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城之恋
《宋城之恋》由作家出版社在中国发行
此时，金朝同宋朝开战的消息还没有传开。因此，东京城内的民众们尚未感到紧张，平时的日常生活也没有受到影响。
腊月一到，年关将至，人们习惯在腊月里祭祀神灵、置办年货，为新年的到来做准备。
那日正逢初一，徐玉婉和钟韵儿起了大早，一起去城里的大相国寺里烧香求佛。她们还准备随后顺道去寺东门外的集市，置办一些年货。
东京大相国寺，是东京城内的皇家寺院之一，也是我国佛教的十大名寺之一。自古以来，名气较大的寺院多建于名山之中，因此有“深山藏古寺”之说。大相国寺则不同，它处在人烟稠密、繁华热闹的东京城内。
大相国寺初建于南北朝时期，距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天保六年（555年），北齐文宣帝高洋为了标榜其建国之功，在东京修建了“建国寺”；唐朝延和元年（712年），唐睿宗李旦为了纪念自己以“相王”的身份即帝位，遂敕令改建国寺为大相国寺，以彰佛德，并赐“大相国寺”匾。从此，“大相国寺”寺名被一直沿用。唐昭宗大顺年间（890年 - 891年），寺院遭火焚毁，后来又被重建。
到了宋朝的建隆三年（962年），寺院又遭火灾。宋太祖下令重建，并在新的大相国寺建成后，把从庐山东林寺运来的五百尊铜罗汉像安置在其中。至道元年（995年）时，宋太宗又下令对大相国寺进行扩建，直到咸平四年（1001年）才完工。宋徽宗在位期间，大相国寺达到了历史上最鼎盛的阶段。寺院同辖六十四个禅和律院，内有僧侣千余人。
《水浒传》里讲到：花和尚鲁智深因三拳打死了“镇关西”，先在五台山的文殊院落发为僧，后因坏了寺院的清规，只好前去投奔大相国寺安身。鲁智深初到东京时，“看见东京热闹，市井喧哗，来到城中，陪个小心问行人道：大相国寺在何处？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桥便是。智深提了禅杖便走，早来到寺前。入得山门看时，端的好一座大刹。”
用“端的好一座大刹”来形容东京的大相国寺，是十分贴切的。当时的大相国寺规模宏大，占地有五百多亩。寺院的山门高耸、正殿高大、庭院宽敞、僧房栉比，乃是东京城里最大的寺院。由于大相国寺内僧侣众多，鲁智深只被安排个看菜园的活。不过，这也让他为了收服一群经常来偷菜的泼皮们，将菜园内的一棵垂杨柳连根拔起，从而演绎了一段“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传奇故事。
当时，大相国寺紧临着汴河。寺门前乃是城内汴河上的一个码头，正居交通的冲会要道，因此成为一处热闹的民间活动场所。
宋人王栐撰在《燕翼诒谋录》中记载：“东京相国寺僧房散处，而中庭两庑可容万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趋京师以货物求售、转售他物者，必由于此。”大相国寺虽是皇家寺院，每月都有几天会对民众开放。宋人王得臣在《麈史》中记载：“都城相国寺，最据冲会，每月朔（初一）、望（十五）、三（初三、十三、二十三）、八（初八、十八、二十八）日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异之物，悉萃期间。”
每当大相国寺对民众开放时，寺院中就会人头攒动，前来烧香拜佛的人，络绎不绝。寺门外两边的大街上则更加热闹，摆摊卖货的、买物购食的、会友闲逛的，诸色人等，无所不有。另外还有各种戏剧、杂耍、说书等民间的活动和表演。时人用“金碧辉映，云霞失容”来形容大相国寺。
今日，徐玉婉和钟韵儿很早就到了大相国寺。清晨的寺院里，殿宇磅礴，钟楼巍峨，梵宇清幽，古树萧疏，一派古朴肃穆。
寺内的资圣阁里，佛祖端坐，面相庄严。资圣阁前，人们焚香祈祷。鼎盛的香火，让资圣阁的内外香烟缭绕。
袅袅升起的一炷炷青烟，带着香客们许下的心愿，沿着资圣阁的阁檐，徐徐地向上攀升。当青烟爬上屋脊后，便被清风吹散在空气里。仿佛是在告诫人们，世间种种的凡尘杂念，不过都是人们在自寻烦恼，它们如同沿着阁檐攀延而上的青烟，终将消失地无影无踪。资圣阁前香烟缭绕的景致有个说法，唤作“资圣熏风”。
徐玉婉和钟韵儿各自点燃了三只香，插入了资圣阁里前的香炉中，然后，两人进入阁内，跪在佛祖前的蒲团上，双手合十默默地许愿，虔诚地为自己和家人们祈福。
当两人专注地祈福时，佛对她们讲：每个人所见过的人，经过的事，走过的路，各有其因，各有其道。前生五百次的凝眸，才换来今生一次的擦肩。缘起缘尽，缘聚缘散，一切都是因为缘分而已。
在资圣阁庄严和肃穆的氛围里，徐玉婉和钟韵儿暂时忘却了滚滚红尘中的烦恼，牢记住只有随心、随性、随缘，心灵才能得到清静和安宁。
“铛！”一声雄浑的钟声突然传来，震得刚入静的两人同时睁开了微闭的眼睛。
原来，是大相国寺里的钟楼上敲响了晨钟。这第一次猛叩就发出了巨大的轰响，震得钟楼顶上青瓦间的斑斑白霜都微微地发颤。
“铛！铛！”接连又是两次猛叩。这雄浑悠扬的钟声，响彻四方，引得寺内外的人们都驻足聆听。霜天之下的禅宗胜地，用洪亮震耳的钟声，曾经唤醒过多少世人，让那些或魂颠梦倒、或浑浑噩噩、或贪得无厌、或暴虐凶残的人，从混沌和迷惘中醒来，重新端正自己的心性。大相国寺的这个景致，乃是东京八景之一，唤作“相国霜钟”。
当徐玉婉和钟韵儿走出了资圣阁时，钟楼上的晨钟刚刚停止敲击。钟鸣的余音袅袅回响，声韵不绝。
徐玉婉假装着驻足倾听，回头对钟韵儿一笑，说道：“你听这鸣钟的余韵，可正是应了你的名字。钟韵儿是也！”
钟韵儿却摇了摇头说：“这钟声却是太过雄浑了，象是佛道在感召和唤醒世人。”她沉思了片刻，又俏皮地说：“倘若我也是一只钟的话，发出的声音便会清越得多，不似这般的震耳发聩。”
徐玉婉听了，立刻说：“原来，你的钟却是女人味的韵儿。莫不是那编钟么？”
“编钟有何不好？”钟韵儿说道，“编钟的声韵，清越而优雅、舒缓而淡定，自有一种处乱不惊的清静与一种不可捉摸的神秘。我便做编钟好了。”
两人一边说着闲话，一边朝寺外走去。她们出了寺门，便转入东面的绣巷，打算在那里买一些绣品和绣线。
北宋时，东京城中的手工刺绣就很出名了，后人称之为“汴绣”。宫廷里，设置有专门负责刺绣的“文绣院”。宋朝的史官们在《宋会要》中记载了文绣院的建立：“令锻炼织、纫缝之事，皆各有院，院各有工，而于绣独无。欲乞置绣院一所，招刺绣三百人，仍下诸路选择善绣人，以为工师，侯教习有成，优与酬奖。诏依，仍以文绣院为名。”作为官办的绣院，文绣院选聘善绣的工匠，教授绣技，培养人才，专为皇宫贵族们绣制官服、衣装、绣品，被为“官绣”。宋徽宗年间，又设置绣画专科，并分有山水、楼阁、人物、花鸟几类，因而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绣工。
不仅在宫廷里，宋代民间的刺绣也十分普遍。东京城内，相国寺的东门外有一条绣巷，是绣工们聚集的地方。《东京梦华录》中记载：“绣巷皆师姑绣作居住”。宋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靖康初，京师织帛及妇人首饰衣服，皆备四时。如节物则春旛、灯毬、竞渡、艾虎、云月之类；花则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并为一景，谓之一年景。”
绣巷中有专卖绣品的市场，里面各式各样的绣品玲琅满目。对此，明人屠隆明在《画笺》中评价宋代绣画时称赞说：“宋之闺绣画，山水人物，楼台花鸟，针线细密，不露边缝，其用绒一、二丝，用针职发细者为之，故眉目毕具，绒彩夺目，而丰神宛然，设色开染，较画更佳，女红之巧，十指春风，回不可及。”
徐玉婉和钟韵儿在绣巷里买好了绣品和绣线，径直回到了家中。随后，两人坐在院里的石桌边一起刺绣。
冬日里，暖暖的阳光明媚而不刺眼，照得人好是舒服。
她们取出绣布，先在上面用工笔画好稿本，然后再依照着画稿刺绣。在两人面前，摆着十几种各色的绣线。只见她们的十指上下翻飞，灵巧熟练。到了黄昏时分，便各自绣出了一幅绣画来。
徐玉婉绣的是一幅骏马飞奔图。在绣布上，绣着一匹栗色的骏马，昂首翘尾、奋蹄飞奔。对骏马的身子，徐玉婉采用了长短针和套针，按照退晕刺绣法绣制，使得马身上显出了健壮的肌肉。对马的鬃毛和马尾，徐玉婉则采用并针加毛针，使骏马看起来有奔腾而去的动感。
钟韵儿绣的是一幅鸳鸯戏水图。绣图中的一对儿鸳鸯，并游在池塘之中，引颈击水，追逐嘻戏，非常悠闲自得。另外，钟韵儿还在池塘中绣了几片荷叶，荷花上还有双蝶飞舞，显得十分有情趣。
鸳鸯乃是结伴成对，雄的称鸳，雌的称鸯，“止则相耦，飞则成双”。晋人崔豹在《古今注》中说：“鸳鸯、水鸟、凫类，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者相思死，故谓之匹鸟。”由于鸳鸯终生一夫一妻，千百年来一直是夫妻和睦相处、相亲相爱的象征。
钟韵儿见了徐玉婉的骏马飞奔图，称赞道：“好一幅骏马飞奔图！此马四蹄腾飞，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她仔细地又看了一回，说：“只是，图中这匹栗色的骏马，怎地同赵公子的那匹如此相似？莫不是有意而为之吧？”
徐玉婉见被钟韵儿说破了，一时恼羞成怒。她拿过钟韵儿的鸳鸯戏水图，盯着看了一回，说：“好一幅鸳鸯戏水图！莫非绣的正是你跟文涛不成？只是，戏水乎，沐浴也。却不是二人共浴么？”
钟韵儿听了，也不言语，伸手就去要拧徐玉婉的胳膊，却被她及时躲过了。两人只好各指着对方，兀自取笑了一回作罢。
见天色渐渐地黑了下来，两人收拾好东西回了屋。徐玉婉忽然想起了一件事，便问钟韵儿道：“我听人说，这些日子你常去找府上的账房先生学管账，此事当真？”
“确有此事。”钟韵儿点头承认说。她把那些绣品放在桌上，解释说：“我可不想只学女红。这管家理财的本事，我也打算学上一手。将来一旦持家了，要想把一大家子的吃穿用度都筹划好，量入为出，勤俭持家，必须要懂得管家理财。”
“没想到你的心思如此缜密。”徐玉婉夸奖道：“人都说：男主外、女主内。女人学会了管家理财，才好自立。”
“当然。”钟韵儿答道。她故意停顿了一下，又打趣地说：“要不，只怕有的男人会以此为借口，娶个能干的妾回来。到时候撵都撵不走，岂不是惨？”
徐玉婉听了，不禁呵呵地笑了起来。等她止住了笑，才说：“这个着实好笑！婚姻也得用心去经营，才能让它变成幸福的归宿，自古如此。”
“你跟赵公子的事，又想作何打算？”钟韵儿突然问道。
提起赵卓，徐玉婉的脸上又现出了一片愁云。赵卓离开京城已经将近一个月了，至今杳无音信。今日在大相国寺的资圣阁内，她还在默默地为他祈福，盼望他能早日归来。现在，她除了等待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随缘吧。”徐玉婉紧锁眉头，沉默了半晌之后，才终于答道。
徐玉婉此时的心境，正有李清照的一首《一剪梅》说得最好。其词曰：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在东京的南郊，宋徽宗这几天正在城外的圜丘（天坛）主持郊祭大典。今年是宋徽宗在位的第二十六个年头。宋朝的祭天大典，每隔三年举办一次，通常是从十一月丙戌开始，一连持续多日。
宋徽宗在郊祭期间，有关金朝入侵宋朝的消息，已经零星地从边境传入了京城。然而，这些消息并没有被立即奏报给宋徽宗。《续宋编年资治通鉴》中记载：“十一月丙戌，郊，上叆下坛，而虏将入寇，左右秘之不以闻，恐妨恭谢。”尽管如此，上苍还是又给宋徽宗带来了一次不祥的暗示。这本书中还记载：“南郊礼毕，御郊宫端诚殿。天未明，百辟方称贺，忽有鸮正鸣于殿屋，若与赞拜声相应和，闻者骇之。”
起初，宋朝的朝臣们还以为金朝的入境只是一次局部行动，因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十一月二十五日，金朝的东路军进入了宋朝的边境，清化县通知燕山府说：“金人拥大兵前来，刦掠居民，焚毁庐舍。”燕山府知府蔡靖一边布置御敌，一边使快马奏报朝廷。可由于在过去的两、三年里，金宋两朝在燕云地区曾有过不少次的摩擦，所以刚开始，宋朝并没有料到这一次金朝是要同自己全面开战。
到了十二月初，金军从东西两路入侵的消息接连不断地传来。当时的知枢密院蔡攸、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却依然在研判着形势。三个人每天一早去都堂里议事，到很晚才回家。但是，对金军入侵的消息，他们却隐匿不报，认为此时朝廷正在举行郊祭庆典，最好不要破坏了喜庆的气氛，等消息确凿之后再说。这样一直等到十二月十六日，童贯自太原回到了东京，带来金朝同宋朝全面开战的确凿消息，朝臣们这才明白出大事了。
刚开始，宋朝的朝臣们还想通过同金朝谈判来阻止两朝的战争。十二月十七日，完颜宗翰派谴使臣到了东京，宋朝的两位宰相白时中和李邦彦接待了金使。当金使向两人通报了金朝“皇帝已命国相与太子郎君吊民伐罪，大军两路俱入！”的消息，并要求宋朝割地称臣后，白时中和李邦彦竟然还存有幻想，依然向金使询问“如何才能缓师？”
十二月十九日，宋徽宗在城郊的祭祀典礼举行完毕。这时，从河东、河北两地发来的有关金军入侵的奏报，如同雪片一般地传入了京师。不久，郭药师投降金朝的消息也传入了东京，朝臣们这才感到情况危急，无法再继续遮掩下去了，于是他们赶忙奏报给了宋徽宗。
宋徽宗闻讯后大惊失色。他当即返回内宫，招集诸位朝臣们问计，要求他们上书陈献利害。
由于蔡京对于宋朝收复燕京的计划始终说三道四，宋徽宗在听取了多位朝臣们意见后，还想再找蔡京问计。《铁围山丛谈》中记载，宋徽宗对宦官梁师成说：“北事之起，他人皆误我，独太师首尾道不是。今至此，莫须问他否？”可是，“师成迫上耳密奏久之，上遂默然而止。”宋徽宗本来想向太师蔡京问计，却不知是何原因，被梁师成阻止了。
金朝突然背盟，出兵大举入侵北宋，无疑使得宋徽宗心智大乱。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宋徽宗不可能不去考虑以下的这些问题：对于金宋两朝突然开战的这个惊天事件，宋朝事先居然毫无防范和准备，他该如何向朝野交代？宋金两朝如今兵戎相见，再想要重归于好，又谈何容易？而一旦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战争，必然会使无数的臣民们惨遭涂炭，他该如何承担这个历史的罪责？金军在起兵后一路势如破竹，来势极其凶猛，值此危机存亡之时，他该如何去调兵遣将、抵御来犯的金军？宋朝在河东、河北诸地乃至东京周围，防备都十分空虚，万一金军一路杀到了东京城下，京城能守得住吗？
这许许多多的头绪，要想在短时间里理清并做出正确的决定是不太可能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宋徽宗作为宋朝的皇帝、天下第一人，此时应该做的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带领宋朝的臣民们保家守土，全力抗击金朝的野蛮入侵。
然而，在这个国家和个人的命运都处于危机的时刻，宋徽宗却利令智昏，不仅没有励精图治，反而下出了一生中最臭的一着棋：禅位。
那么，宋徽宗究竟又是如何作出禅位的决定呢？
在得知金军入侵宋朝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二月二十日，宋徽宗便立刻下诏，从全国各地调集勤王之师前来京师护驾。这无疑是个正确的举措。除此之外，宋徽宗还马上做了另外一件事：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
赵桓是宋徽宗唯一的嫡长子，生于元符三年（1100年），母亲是宋徽宗的元配显恭皇后王氏。赵桓九岁时，年仅二十五岁的王皇后便因病去世了。赵桓自小品行端正，但举止拘谨，同宋徽宗的性情与爱好迥异。虽然有不少人都认为，宋徽宗最喜爱其实是同自己的志趣相投的三子赵楷。然而，当赵桓长到十二岁时，宋徽宗在就将他立为皇太子，之后也没有废立过，应该对他还是比较宠爱的。这一年，赵桓刚好二十六岁。
宋徽宗在这个时候任命赵桓为开封牧，当然是有用意的。开封牧、尹，以前宋太宗赵光义和宋真宗赵恒都曾担任过，乃是带有储君的意思。宋徽宗此时任命皇太子赵桓为开封牧，应该说是已经有自己动身南逃的打算，想让赵桓留守京城来抵御金军。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丁巳，御笔：皇太子除开封牧，馀依故事。兹出朕志，非左右大臣建明，付翰林草制谕此意。”由此可见，任命赵桓为开封牧，完全是宋徽宗本人的主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宋徽宗召赵桓入朝，令除去太子所佩金鱼，赐给他“排方玉带”。按朝仪的规定，排方玉带只应为帝王所拥有，非臣子可佩带。宋徽宗这样做的目的，估计是想向朝臣们表明，在皇太子赵桓留守京师期间，可以用皇帝的身份发号施令。
随后，宋徽宗还赐给了赵桓两位宫嫔。后人据此认为，宋徽宗此时就有了禅位的想法。因为，当年宋徽宗在即位前，向皇后不仅力排众议、坚持拥立他做皇帝，而且也曾赐给他了两位侍女以示恩宠。
当天，宋徽宗召集三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们一起议事，共同商讨退敌之计。大臣们的意见此时非常分歧。有的主张尽快同金朝议和；有的认为应该固守京城，待四方的勤王之师到达后，再向金军发动反击；还有的则直言京城不可守，最好先行南撤，暂避锋芒。
此时，宋朝最精锐的部队都驻扎在西夏边境，从河北、河东到东京之间，并没有多少可以机动的部队。鉴于此，宋徽宗从一开始就有让皇太子赵桓留守京城，而自己则南逃淮、浙的计划。
发生了金朝对宋朝开战的大事，宋徽宗必须给自己的臣民有个交代。大臣宇文虚中给宋徽宗进言，让他先发布《罪己诏》，同时罢免不得人心的“花石纲”等诸路置造局等，以求收取和笼络人心。《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宇文虚中建议说：“贼兵虽炽，然羽檄召诸路兵入援，结人心，使无畔怨，凭藉祖宗积累之厚，陛下强其志，勿先自怯，决可保无虞。今日之事，宜先降罪己诏，更革弊端，俾人心悦，天意回，则备奭之事，将帅可以任之。”对于宇文虚中的这些建议，宋徽宗完全答应了。
《罪己诏》，乃是古代帝王在国家出现重大的灾难时，向朝野检讨自己过失的一种文书，在前朝中也曾经有皇帝曾经采用过。《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宋徽宗在《罪己诏》中痛批自己：“言路壅蔽，导谀日闻；恩倖持权，贪饕得志。搢绅贤能，陷于党籍；政事兴废，拘于纪年。赋敛竭生民之财，戍役困军伍之力，多作无益，侈靡成风。利源酤榷已尽，而谋利者尚肆诛求；诸军衣粮不时，而冗食者坐享富贵。灾异谪见而朕不悟，众庶怨怼而朕不知，追惟己愆，悔之何及！”同时，他还号召自己的臣民们：“应天下方镇郡邑守令，各率师募兵，勤王沿边，能立奇功者，并优加异赏，不限常制；其有草泽之中，怀抱异才，能为国家建大计、定大事，或出使疆外者，并不次任使；其尤异者，以将相待之。”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徽宗又一次聚集朝臣们到都堂问计。此时，宋徽宗已明确地表达了南逃的意愿。朝臣们见他去意已决，只好开始安排随他南下的扈从臣僚，并请求宋徽宗在离开京城后，由皇太子全权代理朝政。宋徽宗同意了这个请求，同时要求朝廷三省和枢密院的官属都留在京师，随皇太子御敌。其余的诸司也都不可离京。
通过和朝臣们的商议，宋徽宗还做了如下的几项安排：任命姚古为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从速率领精锐的西军来京城勤王护驾；任命宇文虚中为河北、河东宣谕使，让他立即赴河北、河东两地传达圣谕，以求稳定那里的军心和民心；任命李邺以给事中的身份北上出使金朝，看看是否有可能同金朝议和。
当晚，给事中吴敏来到玉华阁觐见皇上。当时宰相白时中、李邦彦，枢密院蔡攸、童贯，以及执政的张邦昌、蔡懋等人都在。当众位大臣们奏完事，宋徽宗正准备离开时，吴敏突然上前说有要事想单独向宋徽宗面奏。
吴敏之所以要求单独向宋徽宗面奏，是想委婉地向他提出一个建议。那就是：从国家和社稷的安危着想，宋徽宗应该考虑直接传位给皇太子。吴敏的这个建议，乃是前天他同自己的好友太常少卿李纲共同商量的结果。
李纲认为，发生了金朝同宋朝开战的大事，宋徽宗不传位不足以招徕天下的豪杰保家守土。他还举出了唐朝唐肃宗李亨灵武登基作为例子。
原来，唐朝天宝年间发生了安史之乱。唐玄宗李隆基在长安陷落前仓惶出逃。途中，本来和唐玄宗同行的太子李亨被百姓们所阻留，与他分开了。随后，唐玄宗任命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平卢节度使，负责平叛，自己则继续往西逃。756年七月，李亨在灵武即位，史称肃宗，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至德”。
李纲觉得，当时如果李亨不登基建号，就不足以复兴唐朝。当今的情况同那时的相似。因此，宋徽宗应该考虑直接传位给皇太子赵桓，这样才有利于国家社稷的早日复兴。
宋徽宗从吴敏那里听到了李纲的言论后，决定召李纲入朝详细禀奏。《宋史》中记载：“有旨召纲入议，纲刺臂血上疏云：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成功于万一哉？若假皇太子以位号，使为陛下守宗社，收将士心，以死捍敌，天下可保。疏上，内禅之议乃决。”据此可知，宋徽宗禅位的决定，既有内因，同时也是由于大臣们的推波助澜。
十二月二十三日，朝臣们把金朝的一封檄书进呈给宋徽宗。这封檄书是童贯自太原带回京城的，之后一直没敢拿给宋徽宗看。檄书中指责宋朝“贪婪无厌”、“遽渎誓约”，还痛批宋徽宗赵佶“包藏祸心”、“昏迷不恭”。朝臣们在这个时候让宋徽宗看金朝的檄书，其实是有催促他早下禅位决心的用意。
宋徽宗果真在看完金朝的檄书后，“涕下无语”。《续资治通鉴》中记载，宋徽宗此时心有不甘地说：“我平日性刚，不意金人敢尔！”他“忽气塞不省，坠御床下。”朝臣们赶忙把宋徽宗扶起来，召御医送来汤药，让宋徽宗喝下。宋徽宗喝了药后，半天才醒来。他醒来之后，便命大臣们写禅位诏书。禅位诏中说：“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予当以道君号退居旧宫。”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这时，皇太子赵桓来到宋徽宗的御榻前，“恸哭不受命”。赵桓的生亲显恭皇后王氏此时已不在人世，宋徽宗于是请郑皇后前来劝说赵桓即位。郑皇后来了之后，对赵桓说：“官家老矣，吾夫妇欲以身讬汝也。”
然而，赵桓却依然力辞不受。宋徽宗遂命内侍扶拥赵桓去福宁殿登基。赵桓“固不肯行，内侍扶拥甚力，太子与力争，几至气绝。”随后，赵桓还是三翻五次地竭力推让，直到当晚才在朝臣们再三的劝说之下，奉诏即位，庙号钦宗。
宋徽宗从十二月十九日得知金军入侵的消息，到十二月二十三日便禅位给皇太子赵桓，前后不过四天时间。作为一个聪明绝顶的皇帝，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做出了如此重大的抉择，其中必然有着深层的原因。
后人大都认为，宋徽宗之所以要禅位是因为贪生怕死，没有一国君主的担当。还有人说，宋徽宗此时在位已经二十六年，因此厌倦做皇帝了。这些说法，故然都有一定的道理。然而，禅位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宋徽宗当时也才不过四十四岁，正值盛年。对于禅位这等大事，他居然仅花了四天时间就下定了决心，这其中是否会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呢？
对于宋徽宗内心的真实想法，外人永远都无法知晓了。如果非要去猜的话，一个比较可能的原因，是宋徽宗根据自己对金朝实力的了解，在听取了朝臣们的献策以及经过自己的研判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东京必不可守。
从政和五年（1115年）马植向宋徽宗献“联金灭辽”之策，到此时的宣和七年（1125年），整整有十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宋徽宗和朝臣们从开始谋划与金朝的结盟，到宋朝两次北伐辽朝，再到通过谈判从金朝手中接收过来燕京地区，后来又对燕京地区进行了将近两年的治理。在此过程中，有关金朝的各种消息，包括金朝的国力与军队战斗力，应该说宋徽宗是宋朝中了解最多的几个人之一。他在得知金军入侵的消息后很快就认定：在金朝东西两路大军的夹攻之下，东京必失。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有先行从东京撤离，之后再徐图收复。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宋徽宗在禅位之后，对刚即位的宋钦宗和他的朝臣们说过这样的话：“他人不知，我知此虏不可当也。予既往东南，教他皇帝去陕右下兵，图收复。”
如此看来，宋徽宗之所以这么快就下决心自己从东京撤离，甚至不惜马上禅位给太子的原因，主要还是出于对金朝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忌惮。他似乎已经认定：东京不久将会陷落。而宋朝要想立于不败，就必须去经营东南和陕右地区。如果说，宋徽宗在作出禅位的决定时有任何理性思考的话，或许这便是其理性思考的基础。
从十二月二十四日起，宋钦宗赵桓开始御临崇政殿亲政。《宋史》中记载：“是日，日有五色晕，挟赤黄珥，重日相荡摩久之。”当天，文武百官入朝向宋钦宗道贺。
宋钦宗随即下诏发布一系列的任命：封少宰李邦彦为龙德宫使、太保，领枢密院事蔡攸、门下侍郎吴敏副之；封太子詹事耿南仲签书枢密院事；封吴敏为中大夫、门下侍郎；封种师道为检校少保、静难军节度使、河北河东路制置使兼都统制；封步军都指挥使何灌为河北河东路制置使兼副都统。同时，他还封立妃朱氏为皇后，并且依照前朝新皇登基的惯例，发布赦书大赦天下。
在随后的几天里，宋钦宗每日都召见大臣们，同他们一道商议如何应对国家眼前所面临的危机。当时的朝臣中，主要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这两派人常为是战是和争吵得不可开交。在宋钦宗所召见的大臣中，有一个关键的任务，那就是太常少卿李纲。
李纲曾于政和二年（1112年）进士及第，官至监察御史兼权殿中侍御史。宣和元年（1119年）时，东京发了大水，李纲上奏朝廷，认为此乃上天对国家内忧外患的警示。宋徽宗看了奏折，认为李纲的评论不合时宜，于是将他贬谪出了京城。直到宣和七年（1125年）七月，李纲才又被召回朝中任职，此时他已经四十三岁。
李纲是坚定的主战派。《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他对宋钦宗建议说：“今金寇先声虽若可畏，然闻有内禅之意，事势必消缩请和，厚有所邀求于朝廷。臣窃料之，大概有五欲：称尊号，一也；欲得归朝人，二也；欲增岁币，三也；欲求犒师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称尊号，如契丹故事，当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归朝人，当尽以与之，以示大信；欲增岁币，当告以旧约，以燕山、云中归中国，故岁币增于大辽者两倍，今既背约自取之，则岁币当减，国家敦示和好，不校货财，姑如元数可也；求犒师之物，当量力以与之；至于疆土，则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得以尺寸与人。愿陛下留神于此数者，执之坚定，无为浮议所摇，可无后艰。”宋钦宗非常欣赏李纲，不久就下诏任命他为兵部侍郎。
从李纲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宋朝当时对金人开战想要达到的目标并不十分清楚。有一部分朝臣甚至对金朝抱有幻想，以为既然宋徽宗已经禅位了，金朝或许会停止其南下的行动，转而同宋朝进行和谈。由于金朝在起兵后，曾经谴使来东京通告宋朝，因此宋朝此时也派出使臣随金使北上，希望能同金朝达成议和。
正是在这种带有期盼的氛围中，宋钦宗手诏河北、河东诸州军，要他们对金军的行动不得轻举妄动。《三朝北盟会编卷》中记载，宋钦宗的手诏说：“勘会朝廷与大金国元自海上结约，积有岁时，使命交驰，欢盟无间，止缘守边之吏不能恪守誓言，容纳叛亡，致误朝廷结怨邻国，已致兴师，既往难追，宜寻旧好，除已遣使知会外，仰河北河东沿边州军严饬守备，使司务在持重，母得轻举。”
然而，不久朝廷就接到探马报告，说金军依然继续驰骋南下，已经快要逼近黄河了。由于黄河上的大桥是通往东京的门户，要想保卫东京，就必须守住浚州黄河桥的这个要冲。当时，东京城内能机动的禁军仅有两、三万兵马。宋钦宗于是命梁方平率领其中的七千名骑兵匆忙出发，去黄河北岸的浚州防守大桥。
按理说，京师里的禁军，应该都是些精兵强将。可是，由于天下承平日久，此时的禁军早已不堪战事。《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不少禁军的士兵连马都不会骑：“军士行者，往往上马辄以两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
同时，宋钦宗又下令让步军都指挥使何灌领兵二万，奔赴黄河南岸的滑州，与梁方平一道守卫黄河，使金军不能渡河。其实，早在宋徽宗禅位之前，就曾命令过何灌率禁军去浚州防守。然而，何灌曾经跟随童贯北伐辽国，见识过辽朝骑兵的凶悍。他不同意把禁军的主力调出京师去同金军进行野战。他担心，万一这点兵力不多的禁军在城外被金军击垮了，等到金军杀到东京城下时，朝廷便会更加无兵可用。因此，他迟迟不肯带兵出城。这次，由于宋钦宗催得紧，他不得不去，可是两万兵马直到出发前也没凑齐，只好临时招募了一些民兵来充数，其战斗力之差便可想而知了。
有人也许会问，《水浒传》里的林冲是八十万禁军的教头，东京不就该有八十万禁军吗？其实不然。
宋朝军队的数目，在宋仁宗赵祯的庆历和皇佑年间达到了峰值，全国总兵力过百万，其中禁军的确有八十万之多。后来，由于历经王安石的变法裁军，到了宋哲宗和宋徽宗朝时，宋朝的总兵力最多也只有八十万，禁军大致约有六十万。然而，当时禁军的主力却不在京城附近，而是分散驻扎在西北同西夏相邻的边境上。河北一线只在燕京附近有几万兵马，从燕京到东京之间的州郡里，每处不过几千、上万人而已。此时，东京附近的总兵力不过十万人，其中精锐的也就只有二、三万。这就是为什么面对金军两路十几万骁勇骑兵的大举入侵，宋徽宗和部分的朝臣们会认为京城不可守的原因。
由于此时京师禁军的主力都被梁方平和何灌带走了，东京城的防守变得更加空虚，而各路的勤王之师还都没有到达。于是，宋钦宗赶紧再次向全国各地的诸路帅司下达了勤王的诏令。他在诏令中说：“金人犯边，诸道兵马合入卫畿甸，除沿边防守御人外，令京东京西淮南西浙帅司，于正兵并不系正兵内精选骁锐，及招募武勇，委兵将官，星夜部发，赴姚古使唤。”
这时，金朝同宋朝开战的传闻，已经在京城里慢慢地散播开了。紧接着，又传出了宋徽宗内禅、皇太子登基的消息，这下一来，便更加引发了朝野的动荡，使得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事。不少人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期盼天下能够早日重归太平。
那天清晨，徐佳和起床后要去厨房用早膳。他刚出屋门，便觉得一阵寒气迎面扑来。他抬头望去，只见院里树木的枝梢上都披着一层白霜。当徐佳和走过院中的长廊时，看到父亲正背着手在院里踱步。
“家父！”徐佳和叫道。他赶忙走过去，又问：“外面这么冷，如何一个人在此？”
徐伯鉴回过头，见是儿子，没有马上回话。他若有所思地又踱了几步，才慢腾腾地走回徐佳和的面前站住。四目相对，徐佳和吃惊地发现，父亲在这几天里衰老了许多。
徐伯鉴紧锁着眉头，把将手里攥着两份公告递给徐佳和说：“这两份公告，你可都读过么？”
徐佳和接过来一看，原来其中的一份是宋徽宗的禅位诏书，另一份是宋钦宗刚刚发布的赦书。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宋徽宗在禅位诏书中说：“朕以不德，获奉宗庙，赖天地之灵，方内乂安，二十有六年。恭惟累圣付托之重，夙夜祇惧，靡遑康宁，乃忧勤感疾，虑壅万机。断自朕心，以决大计。皇子桓聪明之质，日就月将，孝友温文，闻于天下。主鬯十载，练达圣经。宜从春宫，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军国庶务，一听裁决，予当以道君号退居旧宫。予体道为心，释此重负，大器有托，实所欣然。尚赖文武忠良同德协心，永底予治。”
宋钦宗在赦书里这样说：“我国家创业守成，绍二百年之祚运；宅中图大，奠三万里之幅员。肆及眇躬，嗣膺神器。永念缵承之重，惧剧春冰；载惟临御之艰，忧深朽索。矧今边陲未靖，师旅方兴，肆推旷荡之恩，用慰迩遐之望，可大赦天下。应赦书到日，昧爽以前，罪人除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赦，基余罪无轻重，已发觉未发觉，已结证未结证，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
宋徽宗的禅位诏书和宋钦宗发布的赦书，之前已在京城各处张贴公告，徐佳和早就读过了。这时，他又匆匆地浏览了一遍，然后忧心重重地望着父亲问道：“对当前动荡的时局，家父如何看待？”
徐伯鉴依然沉思着没有开口，过了半天，突然反问道：“你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徐佳和思考了片刻，回答说：“此次女真人突然渝盟，从边境举事，京师震动是难免的。”他瞅了一眼父亲，见他还在等自己的下文，才接着说：“只是，太上皇突然内禅，实在出乎人的意料。而在这份禅位诏书中，对因何要禅位却言语不详，让人多有不解呀。”
徐伯鉴听了，撵着胡须点了点头，答道：“我也在想此事。按理说，道君皇帝乃是刚强之君。此时突然内禅，该不单单是因为惧怕女真人。可惜，诏书中没讲清楚为何要内禅给东宫，难免会让人猜疑。”
当时，宋徽宗在《罪己诏》刚发出不久就禅位，的确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不解和疑惑。京城内外，各式各样的传闻沸沸扬扬、接连不断，有人甚至猜测他是遭到逼宫才被迫退位的。
“当今朝野上下，人心不安。只是不知时局会坏到何种程度？”徐佳和小心翼翼地问。
徐伯鉴叹了口气说：“唉，如今外有金寇入侵，内有太上皇禅位，此乃多事之秋呀。国家一旦动荡起来，想要重新归于安定就难了。至于会坏到何种程度，没人能说得清楚。”
徐佳和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地问道：“家父，您觉得女真人能攻到京城吗？”
“这个难说。”徐伯鉴的神情非常严峻。他沉思了片刻，又说：“女真人心怀狼子野心，此次倾举国之力，兵分两路入侵我大宋，我料其一定不会轻易罢手。倘若两朝自此交恶，天下就难以再重归太平了。”他朝四下打量了一阵，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原想着能在这个院里颐享天年，看来或许是个奢望了。”
“不至于吧。”徐佳和脱口而去。在徐佳和看来，大宋朝正繁华似锦，而且拥有百万雄兵。就算是金人兵强马壮、一时间或许势不可挡。可是一旦两朝长期地对峙下来，女真人不见得能占到什么便宜。“难道还会变天么？”徐佳和不以为然地问道。
徐伯鉴望着儿子，一字一句地说道：“我大宋自建朝以来，一百多年间，经过几代人励精图治、治国理家，才有了今日的太平盛世。”他停顿了片刻，神情暗淡了下来，又说：“只是，世间万物的演化，乃随‘势’而变。天有其势，为日出月行；地有其势，为冬去春归；人有其势，为趋利避害。盛极必衰，自古如此。我朝之势，在如日中天之后，难保不会自此衰落，而终至夕阳西下呀。”
徐佳和听了，不禁皱起了眉头。他觉得父亲似乎过于悲观了。“外面冷，我们进屋用膳吧。”他劝父亲说。
两人终止了交谈，一起朝膳厅走去。
用完早膳，徐佳和一个人心事重重地离开了家，去往城南的太学学堂。当他进到学堂里，就看见有多位太学生们围成一团，正在嘁嘁喳喳地争论着什么。
徐佳和走上前一看，原来这些太学生们正在讨论是否要给朝廷上书。为首的那位言辞激烈的长者，徐佳和认识，乃是太学生的陈东。
陈东生于元祐元年（1086年），家里自五世以来，都以儒嗣其业。政和三年（1113年），他以贡士入太学。如今，陈东已将近不惑之年，却仍然未入仕，依旧是一名太学生。陈东为人倜傥负气、洒脱不拘，时常大胆地抨击朝政。不少熟人都觉得他的言论太过激烈，担心会株连自己，时常有意地躲开他。
此时，陈东在人群里慷慨地说道：“金人如此猖獗，国家衰弱至此，全是因为奸臣当道，政局腐败。如今，新皇登基，百废待兴，正是朝廷铲除腐败、重振朝纲的大好时机！我等应禀陈圣上，废除奸党，锐意革新、中兴我大宋。”他环视围在自己四周的其他太学生们，大声地问道：“我现已草书一封，准备明日伏阙上书给皇上，要求处死‘六贼’。有谁敢与我同去？”
陈东所提到的“六贼”，指的是宋徽宗朝中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和朱勔六位重臣。在这六人当中，蔡京和童贯前面已经提到过。两人都是前朝太师，权倾一时，长期把持着朝政。另外的四个人，按照《宋史》中的记载，这里也分别做个说明。
王黼，早先只是通议大夫，后来连升八阶而官至宰相。宣和四年，王黼为伐燕之事设经抚房，由三省直接控制军权，独揽军政要务。在收复燕京的过程中，他与童贯曾鼎力合作。在燕京被收复之后，宋徽宗赐他玉带，加官为太傅，进爵为楚国公。王黼善于巧言献媚，粉饰太平。不过，当宋钦宗还是皇太子时，王黼曾因为想动摇其太子的地位而结怨过他。
《宋史》中对王黼有这样的一段记载：“始，辽使至，率迂其驿程，燕犒不示以华侈。及黼务于欲速，令女真使以七日自燕至都，每张宴其居，辄陈尚方锦绣、金玉、瑰宝，以夸富盛，由是女真益生心。”原来，以前每当辽朝的使臣造访宋朝时，宋朝的官员通常都会带着辽使绕道走，让他们不知道由辽朝边境到达东京的实际距离。而且，在宴请和犒赏辽使时，也都尽量低调而不奢华。而王黼则相反，或许是因为他对收复燕京过于心切，当金朝的使臣造访东京时，他却让人带领金使沿着官道走，从而让女真人知道了从燕京到东京的直线距离。当宴请和犒赏金使时，又过于讲究气派和奢华，让女真人滋生了侵宋之心。
梁师成，原本是一名宦官，却善于揣测和逢迎圣意，为宋徽宗所庞信。他曾官至检校太殿，凡御书、号令皆出其手。有人怀疑他曾仿照宋徽宗笔迹，掺杂在颁布的诏书中，外人无法辨别真伪。当时，因为梁师成的权势很大，贪污、受贿、卖官、鬻职之事无恶不作，就连蔡京父子也得去谄附他，因此时人称梁师成为“隐相”。当宋徽宗禅位时，梁师成曾持反对的意见。
李彦，与同朝的杨戬都是宦官。宋徽宗在位时，非常宠信他们二人。杨戬曾被任命为彰化军节度使，后官至太傅。他与李彦在京东西路和淮西北路等地区的州县里，制定法令更新百姓的田契，逼迫百姓租佃废弃的荒山、堤堰等土地，以便给朝廷增收租赋。租额一旦签定下来后，即使发生了水旱、虫灾之类的灾害也不能减免，使得当地许多的百姓深受其害，称为“西城所”。宣和三年（1121年）时，杨戬病死，李彦继为大内总管。他又把杨戬在之前收括的田地并入西城所，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宋史》中记载说：“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李彦还曾指使官员杖死良民千余人，引起了京东、淮西地区民众的反抗。
朱勔，曾任威远节度使，也是宋徽宗的宠臣。他为了迎合宋徽宗追求奇花异石的嗜好，在苏州设立了应奉局，花费大量公家的财物，搜求花石，再通过“花石纲”用船从淮河、汴河运回京城，给江、淮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朱勔在讨好宋徽宗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为自己巧取豪夺，广蓄私产，生活糜烂，激起了极大的民愤。当年，江南方腊揭竿造反时，打得就是诛朱勔的旗号，结果一呼万应，旬日之间，就聚众数万人，可见当地民众对朱勔的痛恨。
陈东向朝廷伏阙上书的建议，得到了太学生们的支持和拥护。大家觉得，太学生们作为国之栋梁，在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刻，当然应该挺身而出、齐心协力地为国效力。他们群情激昂，一边讨论，一边誊写了给朝廷的奏疏，要求惩戒“六贼”，以谢天下。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中记载，太学生们的奏疏里写道：“……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败于内，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从而结怨于二虏，败祖宗之盟，失中国之信，创开边隙，使天下势危如丝朆，此六贼者，异名同罪。伏愿陛下擒此六贼，肆诸市朝，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太学生们写好了奏疏后，纷纷在后面签名。大家相约，第二天一早就同去宣德门外伏阙上书。
第二天早上，宋钦宗正在延和殿里跟大臣们商讨国事，忽然接到奏报说，有一群太学生们在宣德门外伏阙上书。
宋钦宗让人把太学生们的奏疏取过来，仔细地读了一遍后，心中非常高兴。对于太上皇所主持和实施的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宋钦宗一直持反对的意见。
不仅如此，太学生们在奏疏中所列的“六贼”，都是前朝的重臣。宋钦宗觉得，正好借惩处这六人收回他们的权力，这样做既能使自己立威，又能让部分的民怨得以发泄。这六位前朝的臣子，都是宋钦宗所不喜欢的人，更不要说王黼和梁师成，以前曾打算动摇他太子的地位，因此跟他尚有私仇未报呢。
不过，要对这六人下手，还须再等些时候。眼下，要紧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除了要布置抵御金军、守卫京城这样的头等大事，宋钦宗还得尽快更改年号。更改纪年的年号是新皇登基、君临天下的一个标志，称为“改元”。如今新年将至，“改元”之事是万万拖不得的。
对于宋钦宗登基后的第一个年号，朝臣们经过商议，决定取名为“靖康”。“靖康”两个字中的“靖”字，是“平定”的意思，源于《诗经》里的“日靖四方”之句。“康”字是“安康”的意思，源于《尚书》里的“永康兆民”之句。“靖康”，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在新皇宋钦宗的领导下，靖难安康，使天下重新归复太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