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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最后阶段，我调到基因治疗中心， 其时58岁。
上文已经叙述， 第一个老板从不给我书写论文， 我只能受控于他， 不能独立。 我没有甘心，跳槽！ 第二任老板无能， 我和他共事四年， 竟然没有发表一篇论文， 不可思议！ 自信凭我自己的科研能力，每年发出一篇文章应该轻而易举的。 那时，即使我出了很好的结果， 写成文章， 老板常常往抽屉中一放， 几个月都不看一眼。 不过，这段时期却是锻炼我分子生物学实验技术的好机会。 我曾经和一个技术员在一起，一年的时间成功构建了16个载体。 老板把这些载体当作私有财产， 往-20度冰箱一放了事， 从不考虑用这些载体做几篇文章出来。我不能忍耐了，这不浪费时间吗？ 换工作！
在网上一查，连续发出5个邮件，在本院寻找工作机会。 不到5分钟， 一个回音来了， 是基因治疗中心发来的， 中心主任C博士。 他要求我当天下午2 点面试。 我对于基因治疗一无所知，心中茫然。 要去查阅资料，时间上不可许， 如何准备下午的面试呢? 我犹豫不决！ 灵机一动， 复印了所有发表的文章， 共有21 篇， 把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放在上面。面试时我告诉C 博士，这是我所有的工作经历。
面试准时在他的办公室进行， 他快速浏览了我所有文章的文摘， 5分钟后他告诉我：“你被录用了！”竟然如此简单， 我想可能是世界上最最简短快速的面试。
他看我做过大量分子生物学工作， 愿意加我工资5千刀，配给我一个技术员，如果他对我的工作满意， 工资还可上调。 不过，后来由于科研基金不断紧缩， 继续上调工资并没有兑现， 只是每年增加3%而已。
从他办公室走出来时，在走道的一侧， 看到用红漆在墙上写上三个大字：“FOCUS! FOCUS! FOCUS!” 看着气氛有点紧张， 心头不禁一颤。 好多人告诉我C 博士不好对付， 对手下极其严格， 如果做不出结果，出不了文章，或拿不到基金，6个月到两年时间，解雇走人！ 我倒很自信，自信不至于被解雇。
上班后我以最快的速度， 浏览了50篇从这个基因治疗中心发出的科研论文， 对C博士的科研方向， 进展有个大概的了解。 一周后，找我到他办公室谈话，布置工作，他一口气给了我7个课题， 要我齐头并进。 我做科研不是一天两天， 对于科研题目的难易程度，一目了然。 我十分清楚， 7个课题齐头并进，即使三头六臂，也是难以做到的， 必须重点突破。
我选择了其中最容易突破的课题先做，80%的时间花在这个课题上， 其他20% 的时间稍稍做一下其他课题， 应付而已。 又选择了一个同类课题（在七个课题以外，我自选的），要求我的技术员两个实验同步并进（为了节约时间）， 我自己做一个比较困难的探索性课题。 技术员和我配合良好，一年以后， 同时发表两篇文章。 C 教授十分满意的对我说：“你是在我实验室中，工作一年后能够发表两篇文章的第一人。 一般而言第一篇文章的发表， 在进我实验室一年半以后。”
半年后， 我又完成了一个腺病毒膜转移机理， 即不需要受体的腺病毒膜转移。 为他开辟了这个中心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奠定了我在这个中心的工作的良好基础。
这个实验室鼎盛时期有60工作人员， 两大势力把持着这个实验中心。 一个来自Oxford的Ph.D， 还是这个老板的博士后，她有极好的英文水平， 老板很多的书籍和综述都出自她手， 很受老板重用；另外一批人来自俄国的国家病毒所， 有很好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手段， 他们为这个老板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 也是老板依靠的对象。要在这两股势力中站立起来不很容易，很多人进去6个月到两年时间完不成老板交代的任务， 只能走人。我很清楚， 在这种环境下， 我的英语比不上人家，只有多出文章才能立足。
我和C博士的配合非常默契。做完实验， 分析总结， 写成论文，我总是在下午5点前， 把论文初稿放到他门上的一个信箱中。 他5点下班， 把论文带回家中阅读。 第二天一早， 我上班时， 一定在我门上的信箱中有他给我的回复。很简短， 他给我论文做出的评价， 指点出需要修改的地方， 并指示我尽快发出。在我和他一起工作的8 年中，无一次例外。 和C博士一起工作过程中， 最满意的是他工作的高效率。
我广泛地和国内外同道合作， 由于我在合作过程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以课题的进展，实验的结果为重，引来了诸多的合作对象。 得以使我在短短的7年半年中， 发表了35篇论文，当然包括合作论文。成为当时病理系发表论文最多的高产科研人员（不一定质量最高）。
一个由我研发的腺病毒载体，Survivin-Ad, 对于脑部肿瘤（Glioma）的特异性，引起芝加哥大学一位神经外科主任的兴趣， 和他合作， 拿到一笔科研基金。 因此，系里把我从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提升到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
美国和中国不同， 教授分三级， 正教授， 付教授， 助理教授。 中国只有两级， 正教授和副教授。在当时基金已经开始紧缩的情况下，职位提升是十分困难，基因治疗中心8个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中， 我是唯一提升为副教授的， 而其他七人都有Ph.D.学位，只有我一人是M.D.而没有Ph.D.学位, 按照“梅”的说法: “还是国产的。” 可见，在美国科研领域，论文和基金，何等重要，并不在乎你有没有Ph.D.的学位！
在提升我为副教授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在上报材料中有一项难倒我了。 这一项叫“Service”, 也就是为临床或其他科研做过哪些服务项目，我没有啊！ 如果缺如这项， 肯定是通不过的。我冥思苦想， 有了！ 我做出的那些腺病毒载体， 世界上很多科研单位向我索取， 我总是大方的给予。 每次索取载体都有信件来往， 我把所有的信件存档。 结果一总结， 有31个科研单位或大学， 包括世界上8 个不同国家或地区， 使用我构建的腺病毒载体。 把所有来往的信件， 复印后， 进入我的“Service”上报栏目。 我的“Service”可谓是世界范围的啊，反而成为上报材料中的强项。
回忆我43岁来到美国，从博士后做起， 通过20 年的努力， 做到这个地步， 当然算不上出类拔萃， 也算是尽了自己的努力， 没有浪费年华。“梅”对此也感到满意。 其实， 从我立志不读哲学博士（Ph.D.）学位后，“梅”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个双学位的问题了。
我在这最后的七八年间，做得风生水起。 “梅”却没有我这么幸运， 病魔在一步一步向她靠近！
我就知道你们二人会在美国在专业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尤其你们莱美已经不年轻了。你写出来对我们大家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和鼓励： 任何时候奋斗努力都不晚， 天生我才必有用。
一片文章
应是
-篇
在我的专业方向如果一年能在比较有影响的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就很好了（我们同时有教学和服务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