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观察 1200 --- zt 追问格老

追问格老 　　一位经济学家曾用格林斯潘的“语法”，为他设计了一则墓志铭：我对我将去的那个世界相当乐观，但是我仍然认为那里存在风险。 　　世界上还有什么危机是这位睿智的老人没有预言过的？就像美国前财政部长奥尼尔说的那样，格林斯潘“运用英语所有微妙细腻的表达方式，确保只有他和上帝才能明白”。神秘莫测，自然左右逢源。 　　次贷危机爆发整整一年，似有愈演愈烈之势。山雨欲来之时，伟大的经济学家、预言家、“魔术师”格林斯潘已在掌声中谢幕。但是且慢，如今面对一片狼藉，人们有必要追问：预察风险，消弭危局，当时的格老是不能也？是不为也？此时此地，股市救与不救的争论沸反盈天，追问格林斯潘，正可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 格林斯潘具有两副面孔，一副能够准确反映其真正天才的一面，而另一副则反映了他机会主义的一面。 450) this.width=450" /> 伯南克不惜一切代价拯救券商，带来了通胀和美元贬值的风险。   450) this.width=450" /> 次贷危机由楼市泡沫引发，而根源在于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流动性过剩。   450) this.width=450" /> 格林斯潘卸任第二天，就成为英国财政大臣布朗（左）的全球经济事务名誉顾问。   450) this.width=450" /> 　　格林斯潘与现任妻子米切尔拍拖长达12年，据说他含混不清的语言风格使得前两次求婚毫无效果。 　　撰稿·沈佳音　马 赛 　　虽然已在2006年谢幕，82岁的格林斯潘至今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 　　这个股票经纪人和杂货店店员的儿子，成长于纽约一个普通的离异家庭。而在人生的巅峰时刻，他被称为全球的“经济沙皇”、“美元总统”，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在红地毯上受到国家元首一般的接待。他的公文包里藏着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引擎”的秘密，许多人将其与美国总统的核按钮相提并论。伊丽莎白女王授予他英国爵士称号，高傲的法国人也给予他法国荣誉勋章的最高荣誉。人们称他为伟大的经济学大师、预言家、魔术师…… 　　格林斯潘的政治生涯跨越了6任美国总统。他担任了18年零5个月的美联储主席，直到79岁时才由于法律规定的任期已满而不得不放弃职位。2000年，克林顿总统问他是否愿意急流勇退，74岁的格林斯潘回答说：“哦，不。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作。就像是吃花生，你停不下来，永远不会感到厌倦。” 　　然而，在格林斯潘盛大谢幕的前后，对他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次贷危机爆发之后，各种质疑更是层出不穷。人们开始追问格氏主政期间的种种失策，赠予他一连串新的“头衔”：机会主义者、谄媚者、两面派…… 　　尤其重要的是，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的整整一年间，美联储应对危机的种种举措，依然带有格林斯潘的色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算格林斯潘，此其时也。 　　重权在握 　　格林斯潘的权力，来源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eral Reserve System，简称Fed ，美联储　。 　　美联储负责履行美国的中央银行的职责，这个系统是根据《联邦储备法》由美国国会于1913年成立的。由于美国经济的全球权重，美联储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超过了其他机构。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宪法大道上，美联储总部的白色大理石建筑简朴而庄重。这里邻近著名的华盛顿纪念碑，大楼的一间会议室正是二战期间丘吉尔与罗斯福组成战时委员会并制定同盟国战略的地方。如今，同一个会议室里，每年召开8次会议来调整美国货币的价格。美联储拥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杠杆，就是调节官方利率水平。当美联储判定经济增长过快时，就提高利率，从而提高货币借贷成本，放慢流通速度，减缓经济增速；反之，美联储则通过降息加速货币自由流通，加快经济活动的速度。基本上，可以把官方利率设想成经济快车的油门。 　　人们自然可以理解低利率的重要性，它常常是繁荣的别名。而关于美联储的一个著名概括，来自于格林斯潘的前任马丁，他说美联储的工作就是“在宴会的适当时候拿走酒壶”。当“车速”飙升时，美联储必须要遏制狂热状态，避免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平稳有序的发展。 　　美联储的领袖必须对经济发展的各个变量有全局性的把握，格林斯潘的全局观无疑是超群的。5岁时他就学会了心算3位数的加减法，时常在店堂里帮母亲计算账目，对数字有一种天赋的敏感和亲近。许多人认为格林斯潘几乎是了解美国经济数据最详尽的人。克林顿一次笑着回忆说，1996年的一次白宫招待晚宴上，格林斯潘在存衣间交了1美元小费后，马上对周围的人说：“去年的价格是75美分。”前美国众议员弗兰克·阿尔卡德也曾用夸张的语言描述格林斯潘：“他是这样一种人，他知道一辆雪佛莱汽车上一共有几千个平头螺栓，他还知道如果拔去其中3个将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此外，美联储领袖还要拥有敏锐而超前的嗅觉，因为美联储的每一次杠杆调节，都有6到18个月的效应滞后期。青少年时，格林斯潘曾就读于鼎鼎大名的纽约朱利亚音乐学院，在萨克斯和单簧管上造诣颇深，这对他把握经济的内在律动也不乏助益。 　　从1987年由里根总统提名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到2006年他任满卸职，19年间他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权力，在决定利率和影响商业银行行为方面具有绝对的权威。由于美联储拥有政治上和财政上的独立性，使它制定决策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许可。美联储持有大批国债，利息收益一般每年在200亿到300亿美元之间，而它自身的财政预算大约只需每年30亿美元左右。在留下自身运作经费后，美联储差不多将巨额收入的90%左右上缴美国财政部。所以，美联储是唯一不需向国会乞求年度财政经费的政府机构，不必听命于国会。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非常时刻，为了战争筹款，美联储曾经被迫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在平时，它的独立地位是稳固的。1951年，杜鲁门总统期待美联储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他把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召集到总统办公室谈话。委员们报以沉默。随后，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美联储将降低利率，没有想到，美联储仍旧坚持自己的立场，决定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虽然是美国总统任命了美联储主席，但总统无法干涉美联储的具体决策。 　　手握重权的格林斯潘，究竟是如何操纵经济引擎的？ 　　非理性繁荣 　　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后的第69天，就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一天，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急降508点，相当于道琼斯指数中的股票市值一天损失22.6%，幅度几乎是众人皆知的1929年股市崩盘单日下跌幅度的两倍。格林斯潘在危机中展示了自己的魄力。当天股市收盘后，美联储大量买入国库券，巨额现金直接流入卖出国库券的银行家手中，风声鹤唳的金融系统被注入了大量流动性。第二天股市开盘之前，格林斯潘发表了简短的声明：“美联储会始终坚守它作为中央银行所应负的使命，随时准备为经济和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这个表态对安抚股市十分关键。1929年股市大崩盘后，截至1932年道琼斯指数最终下跌89%；而在1987年“黑色星期一”之后，道琼斯指数当年即上涨2%，第二年进一步上升了12%，接下来的一年上涨幅度更是达到了27%。《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称这次股市大震荡“奠定了他‘华尔街之神’的地位”。 　　这是格林斯潘辉煌成就的开端。《格林斯潘的骗局》一书作者、美国南方卫理公会大学经济学教授拉菲·巴特拉在接受《新民周刊》越洋专访时说，这是金融史上最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正是黑色星期一使格林斯潘声名鹊起，从此平步青云。随后格林斯潘不停改变自己的态度，力求与政界和华尔街保持一致。这是格林斯潘得以连续五次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关键因素。 　　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18年多时间里，美国经济出现了创纪录的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中间只发生过两次温和的衰退。格林斯潘领导美联储应对了纽约股市大崩盘、亚洲金融危机、科技股泡沫破灭以及“9·１1”恐怖袭击事件等一系列重大危机。他运用宽松的货币政策使美国股市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牛市。 　　谁不喜欢牛市？谁又会讨厌泡沫，在泡沫最终破灭之前？危机时刻大幅而持续的降息无可厚非，但如果违背自己的判断一味迎合，无视泡沫堆积所潜伏的巨大风险，就难逃“谄媚者”之责。巴特拉讽刺说，只要白宫的主人立场一变，格林斯潘就会跟着改变。在这个过程中，格林斯潘的政策左摇右摆，对美国及全球经济带来了危害。格林斯潘具有两副面孔，一副能够准确反映其真正天才的一面，而另一副则反映了他机会主义的一面。 　　1996年底关于“非理性繁荣”的风波，可以看出格林斯潘的权变。当时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格林斯潘有意通过减少货币供给降低股市泡沫堆积的风险。1996年12月5日晚上，午夜将至，在美国企业协会的年度晚宴上，到会的l300名客人无精打采地听了格林斯潘冗长而沉闷的演讲，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在第6页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敏感的新闻记者找出了这个关键词，报道的主要内容是：美联储主席公开提出质疑，认为股票市场正处于“非理性繁荣”状态。“非理性繁荣”这个词从此大热。 　　绝大多数现场听众还没有回过神来，股市却马上作出了反应，从美洲、欧洲、亚洲到澳大利亚，各地股指普遍下跌。没有一个政客希望经济放缓，即使这一政策对长远发展有利。华盛顿的国会议员马上做出了充满敌意的反馈，参议院的主要领袖特伦特·洛特说：“我尽量使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美联储的反对者，但是有时我认为他们太过于关注某一方面了，而没有将更多的事情权衡考虑。因此，我对他们的独立性产生了一丝担心。”这几乎是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公开威胁了。一位共和党人在随后举行的听证会上宣读了一封来自选民的信，写信者称在格林斯潘讲话结束后的当天自己的损失超过了400美元，“你可以想象他的这次背后开枪给上百万小额投资者和退休人员带来了多么大的损失。我请求你们帮我转告他，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绝不能被忽视。” 　　格林斯潘感受到了压力。虽然在3个月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操作委员会宣布将利率从5.25%调整到5.5%，但这是从1995年2月至1999年6月期间的唯一一次加息，同期却分6次共降息1.5%，而这段时间恰恰是泡沫盛行。彼得·哈契在《泡沫先生》一书中写道：美联储向泡沫中注入了贬值的货币，不但没有抑制住泡沫，反而成了最主要的帮凶。格林斯潘也因此有了一个外号：宽松的艾伦(Easy Al)。 　　格林斯潘在人们酒酣耳热、忘乎所以时，端来了更多的美酒。他看到了风险，却在滔滔民意和咄咄逼人的政客面前选择了躲避。前美联储成员劳伦斯·林赛说：“有关非理性繁荣的演讲所带来的教训就是，我们正处在一个民主社会之中，在这里大多数人会从某些事物中受益，尽管这些事物在长期中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格林斯潘本人在演讲中指出：“我们制定货币政策的独立权要取决于这项政策是否与广大美国人民和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所追求的目标相一致。”这种圆滑的措辞，无疑为自己留好了退路。 　　1996年，人们对跃跃欲试的格林斯潘说：你胆敢动我的泡沫！但是，虽然压力巨大，格林斯潘毕竟失职了。 　　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灭，7.8万亿美元的股票市值灰飞烟灭。为了缓解经济衰退，美联储在两年半内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到1%，这其实是用一个新的泡沫来挽救已经破灭的泡沫所带来的影响。“泡沫先生”的大手笔，终于又诱发了次贷危机的大爆发。 　　政客心态 　　1996年的那个深夜，格林斯潘冗长的演讲刚刚结束，诺贝尔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就与他展开了讨论。斯蒂格利茨是当时少数几个真正领会演讲内容的听众之一。他在2003年的回忆录《咆哮的90年代》中写道：“随后……什么也没发生。”他追问道：“格林斯潘究竟做了什么﹖如果他认为股票价格将要失控——如果他担心泡沫会带来更严重的后果——他为什么不继续前进﹖为什么不采取行动﹖” 　　巴特拉告诉《新民周刊》：美联储主席必须同时面对总统和国会，这两方面有太大的差异，常常有不可协调的矛盾和利益。中央银行还要有足够的勇气来抵制政要的影响，否则金融市场特别是华尔街的交易员就会失去信心。从本质上看，华尔街——大交易商、大银行、大基金和保险公司，它们讨厌通货膨胀；同时，在位的政治家，特别是那些为自己再次当选而奋斗的总统，则深深憎恶高失业率。短期内，这两个目标经常会相互冲突。基于上述这些原因，美联储主席一直宣扬他们独立于各种势力之外，不多话饶舌，不见风使舵。 　　然而，由于美联储主席须由美国总统提名，经美国国会上院之参议院批准方可上任。因此，要想坐稳“经济沙皇”的宝座，必须得适时地平衡各方面的利益。1976年，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给了卡特，格林斯潘也失去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他意识到要保持身居高位的唯一出路就是与总统保持良好的关系，与政治家的友谊是满足他权力欲望的途径。所以他开始对政治家表现出友好态度，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一位观察家评论道：“格林斯潘所具备的一些品质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也正是这些品质使他变成一个失败的中央银行家。”他选择的往往是自己认为精明的政策，而不是明智的政策。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副主编克莱夫·克鲁克说，格林斯潘的变化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好像“有两个而不是一个格林斯潘”。他认为“第一个”格林斯潘在1987年至1996年掌控美联储，“这时的格林斯潘是一个稳健、目光远大和明智的人”，而“第二个”格林斯潘是1996年以后的，“像一个赌徒，完全靠人类的本能工作”。 　　经济学家韦斯伯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曾是美国国会一名议员的助手，他回忆起一次对美联储主席的征询会议。会议开始前，几乎每一位议员助手都告诉他，自己的上司是格林斯潘的好朋友。韦斯伯里感到难以置信，“他们在格林斯潘面前很惶恐。而这些人都是铁石心肠的政客——他们会笑眯眯地将钉子插入你眼中。” 　　沃顿商学院的金融学讲师肯·托马斯曾经研究了格林斯潘从1996年到2004年上半年的日记。他发现格林斯潘在政治会议上所花的时间越来越多。1996年他与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进行了95次私人会议，平均每周1.8次。到了2004年，每周达到了3.9次。格林斯潘与白宫成员举行会议的次数也直线上升。克林顿在任期间他只是每月参加一次白宫的会议，到了2001年布什接任总统，数字逐渐上升，2004年达到了52次。托马斯说：“他(格林斯潘)是华盛顿最政治化的人物之一。” 　　薪水绝不是格林斯潘的动力。2000年他决定继续连任美联储主席时，年薪不过16.5万美元左右，还抵不上几次演讲的酬劳。他的妻子米切尔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的明星记者，连她的收入都是格林斯潘的好几倍。《泡沫先生》的作者彼得·哈契说，他(格林斯潘)已经尝到禁果的滋味，感觉美妙无比，因此他要尽可能地保住自己无上的权力。他对权力充满欲望。 　　巴特拉说，2005年《格林斯潘的骗局》这本书刚刚出版时，很少有人赞同他的观点，但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目前，美国有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美联储在过去10年所采取的宽松货币政策，使美国出现了家庭储蓄负增长和经常项目赤字创纪录这两大严重的经济问题，将使美国经济在未来的长期发展中付出痛苦的代价。从2000年前后发生的经济大起大落，到后来的由于利率过低而催发的房地产泡沫，主要是格林斯潘的决策失误造成的。 　　虽然格林斯潘头顶的光环渐渐褪去，还是有很多人对其在位时的成绩表示肯定。分属不同学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和弗里德曼，都曾公开称赞格林斯潘是美联储史上最出色的主席，同样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托宾也毫不吝啬地给格林斯潘的表现以“A”级评分。 　　《格林斯潘的骗局》的中文译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范建军博士说，当初他是带着一种非常压抑甚至是极为抵触的心情来翻译这本书的，直到现在他依然并不认同巴特拉的观点，“非神”的格林斯潘无可避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他比较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似乎真的有两个格林斯潘。一个是孤傲的经济大师，每天早晨泡在浴缸里思考未来，从不接受采访，发表意见时力求费解和神秘，每周飞到纽约看望母亲直到老人去世；另一个在权力场中左右逢源，为了接近权力核心从头开始练习网球，用种种手段控制美联储的决策，为了牢牢把持职位不惜躲避真相…… 　　国际清算银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里奥和菲利普·洛则道出了格林斯潘的宿命：“一个受欢迎的银行家绝不会是个优秀的银行家……当一个中央银行家努力去抑制资产泡沫时，他采取的政策一定不会令大家满意，因为每个人都喜欢一个正在膨胀的泡沫。同时，人们又要求中央银行家们把眼光放远，而有时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决策在当时是不受欢迎的，但从长期来看却是对公众有利的。” 　　深受欢迎的格林斯潘，也许真的没有那么优秀。 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格林斯潘事先针对房地产泡沫采取了行动，次贷危机是不是可以避免“硬着陆”？ 　　撰稿·张 静(记者) 　　美联储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惯例，如果FOMC(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想被主席点名讲话，他就要向代理秘书使眼色示意。1996年9月24日早上，劳伦斯·林赛使了一下眼色。“我想到一句赌徒的咒语：‘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在赢，那就让我们继续赌下去吧。’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好运气已经在金融市场上用尽了。” 　　时值次贷危机爆发一周年，林赛的预言似乎同样适用于被迫“走下神坛”的格林斯潘本人。不仅在于美联储在次贷前所面对的政策议题与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有惊人的相似，更重要的是这位辅佐了四任美国总统的老人，运用其对经济波动非凡的“占卜力”，通过炉火纯青的利率手段未雨绸缪，成功熨平了一系列金融危机，以至于有这样的说法：“谁当美国总统都无所谓，只要格林斯潘还是美联储主席。”但是次贷危机却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联储主席”的光环无情粉碎。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用“斯人已去，遗害犹在”为其“盖棺定论”。 　　似曾相识 　　格林斯潘应该为次贷危机负责吗？ 　　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资深货币经济学家安娜·施瓦茨看来，答案不言而喻。她认为格林斯潘在2000年到2005年之间所采取的货币政策，给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埋下了危机的隐患。 　　2001年9月起，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创下了1981年以来“最为猛烈的降息轮回”。直到2003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降低到近50年来的最低点1%，并一直维持在历史低位近一年时间，直至2004年6月再次升息。 　　截止到2007年8月的数据显示，美国前6年创造的就业机会有三分之二以上与房地产业有关，受益于建筑业的复兴和住房抵押贷款对家庭消费的刺激。 　　斯蒂格利茨公开指责道：“美联储降低利率的政策并没有极大地刺激投资，而是促使美国家庭更多地贷款买房和负债消费。由于低利率促进了房地产业的持续繁荣，美国人对自己不断增长的债务负担一直不在意。为了让更多人借到更多的钱，美国还不断放宽放贷标准，次级贷款发放额不断上升，一些新的信贷品种允许个人贷款的数额越来越大，还出现了一些非固定利率的贷款品种。” 　　“在目前的低利率环境下逗留太久，这会使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不得不应对另一次投机过剩……也会迫使委员会在开始收紧政策后，不得不急速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FOMC前理事劳伦斯·梅耶在《联储岁月》一书中，发表了极富预见性的论断。 　　众所周知，正是美联储从2004年到2006年6月17次加息将利率从1%推高至5.25%，直接引爆了次贷危机。 　　格林斯潘拥有异常敏锐的市场嗅觉。20世纪90年代末“经济盛宴”崩溃前三年，他就创造出了著名的“非理性繁荣”一词。而早在2002年，格林斯潘已经从历史数据中发现抵押贷款相对于居民收入来说的确太高了，面临“美联储催生了房市泡沫”的指责。他在次贷危机爆发后接受CBS电视台访谈时也承认，他在任期间发现了次级债市场存在的问题，那些选择非浮动利率贷款的借款人很有可能因为利率上调而面临还贷困难。 　　虽然历史不可假设，但人们难免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格林斯潘事先针对房地产泡沫采取了行动，次贷危机是不是可以避免“硬着陆”？ 　　从1996年到1999年年中，格林斯潘和他的同僚们坐视股市泡沫膨胀于不顾。后来梅耶遇到前同事曾开玩笑：“我实在太嫉妒你们了，你们好像就是在重新经历90年代下半期的局面，也许这次不会出差错。” 　　但格林斯潘并没有从危机中吸取教训。2004年后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出现泡沫，股市泡沫又卷土重来，格林斯潘依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阻止它的破灭。 　　也许被披上“魔法师长袍”的格林斯潘在面对“后通货膨胀”难题时，实际上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他一贯认为最终确定泡沫存在的方法唯有等泡沫完全显现，货币政策只能用于挽救泡沫破裂带来的后果。 　　澳大利亚著名记者彼得·哈契也认为：“传统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通货膨胀已经大部分被压制住了，而且应对它的方法我们早就非常熟悉并已通过实践检验；但对于中央银行来说，资产价格通货膨胀却是个新事物，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危险，并且对于如何应付它还没有任何达成共识的措施。” 　　更何况在正统的美国中央银行家看来，治理一个正在膨胀的泡沫，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法定职责。美联储只有一个任务，就是保持物价稳定、打击通货膨胀。而当时通货膨胀远低于FOMC的隐性目标。“没有哪个中央银行家愿意冒发生通货紧缩的危险，哪怕是最温和的通货紧缩。”梅耶说。 　　最近一次通货紧缩留下的恐惧历历在目。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9·１1”接踵而来，3年间美国至少有230万人失业，经济平均增长率相对于前3年的4.1%，每年只有1.9%。2003年6月3日，格林斯潘主席在柏林举行的一次货币会议上明确地提到了通货紧缩，而且至少提了11次，震撼了市场。 　　格林斯潘“不作为”的背后，也许还有向现实环境的妥协。 　　美联储的使命本来是独立制定货币政策，远离选举周期所带来的短期政治压力，扮演跟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及国会通过立法干预市场互相制衡的角色。 　　然而瑞银证券董事总经理张宁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表示：“格林斯潘可以不理会某个政客的影响，但不得不考虑整个社会舆论的压力。他不可能在所有人热热闹闹赚钱的时候，让自己出手捅破泡沫，从而招致公众强烈的抗议和下台风险。何况他对自己的判断也不一定百分之百有把握。” 　　彼得·哈契说：“格林斯潘是一个杰出的人，但缺乏一些领导能力和勇气，这使他没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别无选择 　　张宁认为，次贷危机的爆发是历史的必然。“美国在过去100年中，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繁荣时代：1917年—1929年；1946年—1965年；1980年至今。每一轮大增长，都是在一次大危机之后。次贷危机可以说是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达27年的大周期中多次小危机的一个终结点，有其深刻的国际金融政治背景。 　　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美国通过将美元与石油进行捆绑，确保美元作为国际主要清算货币和华尔街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而支撑了美国经济增长繁荣的基础：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作为信用的“借钱消费”模式。而贸易盈余国为了寻求货币的保值增值，也愿意把钱借给美国。大量过剩资金在哪里推得最远，哪个地方的泡沫就最容易破裂，这一次是集中到了美国房地产业。由于信用高度膨胀和金融创新，资本金被放大了几十倍，造成高杠杆的体系。而中国的廉价商品部分造成了美国虽然保持了经济持续增长，却没有出现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以至于美联储迟迟未踩‘刹车’。 　　而当泡沫破裂的时候，只要没有出现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就无须救市。但在过去很多年?一旦危机发生，美联储就会立即干预市场，迅速向市场注入大量资金和降息，造成了货币发行量加大。导致这些泡沫实际上并没有爆掉，只是把资金挤到另外一处。” 　　张宁认为，每次金融危机出现后，美联储都会进场帮助投机者解套，把他们救出来，造成了投资者和投机者胆子越来越大。 　　这种“格林斯潘主义”催生了一种新的“道德风险”。有人士认为，次贷危机的发生，很大程度上在于投资者们预期在资产泡沫破裂的时候，美联储会出手救助，因此在没有足够的风险补偿的情况下也愿意承担风险。 　　而美联储目前不惜一切的救市，似乎正朝着投机者预期的方向前行。 　　作为伯南克的弟子，张宁表示：“伯南克现在的做法，充满着他对这个事情的思考和对历史的记忆。他一生钻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如何防止金融危机失控并广泛波及实体经济，让他来处理次贷危机非常合适，至少不会犯大萧条的错误，即在股市泡沫破裂的时候提高利率。” 　　即使心知肚明投机者是“挟民意以令联储”，伯克南似乎也别无选择。 　　“这次由于史无前例的信用体系的杠杆效应造成的金融体系受损的程度，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不能说为了惩罚投机者，就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伯南克这次救市的原因，就是防止金融体系瘫痪。”- 大家一方面指责他做得太过分，同时也愿意给他一些时间以观后效。现在给伯南克的救市行为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撰稿·张 静(记者) 　　日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表示，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衰退”。这是伯南克首次公开承认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两会闭幕后，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回答记者提问时曾明言：“我现在所忧虑的是，美元不断贬值何时能够见底﹖美国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它的经济走势会走到什么地步？”带着这些问题，《新民周刊》越洋专访了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新民周刊》：次贷危机的深不见底，令人们开始反思格林斯潘时期低利率政策酿成的全球流动性泛滥。您认为格林斯潘是否该为此负责？ 　　陈志武：我知道美欧，包括中国有很多学者都指责格林斯潘过去任美联储主席的时候，提供了太多的流动性，将全球资产泡沫吹得过大，时间维系得过长。但次贷之所以出现连锁性反应，实际上跟美联储的关系并不大。次级按揭贷款的祸根在于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运作的链条被拉得太长，并缺乏相应的监管约束。 　　中国人今天看到次贷危机可能会觉得很庆幸。在传统模式下，我们的商业银行只能通过贷前严格审查、抵押担保等方式控制房贷风险，并需要银行用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本来承担。但银行最后愿意放贷和能够放贷的总金额非常有限，从长远看，会抑制老百姓住房条件的改善和其他消费需求的增长空间。所以美国在1938年以后就出现了按揭贷款的二级市场，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将各类贷款证券化，把整个按揭贷款搞活了。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商业银行、储蓄银行可以大量放贷，而不用承担贷款的风险，从赚取利差转变为赚取手续费。最近几年已经发展到前面放贷的公司根本不管贷款人是不是符合放贷标准。放贷人的不负责任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松还是紧，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委托代理关系的制度架构问题，也不属于美联储的管辖范围。 　　对于中央货币政策，因为无法判断货币供应量是不是太多，它追求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就是控制通货膨胀率。如果通胀率太高，就说明流动性确实过剩。格林斯潘作美联储主席的时候，基本上以2%—3%的通胀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的目标。这种低通货膨胀率维持了这么多年，说明总体而言，格林斯潘的工作成绩非常好。 　　当然，从中国、印度、越南进口的低价位产品也为美国长期保持低通胀做出了贡献，并间接增大了美国金融和证券化的空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是格林斯潘如果真的是那么不负责任地增加流动性供应量，美国今天的物价肯定要上涨很多。 　　《新民周刊》：在过去6个月内，美联储6次降息幅度高达200个基点，比起他的前任不可谓不激进。低息政策是否会损害美联储30年来建立的“反通胀信誉”，并最终招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陈志武：经济增长不是美联储最终追求的目标，但是它需要保证流动性供给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伯南克把利率从5.25%降到现在的3.25%，间接地为美国经济提供了流动性，避免出现通货紧缩的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 　　但是我个人认为伯南克所采取的一系列救市行为，有些肯定是过于偏激了。毕竟这次金融危机给美国经济和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出非常明确的影响，而利率下调对实体经济、社会产生影响，往往需要3-6个月的时间。 　　《新民周刊》：为了改善金融体系流动性困境，3月11日美联储联合英国、加拿大、瑞士和欧洲央行向美国金融系统注资2000亿美元。伯南克拿这笔钱进行了一场豪赌，他决定把严重贫血的住宅按揭抵押贷款从券商的资产负债表搬到央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里，用流动性最好的资产之一美国政府公债替换一级交易商手中的严重贫血的按揭资产，即所谓的“用鲜血换垃圾”。时代在线援引一位匿名的美国银行家的话说：“在我的认知体系里，从来没有全球的中央银行为此通力合作，简直可以把死人吓活。” 　　陈志武：将信用评级比较低的住宅按揭抵押贷款看成是完全可靠的抵押品，这是格林斯潘在位的时候从没有做过的一件事。伯南克此举变相地扩大了流动性的供应量，有利于安抚市场的恐慌心态。但把本来应该由华尔街承担的损失、债务，变相地变成了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再加上美国国会现在正准备和白宫推出退税等救市方案，必然会导致美国政府公债发行急剧膨胀，接下来通货膨胀率肯定会越来越高，美元会进一步贬值。 　　不过伯南克今年面对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程度与潜在的系统风险的规模和程度，与格林斯潘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美联储和其他的政府监管机构，到底介入多少是合理的，多少是过分的，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大家一方面指责他做得太过分，同时也愿意给他一些时间以观后效。现在给伯南克的救市行为下结论还为时太早。 　　《新民周刊》：在不惜一切代价救市的问题上，美国金融与银行委员会高级官员质疑美联储作为一个独立机构是有否有自己的利益驱动；国会议员也担心美联储的救市举措会带来道德风险，美联储接受大量次贷债券作为融资抵押品，有可能导致美国纳税人最终为次贷损失埋单。 　　陈志武：我对这些指责是没办法认同的。政客不需要考虑国家长期利益，为了拉选票很容易说些煽动公众情绪的话，但是这种推论不太容易站住脚。 　　懂经济的人会知道，华尔街如果崩盘，会影响到整个美国经济和全球经济在未来一个时期资金、资本供应量的严重短缺，那么接下来实体行业、企业要维持经营或者或者开展新投资的资金就会无以为继，经济就没法发展了。更何况在美国，除了白宫和国会以外，可能没有哪个机构受到公众、媒体和政客的监督，会超过美联储。美联储的所作所为，每时每刻都有成千上万双眼睛盯着，分析从中传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为。即使美联储中有人因为私利去采取某些行动，在众目睽睽之下，也很容易被曝光。 　　《新民周刊》：美国有无良策解决国债继续增长这个“老大难”问题？ 　　陈志武：美国经济需要一次新的技术革命。上世纪80年代初，微软的操作系统让个人电脑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普及。90年代互联网兴起对美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让美国政府得以偿还80年代积欠下来的很多国债。接下来全球化又带给美国社会越来越便宜的生活必需品和农产品，间接让美国社会在名义收入水平增加不是太多的情况下，实际上真实的收入水平提升了很多。未来美国国债的大趋势肯定是越来越多，最好的出路就是再来一次新技术革命，带来全新的大规模增长机会。 　　《新民周刊》：美国3月份消费者情绪指数由2月的70.8下降至70.5，创16年来新低。美国《纽约时报》本月3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处在衰退当中”。从今年10月开始，将有2800万美国人不得不依赖食品券维持生活。已经有媒体将美国的经济现状与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进行比较。保尔森也说：“美国经济明显滑坡。显然，目前这个季度非常艰难。”您身在美国感受如何？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或者停滞的周期会有多长？ 　　陈志武：我知道从报纸、网络上，到处都可以看得到“拯救美国”的说法，从方方面面的指数看当然也有一些担忧。从3亿人口里你说找不出来特别困难的家庭和个人吗？肯定有。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除了极个别情况，美国人并没有感觉到太大的冲击，该奢侈的继续奢侈。 　　我们必须看到，即使次贷危机再大，没有工作，美国政府提供的完善的公共保障体系都可以让你保持一个体面的生活。更何况美国现在的失业率才4.9%。3月份美国普通工人每小时收入，还是保持了与去年同比3%的速度在上升。收入在增长，失业的情况也不怎么严重，GDP增长虽然不到1%，但还没有为负，所以现在美国老百姓消费者信心的下降，更多来自报纸上刊登的金融市场的糟糕状况，让每个人都有点担忧：未来是不是会出现经济萧条？连格林斯潘都说，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可能是二战以来最大的。但是我认为，次贷危机最后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冲击，绝对不会像30年代大萧条那么严重。除了少数金融公司濒临破产，美国其他行业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 　　其实我觉得次贷危机带来了挑战和新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不是一个坏事，类似于病毒让系统升级。你看美国金融史，过去150年里，差不多每隔十年左右就会有一次金融危机。我在美国生活了22年，每一场危机之中大家都特别难受，感觉天仿佛要塌下来了，但是回过头去看看，每次金融危机都让美国金融化、资本化发展的能力和可以容纳的空间上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如果我们把银行存款、股票、债券以及金融票据等美国所有的金融资产加在一起，1945年第一次超过1万亿美元，到1955年就增加到2万多亿美元。所以从1945年以后，差不多每隔10年，美国整个金融资产的规模就会翻一倍。到了2006年年底，全美金融资产的总值已经上升到了130万亿美元。 　　次级按揭贷款中所引发的金融危机，令政府、市场、民间社会都在思索，如何约束委托代理关系中不负责任的行为，下一步该怎么办。再过几年回过头来看，这种危机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没有全社会的反思，监管架构和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行为怎么会做出调整。如果不做这些调整，未来几十年、100年，美国金融、资本化的发展怎么会有新的空间？所以我总体上是很乐观的。 　　《新民周刊》：媒体放大了次贷造成的影响吗？ 　　陈志武：这是有必要的。媒体必须把方方面面潜在的问题、可能的结果提前指出来。丑话不说在前面，企业家、经理人、政府监管人员或者议员怎么可能会事先采取一些预防性的行为，把最坏局面发生的概率尽量降到零呢？必须先打预防针。 　　《新民周刊》：您认为贝尔斯登等大投行危机的暴露是否正加速美国经济探底的过程？ 　　陈志武：是的，伯南克的降息行为，包括美国在财政方面的采取的措施，美国经济即使真的出现萧条、衰退，时间也不会太长。很多人估算大概会维系4-6个月左右，到今年第三季度末、第四季度初就差不多了，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会重新加快。 　　《新民周刊》：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志武：潜在的威胁是中国的出口需求。不仅仅是美国，也包括欧洲国家和日本。因为次贷危机使得日元、欧元升值非常多，但是人民币升值的幅度远远低于日元、欧元。这样一来，可能对中国而言，因为欧元升值对欧洲经济的打击比较大，反馈回来会使得中国向欧洲、日本的出口的增长速度减小。 　　《新民周刊》：您认为中国该如何应对？ 　　陈志武：即使没有美国次贷危机，中国依赖出口来增长经济的空间也已经越来越小。次贷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更让中国意识到必须尽快调整经济结构，靠自己国内的需求作为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不协调，过去每年10%、11%的增长速度，确确实实让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有一些上升。但按照我自己的测算，76%资产型的财产，财富都掌握在国家的手里，只有24%掌握在民间的手里。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更与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很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的空间就会非常小 美联储现任主席伯南克有句名言：“如有必要，就用直升机撒钱。”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