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上月14日,南宁四中校友谢明同学在微信中告之我,他们班主任吴肯老师于当天零晨二点仙逝。
几个月前,我还与吴老师通电话。他语音宏亮、笑声爽朗,彼此还相约再一聚。他的突然离去,让我永远失去了与这位“文革”生死之交的兄长相聚的机会了。在悲痛与遗憾的交杂中,我难受至极,只能抬头遥望长空,祝他一路好走,并提笔写下此文,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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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代铭校长“文革”访谈录
一,执笔者的话
我1962年从广西师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任教。与我一起分到四中的还有中文系的几个同学。黄代铭校长和文行恕书记对我们几个年青老师十分关爱。在我们心目中,黄校长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而只比我们大几岁的文书记,也如亲密无间的兄长一般。黄校长“文革”前后在四中治校几十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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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過去,但文化大革命的記憶仍殘留在很多人腦際,揮之不去。廣西人吃人事件中受害者的家人至今仍不能原諒那些殺人吃肉的兇手,對於文革也持否定態度。而那些殺人吃肉的人,則極力迴避那段歷史;有些人甚至認為當時只是執行上級指示,自己也是「受害者」。在廣西,那場滅絕人性的慘劇,至今仍是雙方無法踰越的一道鴻溝。
76歲的柳州退休幹部黃家樑(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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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说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南宁作家。1956年《南宁人民报》创刊时,我就在它上边发表了诗歌。其后先后成了广播电台记者,又调任报社的副刊编辑。我不但在业务上是骨干,政治上也在追求进步,成了报社团支部的书记。只因为“出身问题”(我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员),从“四清”以后我就受了歧视。在28岁上以“年龄问题”“劝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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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期间,南宁“联指”和“四二二”两大派群众组织都有文艺宣传队。宣传队的队员都是以中学生为主体。这些文艺宣传队都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标榜,以文艺活动为派性斗争服务,是江清所提倡的“文攻武卫”的”文攻”吧。
南宁“四二二”的文艺宣传队规模小、松散,可以说是不成气候。南宁“联指后备军”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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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三中“文革回忆”
一,水塔第一枪
进入1968年的南宁三中,两派学生组织对峙升级,双方都分别占据了学校某些建筑,拥有一些枪支弹药,但是毕竟出入同一校门,相见同一校区,尽管观点碰撞激烈,但都有所克制,并未大打出手。只是三中422的人员多一些,占的建筑大一些,活动范围广一些,让对方三中联指很有不爽的感觉。
1968年5月中旬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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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一哲亊件
1974年11月,一份署名“李一哲”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在广州北京路贴出,随之轰动国内外。
“李一哲”是四人的笔名: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回城知青陈一阳、广东水产制品厂工人王希哲,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副主任郭鸿志。
这是文革期间,广州市民间公开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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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中,我父亲一位兢兢业业的建筑工程师,只因给领导提了点意见,被打成“右派”,1966年被清回乡。1967年随父回乡的母亲不堪精神打击和劳累过度,心脏病去世。1968年父亲在“文革”大屠杀中惨遭杀害。当年,接二连三的噩耗传来,让我们兄弟姐妹悲痛欲绝,但又无法及时回去处理后事,安葬父母遗体,更让我们长期没法从未尽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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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下半年到1968年底,广西全境发生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残杀无辜民众达十万以上。大屠杀的元凶是以韦国清为首的广西“文革”当局。大屠杀后,为开脱罪行,他们又极尽能事以掩盖大屠杀的真相,对敢于揭发大屠杀事实的人进行无情镇压以及种种迫害。
有关韦国清等广西“文革”当局镇压大屠杀揭发者的罪恶,罕有撰文给予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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