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世界中,我最爱铁线草。铁线草是长在公路旁、田埂上、石阶边、草坪里,几乎随处可以生长,随处可以见到,它是一种极平凡的小草。虽然我从小就认识它,但说不上爱,因为,我家对面不到两百米就有一座小山,叫乌石山。我一放学就跑到山上去游玩,沿着石阶而上,石阶也只有三百多级,孩子们三奔两跳就跑上了。有一次,我不慎跌了一跤,膝盖青肿了一大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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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去厄瓜多尔已经三年了,在这三年里他发展得不错。现在已经在首都基多郊外拉格蘭哈买了一块地,盖了一座西班牙式的小别墅,屋前有一片大草地,打算在草坪的四周种上树。他打电话来请教我,要种上什么树,並要我帮他寄一些树籽,最后还告诉我,这项计划得到中国和西班牙血统混合的新婚妻子的赞许。弟弟刚过而立之年,现在总算成家立业了。他经常打电话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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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日,整理信、稿,发现一张日本汉学家中岛碧教授寄给我的明信片。我怎么认识她呢,她还告诉了我什么呢?那是1999年8月,在陕西延安举办“第八次丁玲文学创作国际研究会”时,世界各地的许多研究者,都前往参加。我们在西安集中后,即乘大巴去延安,途中顺路特地前往黄帝陵参观。我与祖林哥哥在千年古松下,正准备照相时,突然,他向一位老太太打招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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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亚丹的电话:“胡老师,感谢您!先向您报告喜讯,我已经被预定录用了,这家公司是澳洲四大会计师楼之一,主要原因是要找一个便于与中国交流的人。因为,我是北京大学的交换生,如果没有您胡老师为我写一封推荐信,我就无法被北大录取,也就没有今天了!”亚丹向我报告时很激动,我听此消息后也很激动。他7月份才毕业,5月份就被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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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爱到处走走、看看,写一点文章的人。疫情期间为了安全,只好呆在家里。于是,过去我与各位名家及友人之间来往的事就一幕幕浮现在脑子里了。一九七九年八月六日下午,我到北京友谊宾馆去探望伯母丁玲。我们在宾馆的食堂里吃了晚饭后,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就找一处树旁的石阶坐下来聊天。她突然问我,你是做什么职业的?我告诉她,我是个教师,在一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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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十年代末,夏日的一天,我带了几篇文章去请教蔡其矫,他认真地看了许久后,突然问我:“你姓什么?”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姓什么你不是早知道了吗?我答道:“我姓胡。”他即回答说:“你不是姓胡。”等了片刻,他就对我说,你太老实了,见到什么就写什么,要想成为作家你就要真正地姓“胡”。我离去之后,心里想,他是个著名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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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右脚尾指生了一粒硬皮块,穿鞋、走路都会痛。到家庭医生那里,医生一看就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要我到私人诊所那里去修脚。因为,我出生在福建省福州市,那里是温泉地带,所以,我是泡温泉长大的。每间澡堂都有修脚师傅,而修脚师傅大多是老人、中年人。他们没有什么学历,有的甚至只懂得几个初字。年轻人都到工厂去了,都不愿意去做修脚师傅,认为这是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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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又清理旧文件,其中有一束是国内文学界友人给我写的信件。怎么马宁、蔡其矫等大家的信件都不见了,唯独只有福建省作家协会主席郭风给我的信件呢?那是1996年,我还在大公报当编辑时,要出一本散文集《香港的风》。为什么要出这本书呢?並且要名为:“香港的风”呢?因为,前些时候,我写的一篇散文《香港的风》获得<人民日报>等全国及海外&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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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孤烟直”、“野渡舟自横”......这些绚丽的画面,都是古代诗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而这些古代画面,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会不会再看到呢?会的,只是所再现的画面的内涵多少携带着现代的气息罢了。记得前年的中秋佳节,我应亲戚之邀,赴度假村澄碧村共赏“海上生明月”。傍晚下班到中环码头乘轮船,开航大约二十分钟,即经过一个小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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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居澳洲已有五年,从香港托运来的二十个大纸皮箱,装衣物及生活用品的箱子都打开取物了,只有一些纸箱从来没有开箱動过。在此次新冠肺炎瘟疫期间,我一箱一箱地打开处理无用的废物,不觉间发现几袋书稿、文件及照片。其中一张纸上有沈从文写的东歪西倒的字,由此,我的脑子里即浮现出1984年8月1日及9日下午4点两次访问沈从文的情景:开门的是张兆和老师,门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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