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我们胡同还是土路。每年的春天,会由市政工人来整理路面。他们开来一台拖拉机和耕地的犁,还有一台高高大大的压路机。先是用犁把胡同的路面翻起来,浇上水,再用压路机来回压平。每次他们工作完后,胡同里的路面非常平整。问题时,几个星期之后,特别是如果赶上一两场雨,路面就有变成坑坑洼洼的了。后来,大约是七十年代吧?胡同里的路面才铺上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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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鸡骂小鸡,你这个笨东西!我教你唱“咯、咯、咯”,你偏要唱“叽、叽、叽”!
小鸭说老鸭,你真是大傻瓜!我喜欢唱“叽叽、叽”,你偏教我“嘎嘎、嘎”!
老鸭教小鸭,你才是小傻瓜。别看你现在“叽叽、叽”,将来也得“嘎嘎、嘎”!
(感谢《逍遥津》的bujianxue同学制作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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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胡同里确实挺恐怖的。小的是幸运的,虽说父亲有“历史问题”,但是文革时没有被抄家,算是躲过一劫。更为“幸运”的是,可能因为小的那时还太小,从来没有想过隔壁的灾难也有可能落在自己的头上。小的的一些邻居们就不都那么幸运了。隔壁住了两家人,记得有一天,来了好多人。小的不记得他们是不是红卫兵了。那些人进了隔壁院子。小的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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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住在北京的胡同里。胡同里的朋友真多呀,玩“攻城”或者“拽包”那种集体游戏都得分拨才行。孩子们很淘气,比如说,住在我们后院的赵伯伯,在街门外装了一个电铃,就经常有孩子们去按,出来一看孩子们早跑了。赵伯伯这时也只好摇摇头,“孩子们真淘”。后来等小的长大一点才发现,我们胡同中的那两家高干,门外都有门铃,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说谁家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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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文革之前呢,第一次听说“刘主席”让小的大大地吃了一惊。在那以前,小的从来不知道“主席”还可以不是“毛主席”,“总理”还可以不是“周总理”。紧接着小的就问大人,那“刘主席”是不是也“万岁”呀?大人回答说“不许胡说”!别瞧小的别的时候挺能狡辩的,有时老师都不是小的的对手,可是一听见这句训斥,一下子就记住了。文革的时候,为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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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伯伯从成都来,老保姆一下煎了好几个鸡蛋。大家围在桌子边吃早饭。小的先就把自己的一个给吃了。快吃完的时候,突然发现伯伯在吃第二个鸡蛋,这一下对小的可是一个天大的震动!小的心里问自己,“怎么?鸡蛋还可以一次吃两个呀?”至今,这个震动仿佛还是昨天的事情。那时,家里吃水果,从来都是分着吃。小的不记得什么时候自己或者父母、哥哥曾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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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想起来都有些模糊了。第一次参加国庆活动是二十年大庆。那时,小的的任务是组字。就是站在天安门广场上,每个人手里有三个不同颜色的折叠纸花。遍布广场立着许许多多的信号旗杆,小的们就根据升起的不同颜色的信号旗,举起不同颜色的纸花而组成不同的图案。为了这个“政治任务”,小的们起早贪黑的忙了两个月。每天除了政治学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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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两种小卡车在国内可能已经没有了。可是,小的小时候那可是能够引起民族自豪感的车。581是一种三轮小卡车,决不是一种摩托。因为,后来主产的三轮摩托司机都是骑在上面开,而这种三轮小卡车是坐着开的,而且还有一个副司机座。小时候听大人们讲。这种小卡车是1958年,一次日本来中国开工业展览会。那时,由于日本是战败国,他们的国旗在中国升空之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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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对老百姓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那时,每个家庭几乎都面临这个问题。小的那时还小,没有赶上。可是,小的的哥哥就是“上山下乡”中的一员。记得,哥哥要走的前一天,家里备了一顿很好的晚餐。邻居圆伯伯尽管生活十分困难,还送了我们一个大西瓜。小的已经不记得那天吃的是什么了,只记得小的喝了一些酒之后,不知为什么就大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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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老师没有任何“尊严”。所以,几乎没有哪个孩子希望长大当老师的。有一段时间,小的周围“时兴”“充大辈儿”。就是不管谁说出一个“八”来,就答应一声,似乎就算当了一回“爸爸”。那时候所有的孩子都十分小心,尽量不说这个字,以及这个音,以免让别人“占了便宜”。记得那次上数学课,讲的是“正负数”。数学课的段老师在课堂上抱着一个模型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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