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格勃秘密实验室:投毒不留痕迹用药控制人意识
2008年01月14日 新华网
新华网专稿:据俄罗斯媒体披露,苏联特工部门曾有一个秘密实验室,专门研究、合成各类有毒物质,还秘密研制了各种各样具有神奇功效的药物:有的具有兴奋、安慰功效,有的可治疗重病绝症,有的可控制他人意识,还有的可以延缓死亡……《共青团真理报》10日刊登一篇题为《特别实验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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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br><br>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br><br>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br><br>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br><br>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br><br> 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br><br> 现年91岁高龄的王志屏老人,西安事变时任杨虎城的卫士,他的回忆首次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br><br> 王志屏,祖籍陕西省兰田县人,与杨虎城同属三秦老乡。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当了几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调任教导营勤务班任班长。1936年初,又被选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br><br> 王志屏回忆说,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楼内负责守卫,当时突然停电了,我刚想问是怎么回事时,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赶紧上前制止,不让管这事儿。然后卫士队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楼的楼后进行守卫。<br><br> 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立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袜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走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自己没听清楚,可能是“不要紧”,也可能是“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br><br> 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br><br> 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br><br> 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子明,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br><br>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br><br> “双十二事变”之前,十七路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虽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一直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在我见到的人中,就有宋绮云、孙蔚如等共产党的干部。<br><br> 我在看押蒋介石期间,还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我奉命警戒,来了一辆小卧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另一个全副武装,腰挎短枪,手拿公文包,像是随从副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来。我立即将名片交给升娃(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随即杨虎城亲自出来迎接了周恩来。<br><br> 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br><br>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br><br> 1934年春,蒋介石秘书邓雪冰(文仪)来信,要我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及侍从室侍从秘书二者中作一抉择,以便报请蒋介石任命。我考虑后决定就任侍从秘书,大概3、4月间到南昌报到。<br><br> 不久,侍从室改组为第一、第二两个,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我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蒋介石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我手下有一书记、一工友,平时承办业务,举凡军校同学个人或单位负责人、力行社及所属有关同志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事项,凡由我转呈者即由我请示后答复。此外,蒋介石若有远行,我们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辄有军校同学或地方党政官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我向蒋介石呈报转达,有些地方,蒋介石尚未到达以前,派我们先行前往联络。<br><br>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我们偕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12月4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br><br>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许多游行请愿的学生,在马路上呼口号,街头墙上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大感惊讶,往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此时此地,何以有此类标语游行?邵不认为太严重,但承认有隐忧;在我看来,这一种现象,应是严重的了。<br><br> 因此在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我即约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员交换意见,商量办法,大家也感觉到情况之可虑,并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左右和部队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动,并举出较为活跃的问题人物若干人,如张部卫队营长孙鸣九、秘书某某等,以及杨部的秘书长,认为均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于是我根据大家提供资料,及目见情形写成一书面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转呈蒋介石,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事变就发生了。<br><br>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br><br>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br><br>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br><br>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br><br>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br><br> 蒋介石走后,我们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士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有碗筷,无桌椅,饭菜既恶劣,心情更坏,不食亦不饥。这时交际科长周文章带来了八大主张之印刷文件。<br><br> 天黑后,我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我们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我要求和他谈话,张同意,自己将房门关上,我们两人便站着谈。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意见,出于不得已,并告诉我,蒋介石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我便要求在我们四位秘书中,有一人去见蒋介石,听候招呼;他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问张,今后如何打算。张说,委员长今天是中国的领袖,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多听大家的意见,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诬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张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当向国人引咎认错。谈话中也明白表示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临行张又说: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张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br><br>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辞修,告以与张谈话经过,陈表示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必蛮干到底;并说,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何敬公更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加以注意改进……<br><br> 孙铭九回忆捉蒋过程<br><br> 孙铭九是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张学良曾对他说,在他成为军人的那一天,父亲便对他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在下达扣蒋命令之际,张学良真有“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的感觉。<br><br> 孙铭九回忆说,12月11日夜10时左右,当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他在出发前回家向妻子刘静坤告别,还匆匆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放在军装上衣右边的口袋里。<br><br> 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一切布置停当后,张学良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秘书刘鼎,孙铭九则和白凤翔、刘桂五朝临潼进发了。他们所率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长官们只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br><br> 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80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70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50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开枪了,王协一指挥兵士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50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br><br> 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br><br> 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介石,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介石——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介石,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二营八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br><br>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br><br>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br><br>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好青年!”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br><br> “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蒋介石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1577”。<br><br> 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也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br><br> 杨虎城女儿回忆西安事变<br><br> 西安事变发生时,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只有四岁。对事变的记忆、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来自长辈的讲述,在杨拯美的眼里,父亲是一位爱国的大英雄——<br><br> 西安事变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新城的官邸,父亲平时在那里办公、会见客人,我们姊妹几个都住在后面的平房里。<br><br> 事变发生前后,父亲整天忙碌,我们兄妹几个都搬出了新城官邸,跟外婆一起住,跟众多普通的人家一样,外婆家大门口并没有卫兵保护,再说,父亲当时整天忙大事,也没有工夫管我们。<br><br>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前往南京送蒋介石,谁知竟被蒋介石扣押了起来,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发生分歧,原来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被逐一放走。紧跟着1937年蒋介石就强迫父亲交出兵权,辞去职务,给父亲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逼父亲出国。当时,有人劝说父亲去耀县,因为那里距离红军近,可是父亲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现在事变成功了,就算是牺牲了我本人和十七路军都没有什么大碍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br><br> 母亲当时放心不下父亲,要陪同父亲一起出国,就把我们托付给了外婆。由于外婆想念我母亲,所以幼年的我们经常听到外婆夜里睡不着时念叨着父母亲,现在想想,老人对这件事的看法真的是朴实极了,她常说的是:“你爹为了抗日,让老蒋抓起来了。”<br><br> 1937年年底的时候,母亲回来过一次,走时带着我哥哥杨拯中,说是能为囚禁中的父亲添些欢乐,让人悲痛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杨拯中哥哥,遇害的还有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名叫杨拯贵,是父母在贵州囚禁期间生的。<br><br> 1937年11月,父亲回国前,有人劝说父亲不要回国,可是父亲说:“我是个军人,发动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的我应该在疆场。”父亲一回到香港就被人监视了,后来被扣押。其实在父母关押期间我们也试图联系过,但都做了无用功,因为当时对待政治犯都很严格,根本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br><br> 我眼中的父亲,他是一个从小就受教育,爱国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追求进步,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父亲对我的影响,对于我的一生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br><br> 《亲历西安事变》李立 编著 团结出版社<br>)
张学良警卫营长忆西安事变捉蒋过程(图)
2008年01月13日中国新闻网来源:文新传媒-文汇报
到临潼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卫队二营长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由此北窗逃走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在团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亲历西安事变》中,当年亲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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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敢干!”杨看起来不反对我的意见,但他却以深沉而又带责备的态度对我说:“你这些话只能对我说,绝对不能对其他任何人讲。”<br><br> 1936年12月8日,张、杨已商定准备扣蒋,并作了适当的分工,大体是:临潼归东北军负责,西安归十七路军负责。11日晚9时许,杨派车接我到他的住所,杨对我说:“今晚要行动。”命我任西安方面军事总指挥。<br><br> 12月12日早晨,约5时许,听到临潼已有枪声,各部队就同时开始行动。约到7点半钟,已将大部分蒋军解除武装。到8时,西安的军事行动全部结束。张听我报告以前,曾接到刘多荃的电话报告说:“委员长跑掉了,尚未找到。”张即要临潼电话查问,接电话的是白凤翔。张问找到蒋没有,白说还没有,张即命令白:“如果9点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送来!”张打罢电话与杨出室外散步,他们走到假山上站住谈话,情绪紧张,心情都有些不安。张说:“虎城兄,如果委员长到西安后,采纳了我们的意见,我便送他回南京。”杨低头沉思说:“委员长生死未知,是否能找到?”当他们回到室内时,即有电话来,报告蒋介石已经抓到。张、杨听了忧虑顿失。9时许,蒋被押送至西安,即住在绥署大楼。南京政府在西安的军政大员在蒋到西安前已全部被扣押起来。<br><br> 张、杨在蒋被扣以后,立即向国内发出了抗日救国8项主张的通电,并打电报给陕北中共中央,请他们马上派代表前来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7日,党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代表团到西安,与张、杨协商并一起和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进行了谈判。经过谈判,蒋被迫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12月25日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并亲自把蒋送到南京,西安事变遂告和平解决。<br><br> 蒋介石回南京后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并积极调派军队向陕西推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内部,一部分人主和,一部分人主战,相持不下。这时、特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两军内部进行挑拨,破坏团结。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枪杀了元老派军长王以哲后,东北军内部发生分裂。十七路军方面,冯钦哉部和沈玺亭、唐得楹两团叛变投蒋。1937年5月5日,蒋介石批准杨虎城将军辞去本兼各职,杨被迫出国。十七路军其余部队被改编为38军,此后,蒋介石进一步采取“金钱收买”、“扩编利诱”以及“分割使用、战场消灭”等手段对付十七路军。<br><br> 杨虎城卫兵眼中的西安事变<br><br> 现年91岁高龄的王志屏老人,西安事变时任杨虎城的卫士,他的回忆首次披露了西安事变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br><br> 王志屏,祖籍陕西省兰田县人,与杨虎城同属三秦老乡。1935年7月,他参加了杨虎城领导的十七路军教导营,当了几天普通士兵后,就被调任教导营勤务班任班长。1936年初,又被选调到杨虎城的卫士队,负责杨虎城公馆周边的保卫警戒工作。<br><br> 王志屏回忆说,在“双十二事变”(即西安事变)前一天晚上,我在西安皇城新城大楼内负责守卫,当时突然停电了,我刚想问是怎么回事时,杨虎城的随从副官王华亭赶紧上前制止,不让管这事儿。然后卫士队进行了分工,我被分在新城大楼的楼后进行守卫。<br><br> 12日早晨,我和卫兵朱子明、上官克勤3人接到指示,有重要客人将来新城大楼,我们被命令守卫在新城大楼门口,其中朱子明和上官克勤站在正门口,我站立在偏门口。原以为客人要从正门进,谁知来客却走了偏门,当时一见到那个重要客人,我的心里就咯噔了一下,为啥呢?因为客人正是蒋介石,当时他穿着长袍,脚上没穿袜子,光着头,也没戴帽子。他的身边还有几名卫兵紧紧跟随,看到他走来,我下意识地敬了一个军礼,只听他嘀咕了一句,那句话因为说得小声,自己没听清楚,可能是“不要紧”,也可能是“不要敬礼”。后来才知道,他是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的。<br><br> 事变当天上午,张学良走进了新城大楼,当时我就在门口站岗。我戴的有枪套,可没有把枪放在枪套里,而是插在腰间皮带的前面。走到我面前时,张学良还拍拍我的肩膀,告诫我说:“把枪装进枪套里,不要别在胸前,你们给委员长送东西时,委员长把你们的枪拔去自杀了怎么办?”我赶紧按张学良的命令,把枪装进枪套中。紧接着房间里就传来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争执声。<br><br> 先是张学良叫了声委员长,接着是蒋介石说,既然这样子了,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把我枪毙好了。张学良的声音说(好像赶紧递上了一张纸),这是八项政治主张,只要委员长在上面签了字,就还是我的委员长。蒋拍起了桌子说,让我签字,除非把我枪毙了!接着张学良说到了东北失陷,热河弃守,就是蒋指示的结果。蒋介石还击说:我让你弃守你就弃守了?张学良闻言很恼怒地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时弃守就是服从你的命令造成的。接着就是两人争吵,声音越吵越高。<br><br> 在新城大楼被扣押两天后,蒋介石就被转移到了高桂滋的公馆,当时张学良也住在高公馆内,负责看押蒋介石的人轮换班。我那一班人中,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子明,另一个就是上官克勤。<br><br> 一次,蒋介石叫卫兵朱子明说,想以私人关系借两毛钱,买点糖吃。朱子明就让我去拿,我找到王华亭副官说明情况,从大厨房里拿来了一包糖,这包糖足有20多斤。送到蒋介石面前时,他却坚决不用,说借两毛钱是私人感情,决不想沾张学良和杨虎城军营里面的公用物品。我们退出来将情况反映给王华亭。王华亭说,你们也真笨,找点纸,包一点糖,就说是用两毛钱买的不就行啦。我们依言照办,蒋介石果然没再推辞,将糖放入水杯中喝下。<br><br> “双十二事变”之前,十七路军里就有许多共产党员,杨虎城虽为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却一直与共产党员交往密切。在我见到的人中,就有宋绮云、孙蔚如等共产党的干部。<br><br> 我在看押蒋介石期间,还见到了周恩来。当时我奉命警戒,来了一辆小卧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另一个全副武装,腰挎短枪,手拿公文包,像是随从副官,他递给我一张名片,接过名片一看,我才知道是周恩来。我立即将名片交给升娃(杨虎城的勤务兵杨鸿升),随即杨虎城亲自出来迎接了周恩来。<br><br> 蒋介石侍从秘书萧赞育回忆西安事变<br><br> 萧赞育时为蒋介石侍从秘书,他从一个侧面回忆了自己亲历的西安事变。<br><br> 1934年春,蒋介石秘书邓雪冰(文仪)来信,要我在南昌行营政训处副处长及侍从室侍从秘书二者中作一抉择,以便报请蒋介石任命。我考虑后决定就任侍从秘书,大概3、4月间到南昌报到。<br><br> 不久,侍从室改组为第一、第二两个,晏道刚任第一处主任,陈布雷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管总务、参谋、警卫,第二处管文书、速记与研究,我专任侍从秘书,编制属第二处,而直接承办蒋介石指示交办事项及随时提出报告,实际上是独立性质。我手下有一书记、一工友,平时承办业务,举凡军校同学个人或单位负责人、力行社及所属有关同志向蒋介石报告请示事项,凡由我转呈者即由我请示后答复。此外,蒋介石若有远行,我们都随侍左右,每到一地,辄有军校同学或地方党政官员呈递报告,或要求请见,即由我向蒋介石呈报转达,有些地方,蒋介石尚未到达以前,派我们先行前往联络。<br><br> 1936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度过50岁生日,发表“报国与思亲”文。11月13日,蒋介石登嵩山,我们偕行。大家曾在古树汉柏前摄影留念。游嵩山后,我们便于12月4日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br><br> 事变发生的前两天,我在西安市看到许多游行请愿的学生,在马路上呼口号,街头墙上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停止内战,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大感惊讶,往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问此时此地,何以有此类标语游行?邵不认为太严重,但承认有隐忧;在我看来,这一种现象,应是严重的了。<br><br> 因此在西安事变的前一天,我即约集中央派在西安工作的一些人员交换意见,商量办法,大家也感觉到情况之可虑,并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的左右和部队中,均有左派分子在活动,并举出较为活跃的问题人物若干人,如张部卫队营长孙鸣九、秘书某某等,以及杨部的秘书长,认为均有特别加以注意处理的必要。于是我根据大家提供资料,及目见情形写成一书面报告,准备第二天早上转呈蒋介石,没想到几个小时后事变就发生了。<br><br> 12日凌晨5点左右,忽然枪声四起,勤务兵梁介然和书记林培深都跑进来,报告情况,我立刻穿好衣服,步出房外,打开靠外墙的小门一探究竟,不意门一开,马上一颗枪弹射了过来,接着是一名伤兵爬进了门口,只是叫痛,不能多言语。“到底怎么回事?”大家都不明白。<br><br> 由于不能出去,我乃走上阁楼,往外张望,此时天已微明,只见密密麻麻的都是张部东北军,但是后面骊山上,很清楚的看到穿黄军服与灰军服的少数人,还在彼此射击,被击中者一个个滚下山来。<br><br> 慢慢地,天已大亮,枪声渐止,我再度开门,走向墙外广场,想多了解一些情况,张部士兵问明我的身份时,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是要抗日的。”我被送到卫兵门房,那时门房里已聚集了侍从人员二三十人,有不少是从床上拉下来的,只披上大衣便出来了。<br><br> 门房中,张学良的军官一再进来询问:“委员长究竟往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离开的?”谁也说不出来。我这时还在为蒋介石庆幸:“蒋介石可能早已闻警,避过此劫了。”<br><br> 约八九点钟,忽闻后山鼓噪声大起,并有人高叫:“委员长找到了!委员长找到了!”随即发出集合号音,没几分钟,蒋介石下山了,并在门房的大门口停下来,只听到蒋介石高声道:“我要在这里休息!”又听有人说:“副司令在西安等候,请上车到城里去。”<br><br> 蒋介石走后,我们侍从人员也坐上大卡车,被送往西安杨虎城绥靖公署的卫士队,草席地铺,每人一条军毯,裹着毯子靠壁而坐,到下午二、三时,士兵送来一桶饭,一桶菜,有碗筷,无桌椅,饭菜既恶劣,心情更坏,不食亦不饥。这时交际科长周文章带来了八大主张之印刷文件。<br><br> 天黑后,我和毛庆祥、汪日章、葛武棨四位秘书被送至西京招待所,每两人住一间房,房内只有一单人床,汪日章让我睡床上。第二天早上10时,张学良前来,到每一个房间,对我们的受惊表示慰问,这时我要求和他谈话,张同意,自己将房门关上,我们两人便站着谈。张学良首先表示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抗日,此次兵谏,系由于蒋介石不接受意见,出于不得已,并告诉我,蒋介石脾气还是很大,不肯吃东西。我便要求在我们四位秘书中,有一人去见蒋介石,听候招呼;他说,不需要,委员长在那边有人照料得很好。我乃问张,今后如何打算。张说,委员长今天是中国的领袖,今后还是需要他做我们的领袖,但领袖应虚心多听大家的意见,委员长如能改变态度,采纳意见,我将亲自送他回南京。张又说,委员长对他并不信任,反听特务人员肆意诬蔑挑拨,说张学良如何联俄联共,对中央如何不忠,弄得上下离心,无以自明。张并说,实则特务人员有什么用?我这次干出的事,特务人员哪里去了?我马上表示,这是误会,我说,委员长实在是很相信副司令的,即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谁是不相信副司令的。此次事变发生,我们在没有读到兵谏通电以前,怎么也想不到会是副司令自己主持发动起来的,足见中央派在剿总的工作人员,并不是以副司令为目标的。张冷笑曰:得了罢!得了罢!张接着又说,我们此次所干的事,一切均由委员会讨论,但我自当负其责任,事情做得对不对,当静候国人公评,暂时不另行组织政府,如国人都说我做的不对,我当向国人引咎认错。谈话中也明白表示说:当今之世,尚有谁敢向委员长直言相争者,我这次总算向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临行张又说:昨天第一次见他,他只肯讲两句话:“你要当我是领袖,应赶快送我去洛阳或南京,不能讲条件,否则把我当做俘虏枪毙好了,不必多言。”张说,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现在是我们自由说话的时候了。过去他不许我多说,便不敢多说,现在他不要我说,我还是要找他说,今天早晨又向他说了两个钟头。<br><br> 张去后,我会见了陈辞修,告以与张谈话经过,陈表示事已至此,恐将一不做二不休,势必蛮干到底;并说,此时中央应有严正表示,何敬公更责无旁贷,应急起主持,统一指挥,以实力谋应付。陈又说,今后如能恢复秩序,诚应切实检讨,特务人员、政工人员,每予人以口实,激起无谓反感者,自应加以注意改进……<br><br> 孙铭九回忆捉蒋过程<br><br> 孙铭九是张学良的警卫营长,张学良曾对他说,在他成为军人的那一天,父亲便对他说:“你要做军人吗?你要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在下达扣蒋命令之际,张学良真有“把脑袋割下来挂在裤腰带上”的感觉。<br><br> 孙铭九回忆说,12月11日夜10时左右,当他奉命来到金家巷张公馆,张学良对他说:“现在要你去请蒋委员长进城,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张学良已意识到“兵谏”之举倘若失败,后果将会如何。他对孙铭九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我死,说不定了。”孙铭九也意识到此行也许有去无回。他在出发前回家向妻子刘静坤告别,还匆匆写了一张遗嘱式的纸条,放在军装上衣右边的口袋里。<br><br> 午夜,东北军、西北军展开了联合行动: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前往临潼扣蒋,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扣押蒋介石在西安城内的军政大员。一切布置停当后,张学良把这一重要消息告诉了秘书刘鼎,孙铭九则和白凤翔、刘桂五朝临潼进发了。他们所率的东北军士兵,当时并不知道行动的真相,长官们只对士兵们诈称:副司令张学良被扣押在华清池,赶快前去营救,要活捉蒋介石。因为蒋介石扣了张学良,只有扣了蒋介石才能救张学良!<br><br> 事先摸清的蒋介石卫队兵力是:院内,约80人;院外,禹王庙附近,有宪兵70人左右。王玉瓒率领的一营,负责解决禹王庙的宪兵。孙铭九手下的连长王协一,率50人乘一辆卡车,首先出现在华清池大门前。门卫拦车、开枪了,王协一指挥兵士下车还击,双方激烈枪战。这时,孙铭九的卡车到达,车上也有50多人。在混战中,孙铭九率部冲过大门。<br><br> 孙铭九绕过二道门前密集的弹雨,和连长王协一匍匐摸进了五间厅。当他们闯入蒋介石的卧室,吃了一惊:人去房空!环顾四周,桌子上放着蒋介石的军帽、皮包以及假牙,衣架上挂着大衣,孙铭九用手一摸被窝,还是温暖的,这表明蒋介石刚刚出走。床旁的一扇窗开着,说明蒋介石可能由此越窗而逃。刘多荃师长在华清池门口接通了张学良的电话,向他报告蒋介石逃跑的消息。张学良也捏了把汗。就在这时,孙铭九前来报告,说是一名士兵在后山墙下发现一只鞋子,表明蒋介石可能翻过墙头上山去了。“搜山!”刘多荃下了命令。<br><br> 东北军沿着骊山西北麓,开始搜山。此时,东北军的士兵们才从长官那里得知,搜山是为了搜蒋介石,并严格规定,绝对不许伤害蒋介石——士兵们终于明白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谁活捉蒋介石,赏钱一万元。士兵们纷纷踊跃搜山。在半山腰,二营八连的班长陈思孝抓住一个蒋介石侍卫。孙铭九闻讯,疾步赶了上去。那侍卫在寒风中哆嗦着,但不肯讲出蒋介石在哪里。事后才知,此人是蒋介石的贴身侍卫、侄儿蒋孝镇。<br><br> 孙铭九用手枪对着蒋孝镇的脑袋,逼问蒋委员长在哪里。蒋孝镇虽仍不肯讲,但无意朝山上斜乜了一眼。孙铭九敏锐地察觉,就指挥士兵朝他眼睛所瞟的方向追索。没多久,陈思孝在前面大喊:“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孙铭九飞步奔去,见到蒋介石从一山洞里出来,正扶着洞口的岩石站着。此时,天色微明。<br><br> 蒋介石光着脚,光着头,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件白色睡裤,颤巍巍立在朔风之中。事后,才知是蒋孝镇背着他上山,避于山洞之中。<br><br> 蒋介石此时尚在云里雾中。他不知突袭华清池行辕的是什么部队——他最担心的是红军发动袭击。于是他问道:“你们是哪里来的?”孙铭九立即答道:“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松了一口气,马上就说:“哦,你是孙营长,孙铭九。”孙铭九很惊讶,蒋介石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蒋介石解释说:“有人向我报告过。”紧接着,蒋介石夸奖他道:“你是好青年!”蒋介石的言外之意是说,虽然有人“报告”,但讲的是好话。孙铭九继续说道:“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br><br> “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蒋介石仍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蒋介石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孙铭九请蒋介石下山,蒋介石说:“我腰痛不能走!”要求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了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孙铭九把蒋送上一辆敞篷轿车,车牌号为“1577”。<br><br> 在车上,孙铭九坐在蒋介石左边,唐君尧坐在蒋介石右边,前座坐着司机和副官长谭海。在许多辆载着东北军士兵的大卡车护送下,小轿车朝西安城进发。国民党洛阳空军分校校长王勋得知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驶小型教练机“北平”号,直飞临潼,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企图“救驾”,飞机刚一着陆,便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车队驶入西安城,直奔绥靖公署新城大楼,蒋介石便被扣押在大楼内东厢房。与此同时,随蒋介石来西安的南京军政大员蒋作宾(内政部长)、陈诚(军政部次长)、卫立煌(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等,也被扣押在西安招待所。<br><br> 杨虎城女儿回忆西安事变<br><br> 西安事变发生时,杨虎城的女儿杨拯美只有四岁。对事变的记忆、对父亲的认识,大多来自长辈的讲述,在杨拯美的眼里,父亲是一位爱国的大英雄——<br><br> 西安事变前,我们一家人都住在新城的官邸,父亲平时在那里办公、会见客人,我们姊妹几个都住在后面的平房里。<br><br> 事变发生前后,父亲整天忙碌,我们兄妹几个都搬出了新城官邸,跟外婆一起住,跟众多普通的人家一样,外婆家大门口并没有卫兵保护,再说,父亲当时整天忙大事,也没有工夫管我们。<br><br> 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前往南京送蒋介石,谁知竟被蒋介石扣押了起来,东北军群龙无首,内部发生分歧,原来扣押的国民党高级军官也被逐一放走。紧跟着1937年蒋介石就强迫父亲交出兵权,辞去职务,给父亲一个出国考察的名义,逼父亲出国。当时,有人劝说父亲去耀县,因为那里距离红军近,可是父亲说:“发动西安事变就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现在事变成功了,就算是牺牲了我本人和十七路军都没有什么大碍了。”谁知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br><br> 母亲当时放心不下父亲,要陪同父亲一起出国,就把我们托付给了外婆。由于外婆想念我母亲,所以幼年的我们经常听到外婆夜里睡不着时念叨着父母亲,现在想想,老人对这件事的看法真的是朴实极了,她常说的是:“你爹为了抗日,让老蒋抓起来了。”<br><br> 1937年年底的时候,母亲回来过一次,走时带着我哥哥杨拯中,说是能为囚禁中的父亲添些欢乐,让人悲痛的是,他同父母一起遇害了,除了杨拯中哥哥,遇害的还有我一个没有见过面的妹妹,名叫杨拯贵,是父母在贵州囚禁期间生的。<br><br> 1937年11月,父亲回国前,有人劝说父亲不要回国,可是父亲说:“我是个军人,发动事变就是为了抗日,现在的我应该在疆场。”父亲一回到香港就被人监视了,后来被扣押。其实在父母关押期间我们也试图联系过,但都做了无用功,因为当时对待政治犯都很严格,根本无法和他们取得联系。<br><br> 我眼中的父亲,他是一个从小就受教育,爱国情结很浓厚的人,他追求进步,为挽救民族危亡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父亲对我的影响,对于我的一生来说都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br><br> 《亲历西安事变》李立 编著 团结出版社<br>)
张学良警卫营长忆西安事变捉蒋过程(图)
2008年01月13日中国新闻网来源:文新传媒-文汇报
到临潼捉蒋介石的东北军卫队二营长孙铭九。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由此北窗逃走
西安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分水岭”,它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由此拉开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序幕。在团结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亲历西安事变》中,当年亲身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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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型爆炸装置使美军的“防地雷反伏击车”也无法抵挡。而这种“防地雷反伏击车”在不久前还是美国人最为得意的装备之一,并准备大量生产以代替无法抵御反美武装的“炸弹袭击战”的“悍马”军车。目前,美军还在继续寻求可以有效对付“炸弹袭击战”的手段,这些不断发展的反“炸弹袭击战”手段将会进一步增加这种战法的实施难度。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军的应对手段客观上也在推动“炸弹袭击战”不断向前发展。可以想象,在未来的作战行动中,“炸弹袭击战”必然会继续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游击战战法,成为弱者攻击强者的有力武器。<br><br><img src=http://i2.sinaimg.cn/jc/p/2008-01-13/U1335P27T1D480953F3DT20080113110919.jpg><br>伊拉克反美武装狙击手给美军造成很大麻烦<br><br> “连环伏击战”:强者的恶梦<br><br> 2006年的黎以冲突中,作战经验丰富的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对以色列国防军的快反部队进行了伏击。在伏击过程中,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用简易的爆炸装置炸毁了以色列军队的坦克,致使四名坦克乘员全部阵亡。而当一支装甲部队试图在步兵的配合下解救遭到伏击的快反部队的时候,又遭到黎巴嫩真主党狙击手的射杀。这种先伏击敌人军队,再伏击前来支援的敌人军队的伏击战法就是“连环伏击战”。在黎以冲突中,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多次运用伏击战法重创装备先进的以色列军队。通过这次冲突,使人们看到了在现代条件下,伏击战仍然是弱者对抗强者的有效手段。而“连环伏击战”,又是伏击战的一种新的发展,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地形优势杀伤敌人有生力量,还可以利用第一次伏击的作战效果,实施再次伏击,从而有效地扩大战果。<br><br> 在“连环伏击战”面前吃亏的不仅仅是以色列军队,美军同样是“深受其害”。由于游击组织获得了一些威力更大的武器装备,使得现代的连环伏击战不仅仅能够攻击地面部队,而且还能够对低空飞行的侦察机与巡逻飞机进行伏击。2007年5月30日夜间,北约部队一架运输直升机在阿富汗南部被塔利班武装人员击落,机上7名美军士兵全部身亡。初步调查结果显示,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枚火箭弹击落的。但是,这次袭击行动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刚刚开始。飞机被击落以后,在北约部队人员赶往出事地点进行调查时,塔利班武装人员又对调查人员实施了再次伏击。这又是一次典型的“连环伏击战”,在伊拉克,反美武装人员也经常运用这种“连环伏击战”来袭扰美军。通常情况下,武装人员先使用简陋武器对美军进行伏击,并成功杀伤与俘虏一些美军士兵。当第一次伏击得手后,伊拉克武装人员将会继续在半路上利用多种简陋武器劫杀前来增援的美军地面部队甚至是空中的直升机。在这种“连环伏击战”的攻击之下,美军往往会出现“连环伤亡”。<br><br> 网络游击战:最时髦的游击战<br><br>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空间逐渐成为了战场,游击战在这一领域也开始活跃起来。“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打响了全球“反恐”战争。当美军在战场上与恐怖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战斗的时候,一些恐怖组织却开始把互联网作为了新的战场,发起了一种全新的游击战——网络游击战。恐怖分子进行网络游击战的主要做法就是在互联网上把自己的网站伪装成普通网站,却在这些看似普通的网站上进行恐怖主义宣传。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互联网日益成为“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宣扬恐怖活动和招募成员的渠道。恐怖组织可以通过网络,以独特方式向潜在的支持者传递信息。恐怖分子在实施网络游击战时,有时是通过利用别人的网站,而有时也会建立自己的网站,并不断更换域名,使受攻击者的网络安全部门难以应对。支持者可以用网名在恐怖网站的论坛上留言,没有人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为了躲避追查,恐怖分子在实施网络游击战的时候,会经常变换IP,使得要追踪互联网上消息、图片和视频的最初发布者就像大海捞针。同时,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是网络游击战的有力武器。由于恐怖分子发布的信息多为阿拉伯文或乌尔都文,这使得调查工作更加困难。伊拉克反美武装实施网络游击战的方式更加“特别”。近期,有报道透露,伊拉克反美武装正在开始利用互联网教授新成员如何成为狙击手以袭击美国和驻伊联军指挥官、军官和飞行员。其中一家网站上甚至还提供了互动式的培训练习。比如,网站上有这样的练习题目:“如果你只有一发子弹,你会杀死谁?”登陆者可以从几个选项中做出选择,并可以把自己的答案与正确答案进行对照,从而检验“学习效果”。<br><br> 除此以外,网络游击战的实施者还可以利用互联网随时攻击对方的重要网站,实施进攻性的网络游击战。网络游击战与一般游击战法相比,具有许多重要的优势。首先,网络游击战攻击的目标更加多样。普通的游击战,由于游击组织武器装备的限制,因此,只能够攻击对方的小股部队,对于一些大型的战略目标却无力实施攻击。而网络游击战则不同,游击组织通过互联网,可以随时攻击对方的能源、信息科技、通讯与交通等关键部门以及著名公司企业的网站和基础设施,其目标是造成“严重的网络破坏”,甚至有可能导致能源、运输和医疗系统瘫痪。其次,网络游击战的装备简单。由于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以及敌国长期封锁的影响,有的武装组织想要大量获得有效的武器装备相当困难。但是,对于网络游击战则不然。网络游击战需要的武器仅仅是一台普通的电脑,这些电脑可以随时随地购买。因此,实施长期网络游击战的物质基础就有了可靠的保障。再次,网络游击战能够获得不对称优势。对于游击组织而言,实施网络游击战时,敌人在明处,而网络游击组织则在暗处,因此,使得想要有效打击网络游击组织变得非常困难。同时,对于一些非政府的武装组织而言,他们本身没有大型的网络设施,因此,就形成了他可以攻击你,而你却根本无法攻击他的“不对称”优势。△ 军事文摘<br><br><img src=http://i1.sinaimg.cn/jc/p/2008-01-13/U1335P27T1D480954F3DT20080113110922.jpg><br>神出鬼没的游击战让美军不敢怠慢<br><br><img src=http://i0.sinaimg.cn/jc/p/2008-01-13/U1335P27T1D480955F3DT20080113110924.jpg><br>伊拉克反美武装让美军头疼不已<br><br><img src=http://i3.sinaimg.cn/jc/p/2008-01-13/U1335P27T1D480956F3DT20080113110926.jpg><br>驻伊美军使用防地雷车处理爆炸物<br><br><img src=http://i3.sinaimg.cn/jc/p/2008-01-13/U1335P27T1D480957F3DT20080113110930.jpg><br>伊拉克反美武装游击战让美军伤亡惨重<br><br><img src=http://i2.sinaimg.cn/jc/p/2008-01-13/U1335P27T1D480958F3DT20080113110932.jpg><br>在伊拉克街警戒的反美武装人员<br><br><img src=http://i2.sinaimg.cn/jc/p/2008-01-13/U1335P27T1D480959F3DT20080113110935.jpg><br>进入未有效控制地区时美军小心翼翼鬼子进庄!)
弱者的强硬反击:现代游击战让美军无奈
2008年01月13日军事文摘
在伊拉克美军如龙游浅水难以发挥
反美武装人员正在安装路边炸弹
反美武装路边炸弹的战果
2007年6月14日,美军一辆军车在伊拉克北部城市基尔库克遭炸弹袭击,造成美军士兵3死1伤。同一天还有1名美军士兵在巴格达东北的迪亚拉省死于轻型火力袭击。截至目前,美军在伊拉克的死亡人数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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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军恶整新兵见死不救致成植物人
2008年01月12日中国新闻网
中新网1月11日电据台湾媒体报道,入伍一个多月的台湾海军新兵林轩霆,在左营新训中心泳池漂浮训练时,因体力不支及紧张,趴在池畔休息,却遭命令至深水区进行“惩罚式加强训练”,且不准休息,他连续踩水三分钟后,气力放尽沉入近三公尺深池底,溺水成植物人,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判决,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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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常用格言名句激励军民
2008年01月13日大河网-河南商报
编者按:斯大林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俄国投身革命。他虽是格鲁吉亚人,但在俄罗斯语言、文学方面的功底深厚,传承了普希金语言那种朴实无华、用意深邃的神韵。
斯大林一生中写过、讲过不少精彩的话,亦引用过一些传神的俄罗斯俗语、格言。透过一些名句、佳语,人们可以看到斯大林其人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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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第一副总理梅德韦杰夫誓言重振海军
2008年01月13日国际在线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11日视察俄西北部巴伦支海港口城市摩尔曼斯克。俄罗斯媒体报道,听到渔民抱怨挪威海军在两国争议水域“示威”后,梅德韦杰夫当即说,必须重振俄海军,以便“让他们尊敬我们”。
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11日视察俄西北部巴伦支海港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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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曾想炸平整个德国(图)
2008年01月09日环球时报
由于希特勒毁灭德国的计划最终失败,尽管战后的柏林街头满目疮痍,但基本生活设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
走进今天的德国,很多人都会赞叹这个国家的繁荣与富足。短短几十年间,德国不仅迅速地治愈了战争创伤,而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鲜为人知的是,在纳粹德国行将灭亡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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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曾想炸平整个德国(图)
2008年01月09日环球时报
由于希特勒毁灭德国的计划最终失败,尽管战后的柏林街头满目疮痍,但基本生活设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留。
走进今天的德国,很多人都会赞叹这个国家的繁荣与富足。短短几十年间,德国不仅迅速地治愈了战争创伤,而且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三,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鲜为人知的是,在纳粹德国行将灭亡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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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没能按时缴费,多家电话公司已经切断了其用来窃听犯罪嫌疑人的监听线路。 <br><br> 司法部总检察长格伦·A.法因在报告中指出,联邦调查局对于卧底调查费用的管理十分混乱,致使该机构极易出现偷窃和乱开发票等现象,从而造成财政损失,如该机构一名工作人员曾于2006年承认自己盗窃了用于支付秘密电信服务费的2.5万美元。 <br><br> 该报告说,联邦调查局曾根据1978年颁布的《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实施一起窃听行动,但后因“未能及时交付电话费而被暂时中断”。FISA窃听装置被用来对那些政府最敏感和最秘密的罪犯进行调查,也被允许用于监听可疑的恐怖分子和间谍。 <br><br> 此外,法因还表示:“我们还发现,由于迟缴费用,电信运营商曾切断了用于向FBI传输监听结果的电话线路,导致一些证据丢失。”报告还显示,在990个用于缴纳该机构5个办公室电话监听费用的账单中,大约有一多半没有按时缴纳,单单一个办公室就拖欠了一家电话公司6.6万美元的电话费。 <br><br> 联邦调查局助理局长约翰·米勒针对报告内容于10日晚间发表声明称,该机构确实出现过因未及时交费而被切断窃听线路的现象,但对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并没有造成严重影响。他说:“中断传输监听结果只是暂时现象,也在我们的预料中。”他还表示,联邦调查局不会容忍财政管理混乱状况,正在着手解决这些问题。 <br><br> 据悉,向媒体公布的这份报告并非原始版本,而是经过加工的,因为最初的报告包含一些关于司法的敏感内容,因此不便公开。对此,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呼吁FBI公布完整的、未经删减的报告。这个组织一直反对政府的窃听计划,并且指责电信公司只要能拿到钱,就为偷听行为大开绿灯。 <br><br> 该组织成员、前联邦调查局探员迈克尔·杰曼说:“这些电信公司声称他们是爱国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允许政府在没有任何根据的前提下对我们进行任意监听。” <br><br> 公布的审计报告指出,FBI大部分费用支出用于租车、租房和监视。司法部门还发现一些项目办公室在卧底案件中的费用应该由FBI总部支出,但在被调查的130个案件中,审计人员发现有14起案件需要这些办公室动用自己的资金,每起案件至少涉及6000美金。 <br><br> 法因的最初报告还提出了16项建议,帮助FBI改善资金系统的监管工作。FBI已经同意遵循其中的11项,同时认为有1项建议是没有必要的,至于其他4项建议“不是无法实现就是成本太高”。这些建议也没有出现在经过加工的版本中。(中国日报网站/任娜))
美国FBI拖欠电信服务费监听线路遭电话公司切断
2008年01月13日中国日报网站
美国FBI和特种作战人员在执行任务[资料图片]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1月10日发表一份审计报告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因没能按时缴费,多家电话公司已经切断了其用来窃听犯罪嫌疑人的监听线路。
司法部总检察长格伦·A.法因在报告中指出,联邦调查局对于卧底调查费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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