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飘尘

二十大前话兵变
(中共军队将领参考读物)
作者：宋征时

关键词(标签)：
中共二十大，兵变-政变，从命-抗命-怠命，中央军委，习近平，
许其亮，张又侠，共军将领参考读物，将领名单，军队中立化
目录
第一节 党争激化，众将危矣
第二节 三条对策，四类情形
第三节 “从命”前鉴，后者足戒
第四节 “抗命”壮举，军人楷模
第五节 明哲“怠命”，将之常情
第六节 杀机四伏，祸根何在？
第七节 严守中立，远祸自保
附录一 《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部门及建制单位名单》
附录二 《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将领名单》

第一节 党争激化，众将危矣
2022年乃多事之秋。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大”)将于此多事之秋
的秋天登场。围绕着二十大的权力再分配，中共党内各派系对所有关键职位展开了全
面争夺，整个局势早已从暗流涌动而变为浊浪翻滚。由于习近平竭力要打破党内体制
惯例，为自己谋得最高权位的三连任甚至终身制，各派对此更是或助威拼抢、或联手
阻遏，弄得剑拔弩张，军事政变或已蓄势而待发。
中共向来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也靠枪杆子夺得了政权。但中共对枪杆子加以
超限度、超范围使用的倾向往往导致内部火并：党内各派系都会尽可能以武力为砝码
来增加自身在高层纷争中的实力权重，而且还总有人试图剑走偏锋、指望险招取胜，
所以最终往往不得不依靠军队来解决问题。“暴力革命”、“斗争哲学”之类的共产
主义意识形态基因，决定了中共必然会超限度、超范围使用武力威胁甚至使用武力而
导致“枪口对内”、自相残杀。这是不以中共自身的意志为转移的。
二十大前夕，中共党内的基本政治生态是：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为对立的一方，
以其他势力联手组成的“倒习派”构成对立的另一方。“习派”的优势是其首领习近
平身兼总书记，为党内职务最高者。“倒习派”则在党内较为得众，所以几股势力联
手形成多数派；而“习派”则为少数派。两派激烈较量，为二十大决战方酣。矛盾斗
争趋于白热化之际，或一方抢先下手，或双方同时拔枪，不置对方于死地则不后已。
如果“习派”命令军方或军队的某些将领：镇压有利于“倒习派”的党内骚动，控制
、抓捕“倒习派”成员及其领军人物，这些将领将何以应对？
如果“倒习派”命令军方或某些将领：镇压有利于“习派”的党内骚动，控制、抓捕
“习派”成员及其魁首，这些将领又将何以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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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激化而又没有底线的党争，必然会使中共军头和将领们也置身于(或投身于)兵变
的险境之中。中央军委的军头们自不待言。布署在北京及其周边的部队及建制单位──
中央警卫局、中央特勤局(属公安部)、北京卫戍区、北京市武警总队、中部战区及该
战区下辖的第81集团军和第82集团军等单位的主官们，都有可能误入(或杀入)党争“
雷区”、卷入(或投入)兵变而大祸及身。当然，驻扎在其他各地的部队或建制单位的
将领们也未见得能确保幸免于此。[参见附录一《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部门及建
制单位名单》、附录二《与政变、兵变相关性较高的将领名单》]

第二节 三条对策，四类情形
对于来自中共最高层某一派系的此类指令或命令，这些将领手中对策大概有三条：从
命、抗命、怠命。
将领们如何选择对策？这首先取决于政治形势，特别是最高层派系与军权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所呈现的背景及情形可粗略分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多数派基本掌握军权。多数派通过表决等正常程序获取
合法决议后，全党至少表面上必须执行，一般较少需要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第二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少数派获有大部分军权。或为推翻多数派获取的合法决
议，或为避开、中断不利于己方的表决等正常程序，少数派动用军队，通过武力威胁
或兵变行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党。
第三类背景及情形：最高层的对立两派阵营不明，多数派、少数派一时难以判明，双
方支持者人数孰多孰少更是难以判明，有时双方获军队支持的程度也难以估计。其中
一方为夺取主动权，决定求助军队支持或诉诸武力威胁，甚或发动军事政变。
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在以上第一、第二或第三类背景下，尤其是在其中某两类背景交
织的情形下，军方以主动姿态强势介入，导致派系斗争形势突变，多数派、少数派阵
营态势也急剧转化。
军事政变通常发生于第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下。第一类背景及情形下则较少表现为
直接动用武力，当然也会有例外。就中共党内当前的形势而言，第二类背景及情形，
即少数派“习派”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似乎较大。如果军方主动且强势介入高层政局，
则容易突变为第四类背景及情形。

第三节 “从命”前鉴，后者足戒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出生于1970年以后的解放军将领，对于“文化大革命”(1966年
至1976年)期间那种充满剧烈动荡的政治形势和整体氛围，缺乏亲身感受。由于中共的
新闻封锁和片面宣传，他们中间有相当部分的人，对1989年“六四”事件中军队的所
作所为也不见得有足够的了解。他们所接受的中小学教育、部队教育、军校教育或高
校教育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更是普遍存在“缺、漏、偏、假”的问题。因此，作为
解放军将领参考读物，本文将列举中共建政后若干政变案例，并给出不同于中共“党
文化”话语的阐释。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这一节只选用军队将领“从命”参与政变并且政变成功的案例
。这是因为：其一，凡参与某一政变的将领，都会暗自认为该政变的成功概率不至于
太低，否则就不会参与其中。可见只有将领“从命”政变且政变成功的先例和前鉴，
才足以让打算参与政变的后来者愿闻其事或闻而戒之。其二，本节因此而不讨论政变
、兵变失败的案例，如2006年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借海上演习时行刺中共总书记、军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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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胡锦涛未遂，2012年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三·一九”在北京策动武
警政变失败等等。所以，本节就“以成败论政变”了。
1966年毛泽东借助兵权发动“文化大革命”，基本上属于本文上一节介绍过的第二类
背景及情形。1962年因“大跃进”失败而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毛泽东在党内最
高层沦为少数派，但通过国防部长林彪为首的一批军头掌握着大部分军权。1966年2月
，根据毛泽东的授意，林彪麾下原“四野”(第四野战军)的头号王牌──第38军(属沈
阳军区)由东北吉林通化原驻地开赴华北关内进行所谓“野营拉练”，临时驻扎于北京
郊区及其邻近周边，对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多数派形成兵临城下之势。毛泽东随后
趁势发难，操控政治局于5月16日通过了关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
”。至1967年2月，长时间“拉练”于京畿一带的第38军就近入驻河北保定，正式接替
第69军(属北京军区)的防务，开始担负拱卫北京的使命。
军头林彪当时选择了“从命”政变，协助毛泽东斗败党内多数派，所以在1969年中共
九大上，被“当选”为中共中央(唯一)副主席、被钦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此等头衔
甚至还写入了九大通过的党章 [1]。但两年后的1971年，林彪便为毛泽东所迫而外逃，
坠机葬身于蒙古沙漠。
1992年邓小平“南巡”时党内政治生态近似于第三类背景及情形。1989年中共血腥镇
压“六四”民主运动后，中国经济一片萧条。“六四”期间上台担任中共新党魁的江
泽民当时无意继续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陈云、李鹏等保守派更是希望回归1950年
代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前任总书记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遭到大清洗。当时党内观望者
众多，派系阵营不甚明朗(政坛呈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但已经辞去所有职务的邓小平
因其对军队的强有力影响而仍有着实际军权。1992年1月2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巡
视”南方数个省市，重提改革开放国策，声称“谁不改革谁下台”。时任中央军委第
一副主席的杨尚昆、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杨白冰兄弟两人及军方众多将领积极“从
命”，力挺邓小平。杨白冰还授意《解放军报》发表著名社论《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表明军队支持邓小平的鲜明态度。
然而，杨家兄弟大举“保驾护航”仅仅几个月之后，就在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
大上，被邓小平解除了兵权。军队内部“杨家将”势力也被全面清洗。
2002年江泽民发动政变、强行超期续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当时党内政治生态介于第
一类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之间，但事件最后突发为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在2002年中
共十六大召开时，江泽民派系(“江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占多数，据有政治局委员
等高位者也以“江派”为多(局部呈第一类背景及情况)。但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
团派”)在中央委员会内或拥有微弱多数(全局呈第三类背景及情况)。十六大上，江泽
民本应当按党内规定，向其继任者胡锦涛交出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国家
主席三个职务。江本人也表示同意交出此三职，政治局还就此作了决议。但在2002年
11月13日十六大主席团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江泽民预先策动的张万年、郭伯雄、曹
刚川等二十名将领突然提出临时“特别动议”，否定政治局决议，要求江泽民继续担
任军委主席一职(突发为第四类情况)。胡锦涛及大部分主席团常委会成员出于无奈，
被迫同意。
江泽民事前对张万年许过愿：如果他自己得以续任军委主席，则由张万年出任国防部
长一职。但江泽民政变成功之后，张万年旋即被迫退休。[郭伯雄等人在十八大后落马
也并非与此全然无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的政治生态也介于第一类和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之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之际，华国锋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主席暂缺)，为毛
泽东钦定的继承人。叶剑英时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虽然毛泽东强制叶剑英
“病休”，实际上剥夺了其兵权，但叶未遭撤职，对军队仍有号召力。汪东兴时任中
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中南海内及周边一带的警卫力量尽在其掌握之中。
当时华国锋、叶剑英结盟后，他们在政治局内居于多数，其对立面“四人帮”(江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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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处于少数(局部为第一类背景及情形)；但“四人帮”在中央
委员会内或拥有多数(全局为第三类背景及情形)。为避免陷于被动，华国锋、叶剑英
于1976年10月6日策动了一场军事政变。汪东兴则负责组织具体行动，并指挥中央警卫
局部队，在中南海怀仁堂等处一举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垮台之后的1977年，汪东兴曾一度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但随后在1978年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因“文革”期间曾追随毛泽东迫害过党内老干部，以及与林
彪、“四人帮”有过一定程度的勾结等问题，汪东兴受到追究，被免去中央办公厅主
任、中央警卫局局长等职务。此后汪被迫逐次交出其他重要权位，1980年起不再担任
中共中央副主席。
通过这些历史案例，人们可以看到：以上参与政变且政变成功的军头、将领，他们所
处的背景及情形各不相同，但他们的最终结局都不妙，都要因政变而下台。
第一类背景及情形(近似)，军队支持最高层多数派，政变成功或可升官者如汪东兴
(1977年)，其最终结局仍然是被罢黜、被逼退。
第二类背景及情形，军队支持最高层少数派，军头政变越成功则越取祸于身，甚或最
终死于非命如林彪(1971年)。
第三类背景及情形，党内派系阵营未明，军头在政变成功后或旋即下台如杨尚昆、杨
白冰兄弟(1992年)，或被逐步逼退如汪东兴(1978年至1980年)。
第四类背景及情形，其结果与第二类背景及情形类似或近似，政变越成功，则军头下
台越快如张万年(2002年)。
为什么参与政变且取得成功的军头和主要将领都会下台呢？当前如有现役将领“从命
”于中共最高层某一派系搞政变或兵变，其下场也必然凄惨吗？如果高阶将领(比如张
又侠、许其亮、李作成等人)中有人跟随中共当前职务最高者习近平为首的“习派”兵
变举事并且大获全胜，也同样会转而失意、惨淡下台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以将领们“从命”于“习派”参与政变为例：政变前，习
近平会认为这些将领有政变实力和政变能力，所以利用他们。政变中，习近平会看到
他们有政变胆量和政变能量，所以依靠他们。政变后，习近平会确认他们熟悉政变权
谋、懂得政变操作、具有政变经验，所以提防他们。习近平还会忌惮他们经由政变成
功而增长的实力、能力、胆量、能量、权谋、操作经验，更会忌惮他们或许已经悄然
膨胀的野心。今日既已功高震主，明日岂不位高迫主、权重欺主、势众废主？如此潜
在叛将，岂可久留于卧榻之侧？！
如果有人认为这个答案只是逻辑推论或理论分析，未必会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就看
看人们记忆犹新的既有现实吧──
2012年十八大之后，习近平让王歧山挂帅中纪委书记，展开中共历史上最大的“反腐
”风暴(其性质当然还是“选择性反腐”)。扫除相当一批高层贪官后，习近平便于
2017年开始转而遏制王歧山的政治影响力，随后在2018年给了王歧山一个国家副主席
的虚位，把“老王”架空。
习近平为了拿下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以便自己全面掌控军权，便让解放
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上将充当急先锋，冒着政治风险挑战郭、徐两头“军老虎”。待
到清除郭伯雄、徐才厚两人后，刘源便于2017年被习近平打发去人大机构赋闲度日。
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也是支持习近平军内“打虎”的一员干将；而且或有“儒将
”之称的刘亚洲还频频为习的军队改革(2015年至2017年)出谋献策。但在2021年岁末
，刘亚洲突然遭习近平软禁。
呜呼！“反腐”半，老王寒；“军虎”坠，先锋废；军改成，儒将困。解放军中每一
位将军、每一位军官，岂能对此等现实不深思再三乎？
中国职业军人中任职最高者──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张又侠，更是处于当前中
共党内政变、兵变危机的聚焦点或“台风眼”，因为他们最容易被政变者盯上、拉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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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和任用。当然，他们也最有条件和能力来采取抵制政变命令、反对政变行动的
相应措施，从而让军方在波诡云谲、杀机暗伏的党内纷争中保持中立或相对中立。
因此，许其亮、张又侠两位将军不妨扪心自问：如果有朝一日真的来了政变命令，我
应当“从命”政变吗？答案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前任军委副主席中，哪一位可供效仿
呢？林彪？杨尚昆？张万年？或许，可以学一学另一位副主席叶剑英？
二位不妨继续扪心自问：我就像“叶帅”那样命令中央警卫局局长周洪许、政委陈登
铝率部在中南海、北戴河、钓鱼台等处去抓人吗？抓捕对象那可是一批甚至一大批“
正国级”、“副国级”、“正部级”的，我到底该不该抓呢？一旦抓了人，我该承担
多少政治后果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真的决定去抓人，政变方即己方在京畿的兵力集结是否足够呢
？是否还要从不久前视察过的西部战区调集大批部队紧急空运入京呢？然后么，要不
然兵分三路：一路接管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喉舌”，一路控制天
安门广场及机场、火车站等交通枢纽，一路包围京西宾馆、人民大会堂、国家银行等
一系列“重要目标”？
请继续扪心自问：果真让西部战区司令员汪海江、政委李凤彪兴师而来、挥师而至，
上演一出二十一世纪的“董卓进京”的话，“进京”后的“董卓”能否对下始终管得
住部队的纪律、对上继续听命于军委的指挥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全军其他建制单位──各大战区、各军兵种、陆军各集团军、火箭军
各基地(及下辖各导弹旅)、海军各舰队等等等等，如有不服者起兵抗争，就下令围剿
吗？第一时间围剿不成、制服不了对方，就不惜全面内战、不惜兵火四起、不惜生灵
涂炭吗？
请继续扪心自问：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万一自己死于内战，家属子女还有家产
等事宜谁来打理？如果战败，出逃何方？俄罗斯？朝鲜？伊朗？阿富汗？要不然干脆
投奔西方？不幸被俘进秦城监狱的话，那里套房规格和伙食标准应该也不致于太低吧
？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指挥政变成功，就能保证自己不进秦城监狱吗？会不会正是由
于政变成功，自己反而更有可能进秦城监狱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如果己方政变大获全胜，而自己又有幸与秦城监狱无缘，在把党内
、军内反对派一网打尽之后，接下来如何对他们“杀[掉]、关[押]、管[制]”呢？全
党、全军、全社会如何搞“揭[发]、批[判]、查[处]”呢？全国如何军管、如何戒严
呢？是否还得重回“文革”，或干脆搞“朝鲜化”呢？党史、军史到头来会如何评价
本次政变及自己的角色呢？
请继续扪心自问：国际舆论会怎样看待如此乱象呢？国际制裁会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彻
底崩盘呢？经济崩溃会不会导致中共政权土崩瓦解呢？“后中共体制”会如何评价本
次政变及我本人呢？老百姓会不会骂我“千古罪人”呢？未来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学
家们又将对此作何评说呢？
[其实，解放军的每一位将领都应该像你们的军委副主席一样，认真思考一下这类问题
。]
不过据笔者分析估测，许其亮、张又侠两位将军无意“从命”政变的可能性，应该高
于上述那种会导致充满“内战”之类乱象的可能性。
如果许、张二将军的确无意“从命”政变，又不想听任或放任上文提到的“内战”之
类的乱象由可能性转变为现实，也不愿步王歧山、刘源、刘亚洲的后尘而委曲求全或
委曲却求不了全，那么，有一人似可供效法、可资借鉴。此人为上将，与二位军衔相
同。此人为政治局委员，与二位党内职务相同。此人为总参谋长兼中央军委副秘书长
，军内地位略低于二位。此人为老红军，走过“长征”路，其“政治上可靠”应该也
不是问题。此人姓甚名谁？──杨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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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上将生平所为，以二位将军之资深，想必早已稔熟于心；至于为何可供借鉴，
估计二位也已多少猜出了几分。而本文在下一节就只为解放军“少壮派”将领和普通
读者略作有关简介了。（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