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姐冬冬（六）

1977.9.10——

南々： 这几天病了躺在床上，就写了一篇习作寄给你，请提意见

 

                      ——《同 志》——

   我七岁时，脖子上刚刚系上红领巾，就能写“同志”两字，也能用标准的普通话读给爸爸妈妈听，每逢假日，爸爸妈妈的老战友来做客，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同志，很久没来玩儿了，工作很忙吧。”听起来舒服，亲切，“同志”好像也是他们共同的名字，代表着一个永远不会分裂的团体。

  可是在我十岁的时候，“同志”两字渐渐变得刺耳、恐怖。红色风暴风起云涌，“打倒”“批臭”“枪毙”喊声震天，辩论、夺权、武斗此起彼伏，叫“同志”的，是那些戴着红袖章把妈妈揪着头发抓走的人，是那些在我耳边大喊“狗崽子”“黑五类”的红脸大汉。我品味出这两个字里另一种陌生和冰冷的含义，，，，

十五岁的一天，“同志”这称呼再次震惊了我，原来它还有另一层含义：一个衣衫褴褛的叔叔来找父亲，他向父亲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就被父亲一把紧紧抱住，看得出来，他们是特别亲的战友，他们进了房间关上门，我在房间外忍不住偷偷倾听那个叔叔泣不成声的诉说，他爱人上吊了，他也被游街示众吃尽苦头，听的我心里难过极了！那个叔叔说“我实在撑不下去了，这次来就是向您告别的。”我刚想冲进去求父亲要帮助这个叔叔啊，更叫我震惊的是他叫了一声“长官！”竟不是“同志”！？难道同志还不如这一声“长官”？我僵住了，满脑子都是电影里国民党张军长李军长的声音，“是，长官”“请，长官”，难道父亲是隐藏多年的国民党军官、间谍特务？！

  我把这事悄悄告诉了我哥哥，看得出来他早有疑惑，于是趁家里白天没人，他用自制的“万能钥匙”偷偷打开了父亲锁起来的抽屉，我俩小心翼翼地翻看着所有东西——有肩章领章、数不清的奖章勋章、各种文件证明、票证信件、发黄的照片、生锈的铁罐和几个子弹壳，，，渐渐地在我眼前拼凑出一个模糊的身影：黄埔军校，西北军，起义，抗美援朝，大校，副校长，基地副指挥，政治面貌空白，有一个原配在老家，怪不得我有一个大我快二十岁的农村“表哥”，妈妈和父亲吵架，恐怕就是因为我同父异母的哥哥。文革初期我妈都被揪出来打倒了，父亲却仍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纹丝不动，奇了怪了。

   从这以后，家好像完全变了味，我妈被单位批斗每天很晚回来顾不上我们，父亲忙着参加运动整天不在家，哥哥到外地串联很久不回来。我一个人呆在冷冷清清的家里，远离喧闹的世界，发呆，看书，朋友们都说我变了。

   一天晚上，父亲匆匆赶回家，催我赶快收拾衣服和洗漱用品，也不等母亲回来就拉着我出门坐上公共汽车。来到一个军队大院，操场上停着几辆大卡车，车边围着很多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女孩。还有家长，不一会儿，一个军人催促大家赶紧上车，父亲把我举到卡车上，叮嘱说到了部队，不要想家，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听领导的话和同志们搞好关系。我问这是要把我送到哪里去呀？父亲说到哪里都是干革命，听从指挥服从命令。于是我们就被大卡车拉到了火车站，五十多个男女小孩每人领了一套军装换上，坐上了南下的列车。晕晕乎乎的两天两夜到了福州，然后分别上了几辆卡车，其中一辆开到了九五医院，，，

 

  由于时间仓促，后半写走题了，没能收回来，为了字面干净就搁笔吧。          

                                        

姐々：冬 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