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接触上海人，大约是在五、六岁时。

每年春节过后，我都要跟太婆（母亲的奶奶）一起去外婆家拜年。途中必经一座大房子，见里面住着好几位又高又瘦的大哥和大姐。他们看见我就拦住不让过，拉进屋里，先是摸脑袋、捏嘴巴、拽耳朵逗着玩，然后就拿出一包牛皮糖给我吃。我对他们着实有点害怕，但却非常喜欢那牛皮糖，每次都是缺着齿，从左边板牙磨到右边板牙，直嚼得两边太阳穴生疼、发胀。

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看出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对我说的话，我能听懂，很好听，像广播里的播音员；可他们彼此说的话，我就听不懂了。后来，太婆在路上告诉我，他们是上海知青，本地人称他们上海络子（洋气之意）。

我10岁前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母亲带我去看电影《奇袭》的场景，另一件就是两位上海知青与一个官员吵架的情景。男知青个子很高，脖子很长，喉结很突出，脸上有青春痘，头发还有点卷曲。女知青眼睛大大的，脸圆圆的，说话有鼻音，笑起来有酒窝。他们俩与官员吵架时，做出各种手势和动作，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还说“不信，你去检查我们的小裤衩儿”……

第二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马。

他长得比唐国强还要英俊，平日里总喜欢穿军装，梳着清亮而精神的小分头。印象中他特别的白净，但一点也不奶油，说话总是字正腔圆，嗓音与童自荣一模一样。他是高干子弟，多少有点清高，但他的清高与其说是军干地位使然，不如说是通英文、知天下、胸有见识气自华所致。

马很少与老师和同学交谈，一个人走在路上喜欢自言自语，口中念念有词，有时候还会自鸣得意地发笑。他在课堂上会嘲笑很多人，很多事，包括很多方言土语。我还记得他把安徽合肥的方言妈妈（妈姨），戏称为“蚂蚁”。我们上马的外语课，最感压力山大的是，他特别注重口语，课堂上读课文，彼此用英语交谈的几率很高。

在一个县城中学，普通话的普及率都很低的语言环境里，马这样的高要求可是难坏了我们，也囧坏了我们。有个从未与同桌的她讲过话的男生，在用英语与女同学对话时，竟然把革命（revolution）一词，念成了“歪歪露心”，而“歪歪”是我故乡方言中的河蚌之意，“歪歪露心”在我们顽劣男生中的意思是淫秽不堪的。马师不知，竟将其写在黑板上来嘲笑，简直酷毙笑煞。

我高考之前的英语成绩并不突出，所以从未得到过马的青睐。高考前两个月，我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英语考了78分，全班第一。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讲了一些美国之音听来的国际新闻，并告诫我，一定要练好口语。这在当时只重考试、专挑单词和语法的背景下，这话实在是鸡对鸭讲，不合时宜，可没想到在我出国后，他的话却让我受益无穷。

第三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任领导——苏。

苏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在内蒙的包头市当过十年中学校长，我到省图书馆报到时，她是历史文献部的主任，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告诉我她54岁，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我当时因为不满意自己被分配到这个三多一少——官太太多，官儿媳妇多，老人多，薪水少——的清水衙门，心不在焉，所以也没把苏的话记在心上。

后来，同事老江和老杨（都是70奔80的老学者）跟我开玩笑，暗示我去追老苏的女儿，说老苏是开国元帅的舅奶奶，后台可那个什么了。他俩甚至还在老苏的两个女儿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隔着窗户指给我看过她们，可我连想都没想。这倒不是因为清高或者自卑，确实是无心于此。

老苏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安排工作，分配任务，总是客客气气地与我商量，从不勉强。每天上午11：15分，她还破例，让我和另一位武大分配来的男生小吴，两人一起去图书馆后面的公园，自我放风20分钟，说是怕我们年轻人在老人堆里闷坏了。

有次团支部说有活动，我和小吴急不可待地跑到老干部活动室，可不久计划取消，我俩竟不愿意回部门上班，就躲在那里下起了围棋。凑巧，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来访，需要我陪同，老苏全馆上下找我不着，却不用喇叭叫我，怕大家知道我串岗。当她气喘吁吁、一头汗水地找到我们时，却说“我已经到书记那里替你们请了假，部门需要你俩回去帮忙”。

老苏以这样宽容的态度对待我们小知识分子，我们哪能不服呢？从这件事以后，我对老苏不仅尊敬、佩服，而且很注意向她学习当领导的方法和经验。老苏善于开导人，做人的思想工作，更善于化解矛盾，团结集体。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后来下海去广州，我把这些珍贵的东西用在待人接物、处理企业管理的问题上，竟然一路顺风，处处凯歌。

老苏对我的恩情，还表现在她对我业务水平的认可，和领导交际能力的任用上。我虽然是部门里最年轻的职工，可她却敢于放手让我独立完成工作，在省志大事记编写和善本书目整理两件大事上，她都让我挑重担。退休前，她更是向馆长力荐由我来执掌历史文献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图书馆，那个小小的弼马温我也没当成，但老苏栽培我的苦心和良愿，让我终身难忘。

第四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在加拿大读书时的师妹——悦

由于我学景观是半路出家，所以，入学前我做了充分的课业准备，还自修了十个月的函授课程。尽管如此，我在参加college统一机考时，英语还是没有过关，被校方拒绝录取。我本来打算放弃读diploma，选一个学徒项目读个证书完事，可没想到就在此时出现了贵人，意外地带来了转机。

我朋友的朋友认识已经在校读景观专业的悦，她把我的愿望向悦说了。悦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鼓励我不要放弃努力，并答应向program  coordinator述说我的情况，请他给我一次面试机会。三天过后，我真的接到了景观系干事的电话，他让我备齐函授的教材、作业和考试成绩，亲自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我按照要求，带着所有能证明能力的材料来到他办公室，接受interview。

看完我的材料，干事认为我有国内大学学历，又读过美国的函授课程，能够完成本专业，于是，就到学校招生办协调，破格录取了我。我在加拿大读书，对此后找工作和整个人生的改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整个事情的转机，竟全由这位上海小师妹一手促成。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悦不仅教给我很多选课技巧和画图秘诀，她毕业离校时还把好几门课的text book留给了我。

第五个接触的上海人，是去年在回国飞机上遇到的富姐——张

去年元月初，我接到妹妹的通知，说母亲病危，让我火速赶回，迟了就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我不敢大意，赶紧申请加急签证。6号那天，草原地区的气温降到零下35度，天寒地冻，而我却带着火急燥热的心情奔赴远方。

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空落的机舱里，一下子涌进来很多华人同胞。我旁边一直空缺的座位上，坐进了一位高高胖胖的女士。因为赶上年关，人多行李也多。我见她在把一个很沉的箱子往行李架上送的时候，显得异常吃力，就立即起身帮她举起并放好，她很有礼貌地冲我笑笑，一连说了好几个谢字。

我原先是坐在里面靠窗的座位上，见她风风火火，一脸汗珠，甚是劳累，飞机起飞后一定需要休息，我就主动把里侧的座位让给了她，免得我上厕所时打搅她。

在飞行途中闲聊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是上海人，移民来温哥华不到两年，父母和孩子都在温哥华，自己是赶回上海打理生意。她有一个600人的工厂在上海，还有一个有色金属矿场好像在广东。在飞机上，她向空姐买了六瓶XO，说平时没有时间采购，机上免税后比国内便宜，回去送礼用得着。她看上去也就30出头，穿着朴素，说话温和有礼，举止落落大方，只是一脸倦容。

飞机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晚上6点，距离我预先订好车票的火车发车时间，仅有两个半小时，若搭乘地铁自浦东机场去虹桥，此时正值下班高峰，时间肯定不够用。她知道我是看望病危的母亲，时间紧，耽误不得，就不理我的坚辞，果断地让来接她的车先送我去虹桥。她本人和妹妹、司机还有妹妹的8岁女儿，四个人一起送我去火车站。

高峰期的上海，高架路虽然畅通，但车速快不起来，刚好天下着小雨，很多路段还是免不了拥堵。折腾了将近2个小时，才抵达虹桥火车站。妹妹原先的计划是，一接到姐姐就直接去订好的饭店吃饭，那边来了好几次电话催促，小女儿也悄声地向妈妈多次诉说“饿了”，可她们还是坚持将我送到火车站的进站入口。

我终于赶上了火车，及时地回到母亲身边，为母亲送了终，尽了孝。可这对与我萍水相逢的上海姊妹，却为我付出了宝贵的时间，牺牲了接风洗尘的欢乐；那位8岁的小妹妹还为我挨了2个小时的饿。我后来一想起这些就惭愧不已，感激不尽。

我对上海一点不熟悉，可说是很陌生，很害怕，每次经过那里就想快点离开，家族成员中也没有丝毫的上海脉络，可我在人生的艰难时期和关键时刻，却总能得到上海人的恩惠和帮助。文中列举的只是一部分善缘，还有不少我没有写出来。我甚至还与解放前的上海大资本家，《乱世风华》的作者张续谔老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帮他在上海讨要过亿元房产。

对这些不期而遇的善缘，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却万分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