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和自己内心的对话,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想想看,自己的内心最知己,和自己的志趣最相投,与自己的智慧最相当,对自己的过错最原谅,哪里能找到这样知心的好朋友呢!
于是,我开始了同自己内心的对话。没想到,我竟然还能和它发生心灵碰撞,我有了很多新想法,学到了很多新东西。点点滴滴,想到哪说到哪,从不厌倦对方。
我心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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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这位将日译词汇“美术”引进中文的第一人,曾经对美做过这样一个定义。他说:“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也就是说:美的东西,虽然可能有用,但作为审美的对象,人们欣赏的是其美,而非其用。进一步,一个审美对象,或者应当完全与鉴赏者没有利害冲突,如一幢建筑,一幅画,一首诗;或者为鉴赏者所完全无力驾驭,如高山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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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来青岛,离第一次相隔了二十年!当出租车从机场里开出来,在雾中向市区驶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我用这二十年的时间,就是绕着地球兜了一圈。
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我到青岛大学参加一个北大办的经济学学习班。学什么忘记了,只记得结识了一个从上海交大来的小沈。他和我年纪相仿,又都刚收到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志趣相投,我们俩经常到大海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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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杭州
第一次到杭州是盛夏。
那天天很热,离开车站不久就碰上了暴雨,只好在路旁的一个门厅里躲着。好长一段时间连出租车都看不到,心里想,来的可真不是时候。
其实我很幸运。雨停了之后,天变得格外凉爽,街道也更加干净。到西湖边上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个美不可言的西湖。我不能脱俗,只能把她比做西子,而且,还是刚出浴的,披着薄雾浴巾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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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海的时候,会想念伦敦。在伦敦的时候,又会想起上海。
想念伦敦,是因为那里的清静。想念上海,却又是因为那里的人气。耐不住清静的时候,我飞到上海;到了那之后,面对那旺盛的人气,黑压压的一片,又会匆匆的离去。
落地伦敦,望着那似雨非雨的“蓝”天,呼一口湿润的空气,有些感慨地说:伦敦,我回来了!
可是,心中马上又会涌起一些对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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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前一个中国诗人说,能够把经历的事情用文字再现出来,就如同重生了一次一样。” (注一)
“是啊,我总想把去年到托斯卡纳旅行的事写下来,好重温一下那些天难忘的时间,可总没空。”
“先随便写一写吧,日子久了会忘的。”
“我一读你的书, 那几天的感觉就又回来了!”
“什么时候去的?”
“去年十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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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梁思成等人的故事,世人皆知。虽然人们对徐志摩的热情津津乐道,对金岳霖的痴情予以惋惜,但基本上都觉得梁思成和林徽因是最般配的一对。《林徽因传》里有个比喻说:“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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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哲学家一般都是光棍,如柏拉图,休谟,斯密,康德,尼采,叔本华等等。不过他们都不是法国人。法国哲学家的灵感必须由爱情来激励,比如说伏尔泰和萨特。他们的爱情是络绎不绝,而且至为生动。我这里讲的是伏尔泰的故事。
1733年39岁的伏尔泰遇到了27岁的爱茉莉,顿时坠入爱河,写到:为什么我这么晚才见到你呢?在你到来之前,我一直在寻找爱情,可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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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在1991年解体的时候,人们忽然发现它从来就不曾是一个正常的国家,而是一个用武力支撑起来的多国联合帝国。那么,会不会有一天我们对中国也会问同样的问题?”
这是2009年七月十三日金融时报上一片文章的第一句话。这片文章的重要性,不是将来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而是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最终解决一个大国内部民族纠纷的答案。
历史证明,不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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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英国的第二年春天,我去了一趟苏格兰, 游览了爱丁堡,格拉斯考两座城市以及有名的尼斯湖和莱蒙湖。不过,我的目的不在玩,而在“研讨”苏格兰。为什么呢?原因有三。
首先,我写过一篇叫做“苏格兰人如何决定了日本与中国两百年的命运”的文章。在那里,我讲了苏格兰人如何在鸦片战争中担当了英方急先锋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帮助日本实现了现代化,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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