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历史小说《蓝花楹》第一章（下）

蓝花楹

第一章（下）

作者：韦斯理

 当我还是父母的心肝宝贝儿的时候，我过着贫穷但安稳的生活，母亲教会我朝前看，我因此换得了一种和他们不一样的活法。

后来，我守着英俊的丈夫、伶俐的孩子，过着富有且貌似安定的生活，我还是总朝前看，因为生活的节奏总让我有种被追赶得气喘吁吁的感觉。

再后来，丈夫早逝、儿女不顺，我被世人围攻、被同乡鄙夷、被债主追讨，那时，我只能朝前看了又看，哪怕前路一片迷茫，但迷茫中也有微小的希望能给我些勇气和力量。

“澳大利亚在哪里？”我问。

“一个很远的地方。”母亲回答道，其实，澳大利亚距离我们爱尔兰到底有多远，她也不知道。

“那我去了以后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呢？”我又问母亲。 母亲当然回答不出来，其实在她心里，我是否还能够再回来，她都没有定论。这就是在1841年用我换来18英镑的代价。

她迟疑了一下，说：“等你先去了那里再说，”母亲顿了顿，仿佛又想起了什么似的，接着说：“也许你在那里过得好，把我们都接过去了呢！”

——母亲的这句托辞，后来竟变成了我的一份责任。我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女人，相信自己的家人，把他们的每句话都格外的当真。有些宴席，还在召集的时候人们或许就已经知道，散场的那一刻便是后会无期。那不是聚首，也不是告别，那就是一场宴席，我们尽兴地吃一餐，乐一顿，享受食物的美味，欣赏着彼此的笑容。那是一场值得纪念的宴席，要知道，在你回忆的时候，你大概记不住味道了，剩下的只有时光，而时光，其实也是早就溜走了的。

“那我什么时候出发？”我问。

“下个月。明天起，你不用到农田里去了，你跟文森特叔叔他们一起去镇上。想去澳大利亚的劳力，要先去镇上拿个什么证明的纸才行。”

——没有任何质疑的，我接受了母亲的决定。

去了镇上以后我才知道，母亲说的“证明的纸”是一个身体检查和劳动能力的证明。从爱尔兰到澳大利亚，路途遥远，能熬过海上的行程都对体能有很高的要求。那些充当保证人的中间人，在经年累月的贩运劳动力的生意中也积累了不少经验和教训。他们要保证他们花18英镑采购到的这个劳动力商品是价廉物美、货到即可使用的。不仅如此，中间人还专门开了间小教室，教我们这些要去澳大利亚的人识字认数。在那间教室里，我第一次当学生，第一次拿笔写字，第一次感觉到：读书认字是一件实在太美好的事情。

母亲给我准备行装只需要16分钟，家徒四壁，能让我带走的，她早已精心考量过。

也许，我的母亲准备这份行囊花了16年。

在这个行囊里，她装进了我们这个家族里最富有的性格——勤劳与坚毅，以及我父亲身上最富足的情感——信仰与爱，这是他们能够给予我的最丰厚的财富。

作为回报，我给了母亲18个英镑。这是中间人说好的、我给人家帮佣3年的酬劳。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合约，当我签字拿到钱的时候，我就失去了三年的自由。按照当时的行规，中间人给我买船票，送我上船时预付我3年的薪水，感觉就是一场钱货两讫的买卖。18英镑这笔钱放在1840年代的爱尔兰普通家庭，是笔数目很大的款项了。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也开始张罗着把爱尔兰老乡运送到澳大利亚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想在澳大利亚本地找个劳工，每周的薪水大概就有0.5到一个英镑；一年算下来，少说也是30英镑了，要找个3年的长工，主人家至少要出100多英镑。所以，当个这样倒运劳动力的中间人，只要有信誉和运气，你运到澳大利亚的劳工没有遇上海难或者死在途中，就靠挣这些劳工的剩余价值收益就很可观了。——这些知识，如果我一辈子生活在爱尔兰，我将永远都不会知道。

临行前的头一个晚上，我像个婴儿一样紧紧地偎在母亲的被窝里。我很骄傲地告诉母亲，我已经会写自己的名字、会记账算数了。在1840年的爱尔兰农村，通常情况下，一个女人一辈子都不需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

母亲点头，夸我说：“你是我的聪明孩子，以后你还会学会更多的东西。”

母亲提醒我说：“记得以后写自己名字的时候，要工工整整。”

我点了点头。

母亲想了想，又说：“如果你在外面遇到合适的好男人，就跟着人家成家好好过日子。不管你以后跟谁姓，你永远都是我的小玛利。”

我叫玛利，这是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我的妈妈叫玛利，因为爱我，她把她的名字传袭给我。带着这个名字，我离开了我的母亲。

历史书记载，1841年，爱尔兰人口820万，但随后几年里有150万爱尔兰人死于饥荒。上帝要惩罚人类的时候，首先会剥夺人类的食物：爱尔兰人最依赖的食物——土豆居然会染上“瘟疫”！我的目不识丁、身无长技的母亲抢在饥荒和土豆瘟疫到来前，把我送上了远渡的货船。那简直就是我们家的诺亚方舟。我驶离了贫瘠的土地去异乡做工，而我留下来的工钱帮家里人在灾荒中换来了活下去的食物。

1842年3月，春天还没来及唤醒我们的寒冷，我就跟随着文森特叔叔一家，辗转着从家里那个小乡村来到了利物浦。

第一次见到了大城市的繁华和喧嚣，还来不及惊讶和感叹，我们又被带上了一艘巨大但破陋的货船；我们和许多做着淘金梦的爱尔兰年轻人挤一起，去了那个遥远的孤岛，一走20年。

那艘船叫做“冠军号Champion”，它像是一个美好的预言，仿佛我的未来也能像这个名号一样。