的宅基掘土时，无意中挖到了这枚玉玺，当时已近傍晚，玉玺出土时闪光透亮，人皆异之。段义虽然不识印上的文字，但他猜想这是一件至宝，于是连夜赶到京城，把它交给了礼部的大臣。 第二年，也就是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宋哲宗颁诏，命礼部御史台“以下参验”，对这枚玉玺进行鉴定。 一直到了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经过翰林学士蔡京等十三名大学问家一年半时间仔细研究，考证总算有了结果，这13名官员的奏书是这样写的: “按咸阳县民段义所献的玉玺，色绿如蓝，温润而有光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玺印上端)有五龙相盘的螭钮，钮间有小孔，用以穿丝绶。又得玉螭首一，白色膏，亦温润，其背亦螭钮五盘；钮间亦有贯组小孔，但无文字，与玉玺大小相同。” 在奏书的结尾一段，蔡京等认为: “臣等以历代正史考之，玺之文曰‘皇帝寿昌’者，这是晋玺；曰‘受命于天’者，这是后魏的玺印；称作‘有德者昌’的，是唐玺；‘惟德允昌’者，石晋的玺。只有称‘既寿永昌’者，才是真正的秦玺。今得此宝玺于咸阳故宫一带，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文与李斯小篆的风格正合。饰以龙凤鸟鱼，乃虫出鸟迹之法，它跟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非汉以后所作明矣。” “今陛下嗣守祖宗大宝，而神玺自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天之所畀，乌可忽哉？汉晋以来，得宝鼎瑞物，犹改庙改元，况传国之器乎？其缘宝法物礼仪，乞下所属施行。”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里，不仅对传国玺下了肯定的定义，断为真玺，而且还建议皇帝举行庆贺大典。 哲宗皇帝接受了这些老学究的建议，并下诏礼部、太常寺“按故事详定以闻”。 礼部官员奏道:“五月朔，故事当大朝会，宜就行受宝之礼。依上尊号宝册议，有司豫制缘宝法物，并宝进入。俟降出，权于宝堂安奉。” 按照传统义规，受玺的前三日，差礼部官员奏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受玺的前一天，哲宗皇帝在内殿不上朝，整天必须吃斋，不得荤食。京城的街口墙上醒目地贴着“天授传国受命之宝”的文告。 迎玺的这天终于到了，一大早，皇宫内的大庆殿装点得金碧辉煌，哲宗坐在龙椅上，接受百官的朝贺。段义身著皇帝亲赐的金织衣袍，手捧披着红绸的金匮，在蔡京等十三名文官的簇拥下，缓步走上殿去。哲宗接受传国玺时，深有感慨地说道:“这枚传国之宝历经劫难，今天终于回到大宋朝廷，这是一种好的兆头。朕御服其玺，世世传受！” 笔者曾看到一个叫“柯林”的网民所发的帖子，他在一篇题为《沧桑世事》中写道，据民国年间，时任蓝田县县长、喜好玉石收藏的童冠文推考，传国玉玺可能被五代的冯道私藏。但是，该网民的帖子无任何出处。 冯道，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辽的大臣。字可道。瀛州景城(今河北沧州西)人。唐末，冯道事幽州刘守光为参军。刘守光败后，冯道事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掌书记。李存勖即位，以冯道为翰林学士。明宗时任相。冯道历五朝十一帝，不离将、相、三公高位，容身保位，未尝谏诤。晚年自称长乐老。 尽管“柯林”的说法没有来源，笔者亦姑妄存录，以供好事者一哂。 后唐主李从珂与曹太后刘皇后等在亡国之际，登玄武楼自焚而亡之时，冯道正是当时的重臣。唐废帝李从珂时，冯道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李从珂在玄武楼自焚而死，传国玉玺自此不知去向，莫非传国玉玺被冯道收藏？这时，一个更大胆的想法使他(即童冠文——笔者注)心头为之一震，传国玉玺会不会就在冯道的墓中？这样一想，他心头的疑云便一点一点地散开了，立时感到云开日出，豁然开朗起来，看来传国玉玺很有可能就在冯道的墓中。 原来冯道不仅是一个善于观望形势、舍弱趋强、无所建树的大官僚，而且还是一个私藏国宝、老谋深算的人。他把传国玉玺私藏起来而没有献出来，大概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也许即使献出来他也不可能当更大的官了，他深知自己的官职已经够高了，纵使献宝邀功也是白搭，所以便藏了起来。而他死后，却让这稀世珍宝陪伴着他那丑恶的肉体，成为千百年来的一大迷踪。 750) this.width=750" />
传国玺印文之四:蓝田县志本传国玺印文及螭纽版本 查阅《蓝田县志》，其上记秦始皇传国玺之形制，有五个不同的版本。 一为毕景儒本，印文曰“受命之天，皇帝寿昌”。字体与李斯鱼虫篆不类。毕本在印文旁有二行说明，其文引《辍耕录》云:“或谓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或谓玺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盖秦别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一玺，又非元成宗时所得。” 二为向巨源本，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图旁亦有注云:“石得于乾之永寿。高尺，径三寸二分，深八寸七分。容七升二合。无铭识。按此亦吕与叔先生所藏，故入志。”此一版本最为关注者。 三为蔡平仲本，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图旁无注文。此图与向巨源本接近，但印文篆体不如向本丰满、遒劲，笔划较简，似仿制向本所为。 四为蓝田县志本，笔者翻阅清代旧志时，在方志的扉页上，竟然看到传国玺还有一个版本，故暂时名谓县志本，考其印文，发觉系仿制毕景儒本，现姑妄存之。 五为螭纽本，除去上述的三幅图，县志中还有螭钮一个版本，考其图，与其说是五龙相交，毋宁说是两个阴阳相抱的太极图更为合适。图中有注云:“秦传国玺，以蓝田水苍玉为之，刻鱼、虫、鹤、蟮、蛟龙，皆水族物。大略取此义，以扶水德。秦得蓝田玉，制为玺，八面正方，螭纽。命李斯篆文，以鱼鸟刻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或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注文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说明史料源自《太平御览》引《玉玺谱》。 秦始皇传国玺，其形制到底如何？查考资料，参照诸家之说，可得出如下的结论: 玺的材料系用蓝田玉制成。其尺寸，依古制，玺方四寸，钮交五龙(即螭者)。印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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