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记忆点滴-困难时期

现在管六十年代初那场灾难叫大饥荒，那时叫困难时期或三年困难时期或三年自然灾害或暂时自然灾害。那几年没出过北京，就在学校和家里。在最困难的那几年连乡也没下过，劳逸结合了。大饥荒前的最后一次下乡是1959年暑假到德仁务的水田去施肥，下一次就是1963年秋的到昌平砍白菜拔棉花杆了。

在北京，看到听到的也就北京城里的情况。记忆中那几年就是饿，有多少就能吃多少，什么都要票和有票也买不到。一次家里来稀客，母亲不知从哪里搞来田鸡。我挑食不吃，沈伯伯笑说“现在居然还有人有东西不吃”。抗战时沈伯伯是石油大王的大秘。

见过饿死的没有，没有。亲戚朋友中有饿死的没有，没有。认识的人有见过饿死的没有，没听讲过。亲戚和父亲的朋友的都是有点地位的，而且多在大城市，没有饿死的和见到饿死的，这很正常。

农村呢？听同学说过河南农村饿死人了。听暑假回西北的同学说西北火车上有人在买来的肉包子中发现指甲。1965年到平谷搞了一年四清，在村子没听人说那几年村里饿死人过，但在忆苦思甜的会上老乡回忆的不是解放前的苦而是大跃进后几年的饿-把人饿砸咧。

1958年进大学时，饭费每月12块五。每天三张饭票，早五分，午两毛，晚一毛六。进饭厅交票排队领一盆菜，不缺肉。菜不够可以添，米饭馒头管饱。早上豆浆稀饭，有八宝菜花生米，有时有鸡蛋。中午去晚了没菜时就是鸡蛋炒饭，在笸箩里由盛饭的挑鸡蛋。大炼钢铁时有一阵饭票都不要了。那时不缺吃。

后来定量了，依然随便吃。什么时候开始吃饭要凭粮票买已记不清了。只记得在一个暑假去通县的德仁务劳动时在田间吃饭时馒头还是放在笸箩里随便拿。从相片后面的字知那是1959年的夏天。

真正定量了。定到人头。男生高点女生低点，个高的高点个矮的低点。男生定量的差别也就两三斤。我个子高点，定量34斤。

吃饭不再是一张票进去拿了菜后随便吃。饭票分成钱票和粮票，饭菜分开买。粮票也有粗细粮之分。粮票是印在一张半透明的薄纸上的豆腐干，买什么买几两就从上面撕。

伙食越来越坏。伙食费调整了，调到16块5一个月，吃的远没有入学的十二块五好。后来有了不同的菜。有钱就多买，还是没肉。米饭馒头窝头就是定量那些，除非你能搞到粮票。北京粮票或全国粮票，都行。

粮食定量后，油和肉也定量了。一个月二三两油几两肉。有一阵蔬菜也没有了，菜就是酱油汤。肚子没有油，饿得就快，肚子叫的时候比不叫的时候多。吃午饭前的教室是咕咕声此起彼伏。

主食由米饭馒头到玉米窝头，有一阵吃的是小二黑的窝头。一种不知何年何月何处来的杂粮面做的窝头。依然是二两，但小黑硬。虽如此，每人吃得像佳肴。有吃就好。

从自由吃到定量，从肚中有油水到吃有限的窝头，不能自控的同学就糟了。同屋的承义一月定量半月光，吃完了就睡在床上连课也不上。他的粮票就由伙食委员管着，按顿发。再后来就退学了。晁老爷也是经常提前吃完定量。他是党员，不能像承义一样靠睡。他是月底靠一根接一根的冰棍中那点糖粉撑着，他自己说的。

学校所有的活动都减少了，缓慢了。劳逸结合了。学习，作业和考试少了。不是所有的课都要考，每学期就考两三门。主课都不全考。体育活动，剧烈的跑跳少了，“摸鱼”这样的气功站桩和太极拳这样的慢动作多了。连批判这样的活动也少了，政治上宽容了。

吃饭是大事。饭厅的头头由党员老师来当，九饭厅的头是翁璋老师。翁老师天天往九饭厅跑，不是去多吃多占，是为学生的吃操心。他和饭厅做了不少巧妇都想不到的事。记得的有窝头的双蒸法和超声波。连高科技的超声波都用上了。记得那是蒸汽的超声波，大蒸箱里管子里漏出点蒸汽，那吱吱声就是超声波。无奈翁老师没法把蒸汽的热能输进窝头，而且发得更“宣”的窝头更不抗饿。

学校想法子，养猪养鸭，晒茄子干。学生也参加自救，种地养小球藻。每班一块地。积肥种地，都想自己斑的地长得好。小球藻就在朝阳宿舍的窗前养。一脸盆的尿水加点从脏水坑淘来的绿水做种就养开了。我旁边是横在窗前的房间的第五张双人床，上铺是史兄。非常不幸，一日他的一搭书本就不偏不斜地落到这盆中。

没有规划和都想高产，收获时菠菜都成了竹竿。小球藻拿去精炼给浮肿的同学吃了。那饭厅养的的猪鸭我们连味也没闻过。

困难时期的人性应了老话说的“饱暖生淫欲，饥寒起盗心“。同学是正值青春期的少男少女但很少有谈恋爱的。从不设防的学生宿舍出了小偷。一日下课回到宿舍，我们的十一号楼508室被撬了。我和凤鸣兄公用的抽屉也撬开了，损失惨重。不是财物，除了几件衣服被褥和书本没什么财产。偷的是粮票，凤鸣兄的粮票被人偷了。大概凤鸣的粮票放在明处我的夹在书本中，小偷偷了他的就放过了我。报了没有结果的案。被偷了，不会补发，也不是交点钱能再买的。那只有大家捐，没挨偷的每人捐点。

困难时期学校最有权势的不是校长书记辅导员们，是饭厅的大师傅和小卖部的营业员。我们吃不饱。大师傅吃不吃得饱，天知道。和大师傅的交集就在给我们打菜卖饭的那一霎那，他们的腕子的一抖就能让自己多吃点少吃点，得罪不起。最可恨的是营业员。你拿着票和钱买东西，他成了主子，得看他的脸色。一次月初发现上月的肥皂忘买，赶快到二号楼前的小卖部去。只差一天，那女营业员死活不卖。她是爷。

学生饭厅收票和打饭是同学轮流干。打饭时那碗浅一点满一点，盛稀饭玉米粥时稀一点干一点，买半个馒头窝头时掰小一点掰大一点，这都可以让我们肚子里的歌早唱点晚唱点。就盼望碰到个熟人多打那一丁点或少收点粮票或把碗拿回来时碗底粘上张粮票，非常不幸没遇到过这等好事。

以为要永远挨饿了。不想两三年后开始好转了。从每月除能凭票买上二两糕点几颗糖外什么也没有到夏天饭厅前成堆的西红柿由同学成脸盆地买。到毕业聚餐时有肉有菜有酒。记得我们班就坐在九饭厅西边的长桌边吃的了同学六年的分手饭。记得那每人一碗的米粉肉。记得赵兄一口酒下去就···。

 

庸猫，2016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