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舊事話百年

本人出生上海企業家家族,祖父1901-1972,父親1924-2008,本人1945-,三代百年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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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1) 清理階級隊伍

(2024-04-26 23:23:25) 下一个

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11)  清理階級隊伍

1967年「一月風暴」,上海工總司奪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權成立革委會,毛澤東說「革命委員會好」,全國各地都相繼奪權。各地造反派大聯合,1968年文革進入第二階段「清理階級隊伍」。

1968年1月10日下午我被傳到公司,一進門就由兩個造反派一手抓著我衣領,一手推我肩,把我押到大會議室。批鬥了一個多小時,我實在吃不消,汗珠從額頭上不停地流下,我說:「我腰痛,能否讓我坐在地板上講。」造反派頭頭說:「饒你跪在地上講。」

1月14日又被押到第二燈泡廠鬥爭大會,該廠是原華德燈泡廠,老闆李慶祥,還有原天櫥味精廠老闆吳志超【注】,鬥爭會上,我們被命令膝蓋跪在一排鐵條上,雙手高舉,背後兩個造反派手持竹爿,一邊批判一邊打。我手臂高舉時間長了,漸漸向下沉,被狠狠打了一棍,一陣劇痛,整條臂和手都發麻,汗直流,禁不住哇的叫了一聲,又挨了一棍,我差點暈倒。

【整理者注】吳志超(1914-1990)蘇州人,中國化學工業家吳蘊初(1891-1953)之子。畢業于上海滬江大學化學系,1953年吳蘊初逝世,吳志超接管上海天厨味精廠和天原化工厰。公私合營後為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政協常委。文革後和榮毅仁一起籌建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任副總經理,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

李慶祥(1901-1981)廣東三水人,1929年創建華德燈泡廠。「解放」後任上海市電器工業公司副經理、上海市人大代表。

1968年1月15日工總司在上海雜技場舉行「堅決粉碎反動資本家倡狂進攻」全市電視批鬥大會,被示眾的有:「大資本家,大吸血鬼」榮毅仁 (文革後國家副主席) ;「反動派三代元老」劉靖基 (文革後全國政協副主席) ;「大右派」吳志超(文革後全國政協常委) ;「國民黨義警督導,姘婦香港臭明星李麗華」吳中一 (文革後移居香港,與李麗華成婚) ;「女混蛋」郭秀珍(文革後全國政協常委)等。拉上台的還有一大批當年市級工商聯頭面人物:劉念義、陳銘珊、湯蒂因、陶敏之、張鶴林等。這些人文革前都是最出風頭的積極份子,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市人大代表、市政協委員、工商聯副主任,現在他們是大吸血鬼、大混蛋。

造反派稱,資本家向無產階級發起進攻,以「反動資本家大吸血鬼」劉念義為首,有嚴密組織,有組織進行地下活動,策劃於密室,相約於公園,製造反動輿論,妄圖東山再起,推翻共產黨。

劉念義是大資本家劉鴻生的二少爺,人稱「劉老二」,全國政協委員,不久在協昌縫紉機廠批鬥會上被打死,造反派把他從三樓廁所丟下來,說他「畏罪跳樓自絕於人民」,不準家屬夏天錦見最後一面,匆匆燒掉。

1968年10月16日我們這些牛鬼蛇神被命令帶上簡單行李,集中在公司門前,路邊停了四輛敞蓬大卡車,上面插了紅旗,一隊造反派幾十個人,敲鑼打鼓從大樓中出來紛紛登車,我們十條「牛」被押上最後一輛車。造反派令我們在車上席地而坐,低頭不許往外看。車子開了半小時,在公司所屬的「工程機械廠」停下。我們下車後,在門口一幅巨型毛像前排成一排,九十度彎腰,低頭「請罪」。然後帶到一個防空洞,沒有窗,一片潮濕發黴的臭氣,這就是所謂「牛棚」。

第一關是舉行「憶苦思甜」,憶舊社會「階級壓迫」之苦,思新社會「翻身解放」之甜。我們每人發一個谷糠做的窩窩頭,造反派頭頭走到黨委書記莢業純面前問:「好吃嗎? 」莢說 : 「不好吃。」造反派頭頭說 : 「他媽的,勞動人民過去連糠也吃不上,你還說不好吃 !」拍的一記耳光。接著又問副經理顧松齡: 「好吃嗎 ?」顧有了莢吃耳光的教訓,連連說 :「好吃,好吃。」又是一記耳光,「他媽的,你們資本家天天吃山珍海味,會認為窮人吃糠好吃嗎 ? 」輪到我怎麼回答,我說 : 「我有罪,應該吃。」也是一記耳光。

第三天我在勞動時見造反派不在,偷偷用車間的電話致電家中鄰居,告訴妻子我還在上海,請她放心。【註】

【整理者注】章志鴻、馬璧如在1944年結婚前雙方交換「八字」,章家請相士測算的結果是,馬璧如僅47歲陽壽。1968年10月16日章志鴻被押走後,音訊全無,第三日早晨,馬璧如情緒低落,頓生灰念,站在窗前(五樓)一凳上,正準備跨出一步去,突然有人敲門,開門是鄰居周文女士,說你家老章來電。章志鴻告訴妻子,他絕對不會自尋短見,「你不管有沒有我消息,都要等我回來。」這一天離開馬璧如48歲生日(11月3日,農曆九月十三)僅半個月,相士預言的生死一劫就這樣跨了過去,2016年馬璧如在香港辭世,享年96歲,比預言延壽一倍。

每天一早天不亮起床,洗好臉排在毛像前低頭請罪,等造反派來,帶領去翻砂車間勞動。清晨六點,一排十個人,衣衫襤褸,自東向西行,初昇的太陽,把十個人的影子,長長地投在前面馬路上,兩個佩戴造反隊紅袖章的造反隊員,一前一後押著走。勞動了幾個小時,十個人在翻砂車間堆料場上休息,我坐在焦炭堆上沉思,想起1950年9月從美國回國的片段,怎麼會到今天這個逆境……我這本回憶錄也正發端于這個時刻。

在牛棚生活的大半年,一早起身第一件事就是在「寶像」前低頭請罪,然後早午晚三次進食堂、出食堂,進廠門車間、出廠門車間,直到睡覺,都要在「寶像」前面九十度彎腰請罪,每天請罪達十五次之多。

1969年起,全國出現一個「新事物」五七幹校。毛澤東在66年5月7日給林彪一封信中提出,全國要辦成一個「學工、學農、學解放軍的大學校」,於是全國各單位都搞起「五七幹校」。我們又到郊區農村的「五七幹校」勞動,直到1970年6月底回到上海,在工廠繼續接受監督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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