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第二部分：）

宋庆龄病重期间，我因工作需要曾多次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

5 月 24 日 在北京宋庆龄家的客厅里，晚饭后我忽然想到一件事，便对钟兴宝说：“兴宝，首长毕竟年事已高，我们要做好以防万一的准备。你要考虑好首长里里外外穿的衣服，并且准备好。”钟兴宝回答道 ：“好的。李局长，除了做好必要的准备之外，我还准备给首长缝一块小手帕，手帕上面绣好首长喜欢的花，到时候放在首长的手里。”我说：“好，明天上午准备好。”当时沈粹缜、张珏也在，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沈粹缜，她说：“这样好。”

当晚，每天都来看望宋庆龄的廖承志又来看望她了，廖承志、高登榜 ( 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 和我都在楼上，廖承志对我说：“家炽，现在情况危急，你和陈国栋说，上海要提出宋主席的安葬方案来。”我一听，觉得问题重大，就说：“廖公，地方上恐怕有困难，因为地方上从来没有办过这种事情。”当时已是晚上 8 点多钟，我马上到楼下秘书办公室打内部电话向陈国栋汇报此事，陈国栋问道：“你怎么回答的 ? ”我把我回答的话向陈国栋作了汇报，他说：“你这样处理可以，只要在你回答的那句话前面再加几个字：‘国栋同志说’。”我随即把这个情况转告了廖承志，他听过后，不吭声了。后来，高登榜对我说：“我回去了，廖承志也回去了，晚上 l0 点半钟派车来接你，我们一起到人民大会堂商量宋庆龄的后事安排方案。”

晚上，高登榜和我准时来到人民大会堂，找了一个房间商量方案。我们就宋庆龄的后事安排进行了讨论，主要是以下几个问题：

葬礼的规模。 后来定为 200 人左右的范围，这个范围的确定颇费了些周折，由于之前都没有国家领导人在地方上安葬的先例，开始考虑是 300 人，后来又考虑是． 500 人，最后定为 200 人。

葬礼出席人员的范围。 主要包括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驻沪部队三军领导人、妇女代表、青年和中小学生等等。

葬礼仪式举行的程序。 把整个仪式举行的程序都确定下来，并在葬礼结束的当晚由市人大举行宴请。

当晚，我们把拟定的方案报送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他立即作了批示。第二天早上 6 点，高登榜打电话给我，说：“家炽，中央办公厅已经给你买了飞机票， 8 点半你回上海，中央办公厅派车送你去飞机场，照方案执行。”

我带了这个方案的复印件马上赶回上海，向上海市委常委会进行了汇报。陈国栋主持会议，指出这项工作是政治性工作，按照中央的决定只能做好，不能出一点纰漏。宋庆龄安葬在上海是她本人的意愿，也是上海人民的光荣。要求各部门负责人抓紧做好准备工作。

在向上海市委的领导汇报完后，我又于当天下午立即飞回北京。回京以后，我向廖承志、高登榜及治丧小组汇报了宋庆龄安葬的执行方案，廖承志表示可以。

随后，廖承志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海外来的宋庆龄亲属，童小鹏 ( 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 、高登榜、廖办杨主任、汪志敏 ( 时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 ) 和我一起陪同参加会见。

其间，中央还两次派人来上海检查宋庆龄的后事准备工作，一次是杨拯民 ( 杨虎城将军的大儿子，时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 代表中央治丧小组来上海，还有一次是解放军总政治部的秘书长，我都从北京回到上海陪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