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1150万 <br><br>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 38310万 <br><br>清咸丰元年(1851年) 43610万 <br><br>清光绪六年(1880年) 36450万 <br><br>清宣统二年(1910年) 43600万<br><br>大家可见,就是经过了严酷的内乱和战争,中国人口的规模扩大的趋势也是不可逆的。而支持这一发展的除了那时晚上没有伟大的CCTV,人们只能实践JPAV的套路制造人口外,也说明当时的土地承载力是可以承受的。要晓的JPAV的套路也是要消耗大量的卡路里的,估计TSY市长的慢跑是比不过的。这完全是土豆的功劳。题外一句,当年粗笨的苏联慥汉能搞定神精质的德国优雅小胡子,也是靠土豆啊!<br><br>但是要注意的是,到清中业后,中国人口就稳定在4亿左右了。这说明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中国的土地承载力已到极限。再也难以增加,土豆也搞不定了。<br><br>但是,大家请鼓掌,台湾的朋友不愿的暂可观望,土共创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国人民不要再吃土豆当饭了!我们要大米的干活!~O~<br><br>于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粮食产量以每年800多万吨的产量递增,由1949年的1亿多吨增加到2007年的5.01亿吨以上。从1978年至今,我国粮食产量连跨3亿吨、4亿吨、5亿吨三个台阶,总产量跃居世界首位,人均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评价说:一个可耕地面积只占世界8%的国家,却养活了占全世界22%的人口,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奇迹!<br><br>到2007年中国粮食产量达到5.015亿吨,居世界首位,相当于排名第二的美国和排名第三的印度粮食产量总和!这是1985年以来中国粮食产量首次实现连续四年持续增产。据农业部数据,今年中国粮食种植面积增至16亿亩,约合2.63亿英亩,比上年增长了1000万亩,政府将农业补贴提高到了1030亿元,约合151亿美元。<br><br>2008年中国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2850万吨,比上年增产2690万吨,增长5.4%,连续5年增产。其中,夏粮产量12041万吨,增产305万吨;早稻3158万吨,增产6万吨;秋粮37651万吨,增产2379万吨。油料、糖料预计分别增长12%和6%以上。肉类产量继续增加,生猪生产恢复较快。全年肉类总产量7250万吨以上,增长5.9%;生猪年末存栏增长4.5%。粮食实现连续五年增产。<br><br>下面给个类比表:<br><br>2007年各国粮食总产量<br><br>国 家 耕地面积 占世界耕地比例 粮食总产量 粮食贸易<br><br>中 国 1.21亿公顷 8.06% 5.02亿吨 出口 800万吨<br>美 国 1.97亿公顷 13.15% 3.63亿吨 出口9000万吨<br>印 度 1.70亿公顷 11.32% 2.16亿吨 进口 500万吨<br>巴 西 0.86亿公顷 5.76% 1.44亿吨 出口5217万吨<br>阿根廷 0.27亿公顷 1.80% 0.85亿吨 出口6600万吨<br>俄罗斯 1.26亿公顷 8.39% 0.81亿吨 出口1280万吨<br>法 国 0.18亿公顷 1.22% 0.59亿吨<br>加拿大 0.68亿公顷 4.52% 0.51亿吨<br>越 南 0.10亿公顷 0.66% 0.40亿吨<br>德 国 0.12亿公顷 0.80% 0.40亿吨<br>澳 洲 0.51亿公顷 3.45% 0.31亿吨<br>乌克兰 0.33亿公顷 2.20% 0.29亿吨<br>波 兰 0.14亿公顷 0.96% 0.26亿吨<br>哈萨克 0.35亿公顷 2.33% 0.20亿吨<br>泰 国 0.20亿公顷 1.32% 0.18亿吨 出口750万吨<br><br>(1公顷=15亩,世界耕地面积14.8亿公顷,世界粮食产量为20.91亿吨,贸易量为2.48亿吨)<br><br>各位,土共是怎么做到的呢?除了我第一篇讲的强大的水利系统工程外,不能不提一个人的名字:中国社科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br><img src=http://city.udn.com/community/img/city/269/forum/f_3291365.jpg><br><br>“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一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做个禾下乘凉的幸福农民。”<br> ——世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br><br>这就是世界一流的中国人做的世界一流的梦!<br><br> <br><br>这就是老邓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最好诠释!<br><br> 啥是杂交水稻?<br><br>杂交水稻是通过不同稻种相互杂交产生的,而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对配制杂交种子不利。要进行两个不同稻种杂交,先要把一个品种的雄蕊进行人工去雄或杀死,然后将另一品种的雄蕊花粉授给去雄的品种,这样才不会出现去雄品种自花授粉的假杂交水稻。可是,如果我们用人工方法在数以万计的水稻花朵上进行去雄授粉的话,工作量极大,实际并不可能解决生产的大量用种。因此,研究培育出一种水稻做母本,这种母本有特殊的个性,它的雄蕊瘦小退化,花药干瘪畸形。靠自己的花粉不能受精结籽。<br><br>为了不使母本断绝后代,要给它找两个对象,这两个对象的特点各不相同:第一个对象外表极像母本,但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用它的花粉授给母本后,生产出来的是女儿。长得和母亲一模一样,也是雄蕊瘦小退化,花药干瘪畸形、没有生育能力的母本:另一个对象外表与母本截然不同,一般要比母本高大,也有健全的花粉和发达的柱头,用它的花粉授给母本后,生产出来的是儿子,长得比父、母亲都要健壮。<br><br>这就是我们需要的杂交水稻,一个母本和它的两个对象,人们根据它们各自不同特点,分别起了三个名字:母本叫做不育系,两个对象,一个叫做保持系,另一个叫做恢复系,简称为“三系”。有了“三系”配套,我们就知道在生产上是怎样配制杂交水稻的了:生产上要种一块繁殖田和一块制种田,繁殖田种植不育系和保持系,当它们都开花的时候,保持系花粉借助风力传送给不育系,不育系得到正常花粉结实,产生的后代仍然是不育系,达到繁殖不育系目的。我们可以将繁殖来的不育系种子,保留一部分来年继续繁殖,另一部分则同恢复系制种,当制种田的不育系和恢复系都开花的时后,恢复系的花粉传送给不育系,不育系产生的后代,就是提供大田种植的杂交稻种。由于保持系和恢复系本身的雌雄蕊都正常,各自进行自花授粉,所以各自结出的种子仍然是保持系和恢复系的后代。<br><br><br>到1973年10月,袁隆平发表了题为《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配套成功。这是我国水稻育种的一个重大突破。紧接着,他和同事们又相继攻克了杂交“优势关”和“制种关”,为水稻杂交优势利用铺平了道路。<br><br>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1975年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br><br><br>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全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全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br><br>1998年8月,袁隆平又向新的制高点发起冲击。他向朱总理提出选育超级杂交水稻的研究课题。朱总理闻讯后非常高兴,当即划拨1000万元予以支持。袁隆平为此深受鼓舞。在海南三亚农场基地,袁隆平率领着一支由全国十多个省、区成员单位参加的协作攻关大军,日夜奋战,攻克了两系法杂交水稻难关。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努力,超级杂交稻在小面积试种获得成功,亩产达到800公斤,并在西南农业大学等地引种成功。目前,超级杂交稻正走向大面积试种推广中。<br><br>目前,我国超级杂交水稻有三期目标:第一期,是亩产达到700公斤,已在2000年完成;第二期是亩产800公斤,也已在2004年提前完成。现在,正是三期攻关,到2010年要达到亩产900公斤。中国目前的超级稻育种计划在大幅度提高水稻单产的同时,重视对米质、抗性的同步改良,走“理想株型与杂交优势利用相结合,常规技术与生物技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br><br>袁隆平在育种战略上指出,两系法杂交水稻确实表现出更好的增产效果,普遍比同期的三系杂交稻每公顷增产750-1500公斤,且米质有了较大的提高。至今,在生产示范中,全国已累计种植两系杂交水稻1800余万亩。目前,国家“863”计划已将培矮系列组合作为两系法杂交水稻先锋组合,加大力度在全国推广。<br><br>这里要说明的是,上帝给出的边界据我了解是:1500公斤一亩是极限。不知我记错否。<br><br>同学们,我们还大有潜力可挖的说!<br><br>最后给出袁隆平院士的育种大事表:<br><br>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br>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br>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br>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制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br>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br>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稻专题的责任专家,<br>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br>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br>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br>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br><br> 图片是:1967年袁隆平在试验田介绍雄性不育水稻<br><br>袁隆平院士在完成两系杂交稻研究后,特别说:我终于完成了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了,可惜我不能向他汇报这个喜讯!<br><br>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奇迹年代,见到过一些奇迹达人,将来我们还要续写奇迹!<br><br>袁隆平院士现在身价1008亿,月薪6000,穿15元衬衫!<br><br>其实,我个人是不愿袁隆平院士穿15元的衬衣的,对提振内需不利的说。呵呵呵,但这就是从毛泽东时代过来的人的“魏晋风骨”。<br><img src=http://city.udn.com/community/img/city/269/forum/f_3291363.jpg><br>这就是:优质杂交水稻Q优2号米样 )
之前写过《大陆是如何结束传统型的灾难之一水利》一文。要知道解决传统型的灾难这一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今天再发一小文,并向为这一伟大事业作出奉献的人们致敬!这是第二篇:育种。
大家晓得农业一是靠天吃饭,一是要好的种子。靠天吃饭的问题用水利解决了很多。但完全解决是不可能的,那是上帝的活。
而育种这个事情,基本上是人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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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9日,蒋介石下令在花园口扒开黄河大堤阻击日军,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89万百姓葬身洪水,390万灾民无家可归,黄河在中华大地上肆虐咆哮了九年,就这样花园口出了名。花园口决堤,与长沙大火,陪都防空隧道窒息,并称为抗战期间三大惨案,其中祸及地域之广,罹难人数之多,国内外反响之大,当以花园口决堤为最。
这是:1938年8月15日,黄泛区中逃难的灾民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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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 1951年河北省独流减河工程开工,1953年完工。该工程包括开挖独流减河、南运河改道等主要部分。这一工程的完工,完全解除了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洪水威胁。 <br><br> 1952年10月毛泽东视察黄河,发出“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号召,从此根治黄河的工程提到日程。1953年河南省境内的引黄济卫(卫河)工程全部修建完工,共修筑渠道4945公里,可灌溉农田72万亩。 <br><br> 长江干流上兴建的第一个最大的防洪工程— 荆江分洪工程,于1952年始建,1953年完成。该工程包括修筑黄天湖大堤、修建进洪闸(太平口)和节制闸(黄山头),加固堤防,整理分洪区渠道等,分洪区总面积921平方公里,围堤周长208公里,建成后分洪区蓄水量可达54亿立方米。 <br><br> 1954年我国第一座大型山谷水库— 北京市郊区永定河官厅水库竣工。该工程于1951年开工,建成后蓄洪水22亿多立方米,大大减少了水患威胁。 <br><br> 1954年夏,长江、淮河中下游由于雨量特别集中,均超过历史最高水位,长江岸边的大城市武汉告急。但由于几年来治水工程的成效,以及当地党政、民众奋力抗洪,终于使洪水没有酿成灭害,确保了武汉的安全。事后毛泽东题词:“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 <br><br> 1955年7月国务院会议通过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综合规划的报告。1956年3月新华社报道,全国兴修农田水利的五年计划提前、超额完成,经过五年的努力,不仅大大减少了水患,而且实现了扩大农田灌溉面积达800万公顷,比原计划480万公顷超额约40% 。这标志着治水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br><br> 治淮工程持续到六十年代初。1958年起兴建了从洪泽湖到新沂河的淮沭河工程。河长100公里,宽1.04公里,并建造了二河闸、淮阴闸、沭阳闸等控制工程,跨淮河和沂沭河两流域调水,达到分淮入沂,淮水北调和淮沂互济的综合治理目标,增强了调度排洪的能力。<br><br> 到六十年代,共建成了佛子岭、梅山等10座大型水库和官沟、响水坝等一大批中型水库以及几百座小型水库;先后开建了城西湖、城东湖、蒙洼和瓦埠湖4个蓄洪工程;沿淮开辟了18个行洪区;<br><br> 举世闻名的淠史杭沟通综合利用工程和新灌区也开工兴建。至此治淮工程的预定目标基本完成,初步形成了蓄泄兼筹的中游干流防洪工程体系。历史上多灾多难的淮河两岸人民,在从建国初治淮以后到七十年代末虽然发生过多次大洪水,但却再没有酿成重大水患。 <br><br> 2、大跃进中的水利建设<br><br> 1958年下半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实质上是以加快经济发展为目的的生产建设运动。它反映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之后,人民和政府迫切要有一个生产建设大发展的热潮。<br><br> 虽然建国已快十年,但生产力和物质基础来说仍是历史的、落后和贫穷的。农业生产基本上仍是靠人力和畜力,抵御自然灾害和抗风险的能力薄弱,水、旱、虫灾频发,农业产量低而且不稳定。可想而知,在当时国际形势下,经济生产“大干、快上”、人民加快发展的要求远比现在迫切得多。 <br><br> 从农业上来说,大跃进是以贯彻党中央1957年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发端的。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提出用十二年时间粮食亩产要分别达到“四、五、八”的目标,即:黄河以北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500斤,淮河以南800斤。当时在农业发展《纲要》的鼓舞下,全国农村首先掀起了一个大搞水利建设的高潮。 <br><br> 由于1958年农村人民公社的普遍建立,使大型水利工程能够进行统一规划、部署,不再受原来县、乡区划的局限;同时大大增强了劳动力和资源的统一调配、开展大协作和八方支援的能力,因此使水利建设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就大大促进了全国的水利化建设。在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上,有许多治水的大工程、大建设是在三年大跃进时期实施的。 <br><br> 在大跃进中,各地兴起了修建水库的热潮。至今遍布全国的水库,其中有半数以上始建于大跃进时期。<br><br> 如著名的北京十三陵水库就是在1958年修建的,当时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都曾到工地上参加过义务劳动。还有其他一些大型水库,如北京密云水库、浙江新安江大水库、辽宁省汤河水库、河南省鸭河口水库、广东省新丰江水库、海南省松涛水库等,都是在大跃进中施工或建成的。这些大型水库都具有蓄水、防洪、灌溉、抗旱、养殖、发电等综合性功能,对当地的环境、生态和经济发展起着重大作用。 <br><br> 治水的规模大、力度强,是大跃进时期水利建设的一个特证。由过去的筑堤、导流发展到对大江大河的拦河、截流、改道等,气壮山河。这在历史上是不敢想象的。其中包括对海河、黄河、长江支流等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如:1958年实施和竣工的海河拦河大坝合拢工程,把华北五条内河入海河道切断,使淡水不再流入大海,海水不再上溯内河;<br><br> 黄河三门峡截流工程,于1957年开始,1958年截流成功,是根治和综合开发黄河的主体工程。截流后,可造成647亿立方米的库容,历史上“三年两决口”的黄河从此再无发生过水患。同时具有防洪、发电、灌溉等综合功能,可灌溉农田4000万亩;<br><br> 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是根治和综合开发汉水的主体工程,1958年胜利截流、第一期工程完成;黄河刘家峡水利枢纽工程完成截流,大坝截流后,可形成蓄水49亿立方米的水库,可灌溉农田1500万亩;黄河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拦河坝合龙截流。该工程是一个发电、灌溉、调节黄河水量等综合利用的水利枢纽工程。建成后,可控制宁夏、内蒙古等地区的黄河凌汛,并形成宁夏地区一个面积1000万亩的灌溉网。 <br><br>全国各地的水利工程更不计其数,在仅仅三年的时间内就兴建了那么多的大型工程,可谓中国水利史上的奇迹。<br><br> 3、六、七十年代水利的建设<br><br>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水利建设作为“农业学大寨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其主要特点是由过去的偏重防洪向综合开发利用的目标发展,贯彻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号召,主要解决农业用水和抗旱问题。为此还开掘了许多新河道,修建了大量的水利枢纽工程,治水规模和投入进一步扩大。仅1975年一年的投资就有45.3亿元。从建国初到1979年中央政府用于水利基本建设的投资达到760多亿元。(据万里在1980年10月全国水利厅局长会议上的讲活) 到了七十年代末,就总体上实现了对江河、湖泊水情的控制。不仅基本消除了大的洪涝灾害,而且达到了灌溉、发电等综合利用的显著效果。<br><br><br> 这时期的一些大型水利工程,如: <br><br> 震惊中外的河南林县“红旗渠”,被称为“人造天河”, 该渠于1960年动工,1969年全部竣工。在当时困难艰苦的条件下,林县人民硬是在巍巍太行山的悬崖峭壁、险滩峡谷中开凿出一条河道。在施工过程中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共开凿悬崖绝壁50余处,斩断山崖264座,凿通隧洞211个,跨越沟涧274条,架设了152座渡槽,共动用土石方2229万立方米。创造出了水利建设史上的奇迹!全渠由总干渠及3条干渠、数百条支渠组成。总干渠长70.6公里,引水量20立方米/秒。支渠配套工程建砌石渠道595米,总长约1500公里。建成后灌溉面积扩大了60万亩。大大缓解了当地的农业干旱缺水问题。湖北省汉北河也是一条人工河,1970年竣工,全长110多公里,建成后扩大灌溉面积100多万亩,等等。 <br><br> 1969年竣工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由三座大型抽水机站、五座中型节制水闸、三座船闸和疏竣河道等十多项工程组成,它把长江、淮南、大运河和里下河联结起来,利用这些河流的不同水位,通过自流和机动引水相结合进行排涝和抗旱,可灌溉农田250多万亩。 <br><br> 1972年竣工的辽河治理工程,上游和支流共修建水库220座,共修筑堤防4500公里,流域共建电力排灌站920处,可灌溉农田1100多万亩。 <br><br> 1973年完成的海河治理工程,前后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共修筑防洪大堤4300多公里,开控、疏浚河道270多条,新建涵洞、桥、闸六万多座。修建大中型水库80多座(总库容达13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岳城、岗南、黄壁庄、密云等18座大型水库和60多座中型水库。建蓄滞洪区20多处。对洪、旱、涝、碱等灾害进行了全面治理,使海河的排洪能力比历史上提高了十倍多,在流域内实现了每人一亩水浇地,1973年粮食总产量比1963年增长了一倍。海河完全被治理。 <br><br> 横跨皖豫两省的淠史杭水利工程,是一座以防洪,灌溉为主,结合发电、航运、水产养殖等大型水利水电枢纽工程。该工程始建于1958年,七十年代初竣功。建成了包括龙门口水库等五大水库在内的新灌溉区,使安徽西北部10个县的耕地得到灌溉,可灌溉农田900万亩。被称为可与都江堰齐名的伟大状举,使安徽人民世代受益。 <br><br> 对黄河的治理,1974年完成了黄河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的改建工程,以及刘家峡、盐锅峡、青铜峡等水库和水电站的建设。同时完成了对黄河下游的治理,共修建和加固堤防3000多公里,沿岸建成涵闸60多座、引水虹吸等灌溉工程80多处。扩大灌溉面积800多万亩。由此黄河完全被人所征服,变水害为水利。 <br><br> 长江流域的丹江口大型水利枢纽工程,于1958年动工,1973年竣工。该工程是由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建造的一座具有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等综合效益的大型水利工程。它由拦河大坝、水力发电厂、升船机及湖北、河南两座灌溉引水渠等四个部分组成。拦河大坝长近5里,坝高162米,最大蓄水量209亿立方米。建成后使汉江防洪能力提高到可抵御20年一遇洪水。<br><br> 历史上汉江中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堤防三年两溃,所谓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状况从此结束。— 发电厂装机总容量9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40万千瓦时。升船机可提升裁重150吨的驳船。<br><br> 鄂豫两条引丹灌渠,年均引水9亿立方米,常年灌溉耕地360多万亩,灌溉效益共5亿余元,使鄂西北、豫西南成为商品粮基地。长江流域的碧口、柘溪、凤滩、石泉等大型水库工程,这期间也先后竣工。<br><br> 长江干流上的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于1970年开始建设,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水电站,装机总容量270万千瓦,到七十年代末接近尾声。到这时,对长江水患的治理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br><br> 1980年夏秋之际,长江发生了25年来最大的洪水,但由于新建的水利工程的作用和广大军民的协力抗洪,千里干堤无一处溃口,确保了两岸人民的安全。 <br><br> 其他大型水利工程,如:1970年横贯豫、皖、苏三省的大型水利工程 — 开挖新汴河、治理沱河的工程竣工;河北省治理大清河中下游工程竣工,该工程可使天津、保定、沧州等地区14个县免受洪涝灾害,并确保天津市和津浦铁路的安全。1971年四川省都江堰灌溉渠系改造工程完成;<br><br> 海河水系工程之一的永定新河和北京排污河工程完工。1976年内蒙古自治区哈素海灌区水利枢纽主体工程建成,可灌溉农田29万亩。1979年河北省潘家口水库关闸截流。该工程于1975年开工,规模仅次于湖北的丹江口水电站和葛洲坝工程。水库蓄水量可达29亿立方米。<br><br> 1977年巴彦淖尔盟河套灌区总排水干渠扬水站建成,每年排水4.5亿立方米,可担负灌区400多万亩农田的排水任务。1978年江苏谏壁大型电力抽水站主体工程建成并投入运行,可灌溉农田200多万亩,排涝农田400多万亩。(以上材料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新华出版社1982年出版,第197-221页。)<br><br> 迄今遍布全国的大中小水库,除了建于大跃进时期的外,绝大部务是在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修建的。七十年代竣工的大型水库工程,如:1972年福建晋江山美水库竣工,建成后可蓄水3.95亿立方米,灌溉农田60多万亩。1976年湖北省黄龙滩水利枢纽工程竣工,水库库容12.28亿立方米,水电站年发电量7.5亿千瓦时。还有湖南省的欧阳海水库、双牌水库等等。<br><br> 据统计,止于1979年,全国各地共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库容10万立方米以上的)八万多座。同时,开掘、兴建人工河道近百条,新建万亩以上的灌溉区五千多处。灌溉面积达到八亿亩,是1949年的三倍。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农业用水的问题。 <br><br> 到七十年代末,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基本实现。由此江河洪水基本形成由人控制、服从人的设计和摆布的格局。不仅洪水泛滥的历史基本结束,而且变水害为水利,基本上消灭了大面积的干旱现象。扭转了几千年来农业靠天吃饭的历史。 <br><br> 这些工程大多都是在六、七十年代实施和完成的,历时十多年。<br><br> 请看两组数据:1949~1978年,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增加到1978年的7.3亿亩,增加了5亿亩(增幅超过200%)。同时,修建各类水库8.6万多座。<br>而在1978~2008年,农田灌溉面积从7.3亿亩增加到8.67亿亩,只增加了1.37亿亩(增幅19%)。同期只建设各类水库800多座(主要用于发电)。 <br> <br> 很明显了,农村集体水利体系的建设是大陆能结束“传统型”的灾难的重要物质基础。<br><br> 毛泽东时代提倡的“水利是农业根本”这是非常正确而有力的。这也是我们现在能解决温饱,进而改革开放说要“和平崛起”的一个重要基石!<br><br> 现在的大陆北方大旱,把水送到家家户户田头的,还是毛泽东时代的水利。<br><br>可惜近三十年来,我们没有进一步强化这些基础建设,建好的灌溉系统和水库由于缺乏资金投入、没人管理而荒废掉不少。这是诚可痛也!!<br><br> 今年的大旱,更让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毛泽东时代的水利建设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亡羊补牢,时未晚也,这需要现在的政府从新检讨,从新恢复了。)
建国初的农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江河水患肆虐。全国大大小小上千条河流,每年都会发生多场洪水泛滥,河堤决口,洪水淹没和冲毁良田,村庄房屋倒塌,百姓流离失所,甚至家破人亡等,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祸患。其次是干旱,北方广大地区缺少雨水,土地不能灌溉,旱情严重时甚至颗粒无收。
正常年景下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当时农业完全处于靠天吃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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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主食加副食;“主食”的基本概念是五谷杂粮,“副食”的主要内容则是青菜豆腐之类,总之以草本食物为主。而一提到西餐则令人想到牛奶、黄油、奶酪、鸡蛋,再有就是鸡、鱼、肠以及血乎刺拉的牛排之类,总之净是来自动物身上的东西。由此而言,比喻“西方人吃肉,中国人吃草”似乎也不为过。但接下来的结论(“西方人是食肉动物,中国人是食草动物”)听起来就有点扎耳朵:食肉动物是食草动物的克星,如此引伸,岂不是有点“中国人命中注定要受西方人欺侮”的味道?<br><br>然而反过来思索一下,日常饮食习惯且不论,一个民族的特徵还真可以用食肉动物或食草动物的某些特徵来类比。<br><br>除了一个吃肉,一个吃草,食肉动物和食草动物还有什么区别?最主要的区别也许是:食肉动物的思维方式从来富于警惕性和攻击性,是主动的一方;而食草动物的思维方式充其量也仅仅是防御,永远处于被动地位。当遇到其他族类动物时,食肉动物只关注两件事:第一,它会不会吃我?第二,我能不能吃它?如果判明对方对自己有威胁,那就要么格斗,要么逃跑;反之就要准备吃掉对方,老实不客气。而食草动物如果是野生的,则只关注头一条:他会不会吃我?如果会,那就逃跑;如果不会,那就“和平共处”,总之不打别人的主意。如果这食草动物是家养的,则连这点警惕思维也没有,一切听之任之,逆来顺受。<br><br>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在柳宗元的名作──《黔之驴》一文中反映得淋漓尽致。同样是大动物,同样是头一次相遇,虎的思维方式和驴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乍一见是虎怕驴:“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已也,甚恐。”这是食肉动物的第一个关注:它会不会吃我?其思维方式是:对于不了解的动物,首先假定对方跟自己一样,也是食肉动物,而且可能比自己更厉害,因此必须小心。然而一但发现对方并没有吃自己的意思,情况马上变了:“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于是虎马上把对方归类于自己的猎取对象,思维方式转入下一个关注:我能不能吃它?随即开始摸底:“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对虎的这一套,驴是既无戒心又沉不住气(“驴不胜怒,蹄之”)。这下可露了老底,虎马上下了结论:我可以吃它!(“虎因喜,曰:「技止此耳!」”)于是“跳踉大阚,断其喉,尽其肉,乃去。”作为食肉动物,虎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此直截了当:惹不起的就躲,惹得起的就吃,不摸底时就锲而不舍地摸清楚。<br><br>相反,驴的思维方式就只够得上一个字:蠢!对于从没见过的动物──虎,只要对方没动手,就不假思索认定对方跟自己一样,也是食草动物,可以和平共处,于是毫无防范。对于虎由远而近的层层战略侦察和战术摸底,驴视而不见,无动于衷。等到自己的情况叫虎摸得差不多了、开始挑衅动作时驴居然仍毫无察觉,既不认真准备点看家真本领又不认清危险形势赶紧逃避,反而幻想靠自己那一蹄子就能解决问题。总之驴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等到大祸临头才拼命挣扎。结果,虽然驴很和平,很善良,很循归蹈矩,从不招惹别人,仍然落了个葬身虎口的可悲下场,外加个难听的评价──蠢驴!<br><br>翻翻中国近代史,很有点中国人当了食草动物的感觉: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九.一八、南京大屠杀…想想中国当年的辉煌,不禁问一声: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怎么老是在自己的家里还挨揍?<br><br>经常听到的说法是:中国挨打是因为落后,“落后就要挨打”。但落后只是现象。要害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落后?怎么落后的?怎么才能不再落后?一句话:如果中国人不想象食草动物那样任人宰割,那该怎么办?<br><br>不管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有多少,有一条可以肯定:就整个民族而言,如果想避免当食草动物的命运,其思维方式就决不能象驴之类食草动物那样消极被动,而必须象虎一类食肉动物那样警觉和积极主动。回想甲午战争前,日本在中国眼中也是一个二流穷光蛋,不值一提。但日本拼命扩军备战,从天皇开始节衣缩食省出钱来建设海军;而中国则一派歌舞升平,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为“老佛爷”过六十大寿。一个思维如虎,一个思维如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岂是偶然的?一个民族整体上思维如虎则成虎,思维如驴则成驴。思维如虎,本不是虎也能变成虎,如日本的明治维新;思维如驴,本不是驴也能变成驴,如前苏联的“新思维”。<br><br>历史上中国人落后时挨打,那中国人先进时以及不那么落后时又如何呢?说难听点,大部份情况下颇有点象那头黔之驴:对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当老虎出现时首先假定对方是自己一样的食草动物而毫无防范,直到虎扑上来时再尥一蹶子。比较典型的例子是鸦片战争前前后后:同样是第一次打交道,同样是互不摸底,英国是通过传教、经商、特别是派马尔嘎尼出使中国实地考察,积极侦察战略要点、搜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情报,处心积虑摸中国的老底,最后得出结论:中国象个食草动物,外强中干,无足为惧,可以下手。<br><br>相形之下,中国则沉迷于“天朝大国,世界第一”的梦中,对外国人的侦察、摸底、四周布阵等等一系列措施一概不闻不问,甚至大开方便之门,特意安排马尔嘎尼一行从天津入境,纵贯中国而从广州出境,让人家从从容容把中国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个透。等到英国兵舰打到门口,道光皇帝及满朝文武大员还不知道这个“大不列颠”位于何处,更搞不清英国人想要的到底是什么,以为赔几两鸦片银子、割一块边陲之地就能了事。于是,就有了“中英南京条约”,接踵而来的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日本占领琉球的战略侦察、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越挨打越落后,越落后越挨打,恶性循环,翻不过身来。<br><br>历史上葡萄牙头一次派船远航东方就目标明确:敛财、占地、传教。船队全副武装,国王亲自授权:到了东方,拥有作为大使、商人和士兵的自由,随机应变,需要以什么身份出现,就充当什么人,并携有正式国书及各种礼品。对沿途遇到的居民,如果组织松散就明火执仗当强盗,如果组织严密就摇身一变当使节,完全一副虎的思维特征:对食肉动物小心翼翼,对食草动物则老实不客气。这虽然很无耻、很残暴,却促进了西方殖民主义大发展,最后改变了世界历史。<br><br>而同样是航海,中国难得有个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却很有点食草动物与世无争的味道: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转来转去晃荡了几十年的和平外交,有人的地方做做客,没人的地方不斜视,最后赚的没有赔的多,终于撑不下去而偃旗息鼓。郑和航海虽然很和平,很友善,君子气十足,却对世界历史没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周围的战略要地一一落于欧洲列强之手,最后论到中国本土遭侵略。历史上思维如虎与思维如驴的行为方式和结果就是如此大不相同。<br><br>当年欧洲人刚到美洲时,印第安人以为来者是属驴的,不予防范,热情接待,如同那匹黔之驴,不加思索就以为可以与虎和平共处。结果整个美洲大陆都被人家吞噬掉了。等这些虎的后裔组成了自己的国家──美国之后,便戒心十足地防止别人也来跟他们玩这一手。美国专门定下一条国策:“门罗主义”,严禁美洲之外的任何国家在美洲有军事存在,不管这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讲不讲“人权、自由”。通过美西战争,美国把西班牙势力从美洲赶了出去。1940年,美国趁英国岌岌可危之际用五十艘旧驱逐舰换取了英国在百幕大的一系列军事基地,彬彬有礼而毫不留情地把英国的军事势力从美洲扫地出门。1962年,美国发现前苏联把导弹和轰炸机运进了眼皮底下的古巴,马上采取军事行动逼苏联撤走,为此不惜准备打核大战。<br><br>美国人的思维是地地道道的虎的思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不管来者是谁,首先假定来者是虎,来者必不善,善者决不来,先发制人轰出去再说;绝不养虎贻患,让对方有日后扑上来咬自己一口的机会,使威胁尚未形成已经化于无形。<br><br>中国周围环山面海,历史上除了北方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敌入侵。中国历来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一个农户只要靠一小块能长庄稼的土地就能谋生,日常的经济生活既不依靠暴力,也不依靠集体配合。这种和平而散漫的谋生方式跟食草动物的生存方式很有些相似之处,而历史上中国的优越地理环境也允许这种和平的经济方式长期存在。<br><br>不难理解,长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地理条件下生活的人们容易产生类似食草动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游猎为生的民族则不同,其日常谋生方式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或与暴力息息相关。进行围猎时必须有一定的组织与配合,这本身就是一种军事组织的雏形。只要把狩猎的对象从动物变成人,那就是战争。在这种条件下生存的民族产生食肉动物的思维方式和行为特征也很自然。而既然暴利能驱使人们不惜上绞架,那以商为主的国家要学食肉动物不择一切手段到处追逐猎物自然就更毫不足奇。<br><br>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被世界当成虎,很受尊重。拿破伦说中国是“睡狮”,告诫西方别轻易冒犯。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被世界视为驴,敬畏之心全消,轻蔑之意日增。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简直成了活死驴,饱受嘲弄不说,随便什么乌鸦都敢来叼上几口。抗日战争时日本鬼子把攻击中国军队称为“赶羊”,一个大队(营)就敢进攻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师。南京大屠杀中,中国人的性命、尊严和地位都如粪如土,彻底被人踏在脚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也彻底崩溃,从极端自负一跟头变得极端自卑;从“天朝大国,傲视一切”变成“月亮也是外国的圆”。<br><br>有些中国人甚至一提“洋人”就腿发软,似乎中国人受洋人欺负是天经地义的事,就象食草动物天生就是食肉动物的口中佳肴一般。等到中国出兵抗美援朝一举获胜,顿时举世震惊。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都突然惊讶地发现中国人原来竟然可以是虎,而决非命中注定是驴。正是抗美援朝结束了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精神上从虎滑向驴的没落过程,开始了由驴转变为虎的历史大转折。从此中国人丢掉了驴的思维,开始了虎的威风。李光耀说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后西方普通人对海外华人态度从轻蔑一下子变为尊重,这就是沾了中国人虎威的光:面对食草动物谁都敢欺负;而面对猛虎那个敢不小心翼翼?<br><br>有人说中国抗美援朝没必要,因为根据美国政府的文件,当年美国只打算打到鸭绿江边,没有进攻中国的计划。<br><br>这正是不折不扣的驴的思维方式:身边虎视眈眈也该安安稳稳吃自己的草,不该对虎有半点怀疑;即便虎扑了上来也决不该有哪怕尥一蹶子的反抗,美其名曰“舍身饲虎,成佛成祖,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如果以虎对虎,以牙还牙则简直不可思议。<br><br>只要中国处于驴的地位,虎要扑过来随时随地都可以,还需要什么计划?麦克阿瑟最先提出要把台湾变成美国“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政府就改变了原先的政策,武装介入台湾海峡。麦克阿瑟下令美军越过叁八线,美国政府就放弃了原来不许过线的决定。麦克阿瑟命令美军逼进中国边界,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边界”,美国政府也就听之任之。这说明美国政府并不认真反对麦克阿瑟的所作所为。只要觉得形势有利,没计划有什么了不起,随时制定就是了。等到中国当真出兵打得美军丢盔弃甲,麦克阿瑟又自作主张要扩大战争向中国宣战。这回美国政府就不客气了,马上撤了他的职。为什么?过去美国认为中国是驴,欺负驴自然是小事一桩。突然之间整个西方世界发现中国竟然是虎,与虎相搏则事关重大。如此大事,号称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政府岂敢让一个前线司令官牵着鼻子走?“战争如此重要,以至于不能把他交给将军”!中国得免于新的战祸,靠的不是驴的柔顺,而是虎的威风。<br><br>有人千方百计证明中国抗美援朝没取胜,论据之一是根据西方统计,中国战死多少多少,而对方战死又是多少多少,等等。<br><br>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打响了西方侵略中国的第一炮。而同是这个英国,其军事权威蒙高马利在六十年代初头一个公开告诫西方,千万不要在军事上进攻中国大陆。麦克阿瑟五十年代说中国军队“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闹着要进攻中国;而同是这个麦克阿瑟六十年代听到印度跟中国开战时说:“谁想跟中国陆军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不要越过朝鲜的三八线,美国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国警告美军地面部队不得越过越南的北纬十七度线,美国没越雷池一步。<br><br>如此巨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不是中国人学驴叫求出来的,而是中国人奋虎威拼出来的,是抗美援朝打出来的,是抗美援朝中牺牲的中国军人们用命换来的。不管中国人在抗美援朝中战死多少,那也是战斗中的牺牲,虽死如虎,威风犹存。他们的前赴后继使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从驴变成了虎,获得了朋友的尊重,敌手的敬畏,从此无人再敢轻易来犯,使中国人避免了不知多少象南京大屠杀那样的牺牲。中国由此获得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和平环境。就凭这一条,就可以理直气壮欢地呼胜利。<br><br>与此对照,南京大屠杀中死的中国人更多,这种死难可曾为中国人赢得丝毫尊严?可曾对强敌入侵起到丝毫威摄作用?为什么绝口不提这两种死亡的根本区别?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南京大屠杀的牺牲;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黄泛区的牺牲;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赔偿9.8亿两白银的牺牲;没有抗美援朝的牺牲,就会有割让台湾省的牺牲!<br><br>彭德怀说:“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中国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br><br>今天“民运精英们”喋喋不休地渲染中国抗美援朝的牺牲,绝口不提中国南京大屠杀的牺牲;对中国人死如虎冷嘲热讽,对中国人死如驴心平气和,无非是想告诉中国人宁死于屠场,勿死于战场。如此居心,如此思维,连“蠢驴”二字都不够格,只配一个评价:为虎作伥。<br><br>汉武帝时代颇有虎威:“敢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军主动出击,彻底打败了匈奴,结果是之后汉朝百年无边患,“汉人”之名延续迄今。虎威发一次,遗泽两千年。但历史上更多的情况下中国人的国家战略思维局限于消极防御,不太重视国家战略环境的势态。结果往往离不开修长城,“御敌于国门之外”;强敌入侵再抵抗,然后收复失地这个公式,再穿插一些割地赔款、公主和番的悲喜剧。<br><br>从抗美援朝起,中国恢复了虎的战略思维,再也不象黔之驴,对周围的战略形势不闻不问。谁在中国周围集结重兵,谁就要受到中国的高度警惕和认真反击。美国要跟中国建交,可以,但必须从台湾撤军。俄国要跟中国改善关系,也可以,但必须从中俄边境和中蒙边境撤军。中国如此坚持,对方也如此照办。中国虽还无能力实行自己的“门罗主义”,但已能喝令可能的威胁不得靠近。对比鸦片战争前中国的麻木不仁,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br><br>如今世界上还有谁是驴?经过殖民主义几百年的言传身教,凡属驴的不是被虎吃掉了,就是摇身一变变成了虎。现在说当虎,就是要学虎的高度警惕和积极主动的思维方式,明白身边团团是虎,决不昏昏入睡。想当然以为别人是驴,正是自己驴气未消的表现,所以不免思维如驴。思维如虎者必赞虎,思维如驴者必颂驴。<br><br>今年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一百零九周年。为什么有八国联军?因为要镇压义和团。义和团是怎么闹起来的?直接导火线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胡作非为激起民愤逼出来的。而在九年前,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一百周年之时,梵蒂冈教皇不早不晚,在中国国庆之日特地把那些在中国胡作非为的传教士统统封为“圣人”。“圣人”者,后人之楷模也。此举弦外之音就是:上帝的信徒们应该学他们的样,给中国再来一次八国联军。这不是摆明了挑战中国又是什么?人家念念不忘让中国人再当一回驴,中国人干吗唯恐自己是虎?<br> <br>环顾四周,目前已知的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国家何其多也: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北部湾问题,长白山问题,马六甲问题还有最最痛苦的台湾问题!<br><br>别看其中有些国家又小又穷,单打独斗不是中国对手,但人家有虎的思维,念念不忘扑上来咬中国一口。只要有某只黑手把这些大大小小的虎串在一起,就是个新的八国联军:美、日、印、越、土、阿、菲+X(某个心怀叵测之辈,随时准备加入)。注意观察一下这些国家的外交动向和军备情况,应该明白这种纵横捭阖正在酝酿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再思维如驴,盲目乐观,不加防范,昏昏入睡,必然不免再当一回驴,等着挨宰。<br><br>今天有意志薄弱者,如“民运精英们”曰:“局势如此险恶,中国还有什么希望?”<br><br>思维如驴,那就毫无办法,只好听天由命。思维如虎,那就大有可为,能够力挽狂澜。首先要积极主动,绝不等着挨打。起码要保持中国的虎虎生气和利爪尖牙,使对方不敢轻易叫阵。就是说,要坚持改革开放发展,全面加强中国的经济国防实力,绝对不能自乱阵脚,内讧内斗。所谓“民运精英”们的说教尤其听不得。不管中国是不是所谓“民主国家”,中国周围的虎都要上来咬中国。如果听信这帮“民主”骗子的胡说八道,在中国搞动乱,中国人必然全部葬身虎口。其次,绝不学驴的思维,对中国周围的战略环境漠不关心。“寇能往,我亦能往”。你能搞纵横捭阖,我也能针锋相对,“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各个击破”。只要中国虎威凛凛,就不怕别人虎视眈耽,反而可以傲视群雄,“一虎镇百兽”。总之,中国的命运永远取决于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当虎还是当驴!是思维如虎还是思维如驴!)
曾听到过这样一种调侃:西方人吃肉,中国人吃草;西方人是食肉动物,中国人是食草动物。
就日常饮食而论,如今简单地说“西方人吃肉,中国人吃草”或许会有不少争议:西方“素食主义”越来越流行,而普通中国人的家常便饭中肉类食物则越来越多。但若干年前刚听到此论时还觉得挺象那么回事。那时所谓“中国饭”(当然是指普通人家的家常便饭)无非是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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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一线二线制度
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按照毛泽东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所谓一线就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二线就是不主持日常工作,政治局常委中,他处在第二线,其他同志处在第一线。根据这一说法,再结合“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的情况,我们可以对一线二线的涵义做出一个更为具体和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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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愤怒!我被骗了三十多年了!如果没有网络,人们还将继续蒙在鼓里!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右派精蝇们你们也太无耻下流了吧!!!乌云能永远遮住太阳吗?!
《修改版》:
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原始版》:
原文是:《奋斗自勉》(毛泽东1917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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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网友在五柳村纪事中〈“宋彬彬的传说是又一大冤案北师大女附中没有错”吗?〉一文后的留言,宋彬彬没有参加打人,别的记述也注意到了,至于她当时起的作用,外人是不清楚的,所以亲历者出来说出真相就很重要,不过归根到底还在于对历史要有正确的认识,对自己要有反省。现在大家更关注的其实还是通过这一现象反映出来学校当局的认识。照我看,这位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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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手在google上输入“还乡团杀害”几个字会有9万个链接,拣了几个:
国民党在占领红军根据地后,立刻开始了报复性屠杀,而这一活动主要由国民党内仿照意大利黑衫党与纳粹冲锋队形式建立的蓝衣社来负责。
一、蓝衣社别动队的初步行动(1934年—1937年)
1、特务康泽的别动队在接管地方后,对逃跑的和苏区有联系、或者有子弟在红军部队的人家,别动队实行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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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新案是一场有预谋的欺骗
——论掌握张志新案话语权的文人们使用的材料属于文艺的范畴
2009年7月28日
掌握张志新案话语权的文人使用的材料属于文艺的范畴,文艺只有表达一种感情倾向的功能,不能作为史学的依据。但是如果有人试图把文艺当史学,那就是政客是有意而为之,不仅使用材料者本身品质低劣,手段粗糙笨拙,又经受不起历史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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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最伟大的阳谋
——中苏论战+援越抗美
1959年中苏分裂。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从此对美苏“谁也不向”。如前所述,只要中国不够强大,中国在冷战中就始终处于夹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中受欺负的地位:“向美国‘一边倒’,苏联要收拾你。向苏联‘一边倒’,美国要收拾你。谁也不向,两家一起收拾你”。中国在中苏分裂之后遭到美苏两面夹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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