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32) 六四風雲 申請移民

我在新中國的四十年(32) 六四風雲 申請移民

1988年5月底一日，小周來我辦公室，說有位先生叫辛德俊的，是青樹獎學金的受益者，要求見我，等在會客室。青樹獎學金已是四十年前的事了，這裡倒敘一下。  

抗戰時期我父親章榮初委託上海新聞報，辦了一個資助學生教師的慈善基金「館穀助金」，抗戰勝利後擴大為「青樹助學金」，對成績優良、品行端正、家境困難的大學生，給予全部學費生活費，每年一百名，一直辦到1949年，受助學生達四百五十多人。（詳見本博客「上海舊事話百年（87）青樹助學金」）當年受助的學生很多後來成為新中國高級技術人員和領導幹部，文革中大多受審查，沒人再敢和我家聯係。現在居然有受助者找上門來，我十分興奮，趕緊到會客室。辛先生一見我，緊緊握手，說他前幾天在報上看到我的名字，才知道我在香港。他十分關心我父的情況，我簡述了文革中我家和我父的遭遇，他聽到我父七十高齡還強迫勞動，終於抱病去世，忍不住當場失聲痛哭起來，我含淚反勸他節哀。我問了他的情況，他48年交大畢業後，在上海一家建築公司工作，被派到香港監工，恰逢上海「解放」，就留在香港，現在經營一家有十幾艘船的航運公司，辛先生不忘源頭圖報，感人至深，我和他一直保持關係到他去世。

順便在此講講我在香港幾年和一些人的關係。當時在香港的政協委員每月有聚會，每次三四十人，輪流作東。香港老一代商人很多是上海人，如陸達權(和我美國同學)、唐翔千(其父唐君遠和我同為工商聯常委)、吳中一(我們曾同為上海民建委員)、丁鶴壽、顧小坤、包玉星、金樂琦、孔祥勉、顧乾麟等，和我也是私下朋友。但我身在國家機構，自然說話小心，不能像他們那樣暢所欲言，有很多話心照不宣。還有些上海商界朋友也經常來香港，榮氏家族中榮鴻仁、榮漱仁和我關係不錯，他們和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同父異母，但關係極差。榮鴻仁名義上是上海愛建公司總經理，愛建董事長劉靖基（全國政協副主席）主見很大，沒人能和他共事，所以榮鴻仁和妻子汪葆華移民澳大利亞悉尼，回上海時都會在香港逗留幾天，我們也會見面，發發牢騷。榮漱仁同她老伴楊通誼也常來香港，同我和妻吃飯聊天，他們講到榮毅仁形同仇敵，榮漱仁是全國政協委員，楊通誼和我都是上海市政協委員。

香港新華社經濟部部長譚茀蕓曾任上海婦聯主任，派到香港當許家屯的助理兼經濟部部長。她老公楊振漢，靠他長兄楊振寧的關係發跡，這對夫妻是典型的上海知識份子黨員，學識不高但官場能量不小，許家屯出走「旅遊休息」後，這位大姐也脫離新華社，和楊振漢弄到單程通行証，搖身一變成為香港居民，開夫妻老婆店做生意很得發。接任譚茀蕓的經濟部長陳哲生，後來也溜到法國，投奔他一個情婦身邊去了。大陸的官員，在位時都一副黨官面孔，骨子裡都很不像樣。

我提出退休後，1988年10月19日晚上我去康辦黃菊家中看望他，他對我說：「程關達走了，吳如華也離開了，加上你也要走，徐慶熊對一下子走了好幾個人有點慌。你是否可以『半退』即明年初只退總經理，保留副董事長位子一段時間。如果你同意，市政府還要準備文檔，年底前後可以下文。」我想，確需有充裕時間，只要擺脫有職無權卻有責的總經理位子，掛個不負實責的副董事長，要走隨時都可走，所以我同意「半退」。22日我在錦江十二樓請汪道涵、徐鵬飛吃中飯，告訴他們我即將離職，次日回香港。

11月25日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在京召開，這是我最後一次在北京參加社會活動，會議結束前一天我回上海。我到上海當晚打電話給黃菊，他要我去康辦他的辦公室見他。康辦在康平路181號，以原法租界高級公寓海棠公寓為中心，六十年代將衡山公園直到康平路一大片土地囊括下來，做了中共上海市委辦公處。市委書記和市長的辦公樓在花園中央，原海棠公寓三棟四層樓的高級公寓，成為他們的公館。

黃菊的住房是19號樓三樓，四樓是吳邦國的住房，從他的住處轉到北面，就是辦公樓，辦公樓底層是幾個會議室和會客室。樓上是書記及市長的辦公室。那天下雨，我把雨傘放在樓廳角上的一隻鉛桶裡，然後上樓。黃的辦公室在右首第一間，他已經為我准備好了茶。

黃一見我，將茶遞給我就說：「市委同意你辭去總經理，不過副董事長還要再當一陣，市政府就要下文。」我提出退休後要申請移民去美國同妻子團聚，希望他能支持。黃說：「你不是黨員，擺脫了國家工作，就是個自由之身，太太在美國，你辦移民去美國定居，是合法合理，沒有問題。」黃又說：「你三十多年為國家作出了不小的貢獻。現在你退休了，國家應對你有所照顧。上海要在美國辦公司，由沈被章去主持。我想請你在他公司當個顧問，也可有點收入。如果你自己要辦公司，不受影響，我會約沈被章【注】和你一起談一下，作個交待。」

【整理者注】沈被章父原為大中華橡膠廠大股東，沈被章和江澤民是交大同學，沈後來入黨任大中華橡膠廠工程師、廠長，文革後受江重用，任外經委主任，退休後派駐紐約上海國際公司董事長。

1989年1月20日我從上海回香港，趙津華特地在上海總會安排公司上下百餘人舉行新春聯歡，為我送行。我去美國探親，在洛城休息兩個月，考出美國駕照，並開始寫這篇回憶錄。4月7日我回到香港，市府已下達免去我總經理，留任副董事長的文件。我先回香港，一個月後妻宣誓入美籍，然後飛來香港，給我帶來美國移民申請表格，我填好後掛號寄給洛杉磯的移民律師。

我妻到香港這一天，正是北京學運開始之日。上萬學生群集天安門廣場，氣勢迅猛，北京形勢日緊一日，我天天看CNN電視現場新聞直到半夜。5月19日子夜，李鵬講話，宣佈戒嚴。21日香港市民百萬人在狂風暴雨中遊行支持學生運動。24日北京切斷衛星轉播電視線路，氣氛更加嚴峻。香港幾十份中、英文報紙天天刊登大幅「聲明」、「呼籲」、甚至「聲討」、「譴責」，群情激憤。

25日我的美國老同學陸達權【注】給我電話，他說香港政協委員要聯名在各大報登「聲明」譴責李鵬，支援學運。陸說絕大多數政協委員已經簽名，他要我也簽。這份「聲明」明天要見報，他急著要我在電話裏表個態。

【整理者注】陸達權，上海人，1930年生，香港申新聯合集團董事長，中華總商會常務會董，全國政協委員，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政協常委。

我對賊頭狗腦一副奸相的李鵬十分討厭，對壓制民主，出動坦克，內心哀慟。但我還在中共管轄下，憑我以往的經驗，對這種政治運動決不能衝動，我不能冒然表態，免得後患無窮。我對陸說，我另有表態的場所，婉言以拒。

6月3日我看電視，聽廣播到半夜兩點，天安門要清場。6月4日淩晨的事件，已經以「屠城」之名被釘入史冊。當天《文匯報》社論開天窗，只有「痛心疾首」四個字，以示強烈抗議。《文匯報》社長李子誦、總編金堯如被罷職。金堯如是老地下黨員，長期在港台做統戰工作。「解放」後曝光，任港澳工委(中共香港黨委)委員，主編新華社喉舌《文匯報》，許家屯變節後，他也出走美國。

到6月8日端午節時，北京大局已定，學運失敗告終。大陸為堵民運分子外逃，嚴格控制出境。自6月23日起，凡出境都要憑單位證明，由公安局頒發「出境證」。香港中資機構人員回內地，再出境時也要有「出境證」，由外交部駐香港簽證處簽發。但當局堵不住某些渠道，很多民運分子由香港民主人士組織的「黃雀行動」營救出大陸。

我妻來港，原准備6月4日去蘇州掃墓。恰逢「六四」，推遲到6月底才去上海。到8月初，我的移民申請已獲批准。

  

中共背景香港《文匯報》《大公報》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