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Diary 148 --- 人民币的蝴蝶效应之四

 

人民币的蝴蝶效应之四: 我们没有时间表

 

 

美国著名财经专家Jr. William Pesek这样评论国会对华制裁法案，“这是一种夹杂了嫉妒、恐惧与恨意的心态……它是很烂的经济学，但却是很棒的政治操作。”与其异曲同工的是出席6月24日参议院听证会的Greenspan和财长Snow也表示，人民币升值对美国经济既没有任何“利好”，也不能改变“双赤字”问题。可是华盛顿为什么三番五次的用尽手段对中国施加压力呢？

 

 

中国经济和汇率选折

格林斯潘有一点是对的，那就是把目前中国的固定汇率制转变为灵活汇率制，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有帮助。因为依靠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来维持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挂钩确实不是长久之计，而且这种汇率体系对分配国内稀缺经济资源的效率确实是非常低的。另外，弹性汇率也有助于中国经济更好得和世界经济整合。

 

然而，正如本系列三强调的是人民币的灵活汇率制绝对不意味着美国贸易赤字的归零，这里就不再重复分析了。作为一个经济和贸易大国，中国的汇率形成机制应该以国际贸易为轴心来建立一个以人民币为中心的区域性货币体系，这是因为从眼下世界经济的格局看，事实上存在着一个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大中华经济圈。

 

 

中华经济圈和东亚金融合作

所谓大中华经济圈，应该包内地，港澳台以及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与中国经贸和文化联系紧密的东盟国家。虽然东亚地区金融合作已经取得历史性进展，但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方面的差异和利益冲突，地区金融合作的深化尚面临众多困难和制约。首先，《清迈协议》只是一种双边协议而不是多边协议，其货币互换条款和 10%的无条件紧急救援额只具有象征意义，不足以建立市场信心。而且《清迈协议》并没有明确包涵能促进地区货币整合的政策目标。再者，亚洲债券基金方案也存在缺点，已推出的两个亚洲债券基金总规模也只有30亿美元，仍只具象征意义，而且ABF不是建立在市场参与人和市场原则基础上的，因此它在吸引投资者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所以从长期来看，建立“东亚货币体系”和创设亚洲单一货币还是一个比较完妥的选折。

 

按照货币地区主义理论，随着东亚地区经济和金融的一体化，在建立地区清算基金之后，地区货币体系的建设就应提上日程。不过，货币或汇率合作属于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上的合作，它必然影响各国政策自主权，因此也是最为复杂和困难的，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进行规划和推进，这点可以由欧洲货币一体化所碰到的接连挫折得到验证。但是展望未来，地区金融合作不仅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东亚地区合作的僵局，还有助于促进贸易一体化的发展。而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一个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大国，参与地区金融合作已经是中国的必然选择。随着东盟10+1自由贸易区（AEFTA）的逐渐形成，区内贸易势必发生货币结算问题。人民币要想达到如上目标，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无论是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还是今日人民币顶住压力拒绝升值，都是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体现。如果人民币汇率经常波动，不仅将来难以说服东盟成员让人民币成为结算货币，而且也不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人民币升值没有时间表
关于人民币何时升值的争论已经进行了几年，且越演越热。2003年日本财长盐川正十郎曾将日本的通货紧缩乃至全球经济不景气都归罪于“进口了太多的中国廉价商品”。美国也把贸易逆差和失业问题归咎于此，欧盟１５国也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严重低估了。今年三月以来，美国舆论甚至抛出了“汇率操控”之说，然而让人民币成为牺牲品只是美国及盟国的一厢情愿。直到目前为止，中国始终顶住了人民币升值的外部压力没有动。从长远来看，则是中美地区战略问题。如果美国不能在未来的3-5年时间内迫使人民币汇率“不断波动”，势必要面对人民币成为东亚贸易结算货币的现实，其结果不仅美国的直接经济利益受到影响，而且美国在东盟的战略利益也会面临挑战，这就是美国政客齐声对人民币汇率狂吼的深层原因。

正象中国政府多次表示的一样，人民币汇率调整应该出其不意，中国不应该考虑美国的利益，也不应该有时间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Lawrence Klein教授在6月25日联合国Project Link 春季会议上发表演讲说：“中国现在不应当考虑放弃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从任何意义上来说，维持现在的汇率制度没有甚么不合适或不合法的，中国需要对外开放经济，也需要打击投机活动。美国贸易表现很差，这是一个由美国内部的决策所引起的问题，应该由美国自己来调整。”我个人最欣赏的是人行副行长李若谷对美国记者的回答，“我们已经在向基于市场供求基础上的汇率制度转变，至于要花多长时间，我不知道答案也没有时间表”……对于有着8000年历史的中国来说，10年只不过是一瞬间。” 他还说，“美国在1984年就承诺逐步减少对台湾的军售，然而20年过去了，nothing has happened。”这位雄辩的李行长丢给目瞪口呆的美国财经记者最后一句话是“So far，so good。”真的，看了李若谷的答记者问，有种长出一口恶气的舒畅感。

 

 

 

不知道为何写完这人民币系列后，我觉的心痛和不平。对比200年来风调雨顺的美国，中国和中华民族的每一步都是这么艰难得才走到了今天，或许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天将降大任”的必需经历吧。我在心里对祖国说：坚持啊，中国，来年我必将带回 “夷人之技”以“制夷”。

 

写于2005年7月10日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