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从工人到科长

【下只角的小市民】

一九七二年十月，陈更华进入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进入该所最关键的部门，标准化情报研究室当工程师。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因为是情报机构，所以地处上海中心位置，在上海美琪大戏院的对面，江宁路七十七号，和南京路仅一步之遥。医疗器械研究所开始的时候人数不多，只占了七十七号大楼的六楼 。陈更华从石门路到江宁路上班，也十分方便。

陈更华时来运转不说，进了标准化情报研究室一看，他的资格最老，接触医疗器械专业最早，英文也最地道。其他同事当中，至多不过是五十年代的留苏人员，和他四十年代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历，不可同日而语。研究室的同事也十分尊重他，人人都称为“陈工”，而无一人直呼其名者。如此一来，陈更华慢慢地又有点好了创疤完了疼，把辫子翘了起来。陈更华说话声音也高了，烟斗也重新叼起来了，洋腔洋调也敢拿出来了。所谓“总是手持一烟斗，说话前深吸一口，盘恒再三。不过等到嘴一张便是一句SHIT，然后是正文。结束时又是一句SHIT。就像标点符号般的精确。”就是说的是他到了上海医疗器械研究所标准化情报室之后的情况。

那时候，陈良宇也有一二次到江宁路。见过陈良宇的人，都觉得父子俩颇有不肖之处。其父陈更华胖大威风，洋派十足，而且非常健谈，口若悬河。让人觉得直爽，没有城府；但是陈良宇那个时候却是又高又瘦，神情严肃，也不喜欢和人攀谈，看上去城府很深的样子。

当时陈良宇，虽然给人以一种城府很深的感觉，其实过的却完全是上海所谓“下只角”小市民的生活。正如许多上海男人一样，成家之后，就自觉地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家务劳动。早上早起买菜，下班以后又匆匆忙忙地洗菜做饭；星期天则大动干戈地洗衣服，打扫房子。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典型的上海“模范丈夫”。

闸北区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成为租界，因此向来是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徒的聚居之所。虽然人烟稠密，热闹拥挤，但是城区规划混乱，房屋低矮破旧，有许多穷人自己搭建的棚户房。因此闸北区向来有上海的“下只角”之称谓，好比是纽约黑人聚集的哈林区。

上海人秉性讲面子，所以住在闸北区的人稍一发迹，立即迁出闸北区。至于达官贵人，上海滩的闻人和有钱人，则更是不屑于住在闸北区。所以和黄浦、静安和虹口这些群星璀璨的地方相比，闸北区名人奇缺，仅仅只有一个画家吴昌硕在闸北区的山西北路住过十几年。闸北区现在编区志，将中国第一号大官商盛宣怀罗致在闸北名人录中。其实盛宣怀晚年在塘沽路所建的盛宅，只是他所设立的愚斋义庄的慈善场地，本人从未去居住过。

所以上海闸北区虽然拥有上海的主要火车站，却一向是被上海人看不起的下等人的集居之所。而陈良宇因为命运的播弄，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这个闸北区最靠北的彭浦新村，可以说是“下只角”的“下只角”，过着小市民的生活。

【民兵指挥部里的南郭先生】

从一九七零年到一九七八年，陈良宇在上海彭浦机器厂始终是一名默默无闻的普通工人。既没有因为任何事情出头露脸，也没有犯错误，总之是默默无闻。进厂后七八年，隔壁车间的工人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当时的共产党国营工厂，非常注重宣传和控制人心，因此每个工厂都设立自己的广播室。但是陈良宇的名字，几乎从未出现在工厂的广播中。

陈良宇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内，政治上原地踏步，思想上只想过小市民的小日子，工作上只求过关，不求上进。这对于一个解放军重点院校五年制大学毕业，又经过在部队两年锻炼的人来说，这种情况在整个中国，也是相当少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社会动荡，运动连绵起伏，知识青年被发配到边疆农村。所以大多数精明的上海人都采取了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静观待变。那段时间，毛泽东莫明其妙地大捧工人阶级，声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因此重要的岗位，几乎都是由大老粗当权，知识分子毫无地位。

其次，陈良宇始终因为家庭问题，在档案中有一笔不大不小的黑账，因此没有人会赏识和提拔这样一个档案中记录着父亲是“美国特务”嫌疑的人。在那个时代，家庭成分曾经埋没了许多人，甚至有许多人上吊投井。陈良宇虽然也被家庭成分所拖累，但是相对来说还是幸运的。

更主要的原因是，陈良宇经过在部队的打击和挫折，心灰意冷，政治上毫无进取，甘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小工人和小市民。七十年代中期，上海公安，检察院和法院系统均由造反派组织转变而来的所谓民兵指挥部所取代。许多好吃懒做的工人宁愿去当工人民兵，维护社会治安，也不愿在工厂呆着。因为成为工人民兵，可以享受到类似公安人员的威风和权势。

陈良宇因为是退役军人，按照共产党的规矩，一旦退役，既是预备役军人，又是所谓的基干民兵。所以陈良宇也被彭浦机器厂理所当然地编入上海工人民兵的序列。陈良宇也参加过数次上海工人民兵的大规模行动，但是表现十分低调。既不冲锋在前，也不当最后一名。总之是滥竽充数，甘当南郭先生。
有一次，闸北区民兵指挥部的一个头目找到陈良宇，说陈良宇在部队里呆过七年，训练有素，要让陈良宇担任民兵小头目。陈良宇却告诉他，他以前在部队犯过错误，所以不仅不能当民兵头目，甚至不能当基干民兵。一句话，不仅让这个头目从此不敢再找陈良宇，而且此后也不让陈良宇参加任何工人民兵的活动，特别是和上海“第二武装” 相关的重要活动。

应该说，陈良宇此举十分聪明。如果当年他积极参与上海工人民兵的活动，甚至追随王洪文等人，即使境遇会有所起色，也会有一点现实的好处，但是好境太短，政治生命也将提早结束。相反，他在浑浑噩噩中度过毛泽东时代的混乱年代，客观上倒像是韬光养晦，磨砺剑峰。等到时间成熟之后，方才放出手段和本事来，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博上一博。

【时来运转】

陈良宇开蒙早，六岁上学，十七岁上大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这成为他日后飞黄腾达的一根特殊的筹码。一九七八年，随着邓小平时代的开始，知识分子吃香起来了。虽然陈良宇大学只读了二年半，其他二年半时间都是荒废，但是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文革以前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一律受到重视和提拔。但是，许多文革以前的毕业生，或垂垂欲老，或在文革中家破人亡，或疯狂残废，或被打成右派刚刚摘掉帽子，或屡遭批斗吓得破了胆子、或逃亡香港海外。而陈良宇年仅三十二岁，手持解放军重点大学五年制毕业文凭，好整以暇。他虽然在政治前途上遭受过挫折，但是既没有被批斗过，也没有被关押过，只不过是当了七八年小市民而已。七十年代末，像他这样好整以暇，正宗大学毕业，又十分年轻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这批人当中，许多日后都步入仕途。只是陈良宇能够爬得如此之高，另有奥秘而已。

因此说，陈良宇生逢其时，步入仕途是一种必然的结果。但是越爬越高，靠的却是一种特殊的本领。

上海彭浦机器厂也从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由知识分子出身的江贯法担任厂长兼代理党委书记。江贯法上台之后，自然起用一批知识分子。一翻档案，锻工车间的陈良宇是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毕业的正牌大学生，立即提拔到工厂技术科当设计员。陈良宇从此解脱了蓝布工装的工人生活，而是可以到技术科，坐办公室，成了一名白领。当然，这只是第一步。

陈良宇一九六三年入学，在大学里学了两年半课程，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当上设计员，历时十二年之久，从来没有一天，用过所学的知识。陈良宇本身在大学里就没有学完基础知识，再加上生疏遗忘，所以他这个设计员，基本上也是滥竽充数。

但是陈良宇机遇极好。江贯法上台以后一个较大的动作，也是日后对上海彭浦机器厂产生关键性影响的决定，乃是决定引进日本株式会社制作所D155A-1型推土机的制造技术。彭浦机器厂占地面积广大，厂区内面积就有三十万平方米以上，所以工厂决定大兴土木，特别为引进和生产这种日本技术的履带式推土机，建造专门的厂房和车间。为此，建筑结构专业的陈良宇就被工厂领导看中，划归工厂基建科，负责建设新厂房的工作。

彭浦机器厂的基建科位于工厂的一隅，平时是个无关紧要的部门，甚至因为工厂拥有很多住宅，倒是有点像修墙补漏的房管处。现在因为要造新厂房，因此一下子变得重要起来了。陈良宇不仅在这个时候调入了基建科，而且遇到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时任基建科科长的齐某。

齐科长比陈良宇大了六七岁，但是为人正直，性格开朗，深受工厂里江贯法等领导的信任。因此在兴建新厂房这一重大事情中，将齐科长从财务部门调到基建科担任科长。齐科长为人爽气，因此对调入基建科的陈良宇也十分关照，嘘寒问暖。经过一个短时间的了解以后，齐科长马上向厂里打报告，要求让陈良宇到上海同济大学进修。这对陈良宇来说，等于是雪中送炭，使得陈良宇能够进入基建科之后，快速恢复对工程结构的专业知识，甚至是边学边干。

为此，陈良宇对齐科长心存十二万分的感激。陈良宇一方面和齐科长进行了几次推心置腹的交流，另一方面也暗下决心，要卖力配合齐科长，把兴建新厂房的工作做好。这样，经过厂部批准，陈良宇从一九七九年二月起到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进修。但是，陈良宇没有按照规定去进修而不去上班，而是一下课就赶往单位，显得十分积极卖力。

这个时候，陈良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命运的转机就将来临。他只是下意识地感激齐科长对他的赏识和关心。所以他的心中充满了对齐科长的仗义之心，而不是表现积极。他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赶到同济大学听课，听完之后立即赶回基建科，帮助齐科长进行新厂房建设方面的方案和设计，经常加班到晚上七八点钟，回家后再复习功课，做作业到深夜。这期间，黄毅玲也非常配合，主动带孩子，做家务。甚至有一段时间干脆住到了娘家。这样陈良宇干脆在单位食堂吃完晚饭之后再回家，节省了许多时间。

【包办入党】

在一股知遇之恩的义气鼓舞下，陈良宇从一九七八年底开始，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第一次充满热情地投入了工作。那个丝毫，他也的确年富力强，思维敏捷，又经过七年的军队锻炼，因此一旦投入，就产生了巨大的爆发力。基建项目本来应该由基建科长总体提出方案，再报厂里领导审批；但是实际上，基建科的重大文案，都由陈良宇加班加点完成总稿，再以基建科长的名义上报。除此之外，陈良宇还从来不和齐科长争名，表现得格外谦虚和谨慎。刚分配到基建科，他就选择了基建科进门的一个角落办公，这是整个科里最差的一个位置。

陈良宇在上海同济大学进修了十一个月，进修期间几乎每天都坚持到科里上班，甚至于星期天也经常来加班，表现之良好，似乎又回到了一九六五年，他第一次争取入党的时候那种积极。但是和上一次的刻意表现不同，他十分勤恳地工作，成了基建科里最重要的骨干。

就在陈良宇在同济大学进修的时候，齐科长的母亲身患癌症，生命垂危。陈良宇得知以后，不惜利用陈家在医院卫生系统的最好关系，为齐科长的母亲创造了最好的医疗条件。在陈良宇的安排下，不仅请了上海最好的医生会诊，而且在上海华山医院安排了床位。虽然齐科长的老妈很快撒手西去，齐科长却对陈良宇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感情。一心要帮助陈良宇。

一九八九年，陈良宇结束了在同济大学工程结构系的进修，回到基建科正常上班。这个时候，为引进日本新型履带式推土机而新建的厂房也开始动工。由于动工之后，工程开始由国营的建筑公司承建，基建科的人员倒相对清闲了不少。齐科长特意让陈良宇协助自己，负责和建筑公司之间的协调工作。两个人经常有交流的时间。

有一天，齐科长找到厂长兼党委书记江贯法，向他汇报基建进度。汇报之后，跟江贯法详细讲述了陈良宇如何一心扑在工作上，在进修期间坚持回厂工作等情况。然后他直接向江贯法提出，要让陈良宇成为基建科副科长，成为自己的助手。江贯法听过汇报，对齐科长说，你先让他入党，再提拔他当副科长，这样比较名正言顺一点。齐科长心领神会。

彭浦机器厂是个大厂，因此上有党委，下有支部。基建科所属，自然是厂部的科室支部。齐科长本人就是科室支部的委员。因此他马上找了科室支部书记，先和他沟通好了。当年邓小平搞改革，要利用知识分子，所以当时知识分子入党也是一种时髦，相对来说非常容易。陈良宇在进入基建科之前，从来是默默无闻，因此也没有得罪过任何人。所以科室党支部书记一口应承，只要陈良宇提出申请，他就会全力支持。

齐科长事先做好铺垫之后，才和陈良宇谈心，让他立即递交入党申请书。陈良宇心中感激，但又觉得兹事体大，因此星期天特地回了一趟家，问陈更华的意见。不料陈更华始终如一，热烈支持陈良宇加入共产党；他直言不讳地对陈良宇说：“共产党的天下，你不加入共产党，有什么出息！”陈更华多年处世的经验，极大地推动了陈良宇的进仕之心。

星期一上班，陈良宇就把早就写好的入党申请书交给了齐科长。齐科长神秘地一笑，也不说什么。谁知道几个星期后，齐科长就告诉陈良宇说，党支部已经批准了他的入党申请，而且已经上报工厂党委。很快，陈良宇就和几位同事一起参加仪式，宣誓加入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就是他的顶头上司齐科长。

陈良宇这次入党，几乎是他的顶头上司一手包办的。他既没有刻意表现，也没有主动要求，而是齐科长上下打点好之后，“请”他入的党，一方面是赏识，另一方面也是兄弟之间的照顾。陈良宇从这次入党的经历中也第一次领会到，不管看上去多么神圣的事情，好比入党，反映出来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尤其是在上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人与人之间的一场恶斗之后，人们普遍怀念旧上海价值观念中的兄弟义气。因此即使是在共产党内部，义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这对于陈良宇以后的为人处世，也产生了相当重大的影响。

陈良宇入党，从动机上讲，当然不是为了所谓的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尽管从客观上讲，陈良宇的入党，正是他日后成为上海滩“大哥大”的第一步，但是他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真正影响他入党动机的，一是当时的环境和条件，邓小平有意吸收大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入党，既是经济改革的需要，也是为了改变共产党的成分，以免重新出现王洪文之类的流氓人物。所以这是大势，即使齐科长不给他包办入党，以后也一定会有机会。其次是陈良宇家庭中宁波式的实用主义产生了不少影响。宁波人的实用主义毫无意识形态上的障碍，凡事讲究衡量一下“合算”和“不合算”。凡是认准了是“合算”的买卖，就义无反顾地扑上去。

一九八零年以后的陈良宇，可谓是一帆风顺。陈良宇入党之后仅几个月，又被提拔为彭浦机器厂基建科副科长，全面负责基建科工作。同一时候，齐科长因为出色完成了基建任务，调到彭浦机器厂的上属公司，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担任副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