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岁月（四）

四   在中学的群体和社会活动

在五中，除了教室内、外的受教，我们这些中学生还参加一些群体和社会活动。这也是我在中学时的学习内容，显得紧张、严肃、认真，有时候还很有趣味，显示出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代特征。

初中三年级时，由于母亲再一次被驱离成都，回广汉就地改造，我每天的吃饭成了问题。幸得班主任杨百芬老师的帮助，我得以到学校食堂搭伙就餐,于是过上了饭来张口的“幸福”生活。1964年的成都已经从饥荒中恢复过来，但老百姓的肚子仍然由粮票、肉票、油票等各式各样的票证控制着，搭伙必须把这票那票都交上去。钱当然也交，每天是二角五。

五中的学生食堂就是礼堂，面积颇广，可容纳几百个学生同时就餐。八人一桌，桌乃方桌，站着吃。饭是用圆形洗脸盆蒸出来的，上面印有规整的八等分的压痕，每人正好八分之一。菜装在一个盘内，无法预先划分，大家自觉分着吃。大食堂的菜自然好不到哪里去，炒菜时，身强力壮的大师傅要用铁锹去翻腾，是个力气活。成都平原得天独厚，四季蔬菜新鲜，加以油盐，味道不恶。

中学生正值身体成长阶段，勤学好动，大都贪吃。每到开饭之前，食堂大门前就拥挤着饥肠辘辘的学生，敲打着碗、盒，有说有笑，等着师傅来开门。一旦开门，大家并不立即到自己的桌前去开嚼，而是冲向中间空地上的两个大桶，桶内装有用上顿剩饭、剩菜烧制的烩饭，时称“处理饭”，先把处理饭倒进空胃，再回到自己桌前，慢慢享用自己的那一份。但吃饭总有先后，有时候因作业或课外活动缠身，来得晚了，你就会发现，你在饭盆中的那个八分之一成了“轮船”：上大下小；当然，这是因为早到者取走了“坦克”：上小下大。

成都人把吃肉叫‘打牙祭’，此语极为形象。我们每周祭牙一次或两次，多用肥肉，或粉蒸，或红烧，或回锅，以解痨肠寡肚之馋。学校地处与莹华寺街交界处，几十米外就是成都市肉食品加工厂，此厂生产卤肉，学校有近水楼台之便，不时能从该厂搞来一些卤肉渣，烩在菜中，味道好极了。每当吃肉，那天的气氛会特别热烈，上课时的心情会愉快很多，笑起来时，笑容会特别到位。

刚进初中时，估计是营养不足，我身材矮小，身高仅有1.34米，在上体育课时，排在男生队列的倒数几位。但到初三时，已经长到1.68米，终于挤入队列的中部。这得归功于五中校园里面的体育运动风气，前面提到的篮球和游泳自不必说，我还在少年《劳卫制》的督促下做各种项目的体育锻炼。所谓《劳卫制》，是当时在中学里面开展的国家制定的《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的简称。据说，这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学来的，要求初中生在跑、跳、投掷、爬杆等项目上达到一定的标准，以使中学生的健康水平达标。我在快跑、跳高、跳远等方面轻松过关，但爬杆和投掷方面由于手臂乏力而颇费心力，后经体育教头的督促和面授机宜，经过多次努力，方才过关，拿到了一枚少年《劳卫制》证章。

时间到了1965年7月中旬，我们初中毕业班的学生已经考完了升学考试。不改初衷，我仍然报考五中，读大学的梦想在我的脑子里面根深蒂固。当然，“凡事如是，难以逆料”，当时的一个少年学生，不可能知道第二年会爆发文化大革命，以及会发生令天下学子均痛心疾首的“大学停止招生”。

升学考试后，学校安排我们毕业班的学生去百工堰修水库。百工堰位于成都东部的龙泉山中，距市区有十五公里之遥，我们走路去那里劳动。图1（来自网络）是修成后的水库，现已成为成都的一个风景区。湖光山色，青树翠蔓，怡人心性。

图1

成都的七月，夏日炎炎，路途漫漫，但我们走得一身轻松。当走到九眼桥时，碰见班主任杨百芬老师，杨老师通知我：“你不用去了，派你当毕业生代表，去十四中学参加‘成都市普通中学应届毕业生代表大会’。”语出突然，颇为惊心，我心惊的是，是不是我已经被学校内定为上山下乡的典型？虽然，在班上表决心的时候，大家都说过“一切交给党安排”，“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之类的豪言状语，但我并没有打算放弃升学，而径直去下乡当农民！当年，的确有不少这样的先进典型人物，主动放弃升学，自愿到农村当一个普通农民，如董加耕、邢燕子、侯隽等。

毕业生代表大会从7月19日开到22日，我们五中的10来位初、高中毕业生，在校党支部副书记曾绍甫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这次大会。这的确是一次动员毕业生服从国家安排的大会。会议由当时的共青团成都市委书记陈先泽主持，他做了“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主题报告。他讲了五点：1.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自觉服从国家的统一安排；2.热爱劳动，立志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3.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自觉到艰苦地方去锻炼成长；4.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听党的话，坚决走革命道路；5.更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朝革命化劳动化方向奋勇前进。接着，大会邀请了仓库保管员樊光荣，百货公司售货员何学娅，木材综合加工厂工人吴道清等三位先进工作者讲话，讲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成绩的勤恳工作。大会还邀请了七位知青先进人物，以及即将下乡的知青训练班学员讲话，特别是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知青典型给我们讲话，讲他们如何改造思想，端正认识，立志扎根农村。

政府绞尽脑汁，领导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目的是疏缓毕业生人数和升学人数之间的矛盾。当年城里的初中生毕业时，可以升读高中、中专以及各种技校，门路颇多，落榜者的比例尚不算高；而高中毕业生则只有读大学一条路可行，落榜者比例则高很多。如何安排，这让各级政府的领导者们大伤脑筋。

到了8月9日，升学考试的结果出来了。我班五十四位同学，四十八人进学：或上高中，或进中专，或读技校，仅有六人落榜。我如愿考上五中，再一次顺利迈过人生的一个关口。我班落榜的六位同学，其中三位女生去西昌当了下乡知识青年，按照共和国的词汇，称她们为“老知青”，以别于1969年初下乡的老三届中学生“知青”。

我查阅了隶属于教育部的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其统计数据显示：1965年全国初中毕业生人数为173.8万人，进入各类学校继续学习的有121.6万，其升学率达到70%。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为36万，进入大学的为16.4万，升学率不足一半。也就是说，有超过50万的初中毕业生和近20万的高中毕业生需要就业。这个数字对于一个有六亿五千万生民的泱泱大国，似乎并不算太大。

但是，当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经过19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最能吸纳人员就业的私营企业已经荡然无存。城里的企业、机关、学校以及各种服务行业，要么国有，要么公私合营，一切均在国家掌控之下，一切均在计划安排之中，已成死水一潭，鲜有能力吸纳新人。此时，唯有反向流动，把视野瞄向农村的广阔天地，鼓励青年下乡务农，以缓解城市就业压力。正向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被迫无限期延迟，直到改革开放后，经济重新恢复活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中国特色”的逆动方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是岁夏末，成都的高中开学颇早。我的日记记载：“8月20日，星期五，晴，开学了，我被编入高68级4班。”从1965年8月20日开学，到1966年6月16日中央改革高考制度的决定公布、17日学校全面停课，这辈子，我读了十个月的高中。

1965年，是中国全民皆兵的一年。是年，北部湾事件发生，战火烧到北越。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指示说，鉴于美帝国主义正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民主共和国，严重威胁我国的安全，在目前形势下，应加强备战。成都的中学因此纷纷组建民兵队伍，高中生均就地编队“入伍”，均成为了民兵。

高中入学伊始，我们这些16岁左右的中学生就开始了民兵的“队列训练”，准备参加国庆16周年的民兵方阵游行。9月的成都，下午的气温仍然在30度左右，我们冒着高温，在操场上按照几位教头的指挥，进行队列操练。操练不难，比较困难的是18人并排走正步，要练出行动一致的挺胸，摆手，起腿，转头。更难的是18人的队列转弯，内侧的人原地踏步，越朝外则步幅必须越大，极难掌握，开始不适应，队伍转弯象一条蛇，经过多次训练，渐入佳境。这是摈弃个人的自由散漫、弘扬集体精神的训练。由于是政治任务，大家都极为认真，听从口令，不到两周，基本上就做到了令行禁止，动静有序，整齐划一。

十月一日凌晨5点过，我匆匆到校，同学们大都也到了，大家按规定穿着清一色的白衬衫、蓝裤子。朦胧的晨曦中口哨声起，集合，排队，发枪，训话。7点左右，五中的民兵队伍肩扛钢枪，整队出发，先到了提督街上的文化宫外等待（图2，来自网络）。此处已经是人头攒动，队伍横列，全都是中学生的民兵方阵，一所学校接着一所学校，静静地伫立在清晨的街头。上午9点，礼炮齐鸣，乐队高奏国歌，当时的市长李宗林讲话，紧接着开始游行。当我们转弯进入人民东路，行进到离广场主席台只有二三百米时，领队的张教头突然大喊一声：“向右 — 看齐!”这是肩扛钢枪，正步前行的信号，训练有素的队伍立刻进入正步走的昂扬状态，整齐的脚步声震动着大地，嘴巴高喊“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整齐划一，节奏鲜明，雄赳赳气昂昂地在主席台的注视下行进（图3，来自网络）。成都当年国庆游行的主席台设在旧皇城的城楼上，此处是一酷似天安门古建筑。1968年，因修建“毛主席塑像”和“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而被毁掉。

图2

图3

国庆游行后，民兵还进行了各种军事科目训练，如投手榴弹、打靶。手榴弹投的是模拟弹，打靶却是实弹射击。我们先用空枪练习瞄准和基本动作，用的是老式七九步枪，熟练后一人发给三发子弹，让你真打。学校西侧墙边有一巷道，杂草丛生，周边均为高墙，巷道宽约5米，长约30多米，正好用来进行实弹射击。组织者在巷道端头摆放一木板，上钉十环靶图，下挖大坑，供人隐蔽，实弹射击按班级依序进行。

我们年级有位女生，叫李显玉，是学生会的干部，为人干练且负责。我们射击时，她就躲在大坑里，三声枪响之后，舞着小红旗，一跃而出，跳到靶前验靶报数，动作机警而敏捷。七九步枪后坐力大，我射击的成绩不佳，三发得八环，其中一发居然脱靶。打完后大家高唱《打靶归来》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1965年的9月下旬，刚上高中的我们还接到一个政治任务，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访问成都。这位信奉佛教社会主义的亲王应邀来我国访问并参加国庆典礼，不知怎么，把成都选为了他访问的第一站。这是成都首次接待外国元首，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赶到成都迎接西哈努克一行。成都的领导们把我们中学生都动员起来，和市民一道，以十多万人之众，夹道欢迎柬埔寨贵宾。成都五中的学生们被安排在东城根中街一带，我们班站在羊市街口，九思巷附近。我们早早就到了指定地点就位，可是，客人久不至，学生望穿眼，渐有松懈情绪滋生。有的同学就溜到九思巷里面去了，被班主任侯老师发现，把几个“临阵脱逃”的同学拉到面前，痛心疾首地批评了一番。侯老师表情严肃地说：“你们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啊！九思巷的阶级斗争，人头落地！” 边说边把身子前倾，脑袋向地面俯去，形象且认真，把几位同学说得乖乖站回到待命位置。那是一个随时都讲阶级斗争的年月，老师如此，学生也如此；学校如此，社会上也如此。

好不容易，在苦等几个小时后，终于等来了贵宾。只见前面夹道的人群突然沸腾，手持鲜花、彩带、红绸载歌载舞；我们也立刻雀跃，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车子开了过来（图4，来自网络），速度不慢，但恍惚之中，我看见了陈毅元帅大块头的身影和西哈努克亲王那永恒的笑脸，大人物都举着手向两旁热情的群众频频点头致意。车子在我们面前一晃而过，车走人空，欢声渐息，我们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图4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