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西南一个偏僻的省。与周围几个省(四川,湖南,云南,广西)比较,贵州最为贫困。贵州山多,土地贫瘠,农业生产落后。当时,除了少数军工单位外,工业水平低下,旅游事业尚未开发,连最有名的茅台名酒,也还未形成气候。除了贵阳,遵义两大城市以外,没有高校,且缺乏师资。贵州省委当时做出决定,要改观这种状态,从加强教育着手。
上世纪70年代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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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年二月,我陪“梅”回南京生产,第二胎。第一个是女儿,第二个是儿子,皆大喜欢。“梅”高兴地对我说:“全了!全了!我就要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不再生了!”
她妈妈也很兴奋,跟着我们忙前忙后。那个苏北阿姨,他们家的佣人,买了好多鸡蛋,给“梅”在月子里补身子。儿子出世比女儿壮些,胃口也大些,好像总是吃不饱似的。我也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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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尔的机会,给“梅”一显身手的机会。我初次看到“梅”的精明,干练!
在大学期间,她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女生。走上社会之后,是乎换了个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阅历的丰富,她的细心,她的机灵,她的才智,她的坚韧,逐步的表露出来了。她为人和睦,开朗,善于交际,走上社会之后,很大一部分对外的联系,协调都由她进行。有时我表扬她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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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贵州5年后的一天,心血来潮,想想自己不能这样碌碌无为,一辈子就当个赤脚医生,总该做点什么有意义的东西。我默默地背诵李白诗句:“天生我才必有用”,“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丈人是全国著名热带病专家,也是国内热藏胎盘组织疗法的创始人。组织学疗法发明人是苏联医学家弗·彼·弗拉托夫(BладимирПетровичФилатов生于1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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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贵州山区时间一长,就有许多朋友。其一,有些病人原来有病治不好,我们来到之后,给治好了,他们非常感激;其二,我们从南京大城市过来,有些人有意和我们攀个远亲;其三,我们也从这山区农民中接受了再教育,和他们成了朋友。
这里农民大多是苗族,布依族,少数是白族。他们极为纯朴,忠厚,老实。我们下乡巡诊之余,坐在火炕边上,烤火,边喝着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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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梅”对我讲:“我们一点家具都没有,总得添置点家具,不能一辈子这样下去啊!”我说:“是啊!可这里山村没有家具卖,要买家具得去贵阳市,买了还得运回来,麻烦。我也正在考虑,我想自己做。”“自己做?你能行吗?”她问。我说:“我虽然没有把握,很想试试。这里山区,木料好找。我又认识街上几个木工,经常看他们做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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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了,成家了。回到贵州农村山区,卫生所给我们一个单间,我们俩搬到一处,名副其实的夫妻了。
除了应付日常医疗工作外,我们专心造人。在贵州山区,我们育有一女,一子。由于当时贵州生活条件极度艰难,我们的子女都留在南京有我丈人家抚养。我的丈人尤其喜欢我的女儿。那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回到日本添了个外孙女。我丈人常说:“日本首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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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分配到贵州工作,算是支边。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为期一个月,假期中工资照发。虽然我们1968年来到贵州,1969年县卫生局照顾我们,就批给我们探亲假,回上海,苏州,南京探亲。婚后,就没有这种探亲假,这是我们没有早早结婚的原因。
首先,第一站回到上海,就住在哥哥家中。那时我哥哥嫂嫂住在瑞金路,淮海路口。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房子十分紧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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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生活,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我和“梅”面对这些困难,没有倒退,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辅相成,勇往直前。其实,年轻时吃点苦有好处,让人知道生活的艰难,道路的曲折,一辈子受用。当晚年回忆往事,珍惜自己走过的每一步,即使自己做出点成绩,有点贡献,也不会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五里桥是个山区,地下都是坚硬的岩石,不能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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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桥是一个苗族,布彝族,白族杂居的地区。50年前,这里生产力十分低下,生活极其贫困。以“街上大队”为例,1968年,一个年轻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只能拿到八分钱,买一包最廉价的烟都不够。
这里是个山区,土地贫瘠,玉米是主要的农产品,极少的地区可以种植稻米。他们主食是玉米,把玉米磨成玉米细粒,隔水蒸熟,就成玉米饭。因为当地气候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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