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想清华出来的个个又红又专。专的标准是学习,可以用分数来量。红的标准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看不见摸不着,太抽象。小老百姓有着可度量的标准,那就是党员团员和“飞“党团员。党员当然是红,会“飞“的是白的,团员就是介于之间的,粉红的吧!
保送的要么是中学品学兼优的和有背景的,要么是调干的,也有是有特长的。他们大部分带着“红&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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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时班上只有调干生没有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成了臭老九到了工厂,除短时到车间劳动外还是在老九成堆的技术科里混,彼此彼此。就是到车间工人最多喊我个犬学生(注:研究生为太学生,那一点抬高一点往右肩一放就是犬),没人闻到臭。闻到臭的是军宣队的老杨,一个连的司务长,天津人。这小子在技术科一天到晚板着脸,像训孙子一样训我们。插两句。胡温时的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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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那届的学生有两千八百多号,有考进来的有保送进来的。一篇校友的回忆说是考进来的还是保送进来的,一看学号就知道。学号在1000以下的是保送的,以上的是考进来的。
前几年我们年级搞了本同学录,里面有各班同学的相片和学号。班上调干生都是保送的,他们的学号都是1000以下,我和班上考进来的学号都是1000以上。这校友的说法有道理。
根据以1000为界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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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后什么都搞群众运动,科研也不例外。什么都要试一试,要发现新大陆。惊喜天天有。把木块放到旋转磁场中,能转-电机工程的老祖宗麦克斯韦没说过,批他!用万用表量量西红柿的电阻,两支表笔调一调,电阻不同了-新型半导体!蒸汽从铁管上的缝隙漏出发出尖利的哨声-原创超声波发生器!
好奇和热情,我们年轻人不缺。大约是大二下学期我们开始了进大学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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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学的学生管学校的教師叫老师教授或老板,我们那时管他们叫先生。不管是教授讲师还是助教,不管是教主课次课体育还是政治,也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教我们的就叫先生。校长书记们不是老师,哪怕是客串给我们上政治课的何东昌也不是老师。因为没有机会接触他们,除蒋校长外都是直呼其名如刘冰艾知生。系里的书记也是清华科班出身,见了也只叫凌书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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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时老师说学电机的会遇到各种复杂问题,要理解和解决这些就得学许多数学。的确,在大学的前两三年我们学了许多数学,后来怕我们受困难时期的影响又补了一些数学。回想学过解析几何,微积分,微分方程,各种级数积分,复变函数,拉氏变换,场论,变分,等等。有的很难,特别是包括梯度散度旋度点积叉积和汉密尔顿算符的场论。学的数学之多可能是除数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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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1959年的国庆后学校传达了在天安门发生的一起特大反革命事件。案情是狂欢夜有人在广场西侧靠中山公园的公厕里写下反动标语。写的是什么早忘了,或更本没告诉我们。传达就是要查出写反标的人。要在上百万人参加的夜间活动中找出写的人真是又如大海捞针,何尝容易。
以后又发生二十万诈骗案,有人用假冒周总理签名的信件在民族文化宫的走廊上骗走二十万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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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时时有外国领导人到清华访问,有时是周总理陪同。同窗说朝鲜的金日成和缅甸的吴努就来过。我记得,但只见到过吴努。
一个不上课的日子周总理陪吴努来清华要在大礼堂前讲话,自由参加。我和舍友就到礼堂前的草坪晃悠。见没人管,我们就往大礼堂凑。最后凑到礼堂前面的台阶上,那里离周总理只三五米。可谓看了个够。
吴努和周总理都讲了话。大概不外是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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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管六十年代初那场灾难叫大饥荒,那时叫困难时期或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或暂时自然灾害。那几年没出过北京,就在学校和家里。在最困难的那几年连乡也没下过,劳逸结合了。大饥荒前的最后一次下乡是1959年暑假到德仁务的水田去施肥,下一次就是1963年秋的到昌平砍白菜拔棉花杆了。
在北京,看到听到的也就北京城里的情况。记忆中那几年就是饿,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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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在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开闹之时到了清华。记得1070万吨钢的口号,看见过八号楼和老铁路间路北的一群土高炉,很多年后还看得见堆在那里火山石一样的泡沫钢,但就是记不得自己炼过钢。
有同窗说“我们也炼了,三个人一组手拿钢条搅拌。每人弄几下。不叫名字,只叫号。1号上,二号上、、、、。一下来睏得躺在坑里打盹。炼完就去食堂吃饭,食堂全天开放,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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