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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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8月4日 星期一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 作者：《党史博览》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2005-11-29 值班编辑：刘明秀 ］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 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而当时大多数男性干部们的粮食定量是28斤。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孩子们也没有特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
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做，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
朱德中南海“开荒”
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这种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太阳鸡蛋”和青梅酒
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在中南海里的机关里，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每正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
吴庆彤的两个儿子，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编辑：钟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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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勒紧了裤带
1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势,史书曾有如下记载:
“1960年粮食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
据统计,1960年与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减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号召,再度被写到了墙上:“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最快地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起大跃进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一组的人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为了共同渡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带菜”,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个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算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膨胀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起码让肠胃里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榆钱儿在嫩的时候,可以食用。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儿大一些,同是二两面的馒头,却能在胃里多占一点的空间。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采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其学名叫什么还真不知道。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虽说是有限的一点儿,但孩子尚未对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自然不该享受这种待遇。从克己奉公原则、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就应该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候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于是,孩子们都跟着吃大灶的叔叔、阿姨们,“享受”到了特殊时期的新鲜食品。偶尔吃上这样的食品,口感还挺新鲜的,所以中南海的孩子,对这类面食的印象并不坏。后来听有人回忆困难时期如何苦,把吃掺和野菜、“榆钱儿”的面食也算上,孩子们都觉得有点不合适。
吃着滋味不太好的,孩子们记得的是那种地瓜(即白薯)面窝头,黑乎乎,黏唧唧的。其实北方的地瓜很甜,又算是粗粮,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是最好吃的粗粮了,可不知为什么弄成地瓜面就变得难吃了。大师傅为了让它好下咽,可是动了一番脑筋。有时加一点糖精,有时加一点盐,但次数多了,加什么也不起作用。
2
当时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出于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了21斤。
听女儿这样说,毛泽东感到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在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岗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着。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着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做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不料此事被毛泽东得知了,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了桌子:“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见毛泽东如此较真儿,谁也不敢再违规了,李讷一点接济也得不到了,消瘦了许多。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特意嘱咐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进中南海以后,毛泽东的所有子女,通常是按照父亲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饭。
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霉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
她没等父亲下完“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被烫得直咝咝吹舌头。“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李讷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着碗里的饭,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她握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讪:“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唔,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落忍。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
“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恪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据身边的人回忆,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因为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所以毛泽东一句“你吃了吗?”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他是绝对不碰,但是他不坚决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于是,他们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刘源也记得困难时期的一件事:“当时我还在实验二小寄宿,平时父母不让回中南海食宿。一次在学校吃饭,食堂发给每个人几块白薯干,确实是黑糊糊的,还有些发霉了,我们一吃,很不是味,就扔了。
因为是临近星期六放假的事,所以一回家,我就把这件事对爸爸讲了,当时理直气壮是觉得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
他没想到,父亲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得吃,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呢。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
听了父亲的话,使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
3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菜蔬;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菜蔬、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家里的人早已训练有素。
果然有一天的午餐,西楼小灶的饭桌上,端出了一盘掺了马齿苋的玉米面窝头。家里的其他人都抢着吃,却不让朱德吃:“您上了年纪,就不要吃了,让我们吃吧。”
朱德说:“我怎么不能吃啊,这比长征中吃的好多了,那时候马齿苋还是最高级的野菜哩。现在生活好了,我们这些东西也吃得少了。今后就是在丰收年景,野菜也应该吃。每年吃点儿野菜,这对你们对我自己都有好处,还能使我们不忘记过去。”说完,拿起一个窝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一副吃得特别香甜的样子。
从那以后,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粮菜不足的问题。像以往一样的是,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仍旧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和平回忆说:“当年我们自己种植的杂粮蔬菜,对度过艰苦的日子可是起了作用了。星期天食堂只吃两餐,中午我们就在房前屋后采摘点东西,自己做顿加餐充饥。为此,还专门置办了个小煤气灶,我们几个孩子也上手当过家庭厨师。”
这种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菜蔬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老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
许多甬道边,墙根下,也被撒上了种子。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那种容易生长的野菜,像扫帚菜等,各种瓜豆菜蔬种上后,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除了在家门口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于1960年春,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定量每天补助到一斤。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养殖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基地在度荒的日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
还有件值得一记的事,是种植蘑菇。培育蘑菇需要马粪,而这东西中南海里是没有的,必须走出红墙。那时北京还可以条条道路走马车,中南海内各单位的干部们骑着自行车,带着箩筐、口袋,满大街地去捡马粪。
当时已是严冬之际,人们不顾寒风凛冽,见粪就拾,连那些被行人、车辆压扁了的,冻结在路上的马粪也抠出来。马粪捡回来后,堆放在一间房子里,浇上大粪汤,经过发酵消毒,搬进了政治局开会的西楼会议室的地下室。在这里,人们播下蘑菇种,结果长势良好,喜获丰收,送到食堂里和别的菜掺在一起吃了几顿。
4
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样,每顿有几样菜肴供人们选择了。仅有几样,还都凭票供应;稍有点荤腥和油水的菜,要凭另一种数量极少的荤菜票。主食也分粗粮、细粮,也都按量按比例供应,细粮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数时候要吃粗粮。
这样一来,到大灶食堂吃饭,除了要带饭菜票外,还要带各种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烦,除了卖饭菜票外,还要分发出售各种票券。陈毅女儿陈珊珊印象较深的是她曾帮助食堂的管理员卖饭菜票和其他票券。
由于种类太多,卖着卖着就稀里糊涂了。管理员问她究竟收了多少钱了,她说:“我只是帮您收,但多少我也搞不清。”弄得管理员有点急了,因为那时在钱的问题上是不敢马虎的,钱账不清可是比较严重的错误,在困难时期就更敏感,管理员不敢怠慢,连忙说:“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许多原先在家吃饭的孩子被家长们赶到了大食堂吃饭,食堂里的孩子多了,而且这些新加入食堂吃饭队伍的孩子特别兴奋。在这里,要好的孩子挤在一堆儿吃,没大人的管束,就自由自在多了。
饭桌上的胃口好坏,多数情况下并不在于食物精糙优劣,而在于和谁在一起吃。这里没有家长,可以自由组合,志趣和话题相近,有轻松欢快漫无边际地瞎聊天佐餐,即便是窝头、熬白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即便是独自吃起来很费劲的黑色白薯面饼子,也能不知不觉地咽进肚里。
自己排队,自己掌握和运用手中的饭菜票,自己选择决定购买哪样饭菜,对初来大食堂就餐的孩子来说,和在家时大异其趣,特别有新鲜感。
稍有点荤腥的菜,有时即使是凭特殊的票券,也不一定能买到,要早到、要排队。于是孩子们就互相站队,早到的孩子让后来的孩子夹进队伍。孩子有时还喜欢凑热闹,看见第
一个买了什么后,就都买什么,致使某些数量比较少的菜,多被孩子们买了。
“我们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一些单身的成人的不满,因为是孩子,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全。但多数情况下,成人还是很体谅孩子的。”当年热心为别人站队的李紫阳,回忆起在国务院大灶食堂吃饭时的情景。
说到国务院大灶食堂,还要加叙几句。国务院本来分大、中、小三个灶,相互挨得很近,就在进国务院西门不远往南一拐的地方。
1958年,周恩来检查国务院干部生活情况,到食堂吃饭时,他坚决不到中、小灶吃,而是在大灶食堂排队买饭吃的。周恩来在大灶吃饭后,有人写了大字报,提出高级干部应该向周恩来学习,破除等级观念。小灶、中灶随之取消了,只设大灶。
也是在国务院大食堂吃饭的石小林说:“困难时期在大食堂,我们最爱吃的是一种叫‘折箩’的菜。所谓折箩,就是宴会的残羹、大烩菜的剩余,因为一是这些剩菜各种各样都混在一起,二是啃过的骨头、鱼刺等也被用餐桌布兜着折了进来,就像把什么都折进箩筐一样。”
说到大烩菜,也需稍做解释。国务院照常例每周要举行一次部长会议,会议通常一开就到了中午,与会的部长们就留在国务院会议厅里吃饭。除了三四样小菜,也就是咸菜、酱豆腐,主菜是蔬菜、豆腐、粉条加上点肉或排骨一锅烩的,所以叫大烩菜,就餐者每人交5毛钱。
“如果能买到折箩的话,我们就特别高兴。记得一次吃折箩是星期六中午,因为下午没课,我和童小鹏的儿子童非非一边吃一边聊。我问他现在最想吃什么,他正嘬着折箩里一块啃过的骨头,就说想吃一块正经的排骨。我说你想得比我好,我就想吃一碗真正烧肉的汤拌的米饭,不是这种剩肉汤烧的菜的汤。我们的话被食堂的大师傅听见了,他到厨房里端出锅,又给我们俩一人一勺折箩。”说到这儿,石小林仿佛又沉浸到当年的那个环境里。
5
由于吃饭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成为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饭桌上的话题。刚刚上了大学的胡木英,因为学校的饭既少油水,又不能管饱,每星期天都回家,靠揩父母的油,找补回来一点儿,自然会听到一耳朵父母与此相关的议论。
因为母亲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胡木英在共同进餐的饭桌旁,听到父亲常向母亲询问能否运用一些科学的原理、一些可操作的方法,为渡过难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曾经热闹过一阵子“小球藻”、“人造蛋白”和“植物蛋白”等等,胡木英偶尔听母亲给父亲讲解过有关的情况。
所谓“小球藻”,是夏天长在水塘里的绿色物质,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出其浮生颗粒链状形态,是水中动物的食物。它可以在池塘、水缸里培养。养殖一段时间后,将其捞出滤净,可以掺和在饲料中,喂养家畜;也可以添加在供人食用的食品中,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植物蛋白”的制造,是用淘米洗菜的泔水发酵,待其长出一层白膜而未变黄、变红之际及时捞出,和面烹制,做成肉状,烩在菜里,权当肉的代替品。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文章中说小球藻“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麦高3倍多”。“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称小球藻培育的成功,“是我国人民在大跃进中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利用小球藻“不是小事”。
《人民日报》自创刊之日始,就一直在胡乔木的指导下工作,许多社论,皆由他亲自执笔拟成。《大量生产小球藻》一文,会不会与胡乔木夫妇在饭桌边的交谈相关呢?
胡木英还记得,父母在饭桌旁讨论过采用何种办法,使同样的生米做出更多的熟饭来。不久,人们还真琢磨出一种叫“双蒸饭”的做法来:先将米焖熟,再放进蒸屉里再蒸一遍,使米粒更加膨胀,能使焖出的一碗饭,胀到一碗半。这种饭,吃起来已毫无口味,但能在胃里多占空间,让人有饱的感觉。困难时期,“双蒸饭”成了中南海里食堂最盛行的米饭制作方法。
当然,那时人们想出的办法,可行的、不可行的,科学的、异想天开的,甚至如今看来可笑的,远远不止这些。由于出发点是为了渡过难关,一有个什么发明,就被大张旗鼓地宣传,站在第一线的,自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在困难时期,食用油极其匮乏。既然人们动过让一碗米膨胀出一碗半的脑筋,就也会动脑筋让半斤油变成一斤油,不知是谁发明了利用超声波振荡的办法使油膨化。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中直机关各单位都派个负责人,到中宣部观摩食用油膨化演示。
中南海里有的孩子的父亲,被派去沙滩中宣部的大院观摩。现场演示的人,把半斤油倒进一个容器,再对人一些水,放人简易制作的超声波振荡器,超声一阵后,就宣布水已经变成油了,要求各单位大力推广。
于是,观摩过的人回到各单位,便把看到的情况宣讲一遍,发动单位里的干部到处找铁管子头,把两头砸扁了,嵌进刮胡子的刀片,做超声波振荡器。中南海西大灶,也搞了不少类似的实验,但并不像现场演示的那么灵,没有出现水变油的奇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植物油膨化不成功后,人们又把注意力转向从动物、甚至昆虫中提取食用油和营养。中央办公厅就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组织打猎队,到内蒙草原打黄羊、野驴等。将猎物分到各个单位的食堂,增加一点荤腥,熬一点油,给干部们打了几回牙祭。
此外,就是号召大家动手捉虫子。当时的一些报刊还发表文章,宣传介绍各种虫子的营养价值,什么什么可食用,什么什么蛋白质含量高。有关方面还在北京钢铁学院办了展览,也通知各单位都去人参观。展览室里摆着一个一个的大瓶子,里面装着脂肪状的东西。每个瓶子上贴着标签,写明是哪种昆虫提炼的。
参观回来,又是一番动员,中南海机关的干部们,在工作之余,便四处去捉虫子,在墙角下,在大树下,刨土寻找。可中南海方圆之内,又能捉到多少昆虫呢?热乎了一阵之后,也是无疾而终。
总之,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儿,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点儿。
关于鱼,还有一个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鳇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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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
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分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喝得肚子胀鼓鼓的,可过不多久饥饿感就回来了。
就在这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知名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机关的叔叔、阿姨们,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昊日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吴继光的妹妹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聊着聊着就聊到现实问题上,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比较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按摩,以使之复原。”
在和她爸爸交谈时,她爸爸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营养不良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上会,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都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纪,总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一只装着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有点甜有点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发甜的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他们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没喝过酒的他们都醉了。
回忆说对三年困难时期感受不深的,是陈晓鲁,他恰在那个时候患了肝炎。
那一时期为了支持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斗争,中国人民在自己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用外汇从这些地区的国家购进一些产品。北京市场上一度比较多见的叫做“伊拉克蜜枣”的蜜枣,大概就属这种性质。陈毅家就有时买点儿这种枣核中间有一道深沟的“伊拉克蜜枣”。
可过了一阵子,传说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市场上这种蜜枣渐渐绝迹了。陈晓鲁患肝炎,有的朋友说是吃“伊拉克蜜枣”传染的;而他家里的其他人大概也会品尝这种枣,却未因之罹病,可见这种社会上流行的传言不一定准确。
肝炎这种病,需要好好休息。中国人对肝炎,历来有一种以养为主,以治为辅的传统疗法。所谓养,就是多吃些有营养的食品,多吃糖,避免操劳。虽然在困难时期,家里还是想方设法给他弄来一些糖。他这一养,在家中整整蹲了两年。
陈晓鲁说他就是在养病期间,开了窍。以往整天学习,生出厌恶感。患病后,成天窝在家中,没学可上,没同学陪伴了,反而生出渴望,想读书上学了。从病愈返校后,学习大变,刻苦奋发,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当然,这也都是后话。
即便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陈晓鲁还是因为油水少而特别馋肉。一次,天色已晚,他和张寰在中海边溜达,从在国务院这边看船的老张师傅住处经过。老张师傅看见他们,说:“我捡到了一只死乌鸦,烧好了,你们想不想吃?”
乌鸦,中南海里特别多,冬季的黄昏之后,岸边的柳树上,结冰的海面上,尽是乌鸦,有时黑压压地覆盖了一半的冰面。但它那丑陋的样子,谁也没想到过吃它,记得鲁迅改编的中国神话故事里。提到过嫦娥就是忍受不了人间日子清苦,丈夫只能给她打到乌鸦吃,才奔月而去。在故事里,乌鸦肉被形容得酸涩难吃。
据说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也打过乌鸦,改善伙食。但几天之后就难觅乌鸦踪影了,而且杯水车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就不再打了。陈晓鲁、张寰过去也没尝过乌鸦肉,但此刻仿佛只要带个肉字,就能让他们垂涎欲滴。
他们跟着老张师傅进了房间,用手抓起一块乌鸦肉就吃。张寰开始对吃乌鸦肉还有几分犹豫,问陈晓鲁:“好吃吗?”陈晓鲁一面说不好吃,一面吃个不停。张寰一看再不动手,就要被吃光了,赶紧抓起一块大嚼起来。一只乌鸦总共没多少肉,几下就吃完了。如今回忆起来,张寰说:“究竟是什么味,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
能说出乌鸦滋味的,是李紫阳:“在困难时期之前,陈毅老嫌乌鸦吵,影响休息。就曾建议要打,不知为什么没有打,直到困难时没吃的,才打了乌鸦,一开始打了好多,食堂做了给大伙吃。我就是从此知道了乌鸦的味道,当时觉得挺好吃的,跟鸡肉好像没什么区别。”但也就吃了几顿就没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食堂吃到了。
(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摘自：《中外期刊文萃》2005年24期 作者：王 凡 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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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1)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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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叶子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孩子们也没有特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但是他们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从不让孩子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总是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21斤。
毛泽东听女儿这样说，感到很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是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他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她没等父亲下“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舌头被烫得“咝咝”直吹。“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由于在学校吃饭都很快，李讷已经习惯了。她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饭。她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端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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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2)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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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线条惯了的李讷诧异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吃得这么少？”“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说着又用手揉着心口。过了一会儿，她低头离开了饭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话：“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唔，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说完，毛泽东又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转向报纸，直到李讷把桌上的盘子都拾掇干净。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忍心。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发霉的白薯干
60年代困难时期，刘少奇的几个子女还都很小，但他们都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坚持在学校住宿吃饭，和别的孩子一样同甘共苦。当时许多人劝刘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学校过得好一些，但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说：“国家主席的孩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的孩子一样，不能搞特殊。群众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将来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这事发生在临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刘源就把这件事对父亲刘少奇讲了。当时刘源认为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刘源讲的时候理直气壮。
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象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
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做，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朱德中南海“开荒”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也常陪老总外出，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这对朱老总家里的人来说早已习惯了。
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老总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地开出来，种子撒上后，人们便又操心如何积肥、改良土质的问题，以使农作物长得更茁壮，结出更多的果实。当年为了积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们还做出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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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3)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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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大人们在秋后，把干树叶和干杂草什么的，烧成草木灰，当做肥料撒在开出的地里。孩子们就以为凡是可燃烧的东西，烧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处搜罗可燃烧的东西，堆在他们自已开出的荒地边上烧。
一天，几个父母在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旧房子瓦砾堆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毡，把它和干树枝叶放在一起烧，以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毡燃着后，冒出滚滚的黑烟惊动了中南海里的警卫人员，以为着火了。
警卫人员跑来扑灭了火，并通知其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放火。孩子们的家长随即都赶来，当问明了原因后，都有点哭笑不得。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总理关于“鱼”的批示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的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太阳鸡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一桌8个人能喝上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在中南海里的机关里，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每正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
吴庆彤的女儿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互相按摩。”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因营养不良全身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参加，就能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当时都是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龄，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是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
■摘自《党史博览》
2008年8月4日 星期一
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
［ 作者：《党史博览》 来源：《毛泽东百周年纪念》 2005-11-29 值班编辑：刘明秀 ］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 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而当时大多数男性干部们的粮食定量是28斤。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的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孩子们也没有特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
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做，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
朱德中南海“开荒”
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这种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太阳鸡蛋”和青梅酒
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在中南海里的机关里，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每正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
吴庆彤的两个儿子，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编辑：钟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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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勒紧了裤带
1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对于这一时期的情势,史书曾有如下记载:
“1960年粮食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难……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
据统计,1960年与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减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费量减少70%。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号召,再度被写到了墙上:“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最快地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起大跃进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一组的人宣布:“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为了共同渡过难关,中央人民政府不得不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低标准,瓜带菜”,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首先是领袖们带头。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个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算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饥饿感和营养不良的现象,不可避免地膨胀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起码让肠胃里有空间被填充了的感觉,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广大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籽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榆钱儿在嫩的时候,可以食用。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儿大一些,同是二两面的馒头,却能在胃里多占一点的空间。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采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其学名叫什么还真不知道。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及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伙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据说,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虽说是有限的一点儿,但孩子尚未对国家和人民做什么贡献,自然不该享受这种待遇。从克己奉公原则、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就应该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候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于是,孩子们都跟着吃大灶的叔叔、阿姨们,“享受”到了特殊时期的新鲜食品。偶尔吃上这样的食品,口感还挺新鲜的,所以中南海的孩子,对这类面食的印象并不坏。后来听有人回忆困难时期如何苦,把吃掺和野菜、“榆钱儿”的面食也算上,孩子们都觉得有点不合适。
吃着滋味不太好的,孩子们记得的是那种地瓜(即白薯)面窝头,黑乎乎,黏唧唧的。其实北方的地瓜很甜,又算是粗粮,在孩子们的印象里是最好吃的粗粮了,可不知为什么弄成地瓜面就变得难吃了。大师傅为了让它好下咽,可是动了一番脑筋。有时加一点糖精,有时加一点盐,但次数多了,加什么也不起作用。
2
当时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人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出于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了21斤。
听女儿这样说,毛泽东感到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在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一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岗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着。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着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做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不料此事被毛泽东得知了,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了桌子:“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见毛泽东如此较真儿,谁也不敢再违规了,李讷一点接济也得不到了,消瘦了许多。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特意嘱咐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进中南海以后,毛泽东的所有子女,通常是按照父亲的旨意在大食堂吃饭。
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霉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
她没等父亲下完“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被烫得直咝咝吹舌头。“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李讷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着碗里的饭,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她握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讪:“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唔,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落忍。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
“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恪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据身边的人回忆,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因为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所以毛泽东一句“你吃了吗?”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他是绝对不碰,但是他不坚决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于是,他们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刘源也记得困难时期的一件事:“当时我还在实验二小寄宿,平时父母不让回中南海食宿。一次在学校吃饭,食堂发给每个人几块白薯干,确实是黑糊糊的,还有些发霉了,我们一吃,很不是味,就扔了。
因为是临近星期六放假的事,所以一回家,我就把这件事对爸爸讲了,当时理直气壮是觉得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
他没想到,父亲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得吃,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呢。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
听了父亲的话,使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
3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菜蔬;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陪老总外出,也常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用瓜豆菜蔬、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家里的人早已训练有素。
果然有一天的午餐,西楼小灶的饭桌上,端出了一盘掺了马齿苋的玉米面窝头。家里的其他人都抢着吃,却不让朱德吃:“您上了年纪,就不要吃了,让我们吃吧。”
朱德说:“我怎么不能吃啊,这比长征中吃的好多了,那时候马齿苋还是最高级的野菜哩。现在生活好了,我们这些东西也吃得少了。今后就是在丰收年景,野菜也应该吃。每年吃点儿野菜,这对你们对我自己都有好处,还能使我们不忘记过去。”说完,拿起一个窝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还一副吃得特别香甜的样子。
从那以后,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粮菜不足的问题。像以往一样的是,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仍旧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和平回忆说:“当年我们自己种植的杂粮蔬菜,对度过艰苦的日子可是起了作用了。星期天食堂只吃两餐,中午我们就在房前屋后采摘点东西,自己做顿加餐充饥。为此,还专门置办了个小煤气灶,我们几个孩子也上手当过家庭厨师。”
这种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菜蔬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老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叠叠。
许多甬道边,墙根下,也被撒上了种子。墙根下多是攀缘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边就是那种容易生长的野菜,像扫帚菜等,各种瓜豆菜蔬种上后,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风景线。
除了在家门口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于1960年春,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的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定量每天补助到一斤。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养殖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基地在度荒的日子里,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
还有件值得一记的事,是种植蘑菇。培育蘑菇需要马粪,而这东西中南海里是没有的,必须走出红墙。那时北京还可以条条道路走马车,中南海内各单位的干部们骑着自行车,带着箩筐、口袋,满大街地去捡马粪。
当时已是严冬之际,人们不顾寒风凛冽,见粪就拾,连那些被行人、车辆压扁了的,冻结在路上的马粪也抠出来。马粪捡回来后,堆放在一间房子里,浇上大粪汤,经过发酵消毒,搬进了政治局开会的西楼会议室的地下室。在这里,人们播下蘑菇种,结果长势良好,喜获丰收,送到食堂里和别的菜掺在一起吃了几顿。
4
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样,每顿有几样菜肴供人们选择了。仅有几样,还都凭票供应;稍有点荤腥和油水的菜,要凭另一种数量极少的荤菜票。主食也分粗粮、细粮,也都按量按比例供应,细粮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数时候要吃粗粮。
这样一来,到大灶食堂吃饭,除了要带饭菜票外,还要带各种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烦,除了卖饭菜票外,还要分发出售各种票券。陈毅女儿陈珊珊印象较深的是她曾帮助食堂的管理员卖饭菜票和其他票券。
由于种类太多,卖着卖着就稀里糊涂了。管理员问她究竟收了多少钱了,她说:“我只是帮您收,但多少我也搞不清。”弄得管理员有点急了,因为那时在钱的问题上是不敢马虎的,钱账不清可是比较严重的错误,在困难时期就更敏感,管理员不敢怠慢,连忙说:“算了算了,还是我自己来吧。”
许多原先在家吃饭的孩子被家长们赶到了大食堂吃饭,食堂里的孩子多了,而且这些新加入食堂吃饭队伍的孩子特别兴奋。在这里,要好的孩子挤在一堆儿吃,没大人的管束,就自由自在多了。
饭桌上的胃口好坏,多数情况下并不在于食物精糙优劣,而在于和谁在一起吃。这里没有家长,可以自由组合,志趣和话题相近,有轻松欢快漫无边际地瞎聊天佐餐,即便是窝头、熬白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即便是独自吃起来很费劲的黑色白薯面饼子,也能不知不觉地咽进肚里。
自己排队,自己掌握和运用手中的饭菜票,自己选择决定购买哪样饭菜,对初来大食堂就餐的孩子来说,和在家时大异其趣,特别有新鲜感。
稍有点荤腥的菜,有时即使是凭特殊的票券,也不一定能买到,要早到、要排队。于是孩子们就互相站队,早到的孩子让后来的孩子夹进队伍。孩子有时还喜欢凑热闹,看见第
一个买了什么后,就都买什么,致使某些数量比较少的菜,多被孩子们买了。
“我们的这些行为,引起了一些单身的成人的不满,因为是孩子,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全。但多数情况下,成人还是很体谅孩子的。”当年热心为别人站队的李紫阳,回忆起在国务院大灶食堂吃饭时的情景。
说到国务院大灶食堂,还要加叙几句。国务院本来分大、中、小三个灶,相互挨得很近,就在进国务院西门不远往南一拐的地方。
1958年,周恩来检查国务院干部生活情况,到食堂吃饭时,他坚决不到中、小灶吃,而是在大灶食堂排队买饭吃的。周恩来在大灶吃饭后,有人写了大字报,提出高级干部应该向周恩来学习,破除等级观念。小灶、中灶随之取消了,只设大灶。
也是在国务院大食堂吃饭的石小林说:“困难时期在大食堂,我们最爱吃的是一种叫‘折箩’的菜。所谓折箩,就是宴会的残羹、大烩菜的剩余,因为一是这些剩菜各种各样都混在一起,二是啃过的骨头、鱼刺等也被用餐桌布兜着折了进来,就像把什么都折进箩筐一样。”
说到大烩菜,也需稍做解释。国务院照常例每周要举行一次部长会议,会议通常一开就到了中午,与会的部长们就留在国务院会议厅里吃饭。除了三四样小菜,也就是咸菜、酱豆腐,主菜是蔬菜、豆腐、粉条加上点肉或排骨一锅烩的,所以叫大烩菜,就餐者每人交5毛钱。
“如果能买到折箩的话,我们就特别高兴。记得一次吃折箩是星期六中午,因为下午没课,我和童小鹏的儿子童非非一边吃一边聊。我问他现在最想吃什么,他正嘬着折箩里一块啃过的骨头,就说想吃一块正经的排骨。我说你想得比我好,我就想吃一碗真正烧肉的汤拌的米饭,不是这种剩肉汤烧的菜的汤。我们的话被食堂的大师傅听见了,他到厨房里端出锅,又给我们俩一人一勺折箩。”说到这儿,石小林仿佛又沉浸到当年的那个环境里。
5
由于吃饭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便成为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饭桌上的话题。刚刚上了大学的胡木英,因为学校的饭既少油水,又不能管饱,每星期天都回家,靠揩父母的油,找补回来一点儿,自然会听到一耳朵父母与此相关的议论。
因为母亲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胡木英在共同进餐的饭桌旁,听到父亲常向母亲询问能否运用一些科学的原理、一些可操作的方法,为渡过难关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在三年困难时期曾经热闹过一阵子“小球藻”、“人造蛋白”和“植物蛋白”等等,胡木英偶尔听母亲给父亲讲解过有关的情况。
所谓“小球藻”,是夏天长在水塘里的绿色物质,在显微镜下,可以看出其浮生颗粒链状形态,是水中动物的食物。它可以在池塘、水缸里培养。养殖一段时间后,将其捞出滤净,可以掺和在饲料中,喂养家畜;也可以添加在供人食用的食品中,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
“植物蛋白”的制造,是用淘米洗菜的泔水发酵,待其长出一层白膜而未变黄、变红之际及时捞出,和面烹制,做成肉状,烩在菜里,权当肉的代替品。
1960年7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量生产小球藻》,文章中说小球藻“蛋白质含量比大米高5倍,比小麦高3倍多”。“有些地方用小球藻试制糕点、面包、糖果、菜肴、藻粥、藻酱等食品,质高味美,清香可口。”称小球藻培育的成功,“是我国人民在大跃进中的一项伟大的创举”,利用小球藻“不是小事”。
《人民日报》自创刊之日始,就一直在胡乔木的指导下工作,许多社论,皆由他亲自执笔拟成。《大量生产小球藻》一文,会不会与胡乔木夫妇在饭桌边的交谈相关呢?
胡木英还记得,父母在饭桌旁讨论过采用何种办法,使同样的生米做出更多的熟饭来。不久,人们还真琢磨出一种叫“双蒸饭”的做法来:先将米焖熟,再放进蒸屉里再蒸一遍,使米粒更加膨胀,能使焖出的一碗饭,胀到一碗半。这种饭,吃起来已毫无口味,但能在胃里多占空间,让人有饱的感觉。困难时期,“双蒸饭”成了中南海里食堂最盛行的米饭制作方法。
当然,那时人们想出的办法,可行的、不可行的,科学的、异想天开的,甚至如今看来可笑的,远远不止这些。由于出发点是为了渡过难关,一有个什么发明,就被大张旗鼓地宣传,站在第一线的,自然是中共中央宣传部。
在困难时期,食用油极其匮乏。既然人们动过让一碗米膨胀出一碗半的脑筋,就也会动脑筋让半斤油变成一斤油,不知是谁发明了利用超声波振荡的办法使油膨化。中宣部发出通知,要求中直机关各单位都派个负责人,到中宣部观摩食用油膨化演示。
中南海里有的孩子的父亲,被派去沙滩中宣部的大院观摩。现场演示的人,把半斤油倒进一个容器,再对人一些水,放人简易制作的超声波振荡器,超声一阵后,就宣布水已经变成油了,要求各单位大力推广。
于是,观摩过的人回到各单位,便把看到的情况宣讲一遍,发动单位里的干部到处找铁管子头,把两头砸扁了,嵌进刮胡子的刀片,做超声波振荡器。中南海西大灶,也搞了不少类似的实验,但并不像现场演示的那么灵,没有出现水变油的奇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植物油膨化不成功后,人们又把注意力转向从动物、甚至昆虫中提取食用油和营养。中央办公厅就抽调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和机关工作人员,组织打猎队,到内蒙草原打黄羊、野驴等。将猎物分到各个单位的食堂,增加一点荤腥,熬一点油,给干部们打了几回牙祭。
此外,就是号召大家动手捉虫子。当时的一些报刊还发表文章,宣传介绍各种虫子的营养价值,什么什么可食用,什么什么蛋白质含量高。有关方面还在北京钢铁学院办了展览,也通知各单位都去人参观。展览室里摆着一个一个的大瓶子,里面装着脂肪状的东西。每个瓶子上贴着标签,写明是哪种昆虫提炼的。
参观回来,又是一番动员,中南海机关的干部们,在工作之余,便四处去捉虫子,在墙角下,在大树下,刨土寻找。可中南海方圆之内,又能捉到多少昆虫呢?热乎了一阵之后,也是无疾而终。
总之,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儿,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点儿。
关于鱼,还有一个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鳇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6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
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分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喝得肚子胀鼓鼓的,可过不多久饥饿感就回来了。
就在这时,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知名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机关的叔叔、阿姨们,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昊日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吴继光的妹妹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聊着聊着就聊到现实问题上,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比较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按摩,以使之复原。”
在和她爸爸交谈时,她爸爸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营养不良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上会,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都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纪,总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只找到一只装着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有点甜有点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发甜的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他们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没喝过酒的他们都醉了。
回忆说对三年困难时期感受不深的,是陈晓鲁,他恰在那个时候患了肝炎。
那一时期为了支持中东地区国家的独立斗争,中国人民在自己极度困难的情况下,还用外汇从这些地区的国家购进一些产品。北京市场上一度比较多见的叫做“伊拉克蜜枣”的蜜枣,大概就属这种性质。陈毅家就有时买点儿这种枣核中间有一道深沟的“伊拉克蜜枣”。
可过了一阵子,传说这种蜜枣带有肝炎病毒,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市场上这种蜜枣渐渐绝迹了。陈晓鲁患肝炎,有的朋友说是吃“伊拉克蜜枣”传染的;而他家里的其他人大概也会品尝这种枣,却未因之罹病,可见这种社会上流行的传言不一定准确。
肝炎这种病,需要好好休息。中国人对肝炎,历来有一种以养为主,以治为辅的传统疗法。所谓养,就是多吃些有营养的食品,多吃糖,避免操劳。虽然在困难时期,家里还是想方设法给他弄来一些糖。他这一养,在家中整整蹲了两年。
陈晓鲁说他就是在养病期间,开了窍。以往整天学习,生出厌恶感。患病后,成天窝在家中,没学可上,没同学陪伴了,反而生出渴望,想读书上学了。从病愈返校后,学习大变,刻苦奋发,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当然,这也都是后话。
即便是受到了很好的照顾,陈晓鲁还是因为油水少而特别馋肉。一次,天色已晚,他和张寰在中海边溜达,从在国务院这边看船的老张师傅住处经过。老张师傅看见他们,说:“我捡到了一只死乌鸦,烧好了,你们想不想吃?”
乌鸦,中南海里特别多,冬季的黄昏之后,岸边的柳树上,结冰的海面上,尽是乌鸦,有时黑压压地覆盖了一半的冰面。但它那丑陋的样子,谁也没想到过吃它,记得鲁迅改编的中国神话故事里。提到过嫦娥就是忍受不了人间日子清苦,丈夫只能给她打到乌鸦吃,才奔月而去。在故事里,乌鸦肉被形容得酸涩难吃。
据说在困难时期,中南海里也打过乌鸦,改善伙食。但几天之后就难觅乌鸦踪影了,而且杯水车薪,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也就不再打了。陈晓鲁、张寰过去也没尝过乌鸦肉,但此刻仿佛只要带个肉字,就能让他们垂涎欲滴。
他们跟着老张师傅进了房间,用手抓起一块乌鸦肉就吃。张寰开始对吃乌鸦肉还有几分犹豫,问陈晓鲁:“好吃吗?”陈晓鲁一面说不好吃,一面吃个不停。张寰一看再不动手,就要被吃光了,赶紧抓起一块大嚼起来。一只乌鸦总共没多少肉,几下就吃完了。如今回忆起来,张寰说:“究竟是什么味,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描述了。”
能说出乌鸦滋味的,是李紫阳:“在困难时期之前,陈毅老嫌乌鸦吵,影响休息。就曾建议要打,不知为什么没有打,直到困难时没吃的,才打了乌鸦,一开始打了好多,食堂做了给大伙吃。我就是从此知道了乌鸦的味道,当时觉得挺好吃的,跟鸡肉好像没什么区别。”但也就吃了几顿就没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食堂吃到了。
(摘自《红墙童话——我家住在中南海》)
摘自：《中外期刊文萃》2005年24期 作者：王 凡 东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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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1)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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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时吃干，闲时吃稀
1959年到1962年，是共和国历史上被称为“三年困难”的时期。
面对工农业生产跌入谷底导致的生活资料匮乏和饥馑的严酷现实，最难过的莫过于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使国家强盛富庶而发出大跃进号召的毛泽东本人了。他对全体工作人员宣布：“我们要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一句口号“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再度被写刷到了墙上。
领导自减粮食定量
中央人民政府将每个国民的口粮定量减到最低限度。低标准，瓜菜代。中共中央紧急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带头，国家干部带头。领袖们首先带头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
中南海里，机关干部们开始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的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来报了24斤。朱德和毛泽东一样，也是26斤。
这一情况传到各单位党支部和党小组后，大家都认为领袖们自报的定量偏低了，起码应该和绝大多数男性干部们一样，定在28斤。但是领袖们都坚持说够了，已经写过，不要变动了。就这样开始按照他们报的数量发给他们粮票。
在领袖们的带动下，整个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勒紧了裤带，每位工作人员都把自己的粮食定量降了下来。定量是压缩了，可营养不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为了在粮食定量减少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增加一些营养，食堂的大师傅们和干部们想了一些办法，他们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粮食掺和在一起吃。
最开始是采集自然生长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钱儿等。中南海里，特别是沿着中南海的外墙，种植了不少榆树。榆树的叶子形状有点像古钱，俗称“榆钱儿”。采摘来后，大师傅们就把嫩“榆钱儿”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馒头个大一些。
自然生长的东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们就种植一些野菜，比较普遍的是一种俗称“扫帚菜”的植物。这种野菜枝蔓多而密，把叶子撸净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扫帚，其俗称大概就是这么来的。这种野菜特别好生长，路边或犄角旮旯，再贫瘠的地方也能长得很茂盛。扫帚菜叶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笼屉里蒸熟了也不难吃。
孩子们也没有特权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除了寄宿在学校或在学校定餐的孩子还在学校吃饭外，原先平时在家里吃饭的孩子，大多在家长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机关干部、工作人员们一起吃饭。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谭震林、陈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别是朱德，他不仅是把孙辈们都赶去了大灶食堂，还提出要求：不准老买好菜，不准超过大多数人的饮食标准，不准超过自己的定量。
这些家庭中的父母享受着党内高级干部的待遇，有一定的营养补助。但是他们从培养锻炼孩子出发，从不让孩子享受不该享受的待遇，总是让孩子在大灶食堂进餐。当然有时星期天例外，因为多数成了家的干部星期天都自家开伙。
在三年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和学校里所有的学生一样，她也重新申报了粮食的定量。回家时，毛泽东向她问起学校的情况，她告诉父亲，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多为国家分担困难考虑，申报时把定量压到21斤。
毛泽东听女儿这样说，感到很欣慰，同时也露出一丝忧虑，毕竟女儿还是在长身体的年纪。李讷接着说：“学校考虑我们正处成长发育期，将学生的定量统一定为27斤。”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定量基本能保证学生的营养了。”她感觉到父亲好像松了口气。但父亲随即又说：“井冈山时期，打仗的战士还吃不上这个定量。”她明白父亲的心思，想想前辈度过的更艰苦的岁月，眼前的难关就能挺过去了。
困难的日子并没有很快过去，而且仿佛在加重。一次有个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
几天后，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他批评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一个星期天，李讷回到家里，毛泽东破例让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顿饭。此时正是毛泽东宣布了“三不规定”之际，家里的饭菜也没太大的油水。可饿了一星期的李讷，看见桌子上三四盘炒菜、一碗汤，外带辣子、雪豆腐等小碟，胃口一下就被吊起来了。她没等父亲下“吃饭”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舌头被烫得“咝咝”直吹。“慢点吃，别着急。”女儿的每一个细微的动作，毛泽东都看在眼里，但话音依然平静。
由于在学校吃饭都很快，李讷已经习惯了。她并没有想到掩饰，一边说一边不停地扒饭。她第一个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饭，端着空碗，眼睛却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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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2)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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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讷从来就不是个贪吃的孩子，如今这副模样意味着什么？明察秋毫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江青也怔了一下，继而把自己碗里的饭拨到女儿的碗里。
“哎，你们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线条惯了的李讷诧异地问道：“妈妈，你怎么吃得这么少？”“这几天胃不舒服，老泛酸水、不敢多吃。”江青说着又用手揉着心口。过了一会儿，她低头离开了饭桌。
毛泽东拿起了报纸，一边看一边说：“我年轻时在湖南搞农村社会调查，有次饿了一天，讨到一碗米饭……”李讷吃得正香，没搭父亲的话：“你们不吃我就全打扫了啊。”
“唔，打扫干净。三光政策，不要浪费。”说完，毛泽东又把目光从女儿身上移开，转向报纸，直到李讷把桌上的盘子都拾掇干净。
目睹了这一情景的卫士，心里很不忍心。事后向毛泽东进言：“主席，李讷太苦了，我想……”没等他说完，毛泽东就打断了他：“和全国人民比较来说，她还算好一些的呢！”“可是……”“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泽东叹了口气说，“还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在困难时期，毛泽东曾有过一星期不吃米饭、7个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记录。几位领袖都跟着毛泽东不吃肉了。周恩来过意不去，关切地劝毛泽东吃一点肉。但是毛泽东的一句“你吃了吗”的反问，就把周恩来的口给堵上了。
为了使毛泽东增加营养，中南海里负责为首长服务的部门领导费尽了心思。肉、蛋这些东西毛泽东绝对不碰，但是他不拒绝野食。像偶尔弄两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捞点寸把长的小鱼虾，还是能劝他吃一点的。于是工作人员就打几只麻雀或掏两个麻雀窝，或者用筐捞些小虾。但这只能间隔一段时间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否则，主席同样不吃。
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曾过了三个生日。从现在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与平时没有多少区别。三个生日宴上，没有酒，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氛围。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吃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发霉的白薯干
60年代困难时期，刘少奇的几个子女还都很小，但他们都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坚持在学校住宿吃饭，和别的孩子一样同甘共苦。当时许多人劝刘少奇和王光美把孩子接回家吃住、生活，可以比学校过得好一些，但刘少奇坚决不同意。他说：“国家主席的孩子应该和工农群众的孩子一样，不能搞特殊。群众吃不饱，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尝尝吃不饱的滋味，有好处。等到他们将来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会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再不要让人民吃不饱饭了。”
有一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食堂发给每个学生的午餐是几块白薯干，黑糊糊的还有些发了霉。刘源咬了一口味道很不好，就给扔了。这事发生在临近星期六放假那天，所以一回家，刘源就把这件事对父亲刘少奇讲了。当时刘源认为学校这样做不对，怎么能把发霉的东西给学生吃呢？刘源讲的时候理直气壮。
然而他没想到，刘少奇听了后，语调沉缓地告诉他：“目前整个国象正处在困难时期，怎么说你们还有吃的，偶尔才吃上这么一点不好吃的东西。你要知道还有许多群众连这样的东西都吃不上呢。你们还没有尝过吃不饱的滋味。你们应该尝尝群众吃不饱的滋味，那样才会有和群众同样的感受，才会有人民的观念。将来你们为人民办事的时候，也才会和人民站在一边。”
听了父亲的话，原来想得很简单的刘源好像一下子领悟了许多，并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惭愧。当时没有谁要求他怎样做，但他一回到学校，马上找回自己扔掉的白薯干，冲洗干净，吃了下去。朱德中南海“开荒”
给自己定量缩减到26斤的朱德，对如何度过困难时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总有长期坚持在房前屋后开荒种瓜、豆、蔬菜的习惯。而且即便在没有饥荒的时候，康克清也常陪老总外出，剜点野菜让家人尝尝鲜，把瓜豆蔬菜、野菜同粮食掺和着吃，这对朱老总家里的人来说早已习惯了。
困难时期，朱德和康克清带领身边的干部和孙辈们，开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种了一些杂粮，还鼓励孙辈们自己挖洞，饲养了一些兔子。朱老总依靠自家的力量解决了粮菜不足的问题。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劳动的果实外，朱德像以往一样，将一部分送给大灶食堂。
朱老总家在房前屋后，开荒种植蔬菜杂粮的做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开来。许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开垦了出来、种上了向日葵、玉米、南瓜、土豆……一时间中南海内的房前屋后到处都生长着高高低低重重叠叠的农作物，这反而为中南海增添了几分绿色。
地开出来，种子撒上后，人们便又操心如何积肥、改良土质的问题，以使农作物长得更茁壮，结出更多的果实。当年为了积肥，家住中南海的孩子们还做出过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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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吃肉，不吃蛋”:“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3)
2005-08-03 14: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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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大人们在秋后，把干树叶和干杂草什么的，烧成草木灰，当做肥料撒在开出的地里。孩子们就以为凡是可燃烧的东西，烧完的灰都可以做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处搜罗可燃烧的东西，堆在他们自已开出的荒地边上烧。
一天，几个父母在政治秘书室工作的孩子，在拆了的旧房子瓦砾堆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毡，把它和干树枝叶放在一起烧，以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毡燃着后，冒出滚滚的黑烟惊动了中南海里的警卫人员，以为着火了。
警卫人员跑来扑灭了火，并通知其家长，说他们的孩子在放火。孩子们的家长随即都赶来，当问明了原因后，都有点哭笑不得。
当时每个家庭除了在自家门口开一小片荒外，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还在1960年春天，在北京郊区的西山附近，建立了一个农副产品生产基地。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轮流去那里参加劳动，每人每年去一个月。去劳动的人，每天补助一斤粮食。
总理关于“鱼”的批示
干部们在生产基地里，种植了玉米、大豆、瓜菜等作物，还饲养了数十头肥猪和一二百只羊。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一年下来即见成效。生产基地农作物的丰收，使机关食堂里的伙食有了改观。同时干部们还感到，经过这种锻炼，在感情上和群众更接近了。这个农副业生产基地因此坚持办了下来。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被划归到附近的人民公社。
为了渡过难关，什么办法都想了。中南海里一直养着鱼，专门有养鱼班的人负责打草喂鱼。以往是隔一段时间撒网捕一点，主要是给食堂，也卖一些，但次数很少，所以鱼长得挺大。由于多年的积累，在困难时期为了增加一点荤腥，打鱼的次数就多了一些。
困难时期还有一个关于鱼的故事。1961年春节前青海省委知道党中央机关生活艰苦，从青海湖打了2000多斤鲤鱼，送到国务院，说是给周总理送鱼，并请周总理转送党中央。
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第一，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困难时期党中央应该和人民同甘共苦，不能接受这样的馈赠；第二，既然鱼已经送到北京再返回耽搁时间可能腐烂，就由北京二商局按市场价格收购，随即在市场上出售。中共中央机关和国务院一斤也没有留。
“太阳鸡蛋”和青梅酒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况好像比上一年更有过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学上学的邓朴方就感觉学生食堂的杂面馒头越吃越小。中学生正是能吃的时候，一个馒头咬几口就没有了。干的没了，大家就抢着喝稀的。一桌8个人能喝上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胀鼓鼓的。但毕竟是稀的，过一阵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饥饿感。
就在这时，邓朴方他们从报纸上看到某位大科学家提出“少活动，晒太阳”可以抵抗饥饿的介绍。继而又有人换算出晒多少时间相当于吃一个鸡蛋。他们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饭后就走到操场上，往沙坑里一躺，开始吃这种“太阳鸡蛋”。
在中南海里的机关里，大概也是受这种宣传的影响，在每正当午之际，也大啖“太阳鸡蛋”。
吴庆彤的女儿吴继平说：“困难时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见工字楼里的大人，中午都拿个小凳子出门，坐在太阳底下晒太阳，一边晒一边说话。看谁的腿浮肿了，互相按着，看谁的坑深复原得慢，就说明谁浮肿得厉害，然后就开始互相按摩。”她的父亲说：“孩子的妈妈因为把有点营养的东西都省给孩子了，自己因营养不良全身都浮肿了。我好一点，是因为每个星期开国务会议时都要参加，就能跟着吃一顿大烩菜，能补充点营养。”
吴继平还记得她的两个哥哥，当时都是在长身体、放开肚子猛吃猛喝的年龄，在那个时候总是吃不饱。实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乱翻，只要找着什么吃的，就吃个精光。结果老是因此打乱大人的计划，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们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找到一个装满绿色液体的瓶子。他们尝了尝，那液体又甜又辣也不知是什么。两人开始还不敢多喝，后来实在饿得难耐，便把那液体喝光了。这下不得了，喝完后，他们都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没醒过来。原来那是一瓶青梅酒。
■摘自《党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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