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了,成家了。回到贵州农村山区,卫生所给我们一个单间,我们俩搬到一处,名副其实的夫妻了。
除了应付日常医疗工作外,我们专心造人。在贵州山区,我们育有一女,一子。由于当时贵州生活条件极度艰难,我们的子女都留在南京有我丈人家抚养。我的丈人尤其喜欢我的女儿。那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回到日本添了个外孙女。我丈人常说:“日本首相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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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京分配到贵州工作,算是支边。每两年,有一次探亲假,为期一个月,假期中工资照发。虽然我们1968年来到贵州,1969年县卫生局照顾我们,就批给我们探亲假,回上海,苏州,南京探亲。婚后,就没有这种探亲假,这是我们没有早早结婚的原因。
首先,第一站回到上海,就住在哥哥家中。那时我哥哥嫂嫂住在瑞金路,淮海路口。上世纪60年代,上海的房子十分紧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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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的生活,一辈子都忘不了的。我和“梅”面对这些困难,没有倒退,相互依靠,相互支持,相互鼓励,相辅相成,勇往直前。其实,年轻时吃点苦有好处,让人知道生活的艰难,道路的曲折,一辈子受用。当晚年回忆往事,珍惜自己走过的每一步,即使自己做出点成绩,有点贡献,也不会沾沾自喜,忘乎所以。
五里桥是个山区,地下都是坚硬的岩石,不能打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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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桥是一个苗族,布彝族,白族杂居的地区。50年前,这里生产力十分低下,生活极其贫困。以“街上大队”为例,1968年,一个年轻劳力,一天挣十个工分,只能拿到八分钱,买一包最廉价的烟都不够。
这里是个山区,土地贫瘠,玉米是主要的农产品,极少的地区可以种植稻米。他们主食是玉米,把玉米磨成玉米细粒,隔水蒸熟,就成玉米饭。因为当地气候潮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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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阳到五里桥有公共汽车,很近,约40分钟就到。从五里桥到区政府却没有汽车,要走山路,约走一个小时,虽然不算崎岖,也要翻山越岭。
前一天我们通知了区卫生所,告诉他们第二天从贵阳到五里桥。班车在贵阳10点准时出发,到五里桥大概10:45左右,每天只有一班车。我们到达五里桥时,区卫生所已经派人到车站接应我们,他带来了一根扁担,几条绳索,正好把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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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节将近。
今日下午,看到菲儿网友给我留言,希望我能在父亲节写点什么,或者做个菜肴以庆祝自己的节日。
我刚丛意大利旅游回来,我带回来4千余张照片,自己反复浏览,评估之后,留下500余张。为了庆祝自己的节日,我将用500余张照片做成几个视频,包括意大利食品,梵蒂冈,威尼斯,天空之城等等。其中,意大利食品给我深刻的印象,我会先把它做出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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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顺利地住进了贵州省招待所,等待分配。
全国分配来贵州的有几十个毕业生,包括不同专业,住进两间大房,一间住女生,一间住男生。每间房间有上下铺,可住二十来人。贵州省委还发给我们津贴,可以维持基本生活。那时,贵阳东西十分便宜,没有感到手头拮据。这一等就是两月,要等省委作出具体的分配方案。
在这个期间,来自各地的毕业生,操着不同的口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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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是66年毕业,分配,由于文化大革命,一直拖到68年分配。分配工作当时由工宣队主持,依赖学院中的造反派主导进行的。城市的名额寥寥无几,有少数“机部”名额。这些机部名额大部分给造反派头目瓜分,极少数的几个城市名额要照顾年级中的华侨同学。
事实上这个毕业分配成了公与私的战场,在文革期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的造反派,却却显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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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学习针灸期间,大部分同学没有归校,武斗趋于缓和,人们对文革已经感到厌倦。“梅”继续在家逍遥。
那时电话没有普及,更不用说手机了。“梅”住在南京军区总院宿舍,大门有守卫,门房有传呼电话。我可以用公用电话打到总院宿舍的门房,门房值班人员会传呼“梅”,请她接电话。这样,我经常可以和她通话。
一日,趁着她爸爸妈妈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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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返回,我在上海哥哥处待了一段时间,“梅´和她的妹妹回南京去了。
南京,全城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
南医校园里,再也没有以往学生的熙熙攘攘,欢歌笑语。学院里几乎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逍遥去了,原来数千人的学院,目下只剩几十个铁杆造反派。头戴安全帽,手提棍棒,十来人一组,巡视校园。各教研组关闭,图书馆关闭,宿舍内空空如也。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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