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投桃集》共蒐録四名作者的祝賀壽文四則及二十四人所創撰的祝壽詩作四十八首,加上文末附録徵詩啟及事略一段。據俞樾在序中所言,尚有明治維新功臣勝海舟所作的“和歌”,因未經翻譯以致無法編入。在該集中你能讀出東洋漢學家對俞曲園的追慕嚮往及綣綣真情,亦可管窺俞樾在當時的東洋漢學界所造成的深遠影響。除去井上陳政外,幾乎所有爲《東海投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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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陳政最爲華人所知的是俞樾《春在堂全書》中收録的《東海投桃集》。這是他爲紀念恩師的古稀壽辰,廣集一衆日本學者所撰寫的詩文總集。當時井上陳政人在英國,隔海寫了篇《征詩啟及事略》,向東洋漢學界介紹俞樾的學術成就,並徵集日本漢學界人士爲曲園師作詩文賀壽。井上陳政的這篇《征詩啟及事略》可以説明今天的“中國通”與“漢學家”之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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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陳政對中日關係研究是個很重要的人物,他寫的幾本書在東洋人對滿清及華夏民族的認知上有很大的影響,對昨天以至今日日本人之東亞大陆觀念形成有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特别是他還死在庚子之亂的北京,使其身影添加了無可言喻的色彩。下面我摘録一下他的生平您可能就會有大體的印象。他於一八六二年出生於江户牛中禦徒町,因家境清貧,寄養在井上家。原名楢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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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謂於尺牘之中,關乎名與字,悉隨一時一地之風尚而遷,不可以私意妄為。古俗男女幼時,有名而無字。所謂表字曰“甫”,故問人之字曰“臺甫”。男子二十而冠,始有字,禮中所謂“幼名冠字”是也;女子既許嫁,笄而有字,其義亦同。然則名與字有別乎?《顏氏家訓》云:“名以正體,字以彰德。”故對卑幼則呼名而不稱字;對同輩則稱字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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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樾與竹添進一郎雖僅有一次筆談會面,但以此爲契機,他們的交流持續不斷,友情亦跨躍海峽及國家之隔阻。俞樾曾有一首詞《采緑吟》述其神交之意情:海客東灜外,訝錦字卽日飛來。裁箋乍寄,發函旋讀,魚雁疑猜。尺書何止是雲林賚,魯論一部相攜。想年來吾妻島,人文珠勝前代。遙望五龍山,征帆卸,閨人愁損眉黛。弱女泣呱呱,嘆耗盡雄懷。願浮槎重到中華,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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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兩人通過筆談與贈詩進行了交流,這得益於漢字的書面語書寫體係,雖然口語不通,但以筆代舌、以漢文爲橋跨越了鴻溝逹成文化知識的融合。在筆談中俞樾也提出了對日本國事的關心,竹添亦以實回答,在西風東漸的大環境下中日都處於“終不能復昔時之盛”,使兩人在價值觀與文化姿態上都産生了共鳴。由此而惺惺相惜,兩人當時就撰诗相贈。竹添進一郎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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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大學歷史學教授、漢學研究者傅佛果(JoshuaA.Fogel)在《日本重新發現中國過程中的旅行文學(1862—1945)》(TheLiteratureofTravelintheJapaneseRediscoveryofChina,1862-1945)一書中曾説過“書面漢語作為交流媒介之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亦不為過。”(TheimportanceofthewrittenChineselanguageasamediumofinteractioncannotbestressedenough.)這位學者還有一本書是亞馬遜上的暢銷書之一,《患難見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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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墓》:三弔忠魂泣湊河,定軍山下又滂沱。人生勿作讀書子,到處不堪感淚多。自注:“我朝楠公與武侯事相類,楠公墓在湊河上。”武侯在華夏亦爲神之存在,是智慧和忠誠的象徵,但詩人這首詩因爲用有日本的人物、典故及地名,又混同於華夏的典故和地名,因此不瞭解日本相關背景的人恐不易解。詩尾竹添進一郎自注所提的楠公爲楠木正成(くすのきまさ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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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遺《詩經》《楚辭》,及秦焚書坑儒,誠為暴政;漢以賦盛,唐以詩著,宋尚詞,元崇曲,明清則小說興。文章之體,代有不同,亦繫於作者之好尚,尺牘亦然。漢司馬遷《報任少卿書》,首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此即署押而列於篇首,且以“謹再拜”為結,不復於書末署名,其例殊為異格。然李陵《答蘇武書》,首稱“子卿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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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添進一郎是東洋當時非常活躍的漢學家,他是明治維新後第一批進入華夏内地的東洋人,而且是第一個留下了以漢文書寫的旅行記録《棧雲峽雨日記》的作者。百度説《棧雲峽雨日記》在二〇〇七年有中譯本,出版社是中華書局,譯者是張明傑。我不知道怎麼去説,那本書本身就是漢文的,而且幾與口語無大差别,還要怎様去譯?可惜的是我沒有找到張明傑譯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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