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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这两个字在我心里一直有着不同寻常的份量，除了本身“爱”的含义，更重要在金陵城中的中心地带有那么一条古朴的街巷，它的名字就叫“慈悲社”。我的外婆一家住在慈悲社七号的大院里。
为了给自己留下一段真实的先人的记录，我特地在周末打电话和母亲聊起她的童年的家宅和她所能记起的金陵更老的旧事。
母亲的祖母的家族曾是江宁铜井的大地主，年轻时嫁进城里的陈家，生下了三男一女，即我的大公公，外公和小公公，和我从没见过面的去了台湾的姑婆。陈家的长男我称其大公公，金陵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一直任职金陵大学外文系（后来的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大公公在我幼年给我的印像是有着一把洪亮的嗓音。他是个魁梧略微发胖的老头儿，娶了一名上海小姐，即我的大婆婆，大婆婆一口快速到极点的不容易听懂的上海话，大婆婆很会做菜，大婆婆的英文说得又快又尖利。大婆婆“骂”大公公时，却从来不用上海话，都是用英文！他们俩是金陵大学的同学，金陵大学也就是后来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和新中国的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最早是教会学校，由此可见当时在国民党首都南京受西方宗教影响的一斑。
紧挨着慈悲社的另一条巷子大锏银巷的中段，有一所1907年由美国长老联合会创办的神学院，也就是后来的金陵协和神学院。母亲的家宅等于就在神学院的后面，母亲的祖父母都是受洗的虔诚的基督徒。连带她的几个儿女不是进了教会学校学英文，就是进了医学院试图走一条仁医济世的道路。
我的外公是三兄弟中的老二，学了医，他的弟弟跟着他一样也学了医。老二老三兄弟俩跟老大连相貌上都不大一样，这两兄弟都瘦高瘦高的，外公是那种典型的军人形象，坐如钟立如松，坐下来的姿态像电影里的蒋中正，腰板笔直，两只手永远放在两个大腿之上。我想那个年代，军人远比书生更能让年轻兄弟崇拜，故而三弟不愿去金陵大学学洋文，而选择了合肥医学院学医。
那时，表亲是可以结婚的，外公的母亲让外公娶了她兄弟的女儿也就是外公的表妹，那就是我的外婆。外婆从小也是在教会学校受的教育，她读的是护理，在金陵城中的教会医院今天的鼓楼医院任助产师。外公和外婆应该说是青梅竹马，不仅都是基督徒又同服务在医界，那个年代堪称美满姻缘！我母亲的童年无疑是非常幸福的，我父亲多次提过我母亲的任性多少和她优越的家庭和父母过分的娇宠有关。
小公公合肥医学院可能还没毕业就遭遇了江山变色，我的外公一念之差没去台湾，不仅自己受苦，他的小弟也跟着受苦，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听说那时四十多岁的小公公娶了一位六合的女人做妻子。陈家对这位六合的小婆婆自然是很看不上的，直到后来她终于为小公公生了一个儿子，她的地位才算牢固了。
外公手足四人只有他的小妹跟着国民党官员的新婚夫婿义无反顾地去了台湾，她一走了之，却是给陈家雪上添霜，不仅有一个国民党的军医主任留下来“祸害”大家，还加上了一顶“台湾特务”家属的帽子，外公一家的日子可想而知的更不好过了。
慈悲社的七号大院和我祖父祖母的丰富路209号的江南二进院落在风格上完全不一样，那是一个带有明显的西洋风格的小洋楼加庭院。从双开的大宅门进入，你就走进了一个欧式风格的花园，中心的喷水池和花卉相映衬，大门的两边不是围墙，而是两栋如围墙般环绕的两层楼建筑，那是母亲的祖父的产业，一如今天的“投资资产”，全部出租给房客。花园正对的那栋小洋楼就是母亲的祖父母和三个儿子居住的住宅。我记得小的时候，进入这栋小楼，总要先爬一段高高的石台阶，然后就进入一间朝南的太阳房。那时，母亲的祖父母早已仙去了，但还有一位长辈住在那里，那是母亲的姑奶奶，既母亲祖母的妹妹。
我叫她姑太太，姑太太慈祥面善，一辈子做老姑娘（即从没结过婚），姑太太做的红烧芦蒿是那种八卦洲来的紫色的野芦蒿，加了点肉丝，烧的香味四溢！姑太太还会用老母鸡和腌菜炖鸡汤，鲜得让我一碗又一碗喝得小肚子鼓鼓的！我最喜欢姑太太用的那些景德镇的透光瓷碗，碗身上的花瓣薄得像纸一样，放在光线前面，光似乎能透过来，每次母亲和姑太太说着话，我都会举着饭碗把玩那点点透过来的光束。姑太太一边烧着菜或是一边讲着话，她的头会不受控制地摇着，我总爱问：“姑太太，你为什么摇头？”我母亲总是喝住我让我别乱说话，不久前和我父亲提起此事，做医生的父亲说那个年代不知道是什么毛病，其实就是现在的帕金森综合症。
阳光房的后面就是正厅，正厅的两边各有三件卧室，最早可能是外公兄弟三人住一边，外公的父母带着女儿和姑奶奶住另一边。解放后，大公公一家住一边，外公一家和老母亲住另一边，小公公一直在外地工作。再后来外公和外婆被发配到江宁郊区，小公公调回了南京城，小公公夫妇和姑太太住外公外婆住的那一边，留下一间房为客房，我母亲或是阿姨舅舅们回城里，就住那一间房。
这么大的一栋小洋楼，竟然没被共产党没受，现在想想有些不可思议，当然政府没受了外面的两楼出租楼房。
正厅的下面是一间蛮大的地下室，说是地下室，其实完全在地上，只不过不住人，是堆杂物用的。文革以后，外公平反，带着舅舅一家回到慈悲社的家宅，房子早已不够住了，大公公虽已去世，但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住在别处，儿子一家和小女儿就把正厅一边的三间房住满了。小公公一家把另外一边也住满了。舅舅只好把正厅改成外公外婆的房间，又向上发展，打破天花板又造了一层楼他自己一家住，这样才算大家各自安顿了下来。
这栋小洋楼的正厅后门通到后面，下了石台阶，是个后花园，种着一棵巨伞一般的枇杷树，母亲记忆中的枇杷甜蜜无比，以至于很多年之后她来到美国，怎么吃我们加州种的枇杷都要说没有她小时候家里的枇杷树上的枇杷甜！花园边还有两三间平房，一间卫生间，一间厨房，还有一间是佣人房。
八十年代后期，南京城开始大拆迁，舅舅正在闹离婚，外公外婆都已归天，留给儿子的产业最后变成了两套公寓的套房。已在江宁落户的小阿姨，不舍得那个有着他们姐妹兄弟童年记忆的枇杷树毁于一旦，特地弄了一辆大卡车，硬是把那棵枇杷树连根挖起，拖到铜井镇上她家院子里，移植了过去。如今母亲他们姐妹几个，想吃小时候的枇杷，就到小妹家去尝鲜回味！
一路写到这里，情不自禁想起那首流传很久的诗句：石城昔为莫愁乡，莫愁魂散石城荒，帆去帆来风浩渺，花开花谢春悲凉。
待续
去槟州的乡间闭关了一周刚回来，回复晚了，请原谅。历史的变迁，国家和小家以及个人的命运，这也是我写这个系列以来一直在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